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中共漂白“活摘器官”

【圆明网】自2006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曝光之后，面对国际压力，中共耍的仍是其一贯的两手，一是公开抵赖，二是坚决不让外界调查（其实，什么是证据？“不让调查”本身就是证据）。

当然，依照中共的习性，它一定不会坐以待毙。这几年中共在器官移植上动作频频。2007年出台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宣布禁止买卖人类器官；同年最高法院收回了下放长达27年之久的死刑复核权；2009年首次以官方形式公开承认中国器官来源是死刑犯（虽然过去反复高调否认）；2010年公布具有人体器官移植资质医院名单，同年1月在10省（区、市）启动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2012年中共声称将在两年之内停止在器官移植手术中对死刑罪犯器官的依赖；2013年初宣布将器官捐献制度在全国推行，预计器官捐献体系两年后会建好，同时着手建立器官捐献登记网站，将实现全国联网；中共“两会”之后取消“卫生部”，器官移植出身的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被免职……

黄洁夫在被免职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描绘了这样一幅愿景：阳光的、不让人神共愤的器官来源梦想变为现实，两年之后，中国不再用“死刑犯”（谁是死刑犯？用于活摘器官的“死刑犯”的定义？谁定夺生杀？）了，中国的器官捐献体系（专门养殖的器官供体体系？）也建设好了，中国的移植医生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国际舞台上发言了，在做取器官手术的时候，心里可以很自豪、不再有屠戮同类的恐怖了。然而，现实真是这样吗？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明慧网不久前发表的一则短讯：《中共活摘器官线索：丹东军人的回忆》：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的一天，天很冷。大约凌晨一点左右，突然我们部队被紧急集合起来，全副武装开往丹东火车站，把火车站层层包围后，过了一会儿，从天津开来的一列火车进站了。从火车上下来几个军官和几个穿白大褂的军医。他们和我们的军官诡秘的交接一会儿后，我们部队的一部份被抽出负责押运火车，其中我们连也被抽出，我们每俩人负责一节车厢。上车前，我们并不知道押送什么，只是感到这次气氛很紧张、很不寻常。上车后，我们才吃惊的发现，这是一列平时专门用于拉牲口的列车，每节车厢都没有顶棚。但是，这次里边拉的并非是牲口，而是炼法轮功的，男女老少都有，据说是到北京上访的。他们一个个都被用手铐吊在车厢顶部一根根钢梁上，象白条鸡一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火车终于到达目的站——沈阳苏家屯。”

中共江罗刘周所定下的极密“政策”是：2000年前后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为法轮功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都可随意定为死刑犯。移植医生考虑的是活摘器官的成本，学员只要炼功就保证了器官质量；而中共江罗刘周集团考虑的是对法轮功的灭绝（“三个月消灭法轮功”）。两者相互利用谋取暴利（现在还想以此罪恶为业绩，在国际上发表“学术成果”，博取功名！），真是罪恶空前，罄竹难书！

中共是把位于沈阳苏家屯这类秘密集中营当成海鲜酒家里的鱼缸，等着顾客上门。“死刑犯”的说法可以掩人耳目，因为正常人类谁会想到“上访法轮功学员=器官供体死刑犯”这种罪恶？！

在国际压力下，有良知的中国人了解到蛛丝马迹，想要做点什么并不奇怪，但中共从2000年以来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是从江罗刘周到军警法和医院一条线的极密罪恶流水作业，参与者都是犯罪者，因而倾向于守口如瓶，以为不说出来自己就能继续逃脱一时，而不在那个圈子里的人，是根本不知道具体内情的，所以也谈不上“改革”。中共器官移植作为一个整体，是靠死刑犯器官起家，靠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而暴发的。中共先是公开承认盗用死刑犯器官（虽然过去反复高调否认），然后又谎说两年后不再使用死刑犯器官，来博取国际社会的好感和认可。“死刑犯”不过是个幌子，掩盖滔天罪恶、博取国际社会的好感和认可，让人淡忘中共的罪恶，才是中共的真实目地。无论软硬掩盖都是掩盖，中共惯用的强盗流氓手法是其本性决定的。

不管谁当政，中共就是中共，中共这个恶党的本性永远不会改变，中共的滔天罪恶也已绝无推卸和抹煞的可能。不彻底摒弃中共恶党，不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赔偿受害者及其家属损失，中共系统的、大批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世纪大案决不会了结。

欢迎有良心的中国大陆人士积极提供中共活摘器官的具体证据，欢迎海内外人士把中共的罪恶告诉更多的亲朋好友同事邻里。

1、国际社会施压，不能偏离追讨活摘罪行之要害

中共的“漂白”有两个方面，一是掩盖仍在进行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也许规模比过去小了，二是对2007年以前（特别是2003-2006年）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之事。

国际社会本来对中共长期以来盗用死刑犯器官就不认同，现在加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被揭示出来，更是让国际社会提高警觉，加快采取了更严厉的预防和应对措施。

比如，有学者在著名国际刊物上呼吁中国大陆有关器官移植的论文和研究项目在国际上应遭遇“不接受、不发表、不合作”——国际学术会议拒绝接受来自中国的相关论文，同行评审期刊拒绝发表来自中国的相关论文，国际医学界应该拒绝与中国合作进行这类器官移植的研究；台湾卫生部要求医生不要推荐自己的病人到大陆做移植；澳大利亚禁止与大陆在器官移植上的合作研究项目；比利时和加拿大都有议员提出立法禁止器官移植旅游；法国也有议员提出立法，要求到境外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在返回法国前递交没有器官买卖行为的证书；以色列通过了一项禁止器官中介的法律，并要求保险公司对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不予支付费用；美国自2011年6月起，在申请非移民签证的DS-160表格上增加一项，要求申请人说明有没有直接参与过强制性的器官或者身体组织的移植。

国际社会在器官移植上对中共施压，当然是好事。不过，让保险公司不要支付病人到中国做移植的费用，不推荐病人到中国做移植等这些行为（当然也是正义之举）真正着眼的或者针对的还是传统的死刑犯器官问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只是敦促了西方社会加快了相关政策的提出和制定。如果我们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目标也只局限于此，我们也许就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全面揭露中共邪恶，让民众了解真相的方向。而且，更严重的是，还会为中共“漂白”活摘器官提供借口和时机。中共频频出台各种花哨的政策（背后能不能实施那是另外一回事）迎合国际社会，造成国际社会再次被中共欺骗，甚至还给了一些西方政要顺水推舟的方便，对中共的邪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这几年来一直有正义的律师和医生团体在全世界帮助揭露中共活摘器官，但是，他们的诉求也许会受到自身的限制。为了揭露中共邪恶本质，让民众了解真相，我们可以一如既往地要求国际社会组织独立调查团，到中国大陆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展开无条件的取证，对中共的劳教所、监狱等迫害法轮功进行全面调查，就大量失踪法轮功学员进行全面登记等等。也许面对中共的流氓，西方社会的无奈，人们会感到力不从心，但是这都是假相，人类的历史不是为中共作恶而存在的。

我们在给医生、律师、各级各国政要、联合国官员的诉求中，在各地发起的制止活摘器官的征集签名中，虽然可以因地制宜地提出要求，让对方就其目前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出承诺，但是，希望在表达这些“因地制宜的诉求”时（医生有医生能做的，律师有律师能做的），我们不要忘记提到我们的大目标，大诉求，那就是要敦促国际社会组织独立调查团赴中国大陆实地调查，全面揭开黑幕，要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大前提，要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这样一种坚持不懈的气势。因地制宜的诉求与大目标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小目标是为了大目标，在一张纸上同时都表达出来。我们坚定不移地全面揭开黑幕的决心和追查到天涯海角的意志，不但会鼓励更多的知情人走出来披露真相，本身也是对海外正义人士们的最好支持。

最重要的是，让中共断绝了“漂白”罪恶的幻想。那一段邪恶，天理不容。无论今天如何变换花招，中共及其参与者都逃不脱历史的惩罚。

2.“活摘器官”还在继续吗？

还是来听听黄洁夫在2013年2月25日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黄指出，死刑慎用，我国死刑数量正以每年10%的速度下降。“如果没有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移植工作将变成无源之水，捐赠工作成功与否关系到移植事业生死存亡。”黄警告说。

美国对话基金提供的中国大陆死刑犯数量

好一个“无源之水”！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虽然从2003-2006年的高峰期（高达两万例）跌了下来，但这几年仍能维持在每年一万例，远远高于2003年前没有大规模活摘器官的时期五、六千例的水平。

人体自愿捐赠在中国一直雷声大雨点小。近日媒体表示卫生部部长陈竺要成为卫生部第一个签订无偿捐献器官志愿书的人，可见还处在“领导带头”的动员作秀阶段。中共官方承认，自2010年1月中国开展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至2013年2月22日，三年间共实现捐献659例，捐献的器官1,804个。

我们可以这么说，目前每年一万例也可能是中共故意往高说的，因为如果说成了跟2002年一样的五、六千水平，那么，2003-2006年突然高高厥起的一万五到两万例，又如何解释呢？“活摘”一曝光，就又回到了过去的水平，这不是明摆着不打自招吗？

如果说目前每年一万例是真实的，那么，在死刑犯稳步下降，人体捐赠起步缓慢的情况下，中共又是如何继续维持这个数量的呢？ 中共的解释就是“活体捐赠”。

中共声称这几年活体捐赠占了35%的比例，远远高过其它国家。来自中国肝移植注册（CLTR）的数据显示，从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大陆地区已完成各类肝移植手术2,529例，其中包括活体肝移植299例。这里活体肝移植占的比例只有11.8%。我们没有中国活体肾移植的数据。但关于活体器官移植存有争论，法国提倡最好不要用活体捐肾，因为使用活体的捐肾很可能一个病人变成两个病人。在成人活体肝移植手术中（肝很特殊，切除捐献者的一半肝，肝会在几个星期中自动长回来，被移植的肝也会长完整），30%的捐赠者会面临包括死亡在内的多种并发症。美国活体肝移植在2001年达到高峰，有519例，后来由于伦理和并发症等因素，热情消减。 　

活体器官移植往往被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被世界其它国家谨慎对待的“活体捐赠”，在中国真是突飞猛进地增加了吗？我们不知道。只要中共没有真正就2006年前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骇人听闻的罪恶做出彻底的坦白，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中共现在的“活体捐赠”中没有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3.中国死刑犯到底每年贡献了多少器官？

2011年黄洁夫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 撰文“在摸索中前行的中国器官捐赠”称，中国目前约有65%的器官来源于尸体器官，这其中超过90%来自死囚，另外35%来自活体捐赠。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计算，看看到底死刑犯每年能贡献多少器官。2008年以后中国每年有一万例左右器官移植，按黄的说法，65%中的90%是死囚，相当于贡献了5，850例。

黄洁夫2008年在《柳叶刀》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政府政策和器官移植”，里面透露了2000－2002年的数据，每年有6,000-6,500例。考虑到那时候死刑犯数量多一些，可以说基本与上面计算的2008年以后的死囚贡献数据吻合。6,500例是死刑犯能够贡献的最大量，而且应该随时间递减。

那么，在“活体捐赠”还没什么影儿的2003－2006年，器官移植数量从几千例陡增到一万五到两万例，这突然升起的器官移植的蘑菇云又是怎么回事呢？

该图是根据黄洁夫（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和石炳毅（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提供的数据而勾画出来的趋势曲线。

早在2009年明慧网就发表过深度分析报告，“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说明主要依靠死刑犯器官的模式根本不足以支持中国过去十年来的器官移植发展轨迹。

广义的死刑犯

中国大陆什么群体遭到“死刑犯”一样，甚至更恶劣的对待呢？从规模上讲，非法轮功群体莫属。一个没有暂住证的大学生被收容所打死，可以引发一场互联网上对当事警察和收容制度进行谴责的网络风暴，进而促成取消了收容制度；而对这场惨无人道、旷日持久、波及千千万万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屠戮，人们却听不到几声回音。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共铺天盖地的造谣诽谤让人们对法轮功产生很多误解而漠视法轮功学员的生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共极度地掩盖真相，让人们看不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实情况。

中共口里的“死刑犯器官”，死刑犯指的是什么呢？被中共当作最大敌人的、大量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其实就是“广义的死刑犯”。

4.器官何来：2003-2006年的器官移植大跃进

如果没有江泽民孤注一掷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这一事件的出现，也就不会有法轮功学员作为一种新的丰富器官来源，更不会在中国出现举世罕有的“国际器官移植旅游热”，中国的器官移植业将会走一条非常不同的发展轨迹。中国的器官短缺危机可能在2004年就爆发（而不是在2004年器官移植数量暴涨），人体器官自愿捐献体系的建设可能在2005年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不是要等到2010年。

所以，如果没有额外出现什么大的器官来源，中国从1999年到现在的器官移植数量趋势曲线应该是平缓的。当然，是慢慢向下降，还是慢慢向上升，还是保持水平，取决于死刑犯器官减少的规模与人体自愿捐赠（含亲属活体移植）增加的额度这二者的比较。但是，不管怎样，二者的变化应该是平稳的，那么这个总体的移植数量曲线也应该是比较平稳的，不可能有大起大落。

然而，上面显示的中国过去十几年的实际曲线却不是这样的，在2003－2006年出现了一个暴涨时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共对这一段罪恶，一意漂白，只能是罪上加罪。

大量失踪法轮功学员成为被活摘的主体

人们常常谈到劳教所和监狱里给法轮功学员验血，为摘取器官作准备。其实，这只是小打小闹，是中共使用死刑犯器官那一套既有做法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自然延伸（江泽民丧心病狂要置法轮功于死地，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基本权利比死刑犯还不如）。

真正涉及大规模活摘的惨剧发生在“集中营”里。1999年到2001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最主要途径就是到北京上访，到天安门打横幅。江泽民和中共实施株连政策来加以迫害：让家人下岗，让单位领导受罚，让全单位职工都没有奖金，甚至让地方政府部门承担责任，以乌纱帽相威胁。为了抵制中共邪恶的株连政策，从2000年左右起，很多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就不报姓名，不报家庭地址。这种抵制株连的做法在当时的法轮功学员中蔚然成风。

中共的劳教所和监狱这些地方，是不会长期接受没有姓名住址的所谓“犯人”的，因为没有办法按照程序办理登记手续，这些人就会被转移到其它地方去。那么，这些失踪的学员，去了哪里呢？按照中共的传统，交由军队处置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了，这些大量失踪的法轮功学员，成为了中共活摘器官的牺牲品。

军队、武警医院和沿海医院是活摘器官的重要推手

器官来源由军队掌控，参与的医院以军方或者与军方有联系的器官移植医院为主，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军队机密的缘故，外界更难知道事情的全貌。

原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在几年内迅速发展，更名为“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成为目前亚洲最大规模的器官移植中心。该中心主任、创办人沈中阳，于2003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在北京武警总医院成立了“武警部队肝移植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与武警部队的密切联系，是沈中阳所负责的几个移植单位获利于新的器官来源的重要因素。

另一个在大陆器官移植界非常活跃，经常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人物，就是石炳毅。他是什么人呢？他是全军器官移植中心的主任。全军器官移植中心设立在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医院（也称解放军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解放军第309医院）。因为对器官来源的掌控，中国器官移植的主力是军队医院，而军队医院并不归国家卫生部管，而是属于总后勤部卫生部。作为全军器官移植中心的头目，石炳毅可能比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掌握更多数据。卫生部2008年8月启动的“肾移植科学登记管理系统” （CSRKT，www.csrkt.org）的数据中心就是由石炳毅所在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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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共在器官移植上的频频动作，外界要警惕，看清中共漂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企图，而且中共说一套做一套是它的常态。只要中共没有停止迫害法轮功，没有对“活摘器官”作出彻底的清算，它所做的一切不过都是欺骗世界而已。

更多有关活摘器官的详细 内容，请参阅“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

图片来源：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等曾在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上发表的文章《中国器官移植的政策》。（此图是在原图的基础上，把黑条框所示的肝移植数量用白条框累加到肾移植数量上，并用红线勾画出增长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