【圓明網】9月4日，前加拿大亞太司司長的大衛．喬高和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應邀到訪瑞典。上午，瑞典多黨的國會議員聯名在首都斯坎迪克-賽格爾旅館（Scandic Segels Platz）的會議廳舉行了新聞發佈會。來自挪威的法輪功學員戴英應邀在新聞發佈會上作了發言。以下是戴英的證詞︰

我在中國所遭受的酷刑迫害

我叫戴英，今年48歲，來自挪威(住在bod)，感謝這次會議讓給我講述我在勞教所遭受的迫害。

我丈夫和我于1999年9月29日遭到深圳610警察的非法綁架，關押在福田區看守所。從此，我們失去了人身自由，先後被關押達5年之久。

在福田看守所，我們被強迫從早上7點到晚12點，每天做17個小時的勞役，包括週六和週日，用手工縫製皮鞋。我看到很多人的手指都變形彎曲。我們做的鞋都出口到歐美。

2001年3月8日,我被轉送到韶關廣東省女子監獄。一天晚上，約10點，林幹事和三個犯人把我拖到一個地下室。三個犯人將我按倒在地上，壓住我不讓我動，林幹事拿著電警棍開始電擊我，在我的太陽穴、人中穴、頸椎的中樞神經、多處電擊。達30-40分鐘。我發出慘烈的叫聲,我的腦袋被電的像裂開一樣，渾身疼痛難忍。

第二天早上，我發現眼楮看東西就像在雲霧里一樣，啥也看不清。我的左眼被他們電瞎了，右眼視力也只能達0.1。

2003年2月27日，我又被非法強制我勞教兩年，被關押在三水廣東省女子勞教所一區第三大隊。在那里我又遭受種種迫害，由于時間關係，我不能一一講述，我今天只向大家講述一件親身經歷︰

2004年5月的一天，我們法輪功學員，約160人左右，被集中關在一個大會堂，由佛山市人民醫院的醫生來給我們檢查身體和打針。他們不告訴我們注射的是甚麼藥物。當時我問孫大隊長︰“為甚麼只給法輪功學員作體檢和打針，而不給那些吸毒、賣淫和偷盜的犯人做呢？”她回答我說︰“她們想打都不給打,這是政府對你們的關心。”這時上來幾個獄警，押著一個法輪功學員強制打針。打完針後，這位學員當場就暈倒了。看到這種情景，我們大家都抵制不打。最後，獄警只給一部份學員注射了藥物。

幾天後，獄警變換了手法，化整為零把法輪功學員，幾個幾個的帶到勞教所醫務室，仍由佛山市人民醫院的醫生來體檢、抽血、心電圖、照X光等。門外有一輛印有佛山市人民醫院豪華大巴車，上面安滿了高級的設備。我先後在醫務室和豪華大巴車被強行體檢。

醫生給我做心電圖時，好像發現甚麼，詳細的問我是不是心臟有問題？我說︰我被迫害三年，遭受酷刑，心臟經常間歇。在做身體檢查時醫生還特意在我的腰部(腎部位)又壓又敲，還問我︰痛不痛？最後全部法輪功學員都被他們抽血體檢了。但是不煉法輪功的犯人都沒有體檢。

我們都不願做體檢，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想幹甚麼，但有一點我們知道，那就是他們決不會應為關心我們給我們體檢。 在勞教所通常犯人都很少體罰，除非他逃跑或犯了甚麼獄規，可對我們法輪功學員他們每天換者法兒的酷刑，受不完的罪。這次體檢他們抽了好多血，我問了為甚麼抽這麼多血。醫生說要作詳細檢查。

事後我始終想不明白為甚麼單單我們法輪功學員要作這麼詳細的體檢。我想起來我是和20多個犯人一起送到勞教所的。當時還有一個法輪功學員。通常進勞教所要作一個簡單的體檢。有重病的勞教所不受。所有的人都做了，單單我倆法輪功學員不給做。我高血壓不該收的。為此我還絕食一星期，才給我粗粗的檢查了血壓。 說我血壓高，答應放我，我才開始吃飯。後來也沒放我。現在突然所有的法輪功學員要作這麼詳細的體檢，我當時真想不明白。

體檢後，我發現有些學員不見了，我不知道他們去了哪里。獄警說︰“如果你們不放棄法輪功，也會把你們轉移到別處去。”那些被轉走的學員，我再也沒有听到她們的消息。

由于長期的被關押迫害，我的血壓高達250，心臟間歇，且經常暈倒。體檢後不久我以保外就醫的名義放了出來。

從勞教所出來後，我與丈夫逃到了泰國。在聯合國難民署的幫助下，我們終于逃脫了中共魔黨的迫害，我們來到了挪威。在此我呼籲一切善良正義的人們、正義的政府和組織共同努力制止這場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