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悠悠：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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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年号，凡二十三年(627—649年)。“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也是唐太宗雄才大略，苦心经营的结晶。

唐太宗是一位严以律已，能够居安思危的人。他虽然身为一国之主，但总时时约束自己，唯恐因“嗜欲以成其祸”。他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篇》)他又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同上《政体篇》)
据《资治通鉴•唐记》中记载：李世民还讲过这样的话：“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唐太宗是一位熟通经史的人，他对历代王朝的得失成败，了如指掌。他以北齐的灭亡为例说：“人主赋敛不已，百姓即弊，其君亦亡，齐主(后主高纬)即是也。”(同上《辩兴亡篇》)。对于秦、隋两个王朝的迅速灭亡，他深有感慨的说：“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及此，不觉惕焉震惧。”(同上《灾祥篇》)。

为此，他除了继续实行和完善均田制，使平民百姓有田可耕以外，赋税也较隋朝为轻。

另外，唐太宗还提出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服徭役“不夺其(农)时”，二是“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唐太宗这种“先存百姓”和严于律已的为政思想，对于当时朝廷各项政策的制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据《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篇》记载，唐太宗对君民关系的认识，是颇为深刻的。文中说：近自建立太子(即后来的唐高宗李治)，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唐太宗见到李治太子吃饭，便教育他说）：“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骑马的人，不把马累倒，就可以常有马骑）见其乘舟，又谓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并不是唐太宗先提出来的。孔子曾说：“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荀子在《王制》中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载舟”、“覆舟”之喻，历来是为国当政者遵守的至理名言。然而，真正能够落实到行动上的太少了，唐太宗却是念兹在兹，不敢忘怀。

唐太宗在这方面，是做得很突出的。他常常以隋朝的灭亡为鉴戒，重视君民之间的关系。在他刚上台的三年间，关东、关中各地，连续发生水旱霜蝗之灾。关中的情况，更为严重，甚至出现了卖儿鬻女的现象。他一方面命令各地州官，开仓赈济，派遣亲信大臣，分往各灾区巡视；另一方面“出御府金宝，赎男女自卖者，还其父母。”

在贞观二年(628年)，蝗灾严重，唐太宗在举行祭天仪式后，就拿起几只蝗虫，吞食了下去，说：“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我宁愿蝗虫吃我的肺肠，却不要吃百姓的庄稼呀）！”经过这次乞天祷神之后，真的立即：蝗灾消失。

唐太宗为了赈救灾情，乃实行精简机构，节约政府开支。一时之间，中央官员由二千多人，减为643人。他又多次下诏修订法令，凡死罪，需上报刑部复审，再经中书、门下省的高级官员议定，然后由皇帝批准，才能执行。对于各种刑罚，也多变重为轻，如把绞刑改为加役流(即流放服役)，定出各种刑具如枷、杖的尺寸大小等等。

由于唐太宗重视赈灾抗灾等工作，社会秩序相当稳定。到贞观四年(630年)，全国大丰收，米粟每斗不过三四文钱，被处死刑的只有29人，出现了“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太平景象。

有许多地方，行旅不必再带粮食，沿途自有供应，甚至还能得到优厚的款待。如《贞观政要•政体篇》载：“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意思是讲：凡是外出旅行的人，从京师走到岭表，或从山东走到沧海，都不必自带干粮，走到哪里，均可在路边的人家中，得到免费的接待。特别是進入山东村庄，行人从他们那里经过，当地的百姓，必定会很热情的款待，临走时，还会赠送给你一些礼物和食品。这些情景，都是从“贞观”以来才出现的，过去是从来未曾有过的呀！

这就是史家所交口称赞的“贞观之治”！

笔者附言：笔者听张家口的一位老人亲讲：在一九四九年初时，张家口地区，尚有此唐代遗风：那时你过该地，如遇风雪，当地人见之，必留你在家吃住。你如有力气，你会自愿帮主家劈柴、扫雪……干你之所能；你如是女人，你会自愿的帮做纺织、针线活计，或缝衣、补衣、洗衣、带孩子；对有病的行者，还为你延医……直至雪晴，才放你走。临别依依！互道珍重！到了后来，中共发动各种形式的群众互揭、互斗运动，搞得人人如仇敌，家家不安宁……致使我华夏古风美德，荡然无存！噫兮，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