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杨晓峰历经两次梦魇般劳教迫害

【圆明网】黑龙江省桦南县杨晓峰修炼法轮大法，原来的脑神经痛和胸膜炎等严重疾病全部根除，全家人感谢法轮大法。

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杨晓峰坚持信仰，二零零一年和二零零八年两次分别被关押于佳木斯劳教所和绥化劳教所，历经酷刑和奴工，共计三年时间。中共的迫害，使他失去家庭，同时父母受到严重伤害。

杨晓峰，男，一九七二年八月出生，四十一岁，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短短半个月，杨晓峰不断明白大法的法理，心灵不断净化，心性不断提高，他的脑神经痛和胸膜炎等严重疾病全部消失，全家感激大法师父。下面是杨晓峰自述其被中共迫害的经历。

为大法说句公道话　被迫害骨瘦如柴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江泽民、罗干等利用中共对大法发动了史无前例的迫害，为此，我和本县的同修在七月二十一日一起，到黑龙江省政府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结果，所有来上访的人都被非法关押，仅哈尔滨体育馆就关押了一万多人，我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了双城的一个学校。

双城有三个学校都关押了来上访的各地大法弟子，白天晚上不让休息，晚上强制我们坐在学校广场，电视、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的播放诽谤大法的言论，同时，广场一圈都围满了警车和警察，不停的发出刺耳的警笛声，还有邪恶之徒的嚎叫声。

我们全体大法弟子坚决抵制，集体背诵大法《论语》，背法声响彻广场，在这里，被关了二天，然后，由县公安局派人把我俩绑架回来。

在二零零零年，我和四名法轮功学员再次上北京检察院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我被绑架到北京顺义派出所，然后，被县六一零和国保大队人员押送回县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三个月后释放。不久，又被国保科、立新派出所无理由的绑架到看守所迫害，二次共勒索了五千元，被迫害的骨瘦如柴，才放回。

出来后，当地六一零、国保科和前进社区多次派人骚扰我，监视我，严重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

在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三日，我和本县同修再次进京上访，到天安门为大法请愿，遭到广场的恶警和军队的暴力迫害，当时警棍向雨点一样打在我们的头上、身上，随后被绑架。然后又被当地警察押回到县看守所继续关押，不久被非法劳教二年，关押在佳木斯劳教所。

佳木斯劳教所：冷冻、 酷刑、万伏电击

在佳木斯劳教所里，大冬天窗户开着，屋里放着几个铁椅子，他们叫老虎凳，他们把我铐在老虎凳上，整个身体不能动，一会人就冻僵了，就这样，迫害了我四天四夜，白天晚上不让睡觉，下来后，好多天才恢复过来。

在二零零二年六月份，整个劳教所更加疯狂的迫害大法弟子，早四点到晚九点，把大法弟子关在一个屋子里，用最大音量播诽谤大法的录音、录像。

对于抵制迫害的大法弟子，分别关在了各个小黑屋里，恶警和犯人联手用最邪恶的酷刑折磨着坚定的大法弟子。把他们左右两手抻开扣在两边的床头上，屁股下面坐一个圆形扇面的塑料片，是立起来了，象刀子一样，人坐到上面，一天一宿就会皮开肉绽，内裤就会粘在屁股裂开的伤口上，骨头都疼，那种痛苦无法形容，我就这样被他们迫害着。

当时迫害大法弟子的大队长叫刘洪光，副大队长姓张、教导员姓方、中队长杨春龙，还有一个用各种卑鄙手段“转化”大法学员的恶警姓郭，还有一些恶警已经不记得叫啥了。 后来，姓张的副大队长又带领其他恶警对我在头上、脖子等处用万伏电棍乱电，使我痛苦不堪，还有的学员被他们用胶带把嘴封住，然后，抓住头发往墙上狠命的撞，惨叫声不绝于耳。白天晚上不许睡觉，刚一闭眼，就被恶警指使的犯人一顿拳脚相加，其迫害邪恶至极，且极其疯狂，有一个十七岁左右的犯人被指使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当他看到恶警和其他犯人对大法弟子行凶、行恶的邪恶恐怖场面，吓的精神失常了。

二零零三年，我结束了两年梦魇般的劳教生活，回到了家中。在我回来后，以县公安局副局长卢光和国保科李军为首的恶警不断的骚扰我，企图迫害我，所以，我被迫流离失所近三年。

绥化劳教所：电棍猛击、“上大挂”、点着香烟插鼻孔、奴工等

在二零零八年四月八日，国保大队的陈玉军打我的港田车（当时我不认识他），骗我到公安局，他们一伙人在后面开车跟着，把我骗到公安局后，陈玉军多次用矿泉水瓶狠命的打我的头部，他们解我的裤腰带，我不让，国保大队副队长陈洪辉（已遭恶报死亡）、副局长于洪军、陈玉军、崔广林等疯狂的对我拳打脚踢，把我按在桌子上，致使我的胸口非常疼痛，肋骨骨折三根，一只耳朵打聋，强行抢去我的裤腰带，将我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在被关押期间，我坚持炼功，很快就痊愈了。不久，恶警又将我非法劳教一年三个月，送往绥化劳教所继续迫害，导致我刚结婚不久的妻子也离开了我。

绥化劳教所是黑龙江省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黑窝和集中营，为了逼迫大法弟子写“三书”，他们就对大法弟子用酷刑。我刚被关进去，就被中队长刁雪松、恶警金庆富用电棍猛击我的头部，用手铐反铐我的双手，吊挂在两张床的床头上，悬挂着，这种“上大挂”是非常残酷的一种酷刑，手铐会象刀一样刮进手腕皮肉里，用不上二十分钟，双臂就会废掉。

酷刑演示：“上大挂”

然后，恶警把香烟点着，插进两个鼻孔里，呛的我睁不开眼睛、透不过气来，然后，还拳打脚踢。一共给我上了二次“大挂”，我的两手腕多处皮肉被刮坏，一只手背肌肉坏死，麻木不听使唤；一侧胸肋骨被刁雪松打折，不知折了几根。在第二天，正是酷热的夏天，在重伤的情况下，还指使刑事犯人看着我到外面场地搬大水泥石头，整天都是恶警的恐吓和刑事犯人的打骂声，那里就是一座人间地狱。

在绥化劳教所，每天还要挑牙签，编汽车坐垫，材料都是有毒的原料，满屋灰落在身上极痒，皮肤过敏起疙瘩、咳嗽，恶警还给分配任务，完不成，还要受到恐吓和刑事犯的打骂，而且还加刑期，有的被迫害的全身瘫痪，很多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半身瘫痪，我的一条腿也瘫痪了九个多月。

每天强制劳动，早上还要四点起床，坐小板凳，干完活回去后，还要接着坐小板凳到晚上九点，不许起身，否则，就是刑事犯的拳打脚踢。

其实，这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刑事犯都是社会上的人渣，在这个黑窝里，他们内心也充满恐惧，自己都说，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离开这里。每天吃的都是猪狗都不吃的东西，这里的罪恶太多了，这里的空气都充满了邪恶，让人透不过气来。

在绥化劳教所，记忆中，最邪恶的恶警有刁雪松、金庆富、石健。

中共迫害给家人造成极大伤害

在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我离开了这个万恶的地方。这里给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给我年迈的父母带来无限的伤痛。这些年来，我不断的被抓，中共的迫害给我及家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和经济损失。

两个姐姐多次的被非法关押和判刑，使我们的家庭雪上加霜，父母亲为我们三个儿女整日担忧，苍老许多，也给我本来不富裕的家庭造成很大的经济困难和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