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酷刑九死一生　刘凤梅被迫害致癌症晚期

【圆明网】原锦州女儿河纺织厂女工刘凤梅一九九五年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了，但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十几年里，她多次被投入派出所、劳教所等邪恶黑窝迫害，到二零零八年出狱时，已被迫害得患病，就这样恶人仍上门骚扰，全家在惊恐中度日。

刘凤梅，女，现年四十七岁，原锦州女儿河纺织厂工人。刘凤梅自幼体弱多病。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刘凤梅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炼功不久，她身体所有的病都痊愈了。她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家庭和睦，工作出色。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身心受益的刘凤梅四次去北京，就想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却一次次被中共绑架、抓捕、劳教、判刑。

一九九九年十月，刘凤梅被非法劳教两年零六个月，当年十月三十日被非法关进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就因为她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不“转化”，遭到狱警及犯人的连续长时间毒打、电棍电、罚蹲、罚站、雪地里冻、雪地里电棍电击、坐小板凳、用铁丝抽、野蛮灌食……，在这样毫无人性的酷刑折磨后，刘凤梅于二零零一年九月十日11时30分从教养院食堂二楼（相当于普通住宅的三楼）窗户跳下，以示抗议（这完全是中共警察酷刑迫害造成的，但请大法学员千万不要以这种过激的方式反迫害，这种做法不符合大法法理）。刘凤梅被沈阳骨科医院确诊为椎体爆炸式骨折、脱位并骨位神经损伤。刘凤梅虽然几经周折才回家养伤，却经常接到教养院恶警圣颖的恐吓电话：“如果你给我们造成什么影响，我们随时把你抓回来。”

回家后刘凤梅抓紧时间修炼法轮功，身体很快康复。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刘凤梅去法库县三家子村看望同修，哪知这位同修家外面已有恶警蹲坑，当天后半夜三点钟刘凤梅在熟睡中又一次被恶警绑架到当地派出所，十二月三十日锦州女儿河派出所的刘久灵同锦州女儿河纺织厂保卫处的辛永刚（司机）开车来到法库县派出所，把刘凤梅送到沈阳马三家劳教所，经体检马三家劳教所拒收；当天又送到锦州第一看守所，看守所拒收，这才被送回家。从被绑架直到回家三天时间里，没人给刘凤梅一口饭、一口水。到家时刘凤梅已经极度虚弱，无力行走。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日，有一法轮功学员被恶警绑架，当时在一起的另一走脱的法轮功学员来到刘凤梅家，被后面跟踪的恶警闯进家中，刘凤梅再次被绑架，并被大肆抄家，家中几乎被洗劫一空，连电视机、录音机、录放机、大法书籍都抢搬走了。过后家人几次索要，都没要回来。在看守所刘凤梅受到非人折磨，刘凤梅绝食，绝水抗议迫害，第十天被迫害得奄奄一息、生命垂危时，被送到锦州市中心医院抢救，三天后还没脱离生命危险就被扔在医院再无人过问，这才通知她的丈夫把她接回家。回家的第二天，锦州女儿河派出所的晚上警察七、八个人就强行闯进刘凤梅家，看是否好了，欲行再次绑架，未果。以后经常骚扰，在刘凤梅家楼下有人蹲坑，跟踪刘凤梅及看望他的同修的行踪，迫使刘凤梅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流离失所生活。二零零五年年末刘凤梅回到家中。

二零零八年邪党借“奥运”之机，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疯狂大抓捕。锦州公安局610办一夜之间绑架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刘凤梅是其中一个。下面是刘凤梅2008年2月25日被绑架后遭迫害的自述：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早晨大约六点二十分，我和往日一样，准备上班，到楼下放工具的地方去拿工具。这时突然从不同的方向出现七、八个人向我围拢过来。靠近我时，我说：你们是干啥的？他们说：我们是公安局的。我说：拿出你们的证件来，其中一人拿出证件，见上面写的是锦州太和分局国保大队李宝山。与此同时几个恶警上来把我的双手扭向背后，用手铐反铐，连推带拖把我塞进警车，当时我大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就用手堵上我的嘴，说：喊什么？不喊都知道，今天不是抓你一个，锦州抓好几十呢。

他们抢走了我身上的钥匙，打开我家房门。当时丈夫、孩子还没起床。被他们的闯入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被他们控制住，孩子与他们争辩，他们就把孩子连推带拽的塞进卫生间里。土匪一样把我家翻的一片狼藉，大米袋子都翻个底朝天。抄走：大法书、光盘、真相资料、电脑、手机、VCD播放机、MP3、现金7900元、两张银行卡、我丈夫的工资卡（后要回）。整个抄家过程都录像了，把丈夫和孩子都劫持到女儿河派出所。一恶警威胁、恐吓孩子，要配合他的审问，孩子不配合，恶警对孩子推推搡搡、骂骂咧咧，一付流氓象。

他们把我带到太和分局后，从我身上搜去MP3、手机、电话本、几十元钱、一个U盘。之后把我塞到一个小屋子里。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把我带到另一小屋里，推到铁椅子上，给我套上黑头套。只听咔嚓咔嚓的铁器声，我的双手、双脚被固定在铁椅子的铁铐里。又听一人说，队长来了，话音刚落，这人就用一硬物猛抽打我的头部，我的脑袋嗡嗡作响、眩晕，又有人说，把她的衣服都扒掉。我的羽绒服、小棉袄都被他们强行脱掉，只剩一件衬衣。接着有一恶警使劲拧我的右胳膊，我喊：法轮大法好！他将我的右胳膊拧、扭、向上提。就听咔叭一声，我的胳膊脱臼了，我当时疼晕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等我醒来，我的胳膊就那样耷拉着。这时能听到隔壁的电棍电击时发出的噼啪噼啪的响声，法轮功学员的惨叫声，还有恶警的吼骂声（因为当天同时被绑架的还有张秀兰、黄诚），大概到了晚上11：00多钟，他们把我抬到锦州第一看守所，见状，所长梁怀福说：“今天咋都是抬来的”，看守所不收，从早上被绑架直到此时没给我水喝，没给我饭吃。我的胳膊好象不是我的一样，向后扭着下垂着，一动疼痛难忍。我已经不能坐着了，因为腰部有钢板，早晨对我实施背铐时他们是用膝盖顶着我的腰铐的。他们也怀疑我几处骨折，所以看守所拒收。说是到医院检查一下再说。

到公安医院已经是后半夜了，要拍片子，医院值班的护士说，明天早晨拍吧，我不是干这个的，拍不好，还影响效果。当时恶警说，这是法轮功，不用认真，有个片子就行。就这样他们拿着模糊的片子，又把我送到看守所。

路上恶警给他们的上边领导打电话说，这人腰和胳膊都骨折了，咋办？上边说，咱说了不算，就是不能放人，看守所必须收。就这样把我强行塞进看守所，后半夜到看守所，我一直躺着，不能吃饭，只能喝点水。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太和分局戴勇等人来提审我，我被他们抬到一小屋的地上，是躺着审的。我不配合他们。又过了几天，我听到有人在议论：辽宁省公安厅来人了，刘凤梅干啥了，省厅都人来了。这位省厅的人到号房门口，他看我躺那奄奄一息的样子，就走了。

十八天后，太和分局的戴勇和几个警察还有看守所的戴徽（女）用担架把我抬到外面一个警车上，四肢固定在担架上，车开了很长很长时间。他们神情诡秘，我也不知这车往哪开，到了才知道是大连姚家看守所，说是要异地审讯。到大连姚家看守所第二天就开始了非法提审，以后天天如此，四十多天提审四十多次从未停过。当时腰部和胳膊两处都损伤了，一直躺在看守所地板上，每次提审都被抬到轮椅上，把轮椅推到提审室。提审次数最多的是大连的李国庆和徐建，他们用威胁、恐吓、诱骗、欺诈等各种手段逼迫我，问我是否认识×××，给他多少钱等等，我一直不配合。那时因为我四十多天一直不能吃饭，吃了就吐。眼睛都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即使这样也要天天提审，突然有一天提审我时，李国庆说，厅长来了，他们是辽宁省公安厅的厅长，（有两名厅长来大连姚家看守所两次提审我）。那时由于长时间的没吃饭，身体极度虚弱，精神恍惚。但是我心中只有一念很清晰，就是我是法轮功学员，不能配合他们。一个厅长把一摞从明慧网下载的文章放到我面前说，这每一篇都有你的名字，一篇还说锦州第一看守所没有你，第二看守所没你，公安医院没你，此人不知道用担架把刘凤梅抬哪里去了？大概被迫害致死……，你们明慧网尽撒谎，你现在不是活的好好的吗。另一位厅长对我说：这些天了，你啥也没说，还没见过你这样的呢，牙撬掉你也得说。见我没啥反应，接着大发雷霆，拍桌子大喊大骂，污言秽语不堪入耳，又是一阵疯狂吼叫：这些天了跟你玩呢？整死你，整死你也得给我说。审了几个小时，没结果，走了。

二零零八年的六月初（确切日子记不清了），锦州太和分局的戴勇等人来大连又把我劫持到锦州第一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戴勇、陆浩，多次找我，装出一副伪善的样子，进行引诱、欺骗，让我做他们的内线，如果我答应了，就可以让我保外就医。我坚决不配合。出卖同修、背叛师父的事我宁死不做。

二零零八年八月四日至八月七日，锦州市邪党太和区法院对我和其它三位大法学员进行历时四天的开庭审理，北京来的正义律师，为我做了无罪辩护，邪党法院却置若罔闻。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锦州市邪党太和区法院非法和议公布了八月四日至八月七日对我们四名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审判结果，我被重判十三年；当天在法庭上，邪党法官梁贺祥宣读完非法判决结果后我们都提出上诉。当我要被带出法庭时，我大声对参与迫害的法官、检察官说：“中国人不要杀中国人，请放下屠刀！”这时，太和法院法警队长潘洪仲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连推带拽，气势汹汹的把我拽出法庭。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由锦州市中级法院主导的所谓二审并未开庭就非法维持原判。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日，锦州看守所的戴徽等人，把我送到沈阳女子监狱，入狱检查完，监狱医院院长说，身体各项指标都不合格，腰部钢板现已左右凸凹不平，根据当事者刑期13年，太长，不适合收监。如强行收监，是否待取出钢板后再收。当时就请示辽宁省司法厅，没得到允许，最后强行收监。收监的当天把我送到二监区、二小队做奴工。到那一落地儿，就用两个包夹看着我（一个是大连的诈骗犯刘敏，一个是辽阳的放火犯王桂芳）。她们俩对我是寸步不离，打骂不停，不许我与任何人说话，不许我看一眼任何人，否则立即边打边骂。每天早七点到晚七点，12小时奴工，有时不让吃饭。一次一位好心人给我两袋方便面，刘敏看到抢过去用脚踩碎、扔垃圾箱。狱警陈雪娜对我说，你是法轮功跟别人不一样，你就是不能与人接触，不能与别人说话，从到二小队的第一天就开始每天晚七点钟回来后，别人可以去洗漱，休息。我被直接劫持到一个小黑屋（窗户用报纸糊上，门上锁）刘敏和王桂芳看着，名曰学习，其实，就是打骂、折磨，逼迫写“三书”，直到深夜十一、二点钟。小黑屋里不许坐着，只能是站着、蹲着，有时支撑不住就招来一顿毒打。

一次他们逼我写“三书”我不写，刘敏说：你不“转化”，你判13年天天让你这样过，生不如死；打你没人管。你“转化”了，咱们都回去睡觉；有一天让我写思想汇报，我写道：“不写三书，坚定信仰。”刘敏、王桂芳看完，气急败坏的上来就拽住我的头发一阵拳打脚踢。对于这里发生的打骂声、喊叫声，狱警陈雪娜表面制止“不让打”。暗地指使打，还有一次他们从我身上翻出正义律师的明信片，刘敏、王桂芳上来劈头盖脸又是一顿毒打。一天深夜刘敏又开始让我写“转化书”，我坚决不写。他们又是连踢带打。我喊“法轮大法好”，她俩按住我，强行将袜子塞进我的嘴里，我拼命挣扎，吐掉袜子，对着窗户使出全身的力气喊“打人啦……”万籁俱寂的深夜里从小屋传出的打骂声、惨叫声，外面站岗的警察听到了，向狱方打了电话，第二天狱政科的人来了说调查此事，结果是刘敏告诉我：狱政科的人来了，说打你白打，没人管。在狱方的纵容下，他们对我更加肆无忌惮、有恃无恐。每天干完十二小时奴工后，直接劫持到小黑屋到深夜，连续四十多天。残酷折磨、致命的毒打有五次，平时拳脚相加那是随时随地都有。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的一天，非常寒冷，沈阳的冬天零下二十多度。因为我不“转化”，她们把我的被褥和衣服全部收走。让我睡在木板床上四天，那是四个冰冷的不眠之夜，我只能头枕半卷手纸和衣而卧，冻的腿抽筋，在困乏中颤抖着挨到天亮，上厕所也有人看着，动作慢点都不行，包夹不停的喊快、快、快，就让你躺在这样的床上。盼到天亮就是十二小时奴工的开始，十二小时奴工的结束就是小黑屋的开始，日复一日。白天干活何止十二小时，有时为赶任务，加时加点是常事，有时从早六点干到晚十点或更长时间，为了节省时间饭都不让吃。恶头规定包夹必须二十四小时寸步不离看着我。

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是株连，如我不配合邪恶，包夹也受牵连，甚至连累全监室的人，让他们仇视法轮功学员。

有一次狱里来检查说我的被子形状叠的不好，警察停止全监室的人七天不许看电视，所有人坐小板凳，目的让同室所有人都怨恨我。早晨洗漱时水龙头抢不着，上厕所轮不到位，由于限制时间，造成长期便秘，精神紧张，甚至不敢喝水，怕上厕所，站排出工时，我必须站在两个包夹的中间，有时在走廊拥挤时，两例竖排错位，我们两个法轮功学员错到一横排，郭旭（狱警）看到就大骂包夹，必须看住。不允许我们接触，到车间干活时，不允许和任何人说话、接触。打饭站排时，包夹也站在我后边。回到机台前吃饭时，包夹也把我夹在中间，恶头们千方百计的歧视、孤立法轮功学员，用尽了各种手段。刷碗时，包夹也跟着，如果她们不刷碗，我也不能刷。我想喝水，她们说不去，我就得渴着，不能去。我想上厕所，她们说不去，我也去不了，只能挺着。因为每走一步包夹都跟着，睡觉时两侧也是包夹，脸朝哪边、头冲哪个方向都要包夹说了算。上厕所更是困难，起夜必须二人陪着，有时喊包夹，她们或骂或不去。晚上翻身也挨骂，不睡觉也挨骂，必须闭上眼睛，完全剥夺了我的说话权，稍有不顺就是打骂，他们就是想达到把法轮功学员精神搞垮的目的。

在这种没有一点人性的无休止的折磨、摧残下，我开始绝食，以示抗议。绝食的第三天，干活时我晕倒在地。狱警陈雪娜把我弄到监狱医院，他们把我的双脚绑在铁床柱上，双手绑在铁床边，人成“大”字型。就这样打三天点滴（打的是啥我不知道）。第四天，问我吃不吃饭，我说不吃，陈雪娜说，给她灌。插管的时候，嘀嗒嘀嗒的流血，一边插一边流。这种野蛮插管使我的鼻子、嗓子钻心的疼，腰也疼，我几天不能入睡，管一直这样插着，一天我的手没了知觉，被勒的青紫色，我对包夹说，如果我的手残废了，你也有责任。他这才给我松一点，我借机挣脱出手，拔下插管，陈雪娜看到后，恶狠狠的说，把管再给她插上，想吃饭，灌食管也不能拔，不能松绑，插着管喂她吃，我在床上被大字形绑着、灌食管插着十四天，我又被弄回队里，强迫干活，到了晚上，又开始把我劫持到那个小黑屋，逼写“三书”。这时我的身体似乎到了承受的极限，瘦得象麻秆。两眼深陷，别人看了我都说害怕。但迫害仍没停止，不写“三书”不“转化”，晚上就必须去那个小黑屋受折磨。

大概到了二零零九年五月份，我再次开始绝食，陈雪娜问我，为啥要绝食，我说：我没有罪，我没触犯国家任何法律、法规，你们这样迫害我，我只有用绝食来抗议你们的迫害。陈雪娜说：就是因为你不写“三书”、不“转化”，才这样对你，写了吧。我说：“我永远都不写！”就这样我被第二次弄到医院被野蛮灌食，人成大字型，四肢绑到床上，打两天点滴，第三天野蛮插管灌食，恶头徐中华恶狠狠的说：刘凤梅，你给我想好了，这回你想吃饭都不行，就给你灌，灌到底了。绑我手时，陈雪娜还让犯人给我绑紧点，手被勒得青紫色。一天半夜，看我的犯人给我松了一点，我挣脱后，拔掉灌食管，大夫再给我插管时我就喊“法轮大法好”，大夫无法插管，陈雪娜就让我写不绝食的保证书，我坚决不写。她说，不写就不能回监区，不能松绑，就在这呆着吧。我就这样被绑在床上，几天后，监狱医院通知必须出院，我回到监区。这时的我身体状况非常差，几乎不能自己站起来，每迈一步都很艰难，极度虚弱，一股风能吹倒。二零零九年十一月、我被转到四小队做奴工。

二零一零年的四月份，有一天一名法轮功学员被搜出了师父的经文，恶警经过笔对，认为是我写的。警察郭旭把我叫到办公室，恶警张磊对我拍桌子大喊大叫的说：“这是敌我矛盾”，并指使张盼警察把我关进小号，被搜到经文的法轮功学员的包夹也挨打了。包夹被打的鼻青脸肿所以包夹特别敌对法轮功学员，看我的包夹剩一个月就刑满了，结果因为这事被加期一个月，所以包夹把所有的气恨都发泄在我的身上。小号里上面一个小天窗，门上一个送饭的小口，里面只有二卷手纸，再没有别的了。白天犯人看着必须坐在水泥地上，隆冬季节的水泥地，象坐在冰块上一样，不能站着。晚上困了，只能坐在一卷手纸上。因为没有任何保暖的东西，我在车间出来时穿的很少，整天二十四小时冻的缩成一团，三顿饭不让吃饱，每顿一条小窝头，羹匙都不给，用手抓菜吃。又饿、又困、又冷，……，连续四十二天没洗过脸、脚。没洗过头，没刷过牙、没躺着过、……，让我写保证“不传经文”，我不写，一直到走出小号我也没写。出了小号，我已经走路无力，脑袋发晕，那时已开始贫血。

走出小号后白天把我塞进车间一个小屋子里，两包夹看着逼我写保证（不传、不写经文的保证）。到晚上，把我关进监室边另一小屋（储藏室），两边放箱子，中间一小块空地，不让坐着，只能站着、蹲着，逼我写保证，有时逼到凌晨三点钟。四十多天过去了，我没写。一天恶头张磊指使一个牢头（也叫狱霸）二监区的刘红新（此人心黑手狠）逼我写保证，我不写。又找来了杀人犯叫温艳杰，把我拖到四楼一储藏室里，开始对我下了毒手，他俩用拳头使劲打我的小肚子、踢下身、薅头发，头发被一缕一缕的薅下掉了一地。不知打了多少嘴巴，我喊“法轮大法好”，他俩就用胶条把我嘴粘上，我已无法呼吸。几次把我打倒，我站起来，最后我站不起来。四个小时打骂没停，到晚上十二点多，我才踉踉跄跄、昏昏沉沉的回到监室。我的头发蓬乱，上衣纽扣被拽没了，前胸裸露……。监室的人都知道，不“转化”的法轮功经常挨打。事隔一天的晚上，刘红新又叫我去四楼的储藏室，我说不去，在三楼储藏室里刘红新和温艳杰赶走了包夹，把门反锁，又开始打我，让我写保证。我不写，她们俩把我打倒，我站起来，再被打倒、我再次站起来，几次之后我站不起来了，她们俩个薅着我的头发把我拽起来再打，反复多次，头发又拽掉一地。我趴在地上直到天亮，期间打我时，我的喊叫声、她们俩的打骂声外面值班警官听到后来敲门，他们俩都没给开，还有一个好心人叫刘学斌的也喊不许打人，他们根本不听，我知道他们是受了恶警张磊的指使，就这样白天在车间库房，晚上在储藏室，又过了四十多天。加上之前蹲小号四十多天，连续九十多天的残酷迫害，期间我丈夫去探监两次都没让接见。三个多月里恶头们剥夺了我买日用品的权利，来月经都没有手纸用。

二零一一年三月份，我晚上抄经文，被大连的诈骗犯于瑞艳发现，抢走了我的笔和纸。第二天把这些都交给了郭旭。郭旭把我叫到办公室，逼迫我写保证，我不写。警察曲晓青和郭旭两人决定，并得到恶头张磊同意，从即日起，开始对我严管，不让我上床睡觉，只能睡在地上，同时再次取消我买日用品的权利，不许我与任何人说话、接触，从此我早7点至晚7点干活，晚7点至晚10点坐小板凳，从晚10点至第二天早5点每隔2个小时换一个犯人站在走廊趴在窗口盯着我。犯人每天工作量非常大，压力大、精神紧张，也怕看不住我受牵连，怕我晚上写经文，连续20多天，郭旭命令40多名犯人轮流监视我、到了晚上他们也是又累、又冷、又困……。所以这些犯人把她们的怨恨全发泄到我的身上，这就是郭旭毒蛇心肠的一贯手段，让队里人人都参与，让所有人都恨我。这时我的身体、精神上已无法承受下去，我的月经长期不走，经常流血不止。我不想让犯人们再因我受到强加的惩罚，我只好再次选择绝食，但这次并没把我弄到医院而是直接把我拖进车间的厕所里，按倒在厕所地上进行野蛮灌食，然后继续干活。每次灌食弄的脏水、糖水、满身都是。直到不让犯人晚上轮班看着我了，我才停止绝食。每晚睡地上，每晚7点收工后坐小凳持续半年时间，到监室还要干活，有时干到9点，10点，11点，星期天要加班。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份，监狱开始了新一轮的强行“转化”。

每天十二小时的奴工后，到活动室坐小板凳，看诬陷大法录相。每晚看完一盘录相后，然后让我写思想汇报，每天看完就写，持续十多天。十多天后，每天开始坐凳写感想。一直要求我不许上床坐凳写。这种迫害持续七个月的时间，每天奴工、小板凳，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后来每天便血，下身流血，腰疼的厉害。

二零一二年七月份，我再也支撑不住了，把我送到医院。化验得知，我的血色素只剩5克了。在医院里每天便血、流血，但医院没有给任何治疗。同时发现我乳房有肿块，就把我拉到沈阳739医院。到那确诊乳房是恶性肿块，还查出我的双侧卵巢瘤，左侧小孩脑袋大，右侧拳头大，腰部钢板已经弯曲、错位，有致瘫的危险。过一段时间又把我拉到沈阳肿瘤医院，再次检查。确诊为左乳腺癌晚期，并已扩散，卵巢双侧瘤已到了晚期。贫血愈来愈严重。最后又做了一次司法鉴定，然后把我拉到监狱医院。在医院里没给我任何治疗。恶头郭旭还逼迫我写保证、威胁我如果不写，就不让我保外就医，我坚决不写，郭旭（狱警）、罗晨（狱警）带着犯人打手刘红新等人，到医院把我弄到护士值班室，让我在他们已经写好的纸上按手印。我不配合，他们好几个人上来把我按倒在地，我攥紧拳头，坚决不伸手指，刘红新使劲抠我的手指，手都抠出血了，最后被强行划了个带血的指印，在挣扎过程中，我的下身血流如注。

几天以后，他们又把我弄到医院外面的队长值班室，说上次的手印不合格，得再按一次，被我拒绝。他们几个人又扑过来，强行抠我的手，我从椅子上滑倒在地。刘红新泯灭人性的揪住我的头发拽起我，用拳头专门打我的左侧有肿瘤的乳房。我挣扎、我大喊，她们就用抹布塞进我的嘴里，挣扎中我累的气喘吁吁摊在地上，没有力气挣扎了，我的下身再次大流血。挣扎了2个小时，他们把我手指用硬物绑住，让手指固定，打不了弯，强行把住我的手，按了手印。两天后我回家了，那天是二零一二年8月29日。

我在监狱里每次外出诊断，监狱方面都会给我丈夫打电话，告知我身体状况不太好，索要检查费，在我回家的前一天，监狱方面，给我家人打电话，让家人安排接我回家的车，家人说：“人都让你们整这样了，你不能给送回家吗？”监狱方面说：“不能”。押送我到当地司法部门接收，手续办理的是郭旭（狱警）、张籍宁（狱警），郭旭，张籍宁来回都是家人付的车费钱（家里条件很差）。我到家丈夫对我说“接你回来花了一万多元。”给家里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我出狱时监狱方面说，不会再找你了，你已经晚期了，回家好好养着吧。结果到家2个多月后接到监狱管理局的电话，让丈夫拿1500元鉴定费带我去沈阳做司法鉴定。由于我的身体极度虚弱，我的病情无法坐车去沈阳，他们联系我们当地司法所，街道，厂保卫处，就不断的骚扰我的家庭，总是敲我家门，后来恐吓家人我不去就给我收回监狱。我家没有经济条件，我没有生活来源，靠丈夫和儿子打工养活我，监狱管理局说每三个月，或半年就必须体检一次，每次检查就得支付1500元鉴定费，体检的目的就是我有好转就给我收回去。

2013年3月末，当地派出所又来到家里，要我的电话，丈夫打工的外出地址，以及电话。这样一来，我刚刚恢复一些的身体，又开始急剧恶化，丈夫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和经济压力，持续迫害还在继续，过年前丈夫在工作单位曾休克，经医院检查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儿子说：“妈妈得了癌症晚期，警察追着不放，爸爸又得了冠心病，我才20岁出头，我可怎么办啊！”我的孩子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同龄孩子比起来，早已没有龄同龄孩子的阳光与快乐，更多的是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