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报告（四）

【圆明网】
四、中国国家器官市场

中共通过一种全球性的大规模高度专业化的器官移植谋利的商业运营模式进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也可以称其为中国国家器官市场。

中国国家器官市场是中共开动国家机器，建立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库，进行大规模产业化器官移植而成型。以巨大的器官数量；高质量的供体；超短的等待时间；高效率的移植手术和高昂的收费为其商业运营特点。中国国家器官市场的零售流程和供应链系统的高效率造成了大规模活摘器官，使得更多的法轮功学员成为活摘器官的受害者。

根据中国大陆提供的数据进行计算可以看出，1999年是一明显分水岭。1999年以前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的单位和移植量很少，1999年以后器官移植的单位和移植量暴增。尤其是2001年之后，相当数量的医院成立了器官移植中心，连不具备移植手术条件的市级中医院，一些中型的区级（二级）医院，甚至基层军队医院（卫生所）都开展了大量的器官移植手术。实施肝移植的医院由1999年以前的19家暴增至500多家（截至2006年4月）；1999年以前20多年的肝移植累积总数仅100多例，1999年以后呈指数增长，2005年年移植量已达4000例。实施肾移植的医院由2001年的106家增至368家（截至2006年4月）；从2001年至2005年四年期间至少实施了三万多例次的肾移植，几乎相当于前40多年的总和。心脏移植、胰-肾、肝-肾等多器官联合移植在1999年以后也取得突破和明显增长。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在过去十年间（1997-2007），中国器官移植数量飞速增长”。他是这样具体描述的：“全国一共有600多家医院、1700名医生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太多了！”相比之下，在美国，能够做肝移植手术的只有约100家医院，从事肾移植的不过200家；而香港特区能够从事肝、肾和心移植手术的医院仅各一家。

从1999年到2007年，中国器官移植市场飞速发展。在2003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突然大幅度成倍增长。2003到2006年间在国际上掀起了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热潮。中国一些医院的器官平均等待时间短到不可思议的1-2周。

至2000年底，中国大陆肾移植累积总数达34832例，仅2000年实施肾移植数就超过5000例次，形成了一批具备相当规模和综合水平的肾移植中心，2000年全年移植数超过l00例的肾移植中心已达23个，它们实施手术的总和占当年全国肾移植总数的比例超过60%。至2001年底，中国大陆肾移植的累积总数达40，393例次。其中，在2001年已经登记的106个单位共施行肾移植5561例，年移植数量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

来自中华器官移植学会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中国大陆每年肾移植的例数都在5000例以上。2004年，全国登记的肾移植例数为10220例，其中亲属供肾162例，占1.59%，全国可以开展肾移植的单位有195家，年例数在100例以上的单位有36家，年例数在200例以上的单位有8家。2005年，全国登记的肾移植例数为9699例，其中亲属供肾270例，占2.78%。

2002年12月2日刊登在中国医药报上《我国器官移植现状》的综述总结了1989年至2001年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状况：“肾移植是我国临床开展最早、例数最多、技术最成熟的大器官移植。目前，我国已有29个省、市、自治区开展了这项工作。肾移植的术式已基本定型，成为治疗终末期肾病的常规手术。”“开展的单位和移植例数逐年增加：1989年、1995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分别施行了1049、2382、3596、4323、5542和5561例次肾移植”。

迫害法轮功开始4年，中国大陆移植肾的数量就和前40年的数量持平。来自中华器官移植学会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中国大陆每年肾移植的例数都在5000例以上。2004年，全国登记的肾移植例数为10220例，其中亲属供肾162例，占1.59%，全国可以开展肾移植的单位有195家，年例数在100例以上的单位有36家，年例数在200例以上的单位有8家。2005年，全国登记的肾移植例数为9699例，其中亲属供肾270例，占2.78%。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普外科主任，肝脏移植中心主任严律南表示，自1999年起，中国肝移植才开始步入成熟期。肝移植在初期阶段1977～1983年7年间，行57例，无1例存活超过1年。停顿7年（1984～1990年）后，从1991年又开始起步，直至1998年，在这8年间施行78例，开始出现长期存活的病例。从1999年开始，移植数量成倍增加，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分别施行了118、254和486例次，到2001年登记处的统计累计996例次。

到2000年，全国已有30多个单位施行肝移植，当年总例数已经达到258例次。进入本世纪后，国内肝移植出现高速发展的态势，到2006年，中国大陆年肝移植例数超过3000例，总数已达12000余例，开展肝移植单位超过200家。

2007年8月18日，国家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王羽透露，到目前为止，中国内地已有164家医院经卫生部审定批准开展器官移植；每年进行3000多例肝移植手术，截至今年六月底已累计完成14613例。新华网上海频道报道，从2005年3月到2007年5月间，中国已经有超过万人接受了肝移植，其中有9610人在中国肝移植注册系统内备有完整的信息。中共这样大量的肝移植手术，却没有说明肝供体的来源。

在中国大陆，一个肝脏移植包括医疗费用售价10万美元，肾脏每个6万5千美元，心脏15万美元。仅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肝移植一年的收入就是一亿人民币，而且器官为免费，不计成本，手术本身的费用和书后医疗护理不超过两万美元，利润超过百分之三百。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可以发现这样的话，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

2006年，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皇家检察官乔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David Matas）就中国大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了多方调查，发表了调查结果，《血腥的器官摘取--关于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常被称为大卫的调查报告）（BLOODY HARVEST）。作者根据一些公开的数据，认为中国器官市场高速发展的几年中，有41500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是无法解释的。该报告收集到了能够证明指控的几十类证据。2006年7月，他们发表第一版调查报告时，已经收集到了足以证明指控的18类证据。2007年1月底发表的第二版调查报告中，收集到的证据已经达到33类。从2006年7月起，乔高和麦塔斯到了四十多个国家，发表公开演讲，公布他们的调查结果，同时不断地收集到新的证据。

2001-2008年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数量：目前保守估计四万至七万例。

减法：器官移植总数-死刑犯器官

自2006年三月初起，不断有证人指控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焚尸灭迹，追查国际据此对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手术资料追踪调查，调查的重点是2001年至2006年不到五年期间器官移植状况。调查结果，截止2006年初，中国已实施各种器官移植的数量九万余例，其发展速度、数量、涉及的范围和超短等待时间的配型施行手术，均显示2000年以来中国大陆确实存在一个无法用捐赠和死刑犯器官解释的庞大的活体器官库。

《“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报告中，对死刑犯可以提供的器官做了精确估计。按照其计算公式，每年官方处决的人数在一万人左右，可供摘取器官的死刑犯比例为30%，一个犯人能提供的器官数量（肾和肝）是3个，3个器官能同时都被利用的比率设定为75%。估算结果是，每年死刑犯能提供的器官差不多在6750例（肾、肝）的水平。

为什么死刑犯被利用的比例取值30%，而不是50%，或者80%？有四个主要因素：1、组织配型要求是利用死刑犯的一大瓶颈，相同血型匹配的比例在30%左右；从医学角度说，直系亲属之间HLA完全配型的概率是50%；而一般陌生人之间的配型概率在20%～30%之间。换句话说，可利用的死刑犯不会超过30%。2、“冷缺血时间”的限制器官离开人体后细胞会死亡，一个人心脏停止后，其器官若不马上处理并存放在超低温的特殊培养液中，15分钟后器官就不能再用。即使摘除后马上存放在低温的特殊培养液中的器官，必须在有效的缺血时间内进行移植手术。目前肾脏的冷缺血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肝脏不超过15小时，心脏不超过6小时。所以，死刑犯的器官除了组织配型的限制外，还必须要尽可能的缩短冷缺血时间。在器官移植上，不存在储存器官以备日后利用的问题。3、死囚器官是“过期作废的一次性资源”。死刑犯是一次性资源，如果与这一批病人的组织配型不高，这次没有用上，也就没有下一次机会了，因为人已经被押赴刑场处决了。所以，死刑犯是一种没有“储备能力”的“一次性资源”。其他活体的器官来源，就没有这个局限性。这次不行，返回到器官供体库里储备着，等下次再用。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说，某个法院有时故意不确定执行死刑的日子，等医院找到病人再说。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杀死刑犯是中共的政治任务，不可能为了每个死囚的器官能被利用，而一个个的留着不杀等着备用。相反，中共为了政治目的，号称要“大快人心”，有在节假日（元旦，五一，十一等）集中枪毙一批犯人的习惯。在没有器官共享体系的情况下，这种行为也会导致器官的浪费。一名天津武警总队医院烧伤科的医师王国齐，曾在美国国会的国际运作及人权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就盗取死囚器官出庭作证，他在“我在死囚身上剥皮”的自白书中，也描述了他亲自参与的到刑场取器官的过程。四个犯人，只有一个被取器官。他被要求在听到枪响后十五秒内必须把囚犯抬到救护车内，他同另外一名医生用了十三秒。4、死囚器官是“时空分割的小样本资源”：死刑犯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时空分割）被处决，由于中国没有如同美国那样的器官共享网络（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简称UNOS），所以死刑犯作为器官来源，组织配型是在小范围或者当地进行的，属于“小样本资源”。有学者指出，地方法院与当地医院形成了地方利益，这种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外地医院要来本地弄器官也就更不容易（到了2009年8月，中国才公布将在境内10个省和城市试点推行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对某月、某地而言，死刑犯器官原则上只能跟那个时间、那个地方的病人受体进行器官匹配，所以，匹配率不高造成的器官浪费是很明显的。

按官方报道，2000-2008年器官来源的比例中，来自亲属间活体移植比例逐年增加，来自死刑犯的器官比例（不是数量）在减少，死亡自愿捐赠的仍然是微乎其微。1999年亲属间活体移植占2%，2004年是4%，2006年是15%，到了2008-2009年，据《中国日报》引述权威人士说法，有40%来自亲属间活体移植，60%多的器官来自死刑犯，而死亡自愿捐赠的从2003年到2009年只有130人。大陆《财经》杂志2005年第24期称中国95%以上的供体是尸体，而尸体几乎全部来自死刑犯。《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4月报导，中国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中国肝移植注册网站上列出的1999-2006年肝移植中活体移植的数量远远小于总量（虽然是不完全统计，但相对比例具有参考价值），也说明活体的比例在2006年前非常小。

根据上面这些数据，在2000-2002年器官来源95%以上都是死刑犯，2008年的器官有60%左右来自死刑犯。以肾和肝为例，根据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提供的数据，2000-2002年每年有6000-6500例。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在2009年9月做客新华网时提供了一个2008年的数据，2008年完成肝脏移植三千多例到四千例，肾脏移植六千多例，那么，如果根据《中国日报》目前有65%的器官来自死囚的官方说法，2008年的死囚器官应该有5850到6500例。

6750例（肾、肝）的估算数字和历史数据的5850到6500例，有相当高的吻合性。从2000-2002年和2008年的数据来看，死刑犯提供的器官大概在6000-6500例（肾、肝）左右。按照2001年至2006年不到五年期间各种器官移植的数量九万余例，减去约三万余例死刑犯器官数量，2001-2006年中，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当在五至六万余例左右。

乘法：关押法轮功学员数目乘以活摘比例

前美国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资深记者，依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在《国有器官》（State Organs）一书中用调查取样的方式估算2000-2008年的活摘器官数量。

他指出，整个劳改系统关押的人数一直是秘密，但按照劳改研究基金会从一千个监狱和劳教所的经济产出等线索估算关押人数并汇总，中国大陆劳改系统关押人数在300万至500万之间。

葛特曼在自己的调查中，通过询问被关押得法轮功学员每个监室中法轮功学员得比例，得到了一个全国平均的比例：15-20%被关押者是法轮功学员。通过这个比例和劳教系统关押的总人数，可以估算中国大陆监狱和劳教系统中在2000-2008年中每天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数量在45万到100万之间。也就是说，每天都有45万到100万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监狱劳教系统中被关押。

这个数字似乎很大，但是按照1999年7月，中国公安内部调查称，大陆炼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七千万至一亿。那么被关押的学员只占修炼群体的1.5%。

下一步，葛特曼算出了2000-2008年被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总数量，早期劳教一般是1-2年，到2008年，5年劳教相当普遍，用三年作为平均数，2000-2008年，中共监狱和劳教系统总共关押过1200000至2666667名法轮功学员。换言之，活体库数量为120万到260万之间。

在他调查的50位学员中，16人，近30%被进行过为活摘器官做准备的体检。其中一半属于老弱病残，或绝食很长时间，并不适合活摘器官，其被检查身体的原因是做样子，使得其他法轮功学员不引起怀疑。

另一半则是年轻，健康，没有绝食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接受的检查并不一样，但其中都包括验血、验尿、心电图、腹部X光片。而且，他们接受定期复查，复查内容与组织配型有关。这一部份法轮功学员是为活摘做准备。

接受检查的法轮功学员 低估计值 高估计值

接受检查比例 30% 30%
接受检查的数量 360，000 800，000
接受检查不活摘比例 50% 50%
接受检查准备活摘数量 180，000 400，000
被活摘比例 5% 30%
被活摘数字 9，000 120，000
最好的估算数字 65，000

关于被活摘学员的比例，为了保证最低的成本可以回收，只要活摘5%就可以盈利。而就法轮功学员回忆，每3-4名接受检查的健康法轮功学员，只有一名被转移关押，而这个比例和死刑犯器官公式中的30%非常吻合。至此，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数目的范围为九千到十二万例，最好的估算数字是六万五千例。

2003-2006年：中国国家器官市场的兴盛

世界各国移植的数量在1999-2009十年间基本都是比较稳定的。加拿大从1997年到2007年的器官移植数量大概是从1500例增加到2200例，美国的移植数量从1997到2008年是从2万例增加到2万7千例。中国在稳定了几年以后（1997-2002），突然大幅度增长，然后在外界质疑活摘器官之后，又突然下降，这种现象不符合世界器官移植发展的正常过程。

在2003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突然大幅度成倍增长。2003到2006年间在国际上掀起了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热潮。中国一些医院的器官平均等待时间短到不可思议的1-2周。也就是说，正因为等待时间短，器官质量高，才造成了大陆的国际器官移植旅游热。而2006年之后丰富的供体来源突然消失。

2003-2006年，中国出现了器官移植史上绝无仅有的市场，超短的器官等待时间，供出口的高质量器官，昂贵的费用，器官移植成暴利行业，中国成为全球器官移植旅游中心，这些“中国特色”现象同时出现，其原因是中共通过军方和国际机器主导的集中营、中心配型、大规模活摘的运作模式运营，活摘器官从零星个案为主进入了规模化，产业化。

中国国家器官市场特征之一：超短的器官等待时间，一个器官移植史上的特大意外。

美国卫生部的数据表明，在美国，肝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两年，肾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三年。而中国的一些医院说，他们的器官等待时间短到只要以周来计算。天壤之别，可以说是开创了器官移植历史上的一个特大意外。意外的等待时间，就意味着有意外的大量器官来源。

中国国家器官市场特征之二：昂贵的费用，器官移植成暴利行业。

各大医院的收费标准可能不一样，但是昂贵的程度从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的费用表中可见一斑。

肾移植6万多美元（约合40多万人民币），肝移植10万美元（约合70万人民币），肺和心脏器官更贵，要15万美元以上。

特征之三：中国成为全球器官移植旅游中心：昂贵的费用使得病患的主要来源是有钱人阶层，局限于一个特定群体：海外的病人（流行一时的“器官移植旅游热”），大陆有钱的生意人、明星和中共官员，少数倾家荡产的普通病人。

特征之四：小市场中的大市场：尽管高昂的费用，病人来源的局限，但2003年后中国器官移植数量是大幅上升的，每年突然增加了5千到1万例甚至更多的器官移植。

中国每年大约有150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供体短缺现象要比美国等移植大国严重得多。但是，从2003年开始中国成为了一个供体丰富，吸引国际病患源源不断来到中国作器官移植旅游的世界移植中心。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郑虹在2004年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自豪地说，“中国的供体短缺其实比国外好了太多”。

特征之五：国产的器官，出口的质量：中国这个阶段的移植市场有很多反常的现象，除了上面提到的超短的器官等待时间，面向特定的小群体，数量规模反而大增等等之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器官数量的增加并不是靠牺牲器官质量换来的。恰恰相反，这个时期的器官供体质量非常好。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在其网站上的“问答”中，对于质量问题，是这么说的：“在中国开展的是活体肾移植与各位在日本的医院及透析中心听说的尸体肾脏移植完全不同。”“肾脏移植最重要的是组织配型问题。进行活体肾移植前，首先要检测供体肾脏的功能及供体者的白细胞，以确保移植用肾脏的安全性。为此可以说比起日本的尸体肾脏移植，这里更为安全可靠。”活体，成为招揽海外病人的重要广告。

海外的独立调查机构曾以病人或者病人家属的身份打电话到中国大陆的移植医院，询问器官情况，得到的答复大都是“供体是健康的”、“一般在30岁”、“保证质量是最好的”等等。

特征之六：2006年之后丰富的供体来源突然消失。

器官来源一般来说比较稳定，这也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器官在十几年中没有太大的增幅，当然更没有突然的下降。中国大陆在2003-2006年的疯狂增长之后，随着2006年3月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在国际上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大陆2007年的器官移植大幅跌落。

活摘器官曝光之后，中共一方面予以否认，另一方面加快了对器官市场的整顿，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移植医院实行准入资格，600多家医院中，只有160多家医院获得资质。

2007年5月，中华器官移植学分会常委、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对《科学时报》的记者说：“我国器官移植的数量，在2006年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完成了近2万例的器官移植手术；2007年1～5月份，与去年同期相比却出现明显的下降，主要问题仍然是供体短缺。”

《南方周末》2007年7月刊登的一篇文章更是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文章称，“做移植手术的大夫抱怨供体突然短缺了。”“朱志军是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二楼办公室里，朱志军显得有些忧心忡忡。他对记者说，从新年后到现在，近半年过去，这家号称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总共才做了15例肝移植手术。而在2006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创造出了一年完成600多例肝移植手术的纪录。

中国国家器官市场成为全球器官移植中心

中共通过行政、经济、政策等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鼓励移植，同时通过几个主要中心用英文对全世界进行广告，吸引外国人到中国换脏器，不但收入大大超过国内患者，而且病人术后回国，更能掩人耳目，同时缓解对全国医疗系统术后护理的压力。曾经以五种语言面向全世界招揽病人的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网站宣称同样的精神：“……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如此之多，这全归功于政府的支持。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门、司法部门、卫生部和民政部共同颁布了一项法律，以确保器官捐献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障。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

2005年11月，《财经》记者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采访器官移植国际大会。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在会上展示了很多发布于网络、名为“旅游”实为器官移植的非法广告，这些所谓“旅游”的目的地正是中国。一些医院在自己的网站上对器官移植公开明码标价，有的甚至在境外设立专门的联络点。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2008年10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也印证，中国是“器官移植旅游者”的首选目的地：一部份美国患者在其他国家接受移植后，会因为种种原因到该医学院继续接受治疗。而这些患者中，近一半是在中国完成的移植。

接受肝或肾移植的病人健康程度都很差，术后后却需要大量免疫抑制药物来预防对外来器官的排斥反应，这样使得病人成为一颗定时炸弹，不时就出现健康问题，甚至严重的突发事件，比如感染、大出血、高钾血症、呼吸衰竭、心功能失常等等。手术本身的工作量比起术后的工作量是一比十左右。

因为中国医疗水平问题，器官移植术后并发症大大超出国际水平，以肝移植为例，因为术后护理不佳，预后很差，移植后生存半年以上者仅六例，生存最长时间为264天，因此，中国从1983－1990年全国肝移植完全停止，7年内全国没有开展一例肝移植手术。

近年来，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省市均已开展肝移植手术，然而却留下不少的后遗症。在江苏召开的国际肝病研讨会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北京一家医院做的90例肝移植手术中，3个月内死亡的有18例，存活超过3个月伴有胆道并发症的占了37%。据了解，目前绝大部份开展肝移植手术的中小医院，均从大医院请专家主刀，待完成开展肝移植手术的宣传后，却很少也没有能力去考虑患者术后的情况。”

至少7名日本病人于2004年初至2006年2月间在上海、沈阳及长沙接受移植手后死亡。在日本厚生省调查七人赴中国移植器官病逝事件之际，美国国家肾脏基金会引述报告指出，多名马来西亚人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后病逝当地，或是回国后因并发症死亡。

据《朝鲜日报》报道，2004年，韩国移植外科学术界对236名赴华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手术后出现移植排斥反应或并发症的概率比韩国国内高。胆道狭窄等并发症发生率达到32%，而韩国国内移植手术的该并发症发生率仅为3%左右。

因此，中国大陆的移植界只是从移植手术本身获利，没有更大的压力，才能进行大规模商业性对外移植。这也是从2001年以来，中共可以开放器官市场，引诱大量外国人到中国换器官的原因，因为他们会回到本国进行术后护理。

2001年中国大陆已经登记器官移植的单位（医院）106个，2004年中国大陆能够开展肾脏、肝脏、心脏等大器官移植的医院约360家，目前中国从事肝移植的医院超过500家，开展肾移植的医院达到368家。而美国能够做肝移植手术的医院不过100家，有资格从事肾移植的不过200家。

从韩国乘飞机只需1小时30分即可到达中国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2005年，360多名韩国人在此进行了器官移植手术，占移植手术40%左右。

北京器官移植中心的韩国代理人金云东（音译）披露：“在天津、北京、上海（中山医大附属医院）、杭州（华西医大附属医院）等大型医院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韩国患者每月达到70～80人，如果把中小医院加在一起，在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韩国患者每年将达到1000人。”

中国大陆器官移植产业业务的突飞猛进，“器官移植旅游”是重要的助推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常务副主任朱志军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最初是一些港台的病人慕名而来，接着外国人也开始多起来了。一些经商的中东人找到了医院，后来就象滚雪球，越来越多。”

《生活文摘报》2006年3月3日第六版报道“中国大陆成全球器官移植新兴中心”。文中说，众多需要移植器官的国际患者的人数，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外科（又名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为例，激增。该医院从2002年开始收韩国患者，到现在有500多人。另外，该医院还收日本、马来西亚、埃及、巴基斯坦、印度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做移植手术。公开数字显示，至2004年底，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累计实施1500例肝移植，近800例肾移植，同时还实施角膜移植。据《朝鲜日报》称，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2004年12月曾在一周内完成44例肝移植手术，以每周5天工作日算，日均实施8.8例肝移植手术。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沈中阳说，2005年12月16日，该中心实施肝移植手术597例，而到12月30日，就达650例；两个星期内作了53例。据称2004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实施的肝移植手术中，韩国人占37%，其他外国人占16%。

而据接受移植的家属讲，他们打听到“捐献人”的年龄大部份在20-30多岁之间（其实从中国现状看，这也像广告词一样，值得怀疑），而确切身份，则更无从知晓。

到后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国外患者所占比例甚至已超过国内患者。据《朝鲜日报》报道，2004年，该院进行的507例肝脏移植手术中，韩国人占37%左右，其他外国人占16%左右，国外患者比例超过53%。从2002年开始，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收治韩国患者已超过500人。

日本媒体报道，2004年至2005年期间，共180名日本人在中国进行肝脏及肾脏移植手术。而另一报道则称自2004年以来，仅仅一个中间人就介绍了100多个日本人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这一趋势还在发展。

而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从2007年中国禁止向外国人移植器官以来，至少有17名曰本人通过旅游方式在广州接受了肾脏、肝脏的移植手术。报道中称，这17名日本患者年龄在50～65岁，在中国接受的手术多数为肾脏移植，一部份是肝脏移植。这些日本患者在中国大约停留了20天，并在广州市的医院接受了移植手术。每个患者的移植费用大约为8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6万元），这其中包括向医院和医生支付的手术费、行程费用和在中国期间的开销。

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长野津志采访了一名曾在中国广州做过肾移植手术的日本患者，这名患者目前已经康复。他的手术时间是2007年8月，当时，中国已经在原则上禁止了向外国人移植器官。长野津志在《朝日新闻》的报道中写道：这名40多岁的患者表示，他向日本当地这个非营利机构支付了1000万日元（现约合70万元左右人民币）用于该机构为他安排手术。为了不让事情暴露，日本患者应中国院方的要求用中国人的名字住院，此外这名患者还记住了给他做手术的中国医生的名字。

《焦点日本》的一名记者大卫•迈克尼尔在2006年就关注到了日本人通过当地中介在海外做器官移植的问题，他对此事以及相关的器官黑市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调查。他讲述了在中国做过肾移植手术的日本人上智一郎的经历。上智一郎一直在等待合适的肾源做手术，然而等待却没有任何结果。绝望之下，上智一郎只好从网络上寻找传言中的买卖肾源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上智一郎惊讶地发现这件事竟然是那么简单！通过网络，他与一名在中国的日本器官“经纪人”取得了联系，在双方沟通了仅十天之后，上智一郎就躺在了中国上海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接受了移植一个肾。这样的速度让他自己也十分吃惊。

台湾联合报消息，一位不愿具名的肝脏专科医师表示，近几年确实有很多美国本地病人去中国大陆等地换肾、换肝，甚至台湾许多重病病患就近到大陆进行手术，这似乎成为病人间的“默契”，亲戚、朋友间相互介绍，有一定的联系管道，至于详细情况、器官源等都三缄其口，甚至不愿多谈。

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每年以色列30例心脏移植手术中，有10例是在中国进行的；在过去五年间，至少有200名以色列人在中国接受了肾脏移植。

在各国器官移植捐赠供需失衡下，许多病患者寻求海外器官移植的机会，世界各地的患者飘洋过海来到中国，中国大陆已成全球新兴的器官移植中心。

马来西亚医师Chazali Ahmad在《国有器官》（State Organs）一书中讲述其亲身经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马来西亚病人因等待时间长，到印度进行器官买卖移植，印度的穷人迫于生活所需，多半在活着的时候就会出卖自己的器官。1993年，印度政府尝试以法律规范约束器官买卖，此后马来西亚病人转而到广州进行移植。他们带回马来西亚的是中国移植中心出具的医疗总结，总结中报告器官移植、术式和所用免疫抑制剂。

2006年后，所有从中国接受移植的马来西亚病人不再得到医疗总结，使得马来西亚医生术后护理难度大增，这也是中共掩盖活摘器官的手段之一。

中国国家器官市场的高效运作

中国移植产业的兴旺，不只是因为有供体，可以在极短时间内找到供体是另一个领先全世界的优势。中国国家器官市场移植存在着与世界其它国家截然不同的“反配型”状态，一般国家的正向配型是病人等器官，一个病人要等待几年才能幸运的找到一个供体；而中国可以进行反向配型：器官等病人，中国许多医院的官方网站明确提出：一般一周之内就能找到活的供体。

2003年，在加拿大的所有移植手术中，器官受体等待时间的中间值是32.5个月；卑诗省的等待时间中间值更长，为52.5个月；这与中国国内的等待时间形成鲜明对比。从肾脏（在体外）的存活时间为24至48小时，肝脏大约为12小时来分析，大量活体肾脏，肝脏”捐献者”的存在是中国移植中心保证在短时间内向客户提供活体器官的唯一途径。中国各移植中心宣扬能在令人震惊的短暂等待时间内找到完全合适的器官，表明中国器官移植的背后拥有器官移植计算机配型系统和一个庞大的活体器官供应库。

2006年3月29日Metro刊登的“一个网上捐赠器官的年代”一文中谈到由于肾源的匮乏，在美国等待肾脏移植手术的平均时间是3到7年。肝移植手术等待合适的肝源也需要数年时间。而中国大陆等待肾、肝源做移植手术的时间短得令人难以置信。

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科的肝移植申请表明确写上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网页上显示：2005年1月至今共完成原位肝移植手术647例；本周完成12例；病人平均等待时间为两周。

地点设立在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移植研究所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CITNAC，China International Transplantation Network Assistance Center），是专门面向外国人的移植援助机构。该中心与北京的朝阳医院、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等知名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其心脏移植、肺脏移植、心肺联合移植等世界高难度手术获得了成功。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关于供体者的说明也证实了中国大陆等待肝、肾源做移植手术的时间惊人的短。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关于供体者的说明是这样的：“如果您将个人资料通过电子邮件或Fax发送至本中心，或者来中国沈阳接受各种必要的检查，确定与本人相配的供体，一般肝脏移植，最快只需一个月，最慢不超过2个月左右。肾脏移植最快一周，最长不超过一个月即可以寻求到HLA相匹配的供体。虽然供体者均是经过各种严格检查后选定的，但是如果在摘取被选定供体者 的脏器时发现脂肪肝等异常情况，受移植者开腹之前即取消此次手术，本中心将负责为遇到上述情况的患者优先选择供体者，并在一周之内再次进行移植手术。”

一个很典型的供体等受体的例子，就是北京海淀医院器官移植科的主刀大夫韩修武，在48小时内完成三台肾移植手术。在患者未预期的超急排斥反应导致第一次手术失败后，韩立即从昆明（在那儿他做了另一台肾移植手术）带回相应配型的新肾源，次日对患者施行了第二次肾移植手术。

2006年5月17日，国家贸易部主办的《华夏时报》以“48小时两次换肾，22万换来财命两空”为标题，报道了这一案例。患尿毒症的安徽阜阳49岁的薛燕林，2004年12月19日住进了北京市海淀医院移植中心，9天后12月28日的下午，移植中心的医生从外地取来肾源，晚上11时左右，主刀大夫韩修武才从内蒙古赤峰赶回北京做肾移植手术，次日上午确定肾移植失败。主刀大夫韩修武当天还要去昆明做手术，他说那里还有肾源，他可在30日再带回另一个肾。12月30日晚上11时左右，韩修武带着肾源从昆明回到医院，12点韩修武对薛燕林施行了第二次肾移植手术，第二次换肾又失败了，两次失败的原因都是超急排斥。2005年1月30日，手术30天后薛燕林因并发症离世。第二次手术时患者的PRA为72.5%，韩修武违反诊疗常规做肾移植手术。

正因为法轮功学员的活供体库可以随时提供医院所需的相应组织配型的器官，韩修武可以在未预期的超急排斥反应导致手术失败后，次日他就能带回一个组织配型匹配的肾给患者进行第二次手术。

一篇英国BBC在2007年的报道中，记者注意到一个名为新生全球医疗服务的机构。网站这样写着：“如果你仅仅是想从这里寻找政治问题或者媒体价值，请不要继续看下去。我们的服务与器官捐献无关。”

网站的“机构介绍”中写道：“我们是一个专业的医疗顾问及移植合作机构，与全中国医疗机构合作”，“我们提供全部移植服务，包括我们自有的专业医疗顾问”，“我们的目标是将您的手术风险降到最低，并使您在中国停留期间尽可能舒适。最终使我们的患者和医院治疗合作达到效果，使患者尽快回家，并享受新生的生命。”在后面的介绍中记者发现，这个机构成立于2006年，总部就设在上海，但没有标明具体地址，其联系电话一部在英国，一部在美国。

关于器官的来源，该网站这样介绍，患者在中国等待器官的时间只需要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但绝对不会超过一年。为解释他们为何有足够的器官资源，网站上显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大多数中国当地的患者没有接受移植手术的保险保证，自己又无法负担手术费用，而移植后的抗排异反应的药物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此外，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多的人口数量的国家，因此尸体供体是其他国家的很多倍。此外，这里的意外死亡率也比西方国家要多。我们的器官来源都是脑死亡的供体，我们不需要经过任何捐赠程序，但需经过医院的严格安排。但我们不能透露捐赠体的死因和任何的个人资料。”

除了找到供体的速度，中国国家器官市场的高效率也体现在出货上，在中国大陆从南到北施行批量性的器官移植手术非常普遍。即同日、同时要作数例至多达数十例的肝、肾移植手术。

1.同日完成多达数十台手术

据《朝鲜日报》披露，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拥有8个肝脏移植手术小组和3个肾脏移植小组等共11个专门移植手术小组，所属医生达50多人。2004年12月曾创下一周之内完成44例肝脏移植手术的纪录。以每周5天工作日计算，日均进行了8.8例肝脏移植手术。

据新华网天津2005年年2月7日报道，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今年（2005年）头一个月就分别成功实施了108例肝移植（按每周5个工作日计算，日均4至5台肝脏移植手术）和43例肾移植手术。

2006年第5期凤凰周刊在《外国人赴华移植器官调查》一文中写道：“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外科学部的医生成天忙碌地穿梭于病房和手术室之间，彼此顾不上打招呼，他们嘴上总挂着这样一句话─‘这几天特忙，一天十几台手术’。有的医生甚至连夜赶手术，一宿没合眼。”“我们做肝移植也分淡季、旺季。”但是，有医生抱怨说，淡季只是过完年后的一个月时间，赶上年底都特别忙，平时根本不着家。”

从2005年12月16日至12月30日的两个星期内做了53例。

有患者家属向《凤凰周刊》透露，该移植中心一天之内最多做过24例肝脏和肾脏移植手术。

2006年3月14日《广州日报》报导：近日，在中山大学附属一院手术室，记者亲眼目睹了5台肝移植、6台肾移植手术同时进行的场景……最多的时候该院移植中心一天内进行了19台肾移植，而肝移植的最高纪录是一天内6台和1台多器官移植。

2006年4月28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一天完成17台移植手术，7名晚期尿毒症患者同时进行了换肾手术，同一天还同时完成了2台肝移植、8台角膜移植手术。

巩义市是河南省郑州市辖的县级市，巩义市肾脏移植中心，一天最多可进行8例肾移植手术。

浙医一院肝移植中心网2005年1月28日讯 该移植中心的郑树森院士同日连续完成5例肝移植手术。一周郑树森施行肝移植11例。

2. 同时完成批量性的器官移植手术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可同时进行九台肝脏移植及八台肾脏移植手术。

2005年4月6日，在沈中阳所长的直接指挥下，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同时完成5例肝移植，病人年龄12岁-62岁，包括一名韩国籍女病人和一名12岁Wilson病患儿。

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严律南：可以在同一天同时开展3～5台肝脏移植，最多的一次一天施行了7台肝移植，创造了全国第一。

2004年2月10日晚，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同时进行了4台肝移植手术，陈规划院长主刀。

2005年6月24日，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为3名患者同时进行了肝脏移植手术。

2006年1月17日，福州总院首次同时开展3台肝移植手术获成功。

3. 多次进行批量性肝脏移植手术

2004年9月29日9点，位于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医教部郭继卫主任率领医疗科领导亲临手术室和肝胆科指挥协调，5台肝移植相继开始。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肝胆外科医院2004年1月5日成功地为2例终末期肝病患者实施了肝脏移植手术。

4.不少医院将移植医学作为龙头学科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迅速发展的秘密武器是将移植医学学科的建设作为医院发展的一张王牌，将移植医学作为立院的龙头学科。

湘雅三医院院长黄祖发接受中南大学报记者采访时披露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如何在短短的五年间取得了超出预想的品牌效应：“2001年，我院投资约1亿元建成移植医学研究中心，并引进一批达世界先进水平的医疗设备。2002年，以器官移植专家叶启发教授为首的8名高层次器官移植人才加盟我院……”，“迄今，我们已先后开展了心、肝、肾、胰岛细胞、造血干细胞、小肠等移植手术”，“我院曾经同时进行2台肝、5台肾的移植手术，我们已经拥有同时开展6、7台移植手术的能力，年手术量达200多台次”，“供体器官网络也逐渐扩展到了大江南北，与国内10多个移植中心建立了器官资源共享关系。”

如此多的医院可以同日或同时进行数台至多达数十台的肾、肝移植手术，正是因为多个地区有事先已经检测好了血型、白细胞组织相容性抗原_HLA的大量活体的法轮功学员活供体库存在。

暴利推动中国国家器官市场

随着国外患者的与日俱增，器官移植手术费用也水涨船高。2004年初，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脏移植手术费用为3.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左右，到2006年，已攀升至人民币40万元。但对于国内病人，肝移植手术费用仍维持在20万元左右。

之所以要实施内外有别的“价格双轨制”，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常务副主任朱志军解释说，外国人占用了中国人的器官资源，当然要付出更多代价。

2007年，苏家屯事件曝光后，中共卫生部发布《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境外人员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人体器官移植应优先满足中国公民需要，“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为以旅游名义到我国的外国公民实施人体器官移植。”

此后，中国国家器官市场从国际向中国大陆转向，但这也使得这个市场更加隐蔽。

在器官移植市场，需要供者、受者、中介、医院、医生密切配合，各担其责，如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器官买卖的操作显得更为复杂，因为这是一项技术含量极高、流程极为缜密的系统工程。仅时间挑战就格外严峻：器官不能在死者身上留存，如果供体已经心脏死亡，那么必须在一两个小时内把器官取出，否则无法使用。

因此，在器官移植的黑市，需要供者、受者、中介、医院、医生密切配合，各担其责，如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驱动这根链条运转的，无疑是金钱；掺杂在这根链条之中的，还有权力的滥用、体制的弊端、道德的沦丧。

以肾移植为例。如果肾来自死囚，从患者检查、入院、手术到出院，一般收费6万至10万元。此后，每年需要花费3万至10万元服用抗排斥药物，其中第一年较多。除去药费、检查费和“公关”器官的花费，移植中心与医务人员尚有结余。

在器官捐献工作会议上，黄洁夫坦言，做器官移植，医生是有收益的。更何况还可能有患者私下送的“红包”。

如果移植的器官来自活体买卖，患者还将支付10余万元“买肾钱”，其中大部份由器官中介赚走，卖肾者往往只能拿到3万至5万元的“报酬”。有些“好心”的中介会为卖肾者向患者再申请几千元的“红包”和营养费。

除了金钱利益，还有一些因素也促使临床医生放松对活体移植的审查，甚至给不具备移植手术指征的患者进行手术。例如，在卫生部门的移植医院资格评审中，手术量是指标之一，医院需要一定的手术数量以维持资格。

2012年9月10日，中国大陆出版的《财经》杂志披露了中国迄今为止被公开起诉的最大规模的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件，这起案件涉及51颗活体肾脏，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被起诉的16名被告包括组织者、中介、掮客和医护人员。知名的军方医院北京解放军304医院泌尿科也牵涉其中。在该院泌尿科主任叶林阳的协助下，这家有正规器官移植手术资质的部队三甲军医院，将“黑市”器官“洗白”。中国大陆媒体《财经》杂志近日曝光中国首宗公开的非法买卖活体器官案，涉及51颗活体肾脏，8颗死刑犯器官，被告包括法院人员，解放军医院医生等，同时通过伪造移植医院所需“死刑犯判决书”、“死刑犯器官捐赠志愿书”、“亲属之间捐赠志愿书”文件。

《财经》杂志文章透露，被中国公安起诉的案卷中称郑伟贩卖的活摘器官的相关“死刑犯器官捐赠文件”、“亲属之间活体器官捐赠文件”都是伪造的。这51颗活体肾脏尚不包括8颗来自死刑犯的肾脏。也就是说，这起案件涉及51颗活体肾脏，还有8颗来自死刑犯的器官被买卖。根据案卷，在法院工作人员的安排下，通过伪造“死刑判决书”和伪造“捐献证明”，这51颗肾脏被顺利植入有需要的患者体内。

此被中国政府公开的活摘器官案件证实了：军方医院、政法委法院、监狱系统、器官中介商、黑道帮会密集联手形成的中国国家器官市场的黑幕。

30多岁的郑伟是这个团队的组织者。2012年2月底，因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郑伟及他的15名手下被北京海淀区检察院提起公诉。因被告人患病就医等原因，此案延期至今，尚未开庭。

三年前，郑伟结识北京解放军304医院泌尿科主任叶林阳，他声称自己有办法买到全国各地死刑犯的肾脏。其实，当时郑伟并没有把握能找到死刑犯的肾脏。

此时的叶林阳，正为科室的任务量而苦恼。他对郑伟提及，自己每年有1000多万元的任务量，恐怕完成不了。所以，叶林阳对肾脏来源并不关心，他只是对郑说，“你注意点，千万不要给医院找麻烦。”二人随后达成合作默契，叶林阳对外将郑伟介绍为医院工作人员。得到叶林阳的承诺后，郑伟开始自己组织人马摘取活人肾脏，冒充死刑犯肾脏。

报导说，郑伟曾经找到一家山东法院购买死刑犯肾脏，山东法院工作人员刘军给他提供了8个死刑犯肾脏。

郑伟最初在QQ上认识了将其带入这个行当的“师傅”赵义。赵义将自己在广州一带做肾脏买卖的经验传授给了郑伟。郑伟问赵义，能不能找到死刑犯的肾脏。对方回答可以，但要遵守“行规”。

通过赵义，郑伟搭上了山东一地方法院工作人员刘军这条线。依据行规，他不能问刘军任何问题。赵义是为数不多能接触到死刑犯器官这样重要资源的中介。若索取器官的中介再多违背“行规”问山东法院工作人员刘军相关器官来源者的资料，那这些器官中介就再也不会接到执法机构刘军的电话了，器官中介商就再也无法买到活体器官。

2010年5月至6月间，赵义发来短信，将犯人的配型告知郑伟。郑伟根据配型，安排好受体。配型主要包含几项内容：血型、群体反应性抗体水平、人类白细胞抗原以及氨基酸残基配型。十多天后，赵义通知郑伟带上钱，去山东省一家地方法院。

在死刑执行当天，法院工作人员刘军用工作证将郑伟带至后院，等待犯人被注射执行死刑。在这里等待的，不止郑伟一人。因为死刑犯的器官除了肾脏，还有肝脏、角膜等都会被取出来。与之对应的掮客，同郑伟一并等着。

郑伟将钱交给刘军后，会有人拿肾脏出来。“没有任何手续，连被处决犯人的个人情况都不能问。问了，刘军就不会再打电话过来。”被捕后，郑伟对警方回忆。案卷材料中并未披露刘军的具体职务以及对其的处理。

《财经》杂志报导中显示，器官中介犯郑伟先后买到了四具死刑犯尸体上的8颗肾脏，共支付给工作人员73万元，平均每颗肾脏9万余元。而他做活体的买卖，仅需支付给那些供体不到3万元，加上食宿、摘取等费用，也比9万元低。而且法院也没有给他文件，拿回死刑犯的肾脏后，郑伟同样需伪造“死刑判决书”和伪造“死刑犯捐献志愿书”，以便医院安排手术。

肾脏运到北京后，由军方304医院（兼任301医院）移植医生叶林阳指派的医生取走。按《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对于尸体器官，需要本人生前或者家属的书面捐献证明，这一规定也涵盖了死刑犯。然而，医院显然没有监管。

郑伟交给对方的都是自己伪造的“死刑犯判决书”、“器官捐赠志愿书”、“亲属活体器官捐赠志愿书”。他觉得“叶林阳从来不会核对这些”，事实上，这些虚假的文件也从未成为完成器官移植的障碍。

郑伟后来向警方回忆，当时叶林阳对肾脏来源并不关心，他只是对郑说，“你注意点，千万不要给医院找麻烦。”

1998年9月，沈中阳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成立移植外科专业组，当年9月连续两天开展4例肝移植手术，均获得成功，在全国引起轰动，由此引发了全国临床肝移植的热潮，受到国内外器官移植界的高度关注。

2000年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肝移植超过100例，占当年中国肝脏移植总量的一半，天津市器官移植研究中心成立，2002年更名为东方器官移植中心。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兼2001年成立的武警部队肝移植研究所所长沈中阳截至2004年4月，完成了肝脏移植1000余例，占全国总例数一半以上。至2005年3月，沈完成了第1600例肝脏移植手术，居世界前列。高额的收费（背后是廉价的供体来源）后面是高额的利润，以沈中阳做的1000例肝移植手术为例，每例单是手术费为25万元计，收入就高达2.5亿，而且从2004到2005年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600例肝移植手术，收入达1.5亿。器官移植成为暴利行业。

2007年7月18日的《南方周末》亦披露：“急剧膨胀的业务，让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获得巨额营收。据此前媒体报导，仅肝移植一项，一年即可为中心带来至少1亿元的收入。”

巨额的收入使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继续扩大，从一个专业组成为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器官综合立体移植中心。2006年9月，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新大楼启用，这栋大楼投资1.3亿、拥有500张病床，总“病床年周转率”可达上万次，外科手术中心可同时进行9台肝移植及8台肾移植手术。

目前，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移植外科现有主任医师8名，副主任医师17名，医学博士16人，医学硕士30余人，根据专业化分为4个肝移植组和3个肾移植组，病床120张。

移植内科：包括普通病床20张、高级套间病房19张和移植随访门诊。主要负责移植病人的术后随访以及术后内科病的诊治。

心脏外科：心脏外科于2009年2月建立，是医院主要发展科室，由2名主任医师（均为国务院特贴专家），2名副主任医师，2名主治医师，3名住院医师构成，博、硕士占85%。心脏外科拥有35张病床。2间心脏外科专用百级手术室，手术室配备有体外循环机，专业体外循环师3名。心脏外科术后重症监护室配有6张装备先进的术后监护病床，拥有医用冰毯机，呼吸机，进口心电监护，进口吸痰机等仪器。为开展心脏外科，促进学科发展，已投入使用的大型仪器还包括超高速螺旋CT，体外循环机，ECMO，IABP，心脏临时起搏器等仪器。

移植重症监护中心（TICU）：移植重症监护中心现有监护病床42张。移植重症监护室拥有人工肝支持系统、血液净化机、呼吸机、心输出量计、血凝仪，中央监护站等先进的监护治疗设备，以满足肝、肾及胰腺等器官移植的临床需要。

移植血透：血液透析病床共35张，透析中心宽敞、整洁、舒适，拥有目前最先进的血液透析净化设备。

移植B超腔镜室：负责监测移植肝脏血流情况，常规进行B超指引肝脏穿刺、B超增强造影、肿瘤射频消融、酒精注射以及PTCD、ERCP等检查治疗。

移植中心实验室：包括移植病理室、组织配型室、移植化验室，拥有全自动快速免疫分析仪（IMX、TDX），高速及低速离心机、超净工作台、离心涂片机、电泳仪、PCR仪、荧光显微镜、恒温孵育箱、紫外透射仪、分析天平、切片机、包埋机、病理切片成像系统，可完成HLA（人类白细胞抗原）、PRA（群体反应抗原）及FK506、环孢霉素A、雷帕霉素、抗乙肝 免疫球蛋白、万古霉素血药浓度的测定，各项生化及免疫检查。中心实验室还可以通过免疫组化法完成甲胎蛋白（AFP）、P53、 Fas、CD44、CD44V6、巨细胞病毒、抗乙肝表面抗原、抗乙肝核心抗原、丙型肝炎抗体的检测及血转移生长因子、巨细胞病毒 PP65的检测。

患者服务中心：为患者提供酒店及票务预定、房屋租赁、传真、复印等服务。配备专用移植车队，其中专用车辆22部，救护车3部，专职负责患者的接送工作。

一位来自大陆，曾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专司器官移植的全程监护护士曾经经历过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全盛期。她说：“这个医院以肝移植闻名，当年最火时，那排队等供体和手术的病人相当多。器官移植费用多高，暂且不提，而且完全流程化作业，客户遍全球，哪个地方监狱要执行死刑，医院直接派专机全员提着专业冷藏提箱赶赴当地，到达后会受到“超贵宾待遇”，而且完全“流程化”──当地的官员都已经熟知取器官时所必须遵守的“医学流程”，而这些流程是东方器官移植中心通过重金收买而要求当地实现的。”

活摘器官罪行国际曝光后，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取器官小组基本上解散了，这位护士也失业了。

而中国国家器官市场带来的巨大利益使得上行下效，民间器官买卖集团盛行。2012年，中国大陆公安捣破28个出售人体器官集团，拘捕137人，当中包括18名非法行医人员，救出127个活体器官提供者。调查发现，与被击破的“黑中介”相连的犯罪集团遍及全国18个省市。

2004年8月，在沈阳召开的第二届全国移植学术会议上，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讲话里表示，需要承认供体切取所需的成本费用，但是要杜绝器官买卖。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总住院医生张雅敏表示，供体切取其实是很需要成本的行为，就算抛开工作人员的花费不算，单单是器官灌注保存液就是不小的开支，每个大器官需要4袋保存液，而每袋保存液的价格是5000元。

2001年1月初，公安部内部传出一条消息，仅在天安门广场，每天的开支在170万元到250万元之间，一年就是6亿2千万元到9亿1千万元之间。这些钱除部份是固定开支外，其余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变成现场执勤人员的直接现金收入，天安门广场现场执勤人员包括：着装警察，便衣警察和借用的社会闲散人员（含临时借用的在押服刑人员）。而且是每天发放，不记名，不签字，按自报工作“成果”当场成交。

早在二零零二年，罗干的嫡系、辽宁省司法厅某高级官员在马三家劳教所大会上就曾公开承认：“对付法轮功的财政投入已超过了一场战争的经费。”一名国务院财政部官员说：“镇压政策是钱堆出来的，没了钱，迫害就维持不下去。

在迫害法轮功需要大规模金钱投入的背景下，目前披露出来的中国国家器官市场盈利规模只是冰山的一角，但这巨大的活摘数字和巨额的利润，就目前的报告而言，已经是一个惊人而残酷的数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