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孙淑英遭迫害九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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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网】我叫孙淑英,今年六十四岁,曾是吉林省长春市一汽一名员工,一九九九年前,身体全是病,最后因中枢神经压迫,五分钟不会说话,全身不会动,头不能转,几乎快失去生命。一九九八年我修炼法轮大法十八天后身体疾病全好,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我知道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因一九九九年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我几次去北京证实大法,多次被非法关押,几次被迫害到死亡边缘。

上访说真话 被多次绑架、关押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因去长春市政府反映情况,想用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就想证实法轮大法好,让政府了解真相。可是,一到市政府,却被警察非法带到警察学校拘禁。那里拘禁很多法轮功学员。下午三点钟左右,警察学校接到上级命令,用车把我送到分局,让我写保证不去北京,并通知单位看管我。单位怕我去北京,通知长春一汽安庆路派出所把我非法关在派出所里。当天晚上,所长逼我写保证不去北京,我坚持不写,他就拿扫把连续猛打我,直到扫把打碎。第二天早上,所长看到地上一滩血,害怕承担责任,把我送到大广拘留所非法关押十八天。

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决定上北京上访,我抱着向政府讲明真相的心准备去北京上访,可是刚到长春火车站就被警察绑架,后被安庆派出所送到大广拘留所关押十五天。

第二次进京上访,我被非法送到长春市八里堡看守所,他们强行抽血,我绝食抗议,因不写所谓的“保证”,我和其他十八名大法弟子被强行送到戒毒所,刚进院门,就看到有一排排的大狼狗疯狂的狂叫。我绝食十八天后才被放回。

十一月,我第三次进京上访,我决定用打横幅的方式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到北京天安门打开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当时一名武警看到拼命拽我的横幅,用脚猛踹我的肚子,因力气太大,我被踢倒在地上轱辘到十多米远的马路边上,当时就起不来了。

遭非法通缉 被迫流离失所

由于进京上访,我被长春公安机关三万元悬赏非法通缉,不得不流离失所,来到了内蒙。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我因与内蒙古学员整体挂横幅、发真相小册子,被当地国保大队长李玉田绑架到当地看守所。他们抢走我身上带的七千元钱。在看守所,我被非法提审多次,因不报姓名,警察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还让我一直站着,时间长站不住,我换一下脚或靠在墙上,蹲在地上,看着我的警察就用拳头猛打我的脸部和眼睛,嘴里还不停的谩骂。

酷刑演示:揪头发撞墙

第三天,我义正词严正告他们,我犯什么法了,凭什么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他们强行给我照像,我坚决不配合照像,也不按手印,就被他们用连续的电炮打,扇耳光。一名警察揪住我的头发往铁柱子上撞,当时眼睛窜花。更严重的是八天八夜,不允许睡觉,一直站着,由警察看着,只有警察打瞌睡的时候,我才能稍微靠在墙边或坐在地上休息一会,警察一醒来就把我拽起来,不让我坐着,靠着。不管他们采取任何办法让我交代同修,我也不说,他们气的只能疯狂打我。眼睛被拳头打成黑紫色,由于八天八夜没睡觉,眼睛也睁不开,只能使劲眯一条缝,我就这样艰难的挺着。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疯狂迫害,一天的后半夜,看我的一名武警说自己不能陪老婆孩子在家,还要在这看着你,越说越来气,咋谁也治不了你这个老太太呢?他想到什么后从桌上突然整个身体旋了一圈,整个身体和双脚飞起来猛踹在我的前胸,我立即倒地窒息,痛的四肢没有知觉,心脏几乎不跳,好长时间才缓过来。

第二天,我能拔上气就喊警察打人,害人!双脚飞起来踹人!当时已过八天八夜,自己脸色蜡黄,身体极度虚弱,迫害的没有人样,自己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心想他们这是往死里害人,就向里面的人要了笔和纸,给家人写下了一封遗书请同修邮回。并正告警察,回长春一定要告他们。看守所害怕,国保大队李玉田看我有生命危险才把我放回监舍。

在长春公安局:钉铁鞋、绑铁链

中共酷刑示意图:开飞机

二十三天后,我被长春公安局警察带回长春,关押在一个秘密地方。一警察对我连踢带打,不停的打。一天一夜后又来了一个更凶的,把我双手背后,胳膊猛提起“开飞机”(一种极其残忍的酷刑)式的折磨我,瞬间我大汗淋漓,没有说话能力,感觉自己马上就不行了。一个女警看到我生命垂危,才叫他们赶快把我放下。这个警察走后,又来了一个领头的,把我的整个身体吊起,拿绳子抽打。不管怎么折磨,他们问什么我都不说,警察使尽了招数,没达到目的,没办法最后把我送到长春铁北看守所非法关押。

酷刑演示:悬空抽打

铁北看守所是专门关押重犯的看守所,人关在大铁笼子里边,不大的地方,关押的人很多,非常拥挤肮脏,警察很凶恶。外面一个警察手举着长枪,我坐在看守所里面立掌发正念,就恐吓说要枪毙我,让我放下手,我不放,警察把我转到十四号最里面的屋子里。

有一天看守所来了很多各地警察参观,我就大喊:“法轮大法好!”所长当场下令让警察给我钉上一个六十四斤的死刑犯用的大铁陀子,脚也被钉在铁鞋上,又在脖子上吊起铁链子,手用铁链反背头绑着,吃饭上厕所都不能动,靠人喂饭。这时市公安局国保来四个人提外审,想要加重迫害,出来看见我这个样子无法提审,只有让老犯抬我到外面屋子里让我交代签字按手印,我全都不配合,他们气急败坏的走了。

在劳教所:灌食、电刑 一度命危

警察对我没有办法,就非法判我两年劳教。

黑嘴子劳教所是全省专门迫害法轮大法弟子的女子劳教所。说是劳动教养,改造坏人的地方,其实那里无所不用其极地迫害大法弟子,其邪恶程度不亲身经历是无法理解与想象的。

在劳教所期间,我被关在单间,由三个人包夹(包夹就是专门看管、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员,警察让她们干多大的坏事她们都得干,干得好还有奖励,甚至减刑),其中一个人读“转化”书,另外两个人看着。

十月一日,劳教所的八个大队所有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操场上,所长对大法说不敬的话,我当时就喊“法轮大法好”,八大队长拽我不让我继续喊,为了抵制迫害,回来后我绝食,就被七、八个老犯、一个护士一起按在大长凳子上强行灌食,致使我左鼻子不通气,当输液管插入右鼻时,我喘不上来气,突然猛弹坐起来,从口中吐出一大块痰,当时就被狱警打了个大耳光。她还让一名一百八十多斤的犯人坐在我的肚子上,强行把输液管插入我的左鼻孔,却灌不进去,他们才停止强行灌食。回去后,我不断呕吐,所有输液都吐出来。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一次,我不配合一名帮教的“转化”,被五大队的大队长用一千伏的电棍电人中。这种电刑一般刑事罪犯的劳教人员是最害怕的,对人的伤害极大。

还有一次我告诉屋里的五名大法弟子不能配合干活,屋里有三个大法弟子与我一起罢工,我被领到警察办公室,刚进屋,大队长就用一千伏电棍猛电我的后腰,当时我就被电倒在地,电棍的噼里啪啦声被隔壁两名大法弟子听到,他们就高喊“法轮大法好”,她又用一千伏电棍去电他们两人,喊“法轮大法好”,她象疯了一样,来回地电我们,就这样一个上午,我们三个人被她电来电去。最后大队长气急败坏的走了。

在看守所期间,我不写所谓的“思想汇报”(要求以自辱的方式侮辱自己的信仰,屈从迫害的要求的所谓思想认识),也告诉别的同修别写。警察用电棍电不“转化”的大法弟子,一名坚定的姓蒋的女大法弟子被电后,衣服被脱光,大冬天往身上浇凉水,又把窗户打开,喝咸盐水,嗓子冒火,最后人被迫害到医院去检查,心脏跳到170,劳教所害怕担责任,才不再管她了。

因为我不写“思想汇报”,被监控在单间。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由于我传经文,被大队长发现,他找包夹日夜看管我。

二零零一年大年三十的下午,我身体出现下腹剧烈疼痛、满地打滚,被送到医院打吊瓶,十多个小时了也无法止痛,我已发不出声音,昏迷中,听到抢救的医生找来一个老中医,他扒开我眼皮用手电筒照着,说这个人不行了,病单上写着肾结石、肾积水,半夜二点半我姐姐把我接回家。

在汽车厂分局:连续铐打三天三夜

二零零五年,外地一名女同修被迫害致生命出现危险,我上网揭露。由于其他同修被跟踪,我在住处被长春国保大队长高军等警察绑架。警察抢走打印机、电脑、刻录机、及屋里的其它真相资料,自己身上的一万二千元被他们非法收走。警察把我绑架到车里,送到汽车厂分局。在那里,我被他们连续拷打三天三夜,打电炮、扇耳光、用皮鞭抽,因我不交代,不按手印也不承认他们所说的别人已出卖你,他们气急败坏,高军用大皮鞋头连续猛踢我的左小腿无数下,左小腿当时骨折,疼痛难忍,比刀子扎在腿上都疼,现在左腿骨头高出。三天三夜被拷打的一裤子都是屎和尿,最后他们在屋里放了一个桶子,大冬天,打开窗户放味。

三天后,我出现心脏衰竭,人快不行了才被送到市医院,医院诊断心脏有病,高军和一名科长还是强行把我送到长春市第三看守所,看守所拒收。自己满身屎臭味,看守所搜身的女警刘春说,人都这样了,高军和科长还找人走后门往里送。

在看守所:被迫害的没了血压

在看守所里,一张大炕,十多个人睡在半个土炕上,犯人都一个挨一个立着睡,那里叫“睡刀鱼”。因天气太热,又是伏天,很多刑事犯受不了,天天哭天抹泪,我想大法弟子在哪里,就应该是正的,不能允许他们迫害世人,不承认邪恶迫害“睡刀鱼”,我和里面的大法弟子一起绝食反迫害。看守所第四号当天让步,让刑事犯整个大炕全打开,人才能放宽松点睡觉。犯人们高兴的说还是大法弟子好。

一个不报姓名的大法弟子,狱警叫她“东朝阳”,一天,狱警给她照像时她不配合,不穿号服,狱警指使号长和一帮人把她按倒,强行给她穿号服,几个人穿上衣,同时几个人强行给她穿裤子,就在她手、胳膊、腿都被套住不能反抗时她喊,一个姓于的犯人一下子用毛巾捂住她的嘴,不让喊,用毛巾捂着不放手。就在这千钧一发时,我和同修看到同时大喊“法轮大法好”,声音响遍整个看守所,大法的威力震慑了邪恶,刑事犯立即把手撤下。“东朝阳”脱离危险,要不人都要被他们捂死了。

我在看守所里绝食中,狱警强行给我灌食,一次灌食后,我没血压了,他们很害怕当天半夜把我送到劳改医院,医院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医警说这人都没血压,没脉了,不能收,她死了谁负责?这时三看医警说你们拒收,不抢救,死了你们负责。

酷刑演示:死人床

非法主管抓的人不在场,没办法公安医院医警马上组织医生抢救,可是我挣扎。常人不理解,大法弟子知道自己的身体都是纯净的,不能注入这些肮脏的东西,告诉他们不用打针,死不了。此时突然来六个男犯,我还没明白已被他们绑在“死人床”上。四肢分开拽起,身体悬起来,绳子绑的死死的,人一动不能动,强行打针、抽血。我用正念反抗,让他们打不进去,医生在手腕打了十五次针,打不进去,后医生说“给她脚后跟开刀。”我知道邪恶什么招都会使,一放松,他们才把针打进去。

后来自己身体微弱,经常没有血压了,没有脉,有时人昏迷不醒,但还有一点意识,不承认迫害,有一名医生小声在耳边告诉我说,你儿子来看你,你昏迷不醒,奄奄一息,给你打针是救你,我们医院和第三看守所联合报上去,找到相关部门,后来他们告诉我,给你办手续去了,盖章放人,你就打针吧,你不打针,我们有责任,后主任说我们给你办手续,二十四个章,上面盖了二十三个章,最后到吉林省政法委书记那里说,这个人死了也不放。最后一个章没盖上,不是我们不给你办,没办法,我们说了不算。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

他们怕我死了,医警用圆软管针插在我胳膊上强行输液,他们就将圆管针再也不拿下来,三看找一个老犯看着我。打了十八天、十八夜后,人胖的变成象猪一样。后来听到有人说,看守所对面有人死了,听他们讲,一名男学员被他们天天打针,打多了药性上来,人就象疯了一样,身体受不了,生不如死,他受不了用力开窗户,用碎玻璃片划脖子死了。

这时我才明白,他们不是在救人,而是在打毒害身体的药物,这针不能再打了,我把针管拔下来,衣服全脱掉,只穿着三角裤头,老犯帮我找到医生,说给孙淑英打营养药,人都那样了还不停药。一名医警看到后说,人胖还死不了,后背都是红点,人过敏就会死的。

我向医警护士说你们看他们要害死我,后背都是红点子,劳改医院第三负责人说这个人不能停药,死邢犯和老犯全都抗议,说这个人再要打针不就打死了吗?他们找狱警找医警,后来他们迫于压力才停止给我打针。从此,我全身是红肿,奇痒无比,药性反应,这不是明摆着要害死我吗?

法庭迫害:遭非法判刑十年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长春市绿园区法院第一次非法审判时,我因不配合他们到法庭上,在一个有乒乓球案的屋子里,几名警察把我强行按到乒乓球案上,把手反绑在后背,强行带到法庭,我大喊“迫害是有罪的”。他们突然来了两个警察挟住我,我一动不能动,我大喊反抗,又来几个警察用胶带使劲封上我的嘴,我当时还不配合,想要大喊反抗,口腔内部肉全断裂,后才慢慢恢复,现口腔里还有疤痕。

二零零六年二月份,绿园区法院第二次非法开庭,我当时人已经没有脉,脸无血色,120救护车开车,人打着吊瓶,躺在120病床上,后半夜三点五十分左右秘密开庭,被他们强行抬到法庭,法庭人员看我非常激动还喊,怕我死了,草草收场。

我被送回到劳改医院,整个人无血压,无脉,生命奄奄一息,医院全体医务人员非常害怕担责任急喊拿氧气,我就看一帮警医忙乱。在这样的情况下,绿园区法院来信要非法给我判刑,我不承认,写上诉“大法弟子是无罪的”。这时劳改医院收到政府的命令,医院不管什么样身体状况的人,生命多危险垂危的人都要强行送到黑嘴子,到监狱里继续迫害。听一个老犯说,到监狱,他们上所有刑罚,残酷至极,没有人挺过来,我一听,决心以死抗争,当时自己采取往前胸扎一根针,心里想针随着人动,走到心脏人也就不行了,不管怎么样,就是死了,也不能配合邪恶,绝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可是针扎到前胸口,就是不动不走。我没有死,三看老犯陪护看着,我采取不了任何死的办法,最后被他们强行把我送到黑嘴子监狱继续迫害。

迫害是惨无人道的,无论有没有罪,无论能不能承受的了,邪恶就是毫无底线,极尽邪恶的迫害,我被非法判刑十年。

在黑嘴子监狱:被迫害致濒临死亡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我被送到长春市黑嘴子监狱继续被迫害,当时因为自己在看守所绝食十三个月,人瘦的不行了,全身因药物过敏出现红肿,经常没有血压,没有脉,人随时都可以死,前胸里还有一根针。

当把我送到黑嘴子监狱大门时,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老犯死死的拽住我的头发,不让我喊。到里边我不配合他们给自己剪头,刚进去我没说几句话,帮教摸我的脉,说没有脉了。当时屋里几个人就急匆匆把房门卸下来,抬起我就跑,送到黑嘴子监狱里的医院,让医生打吊瓶抢救。

后来帮教用监控器看着我的脉搏,又把我送到三楼专门“转化”的监舍里。两个帮教和几个刑事犯所谓照顾我的身体,实际是看着我。因为大法弟子不“转化”,在那里每天都能听到撕心裂肺的喊叫声,电棍电学员的惨叫声,自己心里想着,死也不能配合“转化”。一天狱警找我所谓谈话,“转化”我,我不配合,回房间里被帮教、刑事犯、“转化”的人一起按在地上打,嘴巴子煽的象雨点一样,不断的连续的打。我不知道被打了多长时间。他们最后生气的走了,说让最厉害的来吧。

因为自己浑身都是红肿,天天奇痒无比,打什么针也不好使,他们派两名帮教用盐水、辣椒面、醋往我身上擦。我被逼的想出一个死的办法,就是把头插在监舍厕所一个大水桶里,窒息死了得了,一个熟悉我的帮教发现我要死,报给队长,后来一帮人严管看着我。他们怕我死,又想采取强行快速攻下我,让我背叛“真、善、忍”的信仰,除了采取打骂还有更卑鄙的手段。

一个叫王丽的帮教连着五天不让我上厕所,憋了我五天不能大便,逼的我痛苦至极。接着他们让我站了四十九天,白天,黑夜每天从早上四点到五点可以睡一个小时,其它一天一夜23小时全部站着。站四十九天后,自己眼睛成一条缝,人说不出话来,眼皮也下来了,大脑也糊涂了,眼睛也窜花了。

他们不让我死,精神折磨强迫“转化”,在这时一个没真心“转化”的帮教偷着骗我说,不“转化”的还要上抻床,没有人挺过去,挺不过去的就叫骂师父才能下来,怕过后反弹。我当时脑袋糊涂了出了一念“我绝不会骂师父,就是自己不修炼也不骂,(就这一个错念,脑袋突然一片空白,真正的自己被隔开了),此时王丽钻了一个空子,把别人的保证书拿来,拽着我的手让我抄写,就这样糊涂的写。强迫写完后,他们才允许我睡了一会觉,我清醒后知道这一念错了,不是真正自己,让邪恶钻了空子,我心里跟师父说,我真正的自己没“转化”,我要修炼正法。

因打针十三个月,我全身红肿,全身皮肤药量过敏,身体奇痒无比,肉皮底下全是输液的黄水。出现大红包。刑事犯用辣椒水、盐水给我往身上抹,但什么也不起作用,每天自己痛苦煎熬着。一天,医警找到我说监狱医院治不了,大包套小包,脑袋上都是大包,问我怎么办。我当时说放我出去。医生说外面也不行,因为我的身体化验四十四项指标全过敏,也不能打针,如果你现在腰上出现红线,生命就完了。我们治不了,只有告诉你,你生命有危险,自己决定。

这时我想监狱给我打针想害死我,又不放人,人变成这样反问我怎么办,多么邪恶,我心里想不承认这一切,我死不了,有师在,有法在,否定这一切的迫害,我决定拔罐子。拔罐五十多分钟后,医警说不能再拔了,怕出现生命危险,拿下罐子时,医警“妈呀”一声,我的整个后背皮肤全破了流脓药水,医生用药棉往下擦,地上全都是脓血和药水。通过拔三次,把长期打的药水和化的脓水全部拔出来。我从死亡边走过来,从药水的过敏死亡中走过来,是师父救了我。

他们知道我真没“转化”开始逼我所谓学习“转化”,但我心里想我决不学他们洗脑的东西,就是背法和发正念。在星期日下午,我突然整个脊梁骨象针扎了一样,一根神经抽了,身体不能动了,住进监狱医院被抢救。从那以后,生活不能自理,每天都是别人帮我翻身,每一分钟都疼痛难忍,心里想着师父的话:“大法无所不能”在晚上别人睡觉的时候,自己采取一个办法,手会动,拽自己的衣襟,两只手使劲一点点的拽衣襟,经过反复的拽,终于把自己身体拽动了,后背也通了,因为那时全身过敏,不能打针,全凭对大法的正信走过来了。又一次破除邪恶对我的迫害。

医院诊断我脊梁脊椎已压迫,人从此不能自如行走,只能卧床。医院怕我瘫痪,强迫我每天走一圈。他们还想要慢慢“转化”我。当时是非法抓捕大法弟子的高峰期,因为我被几个刑事犯单独看管,他们往我这屋里放人,我看到狱警不让他们上厕所,迫害同修,逼着“转化”,自己看了非常着急,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她们。当时不让上厕所也是常用的迫害手段之一。我告诉犯人不要迫害大法弟子,让她们上厕所。因为我可以打热水,家里送的所有好吃的东西,自己什么也不吃,都给犯人,他们发自内心的知道大法弟子好,很多犯人离开我时都是哭着走的。

监狱知道我没“转化”,一直想迫害我,身体迫害成那样,他们还不放过,有一天,让所有人写一遍所谓的“观后感”,我就写了一句“把法轮大法好的旗帜插在全中国大地上!”一个帮教告诉了狱警,后来他们把我弄到楼下想迫害我,从新“转化”我。突然监狱分大队,邪恶迫害没得逞。

身体上没办法再迫害,他们利用强行减刑的软办法让我写“转化”书,我不承认也不配合他们那一套。监狱看我关键时候摊在床上怕我死,逼我减刑,但减刑的条件是写“五书”,我不配合,帮教和假“转化”的人就把别人签字和按手印的“转化”书拿来代替。

又利用两次“假释”的方式诱惑我写“转化”书,我心里想,我决不承认邪恶这一套,不假释,最后队长和犯人说我是所谓“顽固分子”,他们所有邪恶招数已使尽,对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八年半,最后我从魔窟里出来,身体被迫害的不成样子,儿子和儿媳接我时是抬着我出来的。

痛失亲人 家庭破散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七日,在家的四个月炼功后,我的身体好起来,也能站起来。我和同修在农村租住的房子里炼功,再次被绑架。

当时因为我不配合他们,高喊“法轮大法好”,绑架我的一个象是武警的人,中等个,非常瘦,用手抓住我的后脖子中柱神经,不松开,不让我喊。一直到把我送到警车上才松开。几个警察强行把我抬到汽车厂公安分局,我被绑到楼下最底层的一个老虎凳上,旁边一个警察说看我们一会怎么收拾你。我不配合,当时一个当官的来写证词、问话,我告诉他们别跟我说这些,立即放我回家。

后来两个女警扶我上厕所时,我半个身子歪在她们身上,她们发现我半个身子不会动,左手冰凉,大喊:赶快叫120救护车。把我抬到汽车厂医院,在医院照磁共振,检查出脑梗、脑衰竭、脑瘫。我给他们讲真相,一名负责的男警说:这人哪不行了?这不还能说话吗?大夫说:这有诊断,一会这人死了呢?最后警察负责人没办法,也害怕担责任,才让120救护车把我送到我妹妹家。

从监狱回来后,长春汽车厂街道,派出所三番五次的骚扰,强行让我去登记,填表。为了不配合他们,我离开了家,流离失所。

回来后,哥哥告诉我,母亲因为长时间思念我,夜不闭眼,在痛苦中病逝了。姐姐因为母亲的过世,心情郁闷,得了急病,也不幸过世。家里亲人精神上承受了极大的打击与摧残。

我被关押在黑嘴子劳教所时,我丈夫被警察恐吓,提出离婚,离婚时在汽车厂法院,法警手指着我说,不许我要房子、要钱,说要房子就把我送监狱去,法院判我净身出户。我只拿了一本《转法轮》离开了家。

我无家可归,儿媳妇怕我被警察骚扰,连累他们一家,不敢和我住在一起。儿子因怕警察骚扰,给我租了四次房子,一张床反复搬,都搬散了,最后我怕连累儿子,自己就走了。现我在外租房子住,除了租房的钱外,每月工资仅剩几百元吃饭。

以上本人所述完全都是真实的。我受到的真实迫害也只是冰山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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