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
3）“别人也一样”
中共很喜欢用“国情”来作藉口。别人有民主，中国不能有，别人能有言论自由，中国不能有，别人有信仰权利，中国不能有，为什么呢？因为国情不同。但是，如果别人有什么坏事，中共这时就不讲“国情”了，而是强调“普世价值”，告诉人民原来“天下乌鸦一般黑”，然后就要老百姓认可、理解、原谅中共的劣行。
说腐败，它会说哪个国家没有腐败？说镇压民众，它会说美国也对民众开过枪；说民主，它会说印度搞民主，也没搞出什么名堂；说和平演变，它会说俄罗斯演变后是如何糟糕；说选举，它会说台湾的选举是多么混乱；说中国现在资源浪费，贫富差距大，它说那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哪个发达国家没有经历过？说没有言论自由，它说西方哪个媒体不是被财团控制？说天安门抓访民，它说你到白宫去抗议试试，看抓不抓你；说中共人权不好，它抓住美军虐囚大作文章，说美国自己都不好，哪有资格说中共？……
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有时比那些严肃的说教更有迷惑性。但是，这种类比本身却是错误的，是欺骗误导民众。
首先，人都有人的弱点。所以，哪个国家都有贪污，都有人权问题。我们无意去为其他国家的行为辩护，我们只是要指出中共“因为别人杀了人，所以我就可以杀人” 的这种颠倒是非的逻辑。其次，中共在报导宣传那些类比例子时，常常对事情发生的背景、经过和处理方式断章取义，有意隐瞒不利中共的东西。我们知道，出问题是一回事，对问题的反应和处理是另一回事。而中共重在渲染问题的发生，而回避民主国家从政府、媒体到公众反应和处理问题的姿态。
美军虐囚事件一出来，中共就大加炒作，无非是想说，美国人权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共的人权不好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如果我们对比美国政府和中共在这种事情上的处理态度，就会发现区别很大。事实上，案发之后，美国自己是举国震动，不但美国媒体上大量曝光，就连总统也得马上回应，立即着手调查。中共引用的资料基本上也都是来自美国媒体的公开报导。而中共对自己的人权恶行，却是从上到下地一味掩盖，还不准别人去揭露。
对于中共在天安门抓访民，甚至“六四”屠杀，有个说法，就是你到美国白宫前面抗议看抓不抓你。中共在这里混淆了一个根本区别。中共说是可以申请游行示威，但根本不会批准申请，对申请人还要打击报复，更别提你要申请到天安门示威。而在美国，民众可以很容易地申请去白宫前面抗议，而且有些抗议人士就是故意要让警察抓走制造新闻效应的，美国警察常常会主动问抗议者要不要被逮捕。根本就不是象中共宣传的那样，美国白宫前不容许抗议，要象中共一样抓人什么的。就算抗议者有过激行为，那也是按法律制度来处理。
还有人说美国也对民众开过枪啊。是有，那是1932年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补贴金事件，一万多名失业的退伍军人在美国国会大厦前集会。当时的胡佛总统下令联邦军队进驻华府，驱散示威民众，造成两名退伍军人死亡，多人受伤。根据美国公开出版的百科全书、记录片、历史书、回忆录等记载，他们并不是死于美国军队，而是被华盛顿的警察误杀。不论这件事本身的是非，我们来看看美国朝野对这件事情的反应。首先，美国政府遭到新闻媒体的无情鞭笞，《纽约时报》以头版头条的长篇通讯报导了事件经过，胡佛总统也向美国人民承认自己的责任。在当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人民更是用选票把胡佛赶下台去。动用军队的教训之深，成为后来美国总统的前车之鉴。1971年在白宫附近发生大规模的反越战示威，尼克松对前来请示的助手说：“让他们在那里好了。”对比之下，至今中共也没有对“六四”事件有一个自我反省的说法，中国立法机构也没有提出过如何接受镇压民众的教训，以及如何避免将来犯类似错误的提案。
还有一个很流行的讽刺西方言论自由的例子，就是说你写篇文章，看西方报纸是不是给你发表，如果没有发表，那肯定证明言论自由是假的。很多中国人因为这么一个例子，似乎一下就看穿了西方言论自由的虚伪，也就认为中共控制言论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其实是中共给人们制造的歪理。报纸怎么可能来什么都给发表呢？真要如此，那也只能是头几个人有份，版面有限啊。事实上，言论自由并不是说每个媒体都要做到“绝对公正”。每个媒体都有自己的理念，他们后面当然也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也就是说，媒体作为个体来说，除了职业道德之外，当然有自己的喜好，对稿件和报导角度都有自己的选择，这并不是媒体界要掩盖的什么秘密。言论自由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媒体本身，它可以自由地发表它想要发表的内容（出格了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二是对读者而言，他的自由体现在可以获得任何意见的媒体，你既可以看反共的报纸，也可以看亲共的报纸，还可以看中共的喉舌报纸，你也有自由去办自己的媒体去发表你的意见，这才是媒体自由的真谛。新闻自由最关键的尺度是权力者有多大权力控制资讯。在美国，政府常常处于媒体的批评之下，即使政府想动用权力制止，也无能为力。但在中国，如果共产党不想民众在媒体上看到什么消息，动不动就给予封杀。把言论自由当作任何媒体都必须发表你的言论，根本就不现实。用西方报纸都有自己的立场来否定言论自由，不过是为中共钳制媒体找藉口。中共自己是知道西方言论自由的妙处的，所以中共才在海外极力渗透、操控，并大肆发展自己的亲共媒体。
海外的民主选举出现的争端，也常常成为中共笑话民主自由、用来劝说人民拥护中共独裁的素材。很多人也由此而相信中共的说法，帮助中共维护一党专制。民主也许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相比中共的黑箱斗争和可能带来的动乱，民主的透明、媒体的监督和军队的独立毕竟是一种可借鉴的出路。大家都注意到，民主国家不管选举争端多厉害，国家很难陷入动乱和战争，这就是民主对社会的制衡作用，根本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像个洪水猛兽。
俄罗斯和平演变之后，中共就一直害怕俄罗斯好起来，所以总是宣传俄罗斯如何如何惨。俄罗斯固然有其自身的“国情”，问题多多，但是，中共把俄罗斯作为民主化后的反例宣传的确是在误导民众。一些中国人到海外听到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三时（2006年7月的报导)，竟大吃一惊，觉得俄国人不是连饭都吃不上吗？印度的民主也一直是中共嘲笑的对象，是民主失败的经典样板。但是，印度自1991年拉奥政府正式开始经济改革至今，其年增长率达7%，这一经济增长率已非常接近中国的水平。印度的金融业和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经营效率较高，银行坏账率低于10%。印度的经济结构跟一些发达国家相似，再加上印度有大量优秀且成本低廉的技术人才，因此有人预言印度将在未来成为“世界的办公室”。实际上，印度如今已成为世界的主要研发中心之一。我们无意为俄罗斯和印度说好话，他们都有自己的严重问题和发展变数，但是我们不应该被中共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不愿全面改革所做的片面报导而误导，不加分辨地重复中共的论调，按照中共的说法去思考问题。事实上，共产党在俄罗斯仍然是合法组织，如果俄国人民真喜欢共产党，完全可以在大选中把共产党选回去，人们不走这条路，显然共产党不受欢迎。
对于中国现在遇到的掠夺瓜分社会财富的问题，有人用“资本的原始积累”来形容，意思是西方世界现代化过程中也走过这么一个阶段，所以，也就是正常的了。我们不去说这个原始积累的对和错，我们至少看到西方在原始积累之后，资本很快进入了再生产，同时有产阶级在政治上有了明确诉求，参政，办媒体，搞教育，做慈善等，成为巩固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中共治下的原始积累就是捞钱，捞个没完，然后外逃，享乐，根本无意去影响政府和共产党，同西方当时的情况根本不一样，怎么能指望出现“原始积累”后的良性循环呢？
还有一个听起来最彻底的类比：如果你去颠覆国家和政府，你看哪个国家不镇压你？这是一个很 “巧妙”的偷换概念的问题，很有迷惑性。其实，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中共反复宣传灌输造成的概念混淆的典型表现。“煽动和颠覆国家罪”是中共继过去的“反革命罪”以后的替代罪名，这个罪名把普通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有关的活动归到“煽动和颠覆国家”，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侵犯。被中共称为“煽动和颠覆国家”、“泄漏国家机密”等等的许多行动，在西方民主国家根本就是受到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民主政府怎么会镇压呢？办报骂政府，在中国，这就是颠覆国家的“惊天大案”，而在西方是很正常的事，同颠覆国家根本无关，除非是囤积武器或者搞恐怖主义暴动。
对于一些少数极端宗教组织在世界上引起的恐怖和战乱作为，也是中共用来否定宗教自由，为中共的无神论开路的反面教材。而对世界上作为主流的那么多的正教正信带来的对社会道德和人性的正面意义，中共却尽力回避。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因此而跟着中共对信仰一概进行批判，排斥别人争取信仰自由的努力。
这样似是而非的类比还很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对于中共不利的东西，中共就不类比了，而是强调中国特色和国情。“国情”成了中共逆世界潮流的一柄尚方宝剑。其实，这不能学，那不能学就是因为触动了共产党的既得利益而已。
4）“说我没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
“说我没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这是人们反驳别人批评的常用语。其实不对。生活中人人都可以对电影明星、足球运动员指手画脚一番，并不要求自己一定要比对方更会演戏，更会踢球。
但是，中共很喜欢用这句话来为自己的恶行狡辩。当美国批评中共人权问题时，中共的回应就是美国的人权也有问题，而且也要出一本指责美国的人权报告，从而认为自己的人权问题就无所谓了。而中共出的美国人权报告，其内容都来自美国媒体的公开报导和美国政府关注的案例，中共为什么要劳民伤财去多此一举呢？就是为了出一口“气”，非为改善美国人权（实际是希望美国人权丑闻越多越好，方便中共作文章），实为侵犯自己人民的人权罪行强词夺理。
中共为自己狡辩，那是它坏到那个份上了。可是，不少普通老百姓也附和中共的说辞，甚至认为中共的回应理由是多么“为国争了光”，这就是糊涂了。且不管美国的人权怎么样，美国批评中共的人权，客观上是帮助中国人民，因为在中共的人权迫害下，被害的不就是中国人民自己吗？别人呼吁中共改善人权，不是中国人民自己受惠吗？遗憾的是，因为党文化的影响，认为批评中共，就是批评全体中国人民，触及了被中共灌输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自尊心，结果盲目维护中共的面子。有人为中共找理由，说别人批评中共的后面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在用人权要挟中共。就算如此，如果我们不买中共的托辞，坚持要中共停止迫害自己的人民，那么，中共改善自己的行为后，别人不就没有办法要挟了吗？这样，既为中国人民带来实惠利益，又打击了别人“不可告人”的目的，一举两得，不是更明智吗？
所以，正常的思维是，不管对方做得怎么样，只要指出的是事实，就应该听取并改正。有人说“正人要先正己”。这又是一种误解。这话应该是批评者自我勉励的话，那是批评者境界高，为了更有说服力，严格要求自己的表现。但是，不能作为被批评者抵触别人意见的理由，不是有句话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
在外国元首要跟中共谈论人权问题时，有一个很典型的被认为是“机智”的回答，就是“你没有资格跟我们说中国人权，因为一百多年前你们严重侵犯过中国人民的人权”。在说起中共天不怕地不怕，破坏自然，污染环境时，也有个类似的说法，就是“西方强国不也转移污染工业，甚至把废料运到别国吗？”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西方国家曾经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为什么共产党就不可以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呢？西方国家能够污染中国，共产党怎么就不能污染中国呢？
中国要与世界接轨，融入世界潮流，就需要听取国际社会的意见，除了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还要研究先进的制度。为了化解国际社会在人权、民主自由等方面的压力，中共总是用“说我没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来无理取闹，误导民众，受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
4）“对共产党要一分为二”
共产党自知坏事干绝，所以，希望人们能对它一分为二。老百姓自己也附和着说，“难道共产党一点好事也没干？”这种观点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这要看一分为二的场合和目的是什么。
一个杀人犯，杀人偿命，按照法律来说，就已经可以给他定性了。如果在法庭上要求一分为二，想用小时候曾经帮助老大爷推过车，植过树什么之类的来抵消杀人罪，那是不可接受的。
拿国家和政党来进行类比的话，可以看一下二战以前的德国。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的元首，他的经济政策使德国的经济连续多年以100％的速度增长，德国的失业率从30％降到0％，德国当时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因为在一战以后德国是战败国，英法列强对德国是很歧视的，要收它的赔款，但是希特勒当了元首之后，德国成了欧洲的强国，特别是1936年成功地在柏林举办了奥运会，使得很多国家对它刮目相看。当时德国修建的高速公路都是可以起降战斗机的，很多地铁的挖掘都是希特勒时代完成的，而且希特勒当时说要让德国的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轿车，这就是德国“大众”车牌的由来。但是不管希特勒在经济上做了多大的努力，在军事上取得多大的成功，有人说他是军事家或是经济学家，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他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全球九千万人的伤亡，造成了四千亿美元的损失，同时他在集中营里面对犹太人残酷的屠杀，有六百万犹太人因为二战在集中营里失去生命。这些事情就足以给希特勒和纳粹定性了，所以今天你要是到德国去的话，没有人说我们要对希特勒和纳粹进行一分为二，而且包括现在拥有纳粹的标志，或者对希特勒崇拜都是违法的。
我们再拿日本人打一个比方。侵华日军在中国除了杀人，它还办了很多实业。特别是在东北三省，它开工厂，开矿业，一直到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当时东北三省的老工业基地，很多都是日本人留下的底子，包括当时东北三省作为全国铁路网最发达的地区，都是日本人弄的。甚至南京大屠杀之后，日本在中国也搞了很多文化活动，比方说盂兰盆会，到南京秦淮河两岸看一看那也是属于花柳繁华、温柔富贵的，大上海那也是朝朝饮宴、夜夜笙歌的地方。那么我们要不要感谢侵华日军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呢？也要来个一分为二呢？我们好像没有人这样想，因为日本人有南京大屠杀，有七三一部队，有三光政策，而且这场侵华战争造成了中国两千万军民的伤亡，就这些事情本身就足以给侵略战争定性了。
所以回到共产党这儿，在夺取政权之后，中共造成了中国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四千万人是被它屠杀掉的，四千万人是活活被饿死的，这个屠杀的数量超过纳粹德国法西斯的十几倍，超过日本人四倍，另外一方面，共产党又出卖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所以就这两件事情本身，就足够给共产党定性了。
在另外一方面来讲，共产党它自己做事情它也常常不一分为二，它常常把事情做绝了。比如它在镇反的时候，为什么不对原来国民党的官兵一分为二呢？在迫害刘少奇、打倒林彪邓小平的时候，那时候怎么不对他们一分为二呢？今天镇压法轮功的时候怎么一句好话都没听说，全部都是诋毁法轮功的话呢？所以从它的表现来讲，它所谓一分为二，实际上是为它维持统治所找的一个藉口，让大家对它有一定程度的认同而采取的一种策略。
如果真要是“一分为二”的话，那么，中共就应该面对过去，面对错误。中共说的“一分为二”其实是一个障眼法。它先虚晃一枪，说事情总有好有坏吧，让人觉得很“客观”的样子，然后，话锋一转，“坏”就不说了，落脚点却是“好”。所以，中共是不让人们去彻底全面地反思中共的过去的，它干的坏事是不让人说的，要说也只能按它的调子和分寸来说，这样说的后果反而是给今天的中共贴金。德国总理勃朗特（Willy Brandt）在华沙下跪忏悔对犹太人的罪行，而中共领导人却从来没有向全国人民忏悔。如果在德国的格言现在是“千万不要忘记”，而在中国则是“千万不要记住”。可是，忘记历史的社会能够自救吗？
6）“温饱权高于人权”
面对世界民主潮流，中共在人权方面的恶行成为中共在世界上的一大包袱。于是，御用文人们杜撰出了一个人权歪理，“温饱权高于人权”，“你到饥肠辘辘的农民那里去问问，他们是要饭吃还是要民主自由？”很多人面对国际社会批评中共的人权记录时，也会用中共这一套话语进行批驳。在中共的政治教科书和每年的政治考题中，对这个问题都是有标准答案的。中共在不同的外交场合，也经常俨然理直气壮，一副义正词严的样子。人们重复这句口号，跟中共的宣传和灌输是分不开的。
其实，这是一种混淆逻辑的诡辩，它把民主自由当作一个抽像的概念，而把这个抽像的东西去同具体的“食物”进行对比，加上暗示农民的教育水平低，只会要具体的，而不懂得抽像的东西，从而得出农民都“要饭吃”，于是，就否定了民主自由的重要，结论就是“温饱权高于人权”。
我们稍稍换一个说法，把民主自由具体化，农民们就不会上中共的文字游戏的当了。过重的负担，压得农民翻不过身，就连中共自己都承认减免农民负担是一项关系国家的大事。对饥肠辘辘的农民，如果把“民主人权”的抽像字眼转换成具体的行为，我们可以这么问，“我们农民被整得苦啊，找人把你们的情况反映出去，你们愿不愿意？”“当官的欺压农民，苛捐杂税多啊，咱们把那个坏蛋乡支书罢了，选个真正为我们干点实事的，大伙乐意不乐意？”对于这样的提议，农民们难道会拒绝？
人的肚子饿了，要想得到帮助的话，首先就要发出声音，让人知道你的肚子饿了。就是说“言论权”比“温饱权”更紧要。可是，为什么中共颠倒顺序的狡辩人们也能欣然接受，听之任之呢？就算吃不饱的人没权说话，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已经吃饱了吗？为什么不让他们说，或者容许他们替吃不饱的说呢？
其实，“温饱权”对于中共来说也不重要，中共在意的只是一个敷衍外界、抵触言论自由的藉口。
类似上面这样的似是而非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党文化改造人的思想之后，的确使得人们沟通起来都很困难，一个问题解决了，还有另一个问题冒出来。如何避免用党的思想思考问题，避免用党教会的语言说话，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把角色分开。把自己同党分开，克服党妈妈情结，突破“离不开党”的底线，不把党的无神论、唯物论和斗争哲学、仇恨哲学当作自己思想的基础。对于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看一看如果你附和那些观点，到底对谁有利，是鼓励党干坏事还是监督党、抑制党不让它干坏事。中共可以为自己辩解，但是，我们老百姓不能跟着起哄。别人批评中共的时候，并不是在骂中国人。丢中共的面子，不等于丢中国人民的面子。能够挑战独裁，为真相挺身而出，是真正的勇士，是会赢得世人的尊敬的，这种尊敬是对中国人民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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