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江市法輪功學員劉坤遭受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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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明網】黑龍江牡丹江市今年四十四歲的劉坤女士一九九八年修煉法輪功後,身上的病痛不治而愈。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輪功後,劉坤進京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被迫害,被迫流離失所,二零零二年被綁架、非法判刑七年,遭受了種種慘無人道的迫害。

下面是劉坤女士訴述她的經歷︰

我叫劉坤,家住黑龍江省牡丹江市,修煉法輪大法二十二年。 一九九八年我和媽媽從外地回老家過年,一位老鄰居給我們送來一本法輪功書《轉法輪》,我媽看完書,跟我說︰這本書太好了,你抓緊時間看。然後她自己就去找煉功點開始煉功,走入了大法修煉。我看完《轉法輪》後,趕緊把其他的大法書都請回來,一口氣看完,一九九八年四月份我也和媽媽一起開始修煉了。

在修煉前,我由于做過好幾個“流產”,導致習慣性流產,一直沒有孩子,身體也越來越不好,上樓上一半就上不去了,騎車上坡得下來推上去,躺在床上腰疼的不敢翻身,吃藥也只能暫時緩解。那時我才二十多歲,終日與病痛為伴。

修煉大法後一個星期左右,有一天我在煉功點上正在煉第二套功法的頭頂抱輪,出現頭暈、迷糊、惡心癥狀,渾身大汗,當時我想︰老毛病又上來了,想停下來,這時“不要動”三個字出現我腦海里,我咬著牙堅持,突然感覺自己定住動不了了,頭上的大法輪轉的很快,發出“呼呼”的聲音,身體輕飄飄的舒服極了。從那一天起我身上的病痛不翼而飛,什麼病都沒有了,所有的病痛全好了!

修煉前我脾氣火暴,丈夫說話愛帶髒字,已經成口頭語了,我給他規定和我說話不許帶髒字。有一次他忘了,說話時帶了個髒字,我上去就給他了個大嘴巴。三個大姑姐一個比一個厲害,最厲害的二大姑姐最後說︰“都說我厲害,這小九比我厲害多了。”

修大法後,我嚴格用“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善心對待家里每個人,不爭不斗。原來我們家是我管錢,修煉後交給了丈夫管,婆婆家人看我身體好了,脾氣性格也越來越好,都很支持我修煉。那時我和媽媽在大法中修煉,感覺到每天都很幸福、很充實。

進京說句公道話被迫害

一九九九年四月,北京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四‧二五事件,最後和平解決。過後我听媽媽說有同修去北京了,是因為別有用心的人誣蔑大法,法輪功學員去北京反映情況。媽媽六月份去俄羅斯洪法,臨走告訴我︰如果大法再遭到誣蔑,一定要站出來維護法。我記在了心里。

九九年“七‧二零”前一天晚上,我听說中共政府迫害法輪功,我沒有絲毫猶疑,給正在熟睡的丈夫寫了個字條,告訴他我去北京了,就和同修一起打車往高速走。走到高速路口,看到堵在那里很多車,有警察和便衣在詢查。這時有警察走過來,我坐在前面的副駕駛位置把窗戶搖下來,警察問我干什麼去,我說去省城哈爾濱太陽島一個旅游景點。他說為什麼這麼晚去,我說和親戚約好明天一早在那會面,所以趕時間。警察又指指同修問我們什麼關系,我說一個是媽媽,一個是朋友一起去玩。我還和他們調侃說“這是干什麼呀?抓逃犯嗎”?他們笑著對我說︰“別多問!趕快走吧!”(後來知道很多同修被堵在高速了)到省城也有警察攔車,也同樣順利過去了。我們趕到火車站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車。

七月二十一日,我們來到北京天安門廣場,廣場上密密麻麻的人,應該有很多同修,也有很多便衣警察。我們在廣場找了一個空地坐下來休息一會,這時有幾個人在廣場中間站了一排,我急忙拉著那兩個同修跑過去一看,是幾位同修正在背《論語》,我們趕忙站在第二排和同修們一起背《論語》,也就兩分鐘左右,有七、八排的同修站出來,一排十多位。

這時遠處很多警察和載著真槍實彈全副武裝的武警的警車呼嘯而來,把我們團團圍住,連打帶罵的往警車上拽。我們一百多名法輪功學員為了不讓警察輕易把我們帶走,我們胳膊挽著胳膊坐在地上。武警強行把我們拽開扔到警車上,有的男同修被打的滿身是血,地上留下許多血漬。

警察把我們先帶到廣場派出所,登記後又把我們拉到豐台體育場。能裝兩萬多人的豐台體育場當天裝的滿滿的,有當兵的、有當官的、有商人、有大學生,有老人、有小孩、有孕婦、還有懷里抱著的嬰兒。大家坐在地上互相雙手合十,互相微笑。我們在烈日下曝曬,不讓喝水,當天溫度在40多度,沒有任何人出現問題。下午四、五點左右,警察把我們所有的人按各省分成幾部份,用專列把我們送走,東北三省的送到了錦州,火車一停,我看到下面一排持槍的武警和肩上扛著四顆星的警察,如臨大敵一樣的來防範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老百姓。

我們被帶到一個學校的操場上,各省派來大客車來接人。我們坐了一宿車,第二天,到了黑龍江省省政府,省政府的人讓我們回當地市公安局報到。西安分局政保科(後改為國保科)大隊長法勇男去市局把我們區的七個同修帶到分局,把我們一頓罵,晚上我回到了家。

那時丈夫讓我在大法和婚姻中選一個,我和他說︰“因為你,我做了好幾個流產,殺生太多造了大業,導致我年紀輕輕的得了一身重病。修煉大法後身體全好了,是師父和大法救了我,給我了第二次生命。再說了,就是一個醫生把我的病治好了,他被造謠誣陷被打壓,我也不能落井下石呀!我永遠也不會放棄大法。”看著我堅定的眼神,丈夫沒再說話。

大法被誣蔑,師父被誹謗,同修被迫害,為了讓政府知道法輪功是于國于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正法,九月份我和媽媽還有十多位有同樣想法的同修一起去了北京。一路上有警察詢問,我們都化險為夷。後來覺得大家在一起人太多,就分開了。因為不能住旅店,我和媽媽就拿塑料布鋪在不妨礙別人的馬路邊上睡覺,餓了就隨便買點吃的。

大概三天後,我與媽媽在天安門被當地警察綁架到黑龍江省駐京辦事處,警察給我和媽媽戴上手銬,銬在床腿上,我們只好坐在水泥地上。牡丹江市公安局來人把我們綁架回當地看守所,搶走了媽媽帶的一萬元錢,後來只要回了三千多。看守所里的被子黑的 亮,監舍四處漏風,吃的窩窩頭能把腦袋打個包,喝的白菜湯碗底都是泥。

酷刑迫害

從看守所回家後,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九日十八位法輪功學員在媽媽家被綁架,來綁架我們的是牡丹江市公安局政保科大隊長法勇男,帶著一位樸姓警察和我們區片警曹小東等。近一萬元錢(有同修的)被他們搶走,有的同修被打。那一次媽媽被非法勞教三年。丈夫托人逼迫我寫了“保證書”(保證不煉功),把我接回了家。

二零零一年九月份媽媽被勞教所的警察強迫洗腦,放棄了修煉,提前回來了。 後來經過學法,媽媽又重新走回了大法修煉。

十月末的一天,我到溫村粘貼揭露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不干膠,粘到派出所時,一只大手一下抓住我的脖領子,把我拽到派出所屋里。他們把我兜子里還剩下的幾張不干膠翻了出去,然後把我帶到審訊室,扣到“老虎椅”上。

老虎椅

我開始講法輪大法是佛法修煉,為什麼遭到迫害,參與迫害的人會遭到報應,所以法輪功學員才走出來講真相救人。他們听了以後又提一些問題,我都給他們在我的認識上解答了。他們說我是大學生,我解釋說我是高中畢業。他們還堅持說我是大學生。他們慢慢散去後,有一個警察進來詢問我是哪的,我沒有告訴他,這時牡丹江公安分局政保科大隊長進來了,他一看是我氣的夠嗆,一轉身走了。 我一看不好,他肯定要去我家抄家搶劫。這時屋里就剩下了一個年輕警察(他也听了真相)我就和他說︰讓他幫我往家里打個電話,就說我有事了,政保科隊長來了就行。他答應了。我媽接到電話趕快收拾了一下東西,這時派出所來電話了,我媽接完電話就從家走了。後來知道我媽剛走派出所的人就去了,敲門後看沒人,就給我丈夫打電話,讓他回來打開門,把家里的剩下的有關大法的東西全部搶走。

在縣公安局的審訊室里,我看到人就講真相,到了晚上有個當官的讓警察把我提到他的辦公室,讓他們給我上繩(一種酷刑)。兩、三個警察上來,把我手背銬到身後拿繩子把我捆起來往上吊,並用力打我後背,我沒有怕,也沒有記恨,我還在和他們講真相,勸他們不要作惡。大概近一個小時,那個當官的讓他們停下來,對我說︰看你小小年齡還挺有鋼。他們把我送回審訊室,輪番看著我,不讓我睡覺,誰看著我,我就和誰進一步的講清真相。

第二天早上六點多鐘,那個幫我打電話的警察過來看我,他把我從老虎凳上放出來,讓我上趟廁所,和我說可能要把我送走。我一想可能要把我送看守所。我上完廁所,他看我手脖子都腫了,就給我銬了一個手,讓我休息一會。他就出去了。我想辦法把桌子上的鑰匙一點一點的夠過來,把手銬打開,從老虎凳上下來。我把身上的可以兩面穿的衣服翻過來穿另一面的顏色,用鑰匙把審訊室鐵門打開大步走出去。往外走時,走廊兩邊有幾個辦公室門都是打開的,听到他們說話聲,就這樣我走出公安局。到車站我坐上了開往牡丹江的客車。

從此以後我和媽媽流離失所了。我與幾個同修住在同修租的一個房子里。大概一個星期後,一個同修被警察跟蹤,在一個大家經常去的房子,有十三位同修被綁架,其中有媽媽。後來知道是牡丹江市公安局主管迫害法輪功的李副和西安分局政保科大隊長法勇男,帶著姓樸的警察還有片警曹小東等警察去那個房子埋伏,綁架了這些同修。

二零零二年一月初,我與一位男同修在租的房子里被綁架,我到公安局後看到幾個警察正在打男同修。我大聲制止,他們找到一些真相資料還有大法書,把有師父的照片的書丟到地上踩,我就撲上去護住。當時“610”主管李長清(已遭報死亡)、李高陽,牡丹江市公安局主管迫害法輪功的局長李副進來看到我高興夠嗆,因為我一直流離失所在外面,他們沒有抓到我。他們把我們帶到愛民分局三樓的一個辦公室,給我扣上背銬,讓一個年輕警察看著我,剩下的全出去了。這個小警察又累又困(連續三、四天到處綁架法輪功學員),他睡著後,我從辦公室走出來下樓,馬上到一樓時和一個警察擦肩而過(他姓劉,是個很邪惡的打手)。我走到一樓,他從後面追了上來,又把我綁架到一個小辦公室,給我腳扣上大鐵盤惡狠狠對我說︰“你不用裝,看看怎麼收拾你”。晚上他們把我帶到一個大點的辦公室,把我扣到老虎椅上,誰看著我,我就和誰講真相。

第二天晚上,他們把男同修帶了進來,同修被他們迫害的很厲害,臉腫的很大,頭腫的很大。他們讓我從老虎椅上下來把男同修扣上,男同修因為一直被迫害,沒睡覺很困。他們不讓他睡覺,就給同修灌芥末油,把師父法像拿來放到同修頭上讓他頂著,同修一打盹師父法像就掉下來。我看著心里很難受,流著淚和他們講︰“法輪功學員冒著被抓、被打、被判刑的危險出來講真相,是因為師父告訴我們要慈悲、要救人,和世人講清真相,使世人明真相免于被淘汰,你們卻這樣對待他,把法像拿來我頂著讓他睡一會吧。”看著我們的兩個警察听完後讓同修睡覺了。

第三天,那幾個惡警開始對我進行迫害,他們把我扣在老虎椅上,把我雙手從背後銬上,用電線通過手銬傳遍我全身,我渾身像針扎一樣,我大聲喊︰“警察打人了”。他們用抹布塞到我嘴里,我頂出去了,反復幾次,我不停的喊。這時有人敲門了,他們停下來了惡狠狠的說︰“晚上再弄你”。晚上他們又對我上電刑和五馬分尸(幾個人拽胳膊腿往外拽),身體撕裂般的痛。他們讓我說出都有誰參與了,我不配合他們,嘴里喊著︰胳膊斷了。他們折騰迫害我一陣就停了下來。把我換個地方關押,給局長開車的司機警察和我說讓我拿5000元錢,到時候放我走。我同意了。

愛民分局喬平帶著陳亮等惡警不斷的綁架法輪功學員,迫害的很嚴重,拳打腳踢、灌辣椒水、芥末油、戴太空帽(幾個塑料袋套住頭)、電刑、五馬分尸等等酷刑。有的法輪功學員被迫害的大小便失禁。那段時間空氣里都充滿著邪惡因素,那次有五十位左右法輪功學員被綁架,近三十來人被非法判刑。第十天他們把我提回去,那些警察知道了都跑過來看我。看管男同修的警察也跑出來和我說話。男同修趁機從窗戶跳出去跑了。警察局頓時亂套了,他們跑出去找沒找到,回來和我說︰“就你當劉胡蘭,他們都是蒲志高,出賣你,出賣你們同修”。我回答他們說︰“還不是被你們迫害的,有的都胡說了”。當時被他們扣上組織頭的帽子是我們三人,男同修跑了;女同修因為她修煉前得的絕癥“肌肉萎縮癥”,修煉後好了,被綁架後不能煉功犯了病,保外就醫回家了(後來他們又都被綁架);就這樣就剩我一個“頭”了,所以不能放我,他們把我非法關押進了看守所。

把我說出來的同修看到我,有的掉下了眼淚。但我並不怨她們,我理解她們,在那個邪惡瘋狂迫害的環境下,人的精神和肉體的承受是有限的。第二天我就開始絕食,大部份女同修都一起絕食了,前三天沒有人理我們。第四天女獄警拿著粥進來開始勸,有一半的同修喝了。第五天一早上開始坐板,(盤腿坐在板鋪上)我沒有坐,到後面躺著去了。上午監舍門打開,所長帶著男警察進來連打帶拽的拉絕食同修去插鼻管灌食,我上去拽下幾個同修。我後來被幾個男警察抬出去了,他們用撬口器把嘴撬開給我灌食,我不配合往外用舌頭頂,他們就用塑料管插到我鼻子里灌(右鼻孔被刺激的插出了骨刺,到現在還有)。那一天我們剩下了五、六個同修繼續絕食。後來他們給我們灌咸鹽水,把我們定位在鋪板上不能動,用腳鐐子銬在板鋪上,晚上睡覺也沒有鋪蓋,這時只有我們三個同修繼續絕食,因為灌咸鹽水很渴。(他們就是想讓我們吃飯喝水)

酷刑演示︰野蠻灌食

半個月後我鼻子灌不了食了,他們給我靜脈注射。看守所醫生對我喊︰“劉坤,別看你家有人,放誰也不能放你”。又過了一個星期血管找不到了,注射不了了。他們害怕了趕快把我送到公安醫院。通知我丈夫過去照看我,期間又有因為插播電視被迫害的同修的事牽連我,惡警去醫院非法提審我,他們看我動不了就放棄了對我的迫害,在公安醫院呆了一段時間。當時我們的事情是省里直接參與迫害,一部份同修被迫害批捕,我也是其中一位,我又被綁架到了看守所。

開庭那天,牡丹江全市各分局派出所調來近百個警察,我從監舍出來一看,樓下黑壓壓一片,來了二十多台車,前面是警車開道。當天從看守所通往愛民法院的路全部戒嚴。我坐進了第一台車,四個人押著我,我左面的就是最邪惡的劉警察,我看到他,勸他以後不要再迫害法輪功學員了,他惡狠狠的回應我一句(說的什麼記不清了)。在法庭上我為我自己辯護,揭露警察刑訊逼供迫害真相,我講法輪功是佛法修煉和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休庭時旁听的人還有警察都說我是老師或大學生,在開庭時那些牽連我的同修有當庭說是因為給他們上刑,他們才亂說的我。

那次我們一起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近三十人,我是第二被告人,被非法判七年冤獄(第一被告是那個女同修被非法判十二年冤獄,最後一名被非法判冤獄五年)。那一年我二十五歲。

在監獄強制轉化迫害

二零零二年九月份,我們一行近二十名女法輪功學員被綁架到黑龍江省女子監獄。還有其它地區送來了幾位同修,我們二十多人被他們隔離開,各監區大隊長、副大隊長帶男警察強制轉化我們,我被吳、陶二位大隊長還有一位年輕的男警察帶到一個辦公室,一進屋陶大隊就厲聲喊我,讓我蹲下,我蹲下後她問我法輪功怎麼好和一些事情,她問我什麼我都不回答。她拿起竹條子抽我,我蹲了一小會就坐地上了,她讓我起來蹲著,我說蹲不住了。我渾身發抖(我當時也不明白為什麼發抖)。陶大隊看看我,問我是不是有什麼病,是不是有心髒病,我說修煉之前全身都是病,修煉之後全都好了。晚上她們早早把我送回了新收監區(剛去的人都得到那個監區)。

那一晚有很多同修身上帶著傷很晚才回來,還有沒回來的。第二天我們又各自被帶走,我還是坐在地上閉著眼。陶大隊長一直問我和我說一些負面的話,我也一直不吱聲,她氣的偶爾舉起東西打我兩下。第三天晚上五點了,陶大隊說我︰“你這功煉的一問三不知,行,劉坤你給我煉下去,你不煉我都不高興。”說完她就下班走了。就剩我和吳大隊長,吳大隊長出去一會,回來時給我帶了她給我買的飯菜,大米飯和西紅柿炒雞蛋、炖的雞肉,說︰你今天在這吃完飯再回去吧!我邊吃邊和吳大隊長聊天。我聊法輪功是佛法修煉,怎麼遭到了迫害等真相,吳大隊長驚訝的說︰“你這什麼都知道,那為什麼陶大隊問你你不吱聲呢?”我回答道︰“因為她不是想了解法輪功,而是要抓我的漏洞想轉化我。”吳大隊長听完看著我笑了。吃完飯吳大隊把我送回新收監區。

新收監區大隊長叫王亞麗,副大隊叫陶娜娜(都很邪惡),她們把我們七個沒轉化的人的頭剃的像狗啃的似的,非常難看,讓我們背監規紀律。我不背,王大隊長就狠狠打我嘴巴子。白天他們讓我們在太陽下曝曬、走步。晚上我們鋪一個被子在地上睡。在新收呆了一個月,把我們分到各監區,我被分到九監區嚴管隊,當時監區有二十多名法輪功學員(有陸續來的),沒轉化的六個,楊大隊長在大會上公開叫囂︰“要把‘法輪功’在九監區鏟除”。

早上我們要隨著他們到車間去,我們沒轉化的幾人坐在小板凳上,剩下的干活。她們把我們這幾個沒轉化的法輪功學員罰蹲,一蹲一天,我蹲一會就坐地上。她們還三、四天不讓我們睡覺。有一天楊大隊把我叫去對我說,插播電視是破壞公共設施,這樣對嗎?我問她︰“何以對何以不對,如果你開著車前面是懸崖,你不知道在往前跑就得掉下去,有生命危險,一個人拿釘子把你的車胎扎壞了,損壞了你的車子卻救了你的命,你說他對不對?”她一愣說︰“你挺頑固啊”,打了我一個嘴巴子讓我回去了。

天漸漸冷了,她們讓我們沒轉化的出去凍著,為了有點熱量,我們幾人排著隊來回走步。我們在外面凍了三個月左右。那些被迫轉化的同修看到我們堅定的信念,有一天集體聲明重新走回修煉。她們的聲明對楊大隊長是一個重重的打擊,全監獄都以她為轉化法輪功的楷模,她這回可失敗了,听說她因此哭了。我們也結束了在外面被凍的迫害,進到屋里。

二零零三年過完年,我們住的監舍維修,所有的人都搬到了車間住,監區大隊長也換成鄭杰大隊長。我們一直沒轉化的幾人在車間二樓監舍里坐在地上。重新走回修煉的同修也因為自己沒有犯罪,不應參加奴役,一天早上開工時她們都不出去干活了,也和我們一起坐在地上。上午鄭大隊帶著警察張春華還有一些男警察過來往車間對同修又打又拽,我們上去阻止,有一部份同修被他們強行帶出去,有的直接從樓梯拽到樓下,頭撞擊在樓梯上咚咚的響。

關小號迫害

她們把我當組織者關進“小號”,張警察帶我去的路上,我和她講真相,希望她能善待法輪功學員。小號是在地下的一個不大的小屋,外面是一個長走廊,她們把我背銬在小號的鋪板上,過了一會有兩位同修被帶進來。她們把我和一個同修背靠背扣一起。另一位同修單獨銬在鋪板上,她因為胳膊短被抻的很疼。我趁上廁所的時候和警察說把我倆扣一起,這樣我可以背著她點能減輕她的痛苦,警察答應了。這時小號大隊長王亞力(新調過來的)進來把警察一頓罵,還把我和原來的同修扣一起,並且把我的襪子扒下來給我直接戴上了死刑犯的鐵鐐子。

因為沒有襪子隔涼,我的皮膚直接接觸鐵環,我出去的時候腳腫的穿不了鞋。我們晚上睡覺背銬也不給摘掉,我們不能正常睡覺,只能側躺著。每天都很痛苦,我盡量彎腰讓她靠著我能舒服一點,我還把身體盡量扭到能用腿讓單獨銬著的那個同修靠在我的腿上能緩解她的痛苦。王亞麗大隊長在監控看到了,就把我單獨關進了一個沒有暖氣的小號。看管我們的警察、犯人都穿著棉襖棉褲棉軍大衣,卻讓我穿著絨衣絨褲凍著。小號里每天喝的是苞米面水。因為那里太冷了,晚上經常凍醒。大概二十四天左右把我們放了出去。

反迫害

二零零三年秋天我開始寫申訴,寫完再幫同修寫。我們在車間坐在水泥地上九個月。後來我們搬回宿舍樓住,獄警安排每個法輪功學員都有四個犯人監控我們,其中一個是貼身監控,就是除了晚上睡覺其它時間都在一起,警察用得分(減刑需要得分)來威脅犯人。

二零零四年夏天的一天,監區來了一位年輕警察寇麗麗,盡顯流氓土匪樣,總是找茬迫害法輪功學員。有一天我正在抄法,被她發現了,她從我手里把法搶去,我往回奪的時候踫到她右肩,她氣急敗壞的喊我“襲警”。我大聲說︰“我是拿回你搶我的東西,不要給我扣帽子。”她把我拽到二樓辦公室,關上門打我嘴巴子,我把門拽開大喊︰“警察打人了,法輪大法好!”她急忙把門關上並扣上,把警察服脫下來又過來打我,我坐地上把腿盤上不斷高喊︰“法輪大法好!”幾天後同修寫了揭露上告信投進了獄長信箱,寇警察被摘掉警餃,三個月查看。

二零零五年監區讓一個姓紀的殺人犯來看管我們,她為了多得分減刑,不讓我們閉眼楮、不許我們互相說話、不許我們互相走動,表現的非常邪惡。我閉著眼楮發正念,她過來呵斥我讓我睜開眼楮,我不配合她,她就讓我當時的聯保拿針扎我,我聯保不扎,她就把我們倆弄到辦公室門口去,我把腿盤起來坐在凳子上,她們讓聯保把我坐的凳子撤掉。聯保把我凳子撤掉後,我一下掉到地上坐著,她們又拿來桶涼水,從上到下澆下來,當時是冬天我的棉襖棉褲都濕透了,我高喊︰“法輪大法好!”她們把我抬到一樓辦公室,對我軟硬兼施。她們說要把我關到“小號”去,我說︰“正好,進了小號可以見到獄長,我正好把這些事都好好和獄長說一說。”她們便沒有再迫害我。

有一次我們二十幾名法輪功學員絕食反迫害,獄警用強制灌食來迫害我們,讓我們站著插鼻管(一般都是躺著插),我鼻子還有骨刺就不好插,她們還有意的來回抽插,刺激的我鼻涕眼淚一起流,因為是冬天我的棉襖前大襟濕了一大片,那次有四、五位同修被灌食。

離婚

二零零五年七、八月份間,丈夫來信說因為三觀不一樣要求和我離婚。過了兩天他來見我,我問他我們的財產有多少,他說什麼都沒有了。我說那我媽媽這三年多的二套房子的房費哪?他告訴我說二零零二年我父親去世了,他把錢花了。我和他說︰“你今天來和我離婚就像拿刀捅我一樣,你為了說明這個錢的去向,又把我父親去世的事告訴我,就是又往我傷口上撒鹽,如果你能不現在告訴我而事後告訴我,我能佩服你的為人。”

後來我才知道我父親去世,我姐從北京回來(我和我媽媽都在黑窩被迫害)和他商量不要告訴我,而且所有的費用都是我姐拿的。再次見到他,是他領著哈爾濱市南崗區法院的人過來,跟我說了一些法律程序,我和前夫說︰“今天走到這一步,和你談什麼都不好使了,我們的財產你一分沒給我,我媽媽的二套房子三年多的房費也得有三萬多元錢,你不能白揮霍,還一萬元錢。”他一听急了說沒有錢,我笑笑說︰“打欠條也行,你想不想離婚,想離就打條,要不你就轉身走。”他猶豫片刻,給我打了欠條,我給他簽了字。並和他說這一萬元就是讓他知道一個道理,有些事做了要負責的,他走時和我說︰“咱家人讓我帶一句話給你,是我們對不起你。”

江澤民密令對法輪功學員要“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名譽上搞臭”。多少法輪大法修煉者為了堅持信仰被酷刑迫害、關押、甚至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的器官牟取暴利,多少恩愛夫妻被強迫離婚,多少家庭妻離子散,多少鮮活的生命被迫害致殘、致死。我所經歷的只是冰山一角,從中國億萬修煉“真、善、忍”的善良人被推向對立面的那一刻,法輪功學員就被中共列為了末等公民,被隨意的宰割、殘殺。

二零零七年秋,又一輪轉化法輪功學員的迫害開始了,監獄成立兩個專門做轉化的監區,各監區挑人送過去,各監區又對法輪功學員開始嚴管。一個監舍有兩位法輪功學員,有兩個犯人看著。沒幾天就把我送到轉化監區十三監區。前一星期她們用偽善對待我,一星期後開始采取強制手段,白天做在小凳子上每天放污蔑大法的電視和廣播。我閉眼不听。她們給我們制造的感覺是如果不轉化以後會永遠這樣。每天都有同修被強制轉化。一個星期後我離開了那里,在十三監區呆了一個半月,我被送到五監區。

二零零九年大年三十我離開了黑龍江女子監獄,結束了七年不堪回首、暗無天日的監獄生活,我和姐姐一起回家過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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