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我父亲是在一九九七年走進大法修炼的。那时我刚结婚,家里有一台录像机,父亲就在我家播放师父的讲法录像。当时有一屋子的人来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我也跟着看。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师父办的九天传法班的录像。
师父讲到天目的问题时,我的前额就开始往起聚,往里边顶,我知道了师父讲的都是真的。
可是,我并不像别人一样高兴,因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景象,怕自己的大脑承受不住。我就不停的求师父:“师父,我不想看,我不想看。”慢慢的,前额的感觉消失了。也许是机缘未到,那次我没有走進大法修炼,但大法的神奇却留在了我的心里。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邪党操控的恶警几次找到我,让我阻止父亲去北京,我嘴里应着,但心里想:“如果我修炼大法,我肯定也去北京,师父多冤啊!我才不阻拦呢!”回家后,我也没提这事。
电视播放“天安门自焚”时,我说:“这谣造的也太假了吧?突发事件象拍出的电影一样,现场实拍抖动的画面都没有。说不到两分钟那些自焚的火都被熄灭了,哪来的那么多灭火器?”看了那切了气管的孩子唱歌,我的心往下一沉:“完了,这孩子肯定活不成了。”我气愤的离开了。
事实证明,真如人们说的:中共邪党的恶,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大善大恶的对比,让我逐渐的走進大法。那时父亲和他的同修们在用各种方式告诉世人真相。父亲还出钱让我丈夫给他们制作真相资料。当时有钱也没有人敢做。那些日子我丈夫正好失业在家,就答应帮助父亲他们。所以师父的经文、《明慧周刊》我都看。也许是这些善举,促成了我的得法机缘。
二零零六年,原来的一位同事来店里,我知道她是修大法的,就想和她聊聊大法的事。我随口问道:“你们星期六、星期天的正念还发吗?”她说:“不发了,晚上三个整点也不发了,就只发一天四个整点的,这几天才通知的。”
我听了,全身一震:发正念是除恶,那是说邪恶快没了?那修炼这事不就要结束了?那他们这些大法弟子不就要白日飞升了?我脱口而出:“你们都走了,我怎么办?”她乐了:“赶快修啊!”这促使我真正走進了大法修炼。
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从出生就浸泡在党文化中,那些邪灵和邪恶因素让自己很难得法,党文化的思维模式,阻碍着自己的修炼。初学法时,一心想怎样赶上早得法的同修,就把别人的经历拿来用,想少走弯路。还想了一个走捷径的办法:学《明慧周刊》里同修写交流文章时引用的师父的讲法,认为这是师父讲法的精华,想以最少的时间学到更多的法,而不是踏踏实实的静下心来学《转法轮》。
十几年我都是这样学师父的《转法轮》和各地讲法的。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投机取巧的思维方式是党文化的因素,是它在干扰着我,使我并没有真正学法和修炼,所以并不能真正得法,总感觉法怎么离我这么远、够不着。撞墙、碰壁,再反思、向内找,历经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魔难,到去年,才慢慢的清醒悟道。
举个例子:家里的小同修咳嗽了,我没有向内找,而是立刻想起交流文章中的各种方法,让孩子学着做,一个办法不行,换一个。大法神圣无比,同修的实修事例真实可见,可是到自己这,怎么就不灵了呢?我一下子悟到,这是佛法修炼呀!是超出常人层次的。同修在修炼过程中所悟到的是个人所悟,我怎么能用投机取巧的简单模仿这种方法替代自己的所悟呢?我羞愧无比,跟小同修说:“我们一起炼功吧!”
邪党文化的因素无处不在。正写到这里时,丈夫叫我去买点吃的,我毫不犹豫的说:“好,我去买,再给你买点爱吃的酱鸭,你把碗洗了。”丈夫火了:“别买了!别买!”我又错了。平常让丈夫分担部份家务,他会做的,这次我不自觉的用这种狡猾手段,即利用利益诱惑达到让他干家务活的目地,散发出的邪的因素常人都能感觉的到!认识到并解体了这一念之后,我去把吃的东西买了回来,让丈夫趁热吃吧,告诉他:“今天我的时间有些紧。”他就不声不响的把洗碗和其它家务活干了。
走捷径、快完成、快收获,那都是急躁心,容易让邪灵钻空子。修炼人要去除党文化,修去急躁心,我们修炼讲顺其自然。慈悲体现在从小到大的一切事情中。感谢师父让我沉下心来,静心反思、悟道、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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