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之三：灌输手段(上)

【圆明网】

3）常用的灌输手法

（1）铺天盖地，让人和真实世界彻底绝缘

美国影片《真人活剧》（一译《楚门的世界》）的主人翁楚门生活在一个精心构建的虚假世界，这个世界是一部肥皂剧的场景，而肥皂剧的剧情就是楚门二十四小时的生活。这个虚假的剧中世界包括一切真实世界的元素，而楚门从出生起就生活在这里，因此直到长大成人，他都没能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在政治学术语里，中共这种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控制的政权被称为“全权式政权”。这种全权式政权能够维持存在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有一个利于该政权的虚假信息环境。中共深谙此道，多年来创造并维持了一个无所不包的虚假的信息环境。在这个环境里，人们和真实的世界彻底绝缘，失去了据以判断真伪、善恶的参照系统。可以说，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都生活在“楚门式”的虚假世界里。

中共也可以在短时间迅速制造一个虚假的信息环境，以达到它的政治目的。99年7月 20日以后，中共开动宣传机器栽赃抹黑法轮功，在短短半年时间内，中共报刊在海内外对法轮功的诬陷报导和批判文章，竟然多达三十余万篇。其他宣传工具同样开足马力，广播、电视、舞台、课堂、各种会议、集会、墙报、标语，除非你闭目塞听，否则绝没有可能逃脱中共的洗脑宣传。

（2）不断重复，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中共是这句话的忠实信徒。“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老三篇，天天读。”文革时期“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现在则有“统一口径”、“转发新华社通稿”。中共谎言经过千百遍的重复，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而他们还以为这些观念是自己思考得来的。

宣传和重复往往招致反感和讽刺。可是，中共并不害怕人们的反感和讽刺。持续使用这种看似初级的灌输手段，让人产生 “中共骗术，不过如此，何必小题大做，与它一般见识”的心理。那些敢于嘲讽中共的人，一定自视老练通达，不轻信，有主见。可是，通过重复，中共的词汇、概念、标语口号和思维方式，被强力压进人的潜意识里，替代了人自发的情感和判断。只要你还在用这种词汇、概念思考，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党”允许你得出的结论。只要你把民运人士称为“民运分子”，你对他们就决不会有好感；只要你还在用着“解放”、“新中国”这类词，你对中共总有点儿感恩戴德；只要你还把中共亲昵地简称为“党”，你就承认了这个恶党盘踞中国自然而然、合理合法；只要你还把文革叫作“浩劫”，你就是在接受中共暗示，相信造成文革灾难的是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而忽略了文革和中共暴政的必然联系；只要你还在把失业工人称为“下岗工人”，你就是自愿配合中共的宣传策略，暗示社会主义制度下只存在下岗，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才会失业，失业总是和破产、流浪、饥饿、自杀联系在一起，下岗却总有重新上岗的一天。

听听中国人说的话，看看遍布中文网络论坛的愤青们的原教旨党语言，就会知道中共的重复灌输多么有效。

（3）伪造民意、诉诸权威，发动心理攻势

中共剥夺了人民的真实声音以后，进而宣称自己是最大多数的民意的代表，从而占据宣传制高点，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强迫人民接受它灌输的歪理和谎言。1957 年反右运动中，充斥报纸杂志的都是这种标题：“工人阶级说话了”，“全国各民主党派都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共伐右派”，“全军指战员愤怒声讨”，“少数右派陷入人民群众的重围”，“右派是一小撮败类，绝大多数知识份子与党同心同德”……霎时间“右派份子”感到被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所包围，“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每次中共发动政治运动，都会发动党、政、军、工会、团委、妇联、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宗教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法律界、“各族同胞和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乃至普通工人、农民（其实是中共在这些团体内部的代理人）“揭批”、“声讨”、“控诉”，伪造出全民表态支持的假象。那些有独立见解的人被置于“少数派”的心理劣势之中，即便有不同意见，也不敢讲出来，甚至都不敢相信自己了。中共在迫害法轮功运动中发起的所谓“百万人签名”，与以往的“伪造大多数”、“伪造民意”的手法如出一辙。

除了“伪造民意”以外，中共的心理战还包括“诉诸权威”的手法。老百姓或多或少都有“崇拜权威”的心理，“专家”、“教授”、“学者”的话要比市井小民的话有份量得多，也显得比中共官员的话中立、客观。可是中共统治下并不存在中立、客观的专家，即使有，也走不上中共的媒体。御用“理论家”、“科学家”衣冠楚楚地走上屏幕，把“党”要宣传的内容用学术语言包装得冠冕堂皇。人民大众看不懂“党”和“专家”演的这场双簧，成为党文化宣传的牺牲品。

（4）公开撒谎，蒙骗世界

公开撒谎，这一招也可以算是中共经典，从毛泽东到江泽民，从唐家璇到李肇星，从张文康到秦刚，中共对这招宝爱有加，屡屡使用。

毛泽东宣称：“秦始皇算什么？他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这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气概”，还真的把很多人镇住了。善良的人们往往认为，一个说话理直气壮的人，其行动一定是光明磊落的。所以，毛的“雄文四卷”里，尽管多的是这种“流氓耍赖、泼妇骂街”的段落，可是人们得出的结论却是：这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磊落襟怀”和“大无畏的英勇气概”。

江泽民以一国元首的身份，当着国际媒体的面污蔑法轮功。没有见识过中共厚黑术的西方记者，怎么能想到一国领袖会在光天化日之下信口雌黄呢？

2006 年3月9日，沈阳苏家屯集中营活体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兽行被曝光。3月28日，中共部署已毕，派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新闻发布会上对指控矢口否认，甚至“邀请”媒体前去调查。这个“障眼法”虽不甚高明，还是颇迷惑了一些人。“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调查员迅速反应，分别到澳大利亚、德国和美国的中共领馆申请去中国调查的签证，三次申请，三次被拒绝。悉尼总领馆的工作人员显然也不相信秦刚的谎话，对调查员说：“那你就找秦刚要邀请函去！” 可见，中共祖传的骗术连自己人也不太相信了。

对在“新闻战线”工作的中共党员来说，撒谎就是他们的职业，撒谎时脸不变色心不跳是他们的基本职业素养。他们每天披着“职业人士”的外衣所做的，和毛泽东、江泽民、秦刚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5）贼喊捉贼，一边撒谎，一边反对撒谎

今天的中国人对党八股太熟悉了，反而不容易觉察其中的矛盾和悖谬之处。毛泽东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可是，如果群众都不相信党了，我们应当相信谁呢？

刘少奇说，“新闻报导要客观、真实、公正。”说得很好，对吧？民主国家的媒体也追求这些目标。可是他接着说，“同时要考虑利害关系，看看对人民和无产阶级事业是否有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利害关系和真实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以哪个为重呢？再说，对“无产阶级事业”有利但对人民有害怎么办？

他接着给出了例证。“例如，斯大林犯了许多错误，在肃反斗争中杀错了一些人，是真实的。但是，如果报导了，就对当前的斗争很不利，这是立场问题。”

斯大林杀了多少人呢？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到1953年总共有1950万到两千二百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相当于当时苏联人口的十分之一。

为了中共的一党利益，两千万条人命可以被漠视，这就是刘少奇的“客观、真实、公正”。当然，这和刘的一贯立场是吻合的。早在40年代，他就曾经说过：“所谓好坏之分，应从党的工作，党的利益出发，吹牛拍马不好，但对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

今天中共的新闻机构，一边“反对假新闻”，一边“严把政治关”；一边重申“一切从实际出发”，一边抓捕敢说真话的记者；一边制度性撒谎，一边攻击资本主义国家新闻的“虚伪性”。要想了解真实的中共，不能只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4）灌输手段“与时俱进”

文革以后，虽然中共发动宣传机器，把其党令人发指的滔天大罪说成个别领导人不可避免的“错误”，但毕竟“我党一贯正确”的流氓耍不灵了。于是中共与时俱进，引进了许多更精致、更有欺骗性的宣传手法。

以真乱假。如果说49年以前，中共的宣传策略是“以假乱真”，把一种没有根基的邪说描绘成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49年以后，其策略可以被称为“弄假成真” ——中共强行在城乡各阶层间挑起矛盾，于是其斗争哲学好像是“客观”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改革开放以后，它的策略又调整成了“以真乱假”，把事实掺杂在谎言里，虚虚实实，让人们根本无从判断究竟哪些是真话，哪些是假话。

小骂大帮忙。就像反腐败“打苍蝇不打老虎”一样，现在的中共喉舌也暴露一些阴暗面，制造媒体公正和言论自由的假相。但对于那些可能危及中共统治的黑幕却坚决封杀。一些媒体用报导小来小去的负面新闻积累一定的信度，在中共发动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时候大打出手。央视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节目或以敢于报导不触动中共根本利益的负面消息或以风格比较新颖取信于民，但在“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上，比如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就被中共拉到前台，利用其积累的一点人气来造谣污蔑，充当了可耻的舆论打手。

以大量低级下流琐碎无聊的新闻充斥媒体，让真实的信息淹没在文字垃圾之中。一位西方记者在中国做过访问后说，十几年前人们不知道民运人士魏京生，是因为中共把他的名字从信息环境中抹掉了；现在的人们不知道魏京生，是因为娱乐明星的性感迷人。中共一贯“打非”不“扫黄”，浏览中共所谓“门户网站”，就会发现那里充满了下流的色情消息和鸡毛蒜皮的社会新闻。有学者做过统计，海外的网站，如果登了色情图片的话，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性被过滤掉；如果组一个反对党，有百分之六十的可能性会被过滤掉；如果要谈“法轮功”，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可能性会被过滤掉；而登了《九评共产党》的网站被过滤掉的比例是百分之九十多。自私冷漠、萎靡放荡、脑子里塞满了信息垃圾因而无法对社会大局做出理性判断的人，是最有利于中共当前的统治的，因此它就要刻意制造出这样的个人。

谎言和宣传的出口和出口转内销。毛泽东曾说，出《参考消息》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今天的中共已经不满足于从浩如烟海的国外报刊上找对它有利的片言只语了。它一方面出口谎言，毒害其他国家的民众，另一方面直接收买境外媒体（中文的和外文的）和作者，替自己粉饰涂抹。中共恶首江泽民因迫害法轮功在二十几个国家被告上法庭，为了从四面楚歌中挽回颓势，收买完全不懂中文、但在中国有生意的花旗银行执行董事库恩，与其他枪手合作，出版“我们观点的《江传》”。在法轮功问题上，一些国家的媒体和通讯社抵制不住诱惑，换一种口吻重复新华社的谎言，中共再拿这些谎言去蒙骗中国民众。

有打有拉，区别对待。89年以后，中共开始有意拉拢收买知识份子、公务员和军队。除了加薪、默许这些群体拥有某些特权和灰色收入以外，还给他们一定的知情权和言论权，以此获得他们的谅解和效忠。这点有限的言论自由被严格限制在小圈子里（如学者沙龙），绝不允许进入大众媒体。这些人获得了一种中共渐渐放松言论管制的虚假印象，因而乐于为中共辩护，中共也乐于让他们的辩护言论进入大众媒体，误导普通民众。

中共的宣传策略还包括：把谎撒到大得离谱的地步，人们从常识和经验出发，无法相信一个政权竟然会如此无耻荒唐，于是不得不姑且相信他们的说法；撒弥天大谎的时候在细节上不厌其详，因为细节最能打动人心，打消疑问；邀请不明真相的外国人登上荧幕，诱导他们说出中共想要他们说出的话；为了更好地兜售其货色，在技术和形式上“和世界接轨”，现场直播、热线电话、深度报导、“民意”调查，……花样翻新，应有尽有。

中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宣传机构。在这些机构供职的人，即便良知未泯、想要为国为民做一些好事，可是在中共的严密控制之下，他们完全身不由己。只要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定下来，这支大军就会各尽所能，批量生产各种谎言。中共开动庞大的谎言机器，向中国人民灌输了几十年无神论、唯物论、斗争哲学和形形色色的歪理邪说。这些歪理邪说“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当每一个个体都下意识地用它们来思考问题的时候，党文化的收获季节就已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