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
一、官职虽小，办事认真；查无头案，明敏如神
五代时，有个人外出经商，一回到家，就见自己的妻子已被人杀死，只有尸体，不见脑袋。他既悲伤又害怕，赶快去告诉她的娘家人。
妻子的娘家，认为是他谋害的，就把他捉送官府。在那里，他经受不起严刑拷打，只好承认妻子是他杀的。案子就这样判决了，报到府里，府里有个府从事（官职名），这位从事，官职虽小，却最认真负责。他独表示怀疑，请求重新彻底审查。太守终于同意了。
于是，这位府从事就把境内的仵作行人都找来，追问他们：“近来给人家安葬了什么人。安葬在什么地方? ” 又问：“其中有没有可疑之处?”
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回答道。“某地方有个大富家，举办丧事，只说死了一个奶妈。天还没有亮，就从墙头边抬出一副棺材来，非常轻，好象里面没有东西似的，现在埋在某地方。”
府从事立即派人去把坟挖开。打开棺材一看，原来是个女人的脑袋。随即叫那个商人去验看，商人说：这不是他妻子的脑袋。
于是，府从事就把那个大富家抓来审问。最后，他承认了犯罪事实，说是他把奶妈杀了，将脑袋装在棺材里埋葬，然后把尸体搬去当作商人妻子的尸体，而把商人妻子，收藏在自己的私房里。这时，那个商人才得免于罪罚。
(事据《玉堂闲话》)
【附言】
这真是个“无头案”！ 乍看真有点令人摸不著头脑。初审机关没有经过调查，仅凭刑讯逼来的口供定案，这是极其草率和低能的表现！“府从事独疑之”，他为什么怀疑?原文没有讲，恐怕就是由于死者不见了脑袋，这个缘故吧？凶手为什么把人杀了，而将脑袋拿走?其中必有原因，否则他何必多此一举，自找麻烦？所以，追查这个脑袋的下落， 非常重要：要定案，必须找到它，要破案，也必须先从它下手。“府从事”来重审此案时，一开始就找当地“仵作行（读杭）人”，了解情况，正是针对这个问题来进行的。当时，“以尸易人”，虽还不能肯定是事实，但在府从事心目中，很可能已怀疑到这一点了。
果然不错，从仵作行人那里，马上找到了有力的线索，进一步挖掘，就找到了一个脑袋，经商人验看，又肯定不是他妻子的脑袋。这样， 案情就越来越清楚了。经过对大富家的逮捕、审讯、调查、对证，终于使案情真象，得到大白于天下，一场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
由此可以看出，不论什么案件，哪怕是无头案也好，只要广泛联系群众，进行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特别是不可逼供信！就一定能把案情逐步弄清。
在司法界，无论大官、小官，都应该忠心为民、护法、秉公办案，其中，小官也能起大作用。那位“府从事”，就是楷模！社会需要这样的府从事，历史会永远记得这样的府从事！
二、包拯巧破“割牛舌案”
枢密副使包拯，起初在扬州天长县当县令时，有人向他告状，说耕牛被人把舌头割掉了。
包拯就秘密地告诉他，要他回去把这牛杀了，并将牛肉拿出去卖。
这样一来，就有个人，来向包拯检举揭发，说某人私杀耕牛。（在当时，国家为保护耕牛，法律规定：滥杀牛卖，是犯法的）
包拯问那个揭发者道：“你为什么把某家耕牛的舌头割了，而又来控告他?”这人一听，犹如晴天霹雳，不禁大惊失色。只好老老实实认罪。
(事据《宋史•包拯传》)
【附言】
包拯为什么在破案前，便预料到案犯一定会来揭发?等到一有人来揭发，就断然肯定他是案犯，结果使“其人惊服莫明，叹其如神！”其实，道理很简单。包拯之所以能够和敢于作出以上判断，也不过是根据自己的丰富经验和细心推想罢了。
当包拯一听到有人割了耕牛的舌头时，就考虑到：这是为什么?这一定是牛主的仇人，想害牛主…把牛的舌头一割，牛不能吃草，主人怕它饿瘦、饿死，一定会杀，这样便犯了私宰耕牛罪，然后再去告他，还怕他不负刑事责任么！
因此，包拯将计就计，“密谕令归屠其牛而鬻之”。为什么要“密”?因为这是设下的圈套，不能让罪犯识破，否则他会中止作案。
牛主按照“密谕”去做，果然不出所料，案犯来向包拯报告、检举揭发了。包拯听后，出其不意地劈头一句，击中他的要害，使案犯莫知所措，不得不“惊服”认罪。
看起来，此案的突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它需要丰富的经验和细心的思考，才能做到。所以，搞司法工作的人员，要使案件办得又快又好，平时除了要培养遇事认真思考的习惯以外，还要注意总结积累各种经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行。
这里，最重要的是忠公秉正的执法之心！
三、柳庆主动关心，认真复审，雪冤惩凶
北朝后周柳庆，当初在后魏，做雍州别驾。
这个时期，有个商人带了二十斤金子，到京城去做生意。这个商人寄居在某人家里，每逢外出，必定把钥匙亲自带着。
没有过多久，封锁金子的锁具，一点也没有损坏，可是金子却全部没有了。他认为是房东盗窃了金子。便到县府去告状，县府进行审讯逼供，房东无可奈何．便屈打成招，只好招认。柳庆听说后，感到怀疑，就主动关心，认真复审此案。他把商人叫来，问道：“你把钥匙常常放在哪里?”
商人回答道：“常常带在身上。”
柳庆问：“你曾经和别人，同床共宿过么?”
商人说：“没有。”
柳庆又问：“你曾经和别人一起喝过酒么?”
商人说：“前些时候， 曾同一个和尚，痛痛快快地喝过两次酒，喝醉了就在白天睡了一觉。”
柳庆说：“那个房东，只是由于刑讯逼供而招认，井不是真盗。那个和尚才是真正的强盗啊！”
于是，立即派人去捉拿那个“和尚”，但他（不是真和尚，而是个大骗子）早已卷着赃物，逃之夭夭了。后来将他捕获归案，才把所盗金子，全部追回。
(事据《北史•柳庆传》)
【附言】
世界上的事情，常常是假象显而易见，真象隐而难明。一般人最易被假象迷惑。但有的人，却能拨开假象的迷雾，独具慧眼，看清事情的本来面目。
一个商人寄居在某人家里，金子又是在这个主人家里被盗的，锁具未坏，而金子尽失，按一般情理推测，作案的不是主人是谁?但这毕竟只是一方面的情况，把他当作怀疑的对象，可以；把他当作真正的案犯，就不行。可是，县里的审判人员，却把他视为真正的案犯，刑讯逼供， 主人只好诬服，冤案也就由此产生。
柳庆则完全相反，首先他不从怀疑、追究主人下手，而从开这锁的钥匙下手一一因为他知道，锁具没有被砸坏，一定是用钥匙打开的，这钥匙就是破案的关键。当他问明钥匙是商人“常自带之”之后，就进一步追问：“曾与人同宿乎?”“曾与人同饮乎?”当他了解到商人曾“与一沙门再度酣宴，醉而昼寝”时，就摸到问题的关键了。这是顺藤摸瓜，层层剥笋的方法，皮毛脱尽，真象就毕露了。因此，柳庆得出结论：“主人特以考掠自诬，非盗也，彼沙门乃真盗耳。”当柳庆派人去捉拿这个沙门时，得知他并非真和尚，是个骗子，“已怀金逃匿”，后来，将其抓到，人赃俱获，就完全证明他是案犯无疑了。
此案之所以能使主人，不受冤到底，骗子终于逃不出法网，完全是由于柳庆，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看清了案情的真象，认真负责才能做到。
四、向敏中主动救和尚，格外耐心
向敏中丞相，在西京当判官的时候，有个和尚路过某村庄，天色已晚，前去借宿，主人不肯；他恳求在门外的一个车棚内，躺一宿，主人答应了。
当夜，有个强盗进入这家，带着一个妇女，并提着一包衣服，翻墙而出。和尚没有睡，看得很清楚。心想：主人本不同意借宿，我硬要赖在这里不走，现在出了事，明天他一定会怀疑是我干的，就会把我捉到县里去…...和尚越想越害怕，就连夜奔逃，因为路不熟，又是晚上，在荒草中跑，忽然一失脚，掉到一个干枯的井里去了。
不料那个翻墙出来的妇女，已经被人杀死，尸首也丢在这井中，血沾了和尚一身。
主人沿着足印，找到和尚，把他捉送官府。他忍受不住严刑拷打，就冤枉地承认：他和这妇女通奸，引诱她一路逃跑，出来后，又怕被人发觉，就把她杀了，抛尸井中。 因为不小心失脚，自己也跌入井里。赃物和刀，放在井边，不知被谁拿走了。案子就这样定了。
大家都认为合乎情理，没有什么可疑的。
独有向敏中认为：赃物和凶器，没有找到，值得怀疑。就耐心的向和尚再三再四的讯问盘查，要他讲真话，那和尚只是说：“我前生欠下了这笔血债，没有什么可说的！”
向敏中细心沉思，觉得蹊跷，还是耐心的坚持要他说真话，最后，和尚才吐露出真实情况。于是，向敏中便秘密地派官吏，去查访这案的真正凶手。
查访的官吏，来到那村庄的一家小店，买饭吃。店里有个老婆婆听说他是从府里来的，但不知道他是查访此案的官吏，就问道：“那个和尚的案子，怎么样了?”这个官吏哄她道：“昨天已经在大街上，用棍子把他打死了。”
老婆婆叹口气道：“现在如果把真正的凶手找到，还办不办罪?”
官吏说：“府里已把这个案子错误地判决了，现在即使找到真正的凶手，也没人敢过问了。”
老婆婆说：“照你这样说，那么，把真凶手说出来，也不要紧了。说实在的，那个妇女是本村青年某甲杀害的。”
官吏问：“某甲这个人，现在住在哪里？”老婆婆给他指明了青年某甲的住处。
官吏便去将某甲逮捕，连那包赃物和刀，也一并缴获了。这样，那个和尚才得到释放。
全府的人，都认为：向敏中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神！
（事据司马光《涑水纪闻》）
【附言】
向敏中破此案后，“一府咸以为神！”其实，他是人并不是神。此案之所以破得好，主要是因为：他能够认真考察，仔细分析，而不为假象所迷惑。当主人在那个枯井中，把死者的尸首，同鲜血沾衣的和尚，一并找到时，大家都没有怀疑这个和尚不是凶手。而向敏中“独以赃与刀不获，疑之”。因为这赃与刀的下落，是定案的有力根据。据和尚供称“赃与刀在井旁，不知何人持去。”这是“自诬”。荒山野地，又值黑夜，有谁来拿走这赃与刀！所以，向敏中疑之。但和尚又确实是同死者尸首，一起从枯井中弄上来的。究竟是怎么回事，真象只有和尚自己最清楚，而他己经是“不堪掠治，遂自诬。”甘愿认罪的人了，所以，向敏中“诘问数四”，他只是说：“前生负此人命，无可言者。”他为什么这样说？难道他不想伸冤吗?决不是， 因为他怕一吐实情，又遭掠治。直到“固问之”，“乃以实对。”当然， 向敏中一听，就会置信不疑，因为它是合乎情理的。
既然和尚不是凶手，那凶手到底是谁呢?不找出真正纷凶手，此案是结不了的。因此，向敏中“密遣吏，访其贼”，终于人赃俱获，使案情大白。
向敏中对此案的态度是：以法为重，以民为天，以公正为心，肯动脑筋，仔细分析，找出疑点，进行调查，实事求是的加以正确的解决。由于当时象他这样的人太少了，偶一出现，就被百姓感佩不止，“咸以为神”，这也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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