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炼中逐渐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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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网】我是1998年10月接触大法的,真正炼功已是1999年3月了。那时也只是早晨到公园炼炼功,有时间看看书,对修炼基本上没什么概念。4.25事件发生后,学校统计炼功人数,办公室的同修考虑到我学法晚,就让我自己决定是否上报。虽然我对法理知之甚少,但我觉得这个功法是教人做好人的,而且我既然已经开始学了,那么就是法轮大法的一份子了,就应该坦坦荡荡的承认,就这样我上了学校的黑名单。

7月21日国家取缔法轮功,而后镇压愈演愈烈。电视、报纸铺天盖地的诬蔑宣传;单位领导还找谈话施压,当时真有点不知所措了。但有一点我很清楚,就是电视上宣传的和《转法轮》书中写的根本不是一回事,电视在歪曲事实。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对共产党的话产生怀疑。如果不是我的亲身经历,我真的不敢相信堂堂的国家媒体竟能如此颠倒黑白!

当时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只是坚持在家炼功,不论在什么场合,什么人问到我,是否还炼法轮功,我都堂堂正正的回答说还炼。我当时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还坚持炼功,以此来证明法轮功没有被镇压下去,有机会我还会告诉世人法轮功并不象电视上说的那样。虽然我得法晚,学法少,执著心多,悟性差,但我能摆正大法在我心里的位置。自从决定修炼以后,我就坚持每天炼功,别人干完工作都在聊天、玩游戏,我就看《转法轮》。我看书从来不回避别人,直到今天我在单位都是公开看书学法,没有任何人难为过我。

我与同修来往也是堂堂正正。学大法是最神圣的一件事,尽管政府镇压,那是它的错,我没有什么需要掩饰的。我体会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把大法摆在应有的位置,言行上才能做到堂堂正正,那么别人也才能尊重你的信仰。当我看到有些同修见面都不敢打招呼,躲躲闪闪,总象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似的,我心里就难过。

1999年9月,当时已有很多同修去北京上访,直觉告诉我应该去北京,可我在法理上还没悟到。我是一个做任何事都要想明白了才去做的人,也就没打算去,尽管如此,单位领导每次让我保证不去北京,我都没保证,因为我想通过学法,总有一天我会想明白的,那时我一定会去的。就这样单位把我报到了派出所。9月28日派出所到单位找我,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他们让我写一个不去北京的保证,跟我说了很多好话,说他们也要吃饭,如果我去北京,他们就保不住饭碗了。本来我在法理上就不太清楚,加上人心重,就写了保证,但还需要单位保证才能放过我。单位怕承担责任没保我,这样我被送到了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我有机会接触到了很多同修,我们在一起学法、炼功、交流。同修们对大法的认识,以及大善大忍的言行深深的感染着我。通过交流,我对什么是修炼才有了初步认识,明白了法轮大法不仅是教人锻炼身体做好人,还有更深的内涵,而且明白了要想提高层次必须脚踏实地的按大法的要求去做,同时也意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五天以后,在同修们的绝食努力下,市里才决定释放我们。

从看守所出来后,我抓紧了学法。在那些日子里,我着重学了《挖根》、《大曝光》、《道法》等经文,慢慢的我悟到了,作为大法弟子,看问题的基点应该站在法上,而不是站在常人的观念上,现在大法遭迫害,身为大法弟子,我有责任去北京为大法说一句公道话,即使见不到信访人员,我去北京这一行动的本身就是对大法的支持。当时我也只悟到这一层。于是在11月底去了北京。结果我在信访办胡同口就被截住,送到了当地驻京办事处,之后送回当地拘留15天。

在拘留期间,先生托人说情见到了我。他告诉我,这次我要还坚持修炼就要送劳教,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听到这个消息,我一夜没睡,对我来说,这就好比是生死选择。以前单位曾威胁说再坚持修炼就要开除,那并没动了我的心,我可以失去工作,但对于劳教,我就没那么坦然了。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了修炼前对人生的失望与无奈,以及修炼后才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和目地,我也想到了孩子、家庭,特别是劳教所的残酷,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继续修炼。我流着泪在一张草纸上给我先生写了一个条:“你不要为我托人活动了,如果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路,那么我就要走下去,照顾好孩子,多保重。”托第二天出去的人捎给了我先生。当时我心里很苦,因为我的情很重,做出这个决定真的是不容易。派出所来提审,让我写保证不修炼了,我说不能写,原则上的问题我绝不能让步,他说那你就只写不去北京、不在户外炼功就可以了。我当时认为只要能修炼就可以,在哪炼并不重要,而且我暂时也确实不想去北京,于是就同意了。以我当时的心性,对法掌握的程度,还以为自己做的不错。写了保证,回到单位,单位已撤销了我的部主任职务,并调离了原工作岗位。

通过和同修交流,我认识到写保证是不对的,是对邪恶的妥协甚至纵容。我也反思了自己的所为,为什么关键时刻把握不好,主要是学法不深,法理不明。通过这些经历我充分认识到了学法的重要性。

2000年6月份,有同修说别的地方开始发传单了,可是传单怎么做,写什么,怎么发大家都不知道。当时监狱里迫害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我就想应该把监狱里的情况报道出来,我根据同修提供的监狱的情况,编写了一篇揭露监狱如何迫害大法弟子的文章打印出来,到复印店复印了50份做底稿,分给同修分头去复印,我自己留了七份。这是我第一次发传单,确实让我费了很大心思。

我家住在高干区,省市领导很多都住在这里。虽然我也很害怕,但我想一定要让这些领导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我选了七家,观察每家的报箱是否在使用,确定后开始投放,当时拿传单的手都是哆嗦的,这七份传单我花了几天的时间才投出去。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觉得很可笑。

从此以后我开始了讲真象的历程。开始我是在自己家附近做,因为我总觉得对我周围的人有一份责任,特别是我住的地方又特殊,除了治安员高密度固定站岗外,巡警24小时不断,别的同修不了解地形,很难在这里做,我家就从未接到过真象材料,那么我就更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那时我每周发100-200份,选择有针对性的放在领导家的报箱里,逐渐的扩大发放范围。我还和同修一起去农村发过真象材料,受到了很大锻炼。

记得本地区法轮大法日那天,决定凌晨3点大家同时挂条幅,我很想找一个同修做伴,可偏偏找不到,凌晨2:30我就起床了,我想求我先生陪我一起去,因为我从小就很怕黑,但我先生说,这是你自己选择的路,你就应该自己走。我想这也是对我的考验吧,大法弟子连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吗,我毅然走出家门。奇怪的是到外边我就不害怕了。大街上一个人也没有,我在树上挂了一个条幅,不理想没完全展开,我沿街寻找着合适的地方,最后来到公园,公园里树很多,一个灯也没有,但却很亮,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我顺利的挂了剩下的条幅,安全返回。有段时间资料来源断了,我就买来彩纸和记号笔自己写真象标语,有一天晚上我去贴真象标语,我来到一处白天人很多的地方,但有一盏路灯非常亮,我就想,路灯要是灭了就好了,我刚想完,灯就灭了,我迅速的把真象标语贴上了,真切的感到师父随时都在我身边。

师父发表《放下人心 救度世人》经文之后,我认识到了面对面讲真象的重要性。我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很少主动与别人打招呼,面对面讲真象对我来说就难一些。但想到师父的慈悲苦度以及众生的期待,就没有什么犹豫的了,决心一下,障碍也就没了,机会也随之而来。实践证明,只要我们有心去做,师父就会给我们安排很多机会。现在我已经形成习惯,只要有机会就讲真象,效果也不错。由于学校的环境,学生很难接触到大法真象,我觉得我在大学工作就有对那里众生的一份责任。我想了很多办法讲真象,比如:我和同修配合,在食堂吃饭时讲真象,因为食堂的饭桌都是四个人一桌,互相挨的很紧,两个同修配合讲真象特别方便有效。

此外,我把光盘放在教学楼、图书馆里学生必经之处,学生看到就拿走,赶在学生上下课人多的时候,随时放随时就被拿走,既安全又可靠。

自《九评》出来以后,师父又发表了《向世间转轮》,我感到自己的责任更大了,也觉得时间更紧迫了。首先我自己先学习理解《九评》,认清共产邪灵的本质,发正念铲除自身的共产邪灵附体,清理家里共产邪灵的物品、书籍,声明退团、退队;然后在亲属中传看《九评》,劝其退党及其相关组织;接着是给同事、朋友讲,我每讲一个人都会总结经验,不断摸索改進自己讲真象的方式,让世人更容易接受。

其实讲真象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在讲的过程中,很多心都能反映出来,那么就及时去掉,有时自己也不是很清楚的地方,通过讲真象,别人的提问,反复的思考,也理清了思路,真的感觉自己在提高。我想只要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尽心尽力去做,就会救度更多的众生。

回顾自己走过的修炼之路,跌跌撞撞,过不去关时,也曾悲观失望过,但责任两个字始终萦绕在心头,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一步步走向成熟。我知道未来还有路要走,但我现在已经可以底气十足的说,我一定会跟上师父的正法進程,坚修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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