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广汉市罗朦女士十四年被迫害遭遇

【圆明网】罗朦是广汉市兴隆镇法轮功学员，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多次被迫害，更曾一度被迫害致精神失常。最后一次被非法冤判回家后，被迫流离失所，当地派出所曾多次到她家骚扰。以下是她自述苦难遭遇。

我叫罗朦，女，四十一岁，家住四川广汉市兴隆乡八大队十队。九八年喜得大法，明白了人活着的目的是返本归真。修炼后，身体上所有的疾病与精神上的极度痛苦不翼而飞。

第一次：被无故劳教一年半

九九年，我在兴隆场开了一个理发店，理发店生意很好，来理发的人很多，却成了兴隆场派出所迫害的借口，说店里人多在炼功。向彬用手铐铐我，强制我到派出所打扫卫生，每天按照他们上下班的时间去打扫，不给报酬。那时，我的女儿才几个月正在哺乳期，每天给孩子喂奶都要请示。派出所所长郝志杰叫我洗车、洗斑鸠笼子，打扫兴隆镇政府厕所卫生不给报酬，就这样，我的理发店被他们搞垮了。

我经常被他们无故抓到乡政府迫害。有一次把我用拖车载上去游街示众。在防暴大队，李建新狠狠地打了我两个耳光后，第三耳光直接打在我怀中仅几个月大而且还不会说话的孩子脸上，孩子好久都缓不过气来，小脸上鼓起了指印，嘴皮发乌，好久才哭出声来。李建新又开始搜我身时，孩子看见他时吓得全身发抖直往我怀里钻，身上仅有的两元钱都被他搜走了，我的自行车也被他们收走了，至今没有归还。

有一天晚上深夜了，派出所把我从家里抓走，铐在农技校的大树上，乳汁流满衣裤都不准我给孩子喂奶，非法关押我半个月后才放回家。孩子因突然断奶大病了一场，婆母为了带孩子瘦了一圈。

有一次，我在家洗衣服，派出所的邪党人员又来抓我，我问他们要传唤证，他们拿不出来，就把我强行推到面包车上。邻居叫我丈夫，我丈夫看见他们几个人在整我，就大喊着：你们几个整她一个，并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把我丈夫铐在黑屋子里。婆母赶到后大骂他们，他们才把我丈夫放了出来。

二零零零年十月，我在慧剑寺发了一张“格庵遗录”被绑架，在兴隆派出所，他们把我吊铐在窗户上，遭受到广汉市六一零姜天星、李俊、李建新的暴打，并被劳教一年半。

在四川资中楠木寺劳教所我被七中队队长叫张小芳的迫害。我不报数，被殷干事、秦队长等恶警用电棍电击我的头部、脸、耳朵。有一次，张小芳在办公室打我，把我按在写字台上猛打，后来我醒转来时，却是在另一间屋子的地上爬起来的，中间过程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转化”，经常全天罚站，站爬壁虎，深夜才准睡觉，每天仅睡两、三个小时，经常被殷干事等恶警用电警棍打，我绝食抗议，就弄去灌食，再后来还是罚站。有一次把我铐铁门上。由于多次遭电击，导致我精神失常了，经常哭，一会儿普通话，一会儿四川话。

教期满了，派出所听说我疯了，他们没来人，家人也不来接我。回家后我是恍惚的，神智不清，目光呆滞，失去记忆，连人都不认识，看人死死的盯着，前言不达后语。

第二次：被诬陷劳教两年半

我回家后，家里的人看我神智不对，就骂我打我，妈妈用宽竹片打我，用铁铲砍我，受了惊吓，我在院坝里唱起了：“法轮大法好”，引来了很多看热闹的人。小叔子打电话给我丈夫说我疯了。我丈夫打电话叫我收拾东西走，赶我出家门。我没钱就到同修家去。在广兴街上被原广汉市兴隆派出所黄代敏认出来，他抓住我的肩膀叫道：“罗朦你还跑到这来了！”当时有李俊、姜天星，他们看见我就打。突然受此强烈的刺激，我只知道喊“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师父清白”、“好人被关进监狱，真话不许说，教人向善成了罪过”，他们几个把我推到派出所。风和日丽的天突然刮起大风，雷声大作，瓢泼大雨倾盆而下。雨停后，他们又毒打我一顿。与姜天星一起的小白脸（不知他的姓名）自己编写了笔录叫我签字，我看到他写的：“我说自己没有亲人，还有资料。”我一把撕掉了他编造的诬陷之词，因为我没说一句话。他二话不说就扑向我暴打，姜天星也来打，全打头部。我没有还手，只是高声呼喊师父的名字，他们一听到我喊就飞快的跑向汽车开走了。

二零零二年某月，我回家不到三个月又被他们绑架，这一次他们陷害劳教我两年半。

在劳教所里，每天勾花，白天不准休息，晚上熬夜勾，规定每天勾完两斤多细线，每月只给十五块钱，连买洗漱用品都不够。有一次十五个昼夜不准睡觉、不准眯眼睛；几个月不准洗澡、洗衣服，例假弄脏秋裤也不准洗。有一次被李奇安排的包夹暴打后吊铐在树子上，脚不沾地，手腕被勒烂很深，至今还有疤痕。经常脚肿，上厕所蹲不下，有一次不让我上厕所，全拉在裤子里。她们还强迫刘凤霞喝尿，恶警杨正容把黄敏的头撞墙，给她灌水后不准上厕所。包夹有权随时打骂，我经常挨打，被电警棍打头部致使精神失常了。

有一天，李志强喊来很多学员来看我，并说：“明慧网上说罗朦死了，她还在这里。”以此来攻击明慧网。我知道这是邪恶骗我的伎俩，彭华容就是这样受骗被“转化”了的。

有次叫我们念邪书害我们，教我们诬陷师父，彭仕琼不读，包夹就用东西戳眼睛，把她打得上不了厕所还不准说。

劳教期满，乡干部把我接回了家，我却记不得她们是谁了。邻居对我丈夫说：“你老婆回家时是痴呆的。”

从劳教所回家后，我坚持学大法、炼功，身体恢复了健康，后来又开理发店维持生活。有一天我在田里栽秧，被姓钟的和几个恶警把我从田里抬到面包车上，强行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我十五天。

第三次：一句话被诬判四年冤狱

2008年5月，我到灾民安置点搭建帐篷，见一太婆头发长了，出于好心想帮她理发，我对她说：“我是理发的，明天我来给你理发。”第二天下午去找她时（因下午帐篷多了），我就挨个挨个的去找她，结果被香港路派出所王秀辉和达瓦松布当小偷抓起来了。突然受此惊吓，我不停的说：“我是炼法轮功的偷你东西干啥？”就这句话他们不准我说话了，张彤用手机照我的相，不准我走。我的随身物品、理发工具、营业款、几百元的房租费、小灵通被他们收走了。

在香港派出所，曾经同姜天星一起迫害我的小白脸问我：“我打你没有？”我说：“打了的，把我送到劳教所打疯了。”深夜，他们把我送到了广汉看守所非法关押。

在临时法庭上，公诉人易玲念的证言与我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相符合，他们还是强行非法判我四年冤狱，诬判的罪名是：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我申诉到德阳中级法院，到德阳中院时，广汉法院人员没有按法律规定回避，结果维持原判。

在监狱里，胡队长问我：“罗朦，你是咋个进来的？”我说：“不知道。”她说：“那上面写的是你背了一挎包资料。”我才知道是恶警乱写的陷害我，把我整进了监狱。我不认罪，被生活队长曹玉容体罚，长期是晚上12点后才准我睡觉。我被四个犯人包夹，监狱唆使同监室的犯人排挤我、辱骂我、孤立我。因长期体罚，我每天晚上心跳厉害，不敢侧卧。有一次体罚我站立，三天三夜不准睡觉，脚肿的老高，手也肿，白天照常干活，在画片组我晕倒在地，又罚我站立。

在监狱，我不报数，不打报告，恶警曾某不准全队人吃早饭，挑起全队人恨我。恶警曹玉容长期体罚我，白天干活，每天完成三千多个珠子的分线任务，回监室就罚站，洗漱时间只给十五分钟，包夹催道：“罗朦，搞快些。”有时洗发还未洗净就罚站，晚上通宵罚站，不准睡觉，眼睛看东西成了双影，手和脚经常都是肿的。有一次，让监护守着我站在监控器看不见的地方，我头碰着墙，挨着墙就睡着了，监护赶紧喊醒我，不然她会受罚的。家人送来的衣物、鞋子都不给我。后来我用《刑法》248条检举她，我趁包夹不注意将检举信投到了信箱，她被调离，曹玉容调走了，换了王亚玲，每天晚上找我谈心，实际是剥夺我的睡眠时间，表面又造成关心我的假相，更阴险。

王亚玲同王亚杰用软方法，每天安排犹大陈淑琴、王小箐、王林英、王礼玲给我灌输歪理邪说，王小箐写“4.25上访违反游行示威法”，教我如何诬陷师父，逼看“凯风”邪恶网站上的文章，逼看邪恶之徒写的《法轮功大起义》歪书，用《刑法》300条强迫我认罪，我不签字。王亚玲威胁我说：“你不认罪就是和13亿人作对。”我说：“是执法者执法犯法，我没犯法，是他们滥用职权，我师父是来度人的，这个字不能签。”我泣不成声，泪流不止。她们利用包夹人员套学员的执著、个人信息，针对学员的弱点下手。我因家庭关系不好，她们就说我丈夫要和我离婚，还叫我用什么方式对付。给我照相、录像说是给家人看，要我穿便服面容要带笑，要让家人看了放心。她们拿着照片去我家“家访”，监狱派车接我的家人来监狱来给我下跪，强逼我签字。我见到女儿及丈夫徐光平、奶奶钟育秀、婆母苏天琼时，除了笑毫无表情，听到女儿喊：“妈妈”时，我只说了句：“你好”就是笑。当时婆母说：“是不是瓜了？”八十多岁的奶奶给我下跪，说什么：“签了字就回家了。”逼我签字，我不签。我说：“你们再跪，我就撞死在这里，你们是在胁迫我。”结果不欢而散。

后来，王亚杰就叫蒋丽等三人来强按我的手签字，我挣脱了，王亚杰给我穿约束衣，我静静的看着她，后来就放了。

每天叫我写思想认识，写实话，不收，叫重写，不然就不让睡觉，要写她们如何好、如何好，所有写的东西都是恶警认同的才收，才准睡觉。教我造假，教我骂恩师，教我如何诬陷法轮功，想方设法毁我修行，毁我信仰自由、良知善念与做人的权利，一个目的就是要说她们好，其实她们最坏，是真正的邪教徒。我不知道坚持说真话会遭到这个真正的邪教组织这样残酷的迫害，难怪老天要灭它。

过年了，王亚玲单独给我和包夹吃饺子，后来我记忆全无。每天只准许我睡二、三个小时，白天与包夹一起洗脑迫害我，不准我闭眼睛休息一下，很快我被迫害精神失常。用包夹肖琳娟的话：“王警官，罗朦都瓜了，眼儿都不知道转了，刚说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在七中队，我看见别人晕倒都会情不自禁的哭出声来，经常情绪失控，控制不住的哭，这就是我在这个魔窟中生活了四年的结果。可表面上她们还说对我有多么的好，还叫我乡的司法所长、妇女主任来看我，其实是来帮教“转化”。曾清科长还当着我乡的人给我倒茶，其实我在监狱里受的一切迫害都是在她的安排下进行的。原科长余治芳多次教我诬陷大法，要我认罪。她们放碟子，我就指出事实，她们不叫我看了。由于我精神不正常，目不转睛，我不打报告词，她们怕七队的人知道把我整傻了，就把我调到四队去了。

在四队，由张庆、殷狱警管理，由陈琦、李永、杨小林、梁英四个经济犯包夹我。张庆说我不完成作业（劳动定额），就要受惩罚，通宵不准睡觉。四个包夹可以任意辱骂、体罚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刘开珍被折磨致精神失常了都经常不让她睡觉，叫她站在楼梯的转弯处，叫包夹监视、控制她的行动，让犯人逗她。胸牌上的刘开珍漂亮、健康、祥和，却被监狱迫害成疯子，她们不准其他人知道刘开珍的情况，这是四川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的真实事例。

我因长期经受体罚，不准睡觉，在恶警的强制洗脑及恐吓、辱骂、喝斥等迫害中，成了失去记忆、反应迟钝、叫干啥就干啥的机器了，连自己的技艺都做不来了。

广汉610头子毛莉到监狱来说：“罗朦，久仰你的大名了。”那时的我已经被迫害得精神不正常了，情绪波动很大，一说被绑架的经过，未语泪先滚，常常哽语一句话：“我是炼法轮功的偷你东西干啥？”就这句话换来了四年冤狱！

二零一二年，四年冤狱期满，我回到家，家里的亲人都仇视我。一个年轻女人和广播局的人给我女儿拍照、录像，送她一个小录音机、二十元钱，夸她作文好。他们的目的是挑唆女儿与我的关系，结果女儿非常仇视我，说要把我送精神病院，还和婆婆一起催丈夫与我离婚。我在家呆不了，只好外出打工。广汉六一零邪党成员还不放过我，派六个“二排”到我打工单位骚扰，我只好离开另找活干。

由于我记忆没有完全恢复，中共邪党成员迫害我的事例还多，我回忆不起来了。现在他们还在打探我的去向，我真的觉得没有一点人身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