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家的失蹤︰越來越令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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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格勒諾布爾當地報紙DAUPHINE LIBRE,2001年8月30日報道
扔到海里的瓶子......

赤堅、其配偶及他們的女兒一凡在格勒諾布爾的朋友們很擔心︰對他們來講,他們很可能受到中國當局的監控。(攝影︰Patrick GUYOT)

赤堅,格勒諾布爾市皮埃爾蒙代法蘭西大學(Pierre-Mend-France)的經濟學者,他的辦公室已經空了六個星期了。在他的辦公桌上,計算機前放著一本深紅色,字典大小的中文書。在過道對面的玻璃門隔開的小房間里坐著赤堅所在研究室的主任伊萬?桑松(Ivan Samson),赤堅在這里從事研究多年。主任的桌子上放著一張照片︰赤堅一家在格勒諾布爾春天的綠蔭下,背景是朋友們在花園的一角,逝去的歡樂場面。

8月29日星期三,赤堅和太太孫鳳龍,女兒一凡的同事及朋友們都感到不太樂觀︰這三個生活在格勒諾布爾的中國公民回中國已經6個星期了“我們猜想至少他們是被中國當局強制扣留起來了。”赤堅的好朋友及同事伊萬?桑松說。他旁邊,法國法輪大法協會的主席阿蘭?唐(Alain TONG)不停地在打電話。法輪大法協會教授法輪功的修煉方法,這是一種源于佛道兩家的功法,1999年被中國當局禁止。中國當局指其為XX,並使用中世紀宗教審判所對付異教徒的手段對待其成員。

7月16日,赤堅夫婦及女兒登上了飛往他們的家鄉內蒙古的飛機,他們從未向他們的朋友隱瞞過他們是法輪功成員。伊萬?桑松說︰“他們本來應該8月18日回來的。”赤堅的車寄存在他家。上周法輪功的國際網站收到法輪功成員可能是從中國的網吧發來的簡短的消息︰赤堅一家在8月7日被警方帶走。

四個從赤家傳來的消息,四次呼救信號?

伊萬?桑松說︰“是我在1992年幫他辦來格勒諾布爾的。他在1992年讀碩士,1993年進入博士階段,在我領導的“過渡期發展國家”研究室做有關內蒙古經濟發展的博士論文。他的太太1996年到格勒諾布爾,並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家中餐館工作了三年。他們的女兒一凡1998年和他們團聚,在他們所住街區的奧林匹克村小學上學。幾年前他太太在格勒諾布爾的一條商業街鴣和貝利亞街(cours Berriat)15號開了一家“亞洲外賣”。他們的女兒一凡聰敏過人,她開學就將進入斯湯達歐羅泊樂國際中學(Lycee international Stendhald' Europole)上高中了。”

赤堅來法國後只回過一次中國,去了一個星期,而且幾乎都用來收集他的研究數據,很快就回來了。遠遠在中國當局追剿法輪功成員之前。

那麼為什麼赤堅一家要在2001年夏天冒險回中國呢?“是一凡一定要回去看她的姥姥。”伊萬苦笑著說。“從好幾年前他們就一直在努力,想讓老人來法國和他們團聚,但是中國當局不批準她出境。”赤堅一家是否落入虎口?“我想可能他們在法國住的時間久了,使他們淡忘了中國嚴酷的現實”。伊萬的老伴羅蘭德?彭莎爾(Rolande PONSARD)說︰“加上北京得到了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權可能也使他們認為中國越來越開放”.....

跟我們昨天報道的一樣,無論是中國還是法國官方都沒有確認被朋友們公認是溶入法國社會的典範的三名中國籍格勒諾布爾居民被捕的事。我們猜想外交部礙于從人的角度考慮,不管怎麼說,根據他們三人的身份證件,把它看作中-中事件,所以只是簡單表示“為這一事件擔憂”。昨天皮埃爾蒙代法蘭西大學(Pierre-Mend-France)的校長約見了高等教育部亞克朗部長辦公室主任,主要是備案。根據我們得到的消息,赤堅一家從中國傳遞過四次消息。第一次是星期二早上六點半赤堅的一位朋友接到他的電話︰“肯定是他,他的聲音很平靜,他讓我幫他處理一些具體的事情,就這些。”接到電話的朋友說。第二個電話是在同一天,中午的時候,一凡給她的一個同學打的。這位同學的媽媽解釋到︰“她是這樣告訴我們的︰我們不能馬上回法國,但是開學的時候我會在的。”

然後又有一個電子郵件說赤堅放棄下一年的注冊。“這個博士論文他已經做了8年,再過幾個月就要答辯了,這是他生活中的一個目標。”這個郵件就象投在大海中的一個瓶子。“下一年的注冊是在12月份為什麼要現在告訴我們呢?再說如果真有什麼問題他應該直接給我打電話。”伊萬?桑松解釋道。

星期五又有一個信息傳到赤堅的法國朋友們,使他們的擔心得到了證實︰“我們認為中國的安全部門安排這些通訊外來為了制造一切正常的假象,但是一些細微的與個人有關的情節讓我們覺得赤堅一家處于中國當局的監控之下。我們很擔憂。”

02/09/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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