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莫尼卡,今年61岁,来自德国的法兰克福。我是1999年5月开始修炼的。退休前我是一家德国电视台的剪辑师。这些新闻领域的工作经验对我现在在德国法轮功信息中心的工作帮助非常大。
今天在大家面前的我内心无比地充实,三年来的修炼使我学到了很多,承受了很多,有过很多神奇的经历。通过修炼使我越来越远离那些一直想改掉的性格缺点,就是我缺乏耐心的毛病,可惜它一再表现出来,动摇着我的慈悲心。我终于悟到每天坚持静下心来学法,尤其是学《转法轮》是多么的重要,这也是我的修炼和正法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师父今年的几次讲法给予了我更多的智慧。
是今年四月份的波士顿讲法把我敲醒了,她使我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的认识。那次我差点儿没去成,一天中两次确认机票又取消,直到最后我搞清楚自已为什么一定要去而并不是因为执著心要去。我深深感觉到,我将在那里经历什么,它会促进我的修炼,引导我,事实果然如此。
我在波士顿的第一课就是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在与师父的一次见面时,我因为那难懂的翻译而痛苦,同时又责备自已的倦意,直到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我当时根本不一定要听懂师父讲的内容,而是要将师父在行为举止中表达出来的对每一个生命的洪大的慈悲作为榜样。我意识到我还有很多要学,每当我又一次对别人缺乏理解,缺乏耐心,缺乏慈悲时,我会感觉到身体不舒服,然后我把师父在波士顿的照片放在眼前,试着下一次做得好一些。
在波士顿学到的第二课是有关学法。我们很多人恰恰由于要为大法做很多工作而忽视了学法。师父说“由于平时忽视学法,或者是放松了自已的修炼,就使你们的争论陷于了一种常人式的那种争论状态。” (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如果我们互相之间还要争论,我们又怎么去助师正法呢?每当意识到周围出现这种情况时,我就想起师父说的:这是一个给我们修炼和提高的机会,我们首先应该更好地学法。这样我能很快从另一个角度以一个更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这些磨难。同时我学法越来越多,我试着将要等周围一切事都处理妥当了才开始学法的执著心放下。因为那样的话,我永远也学不成法。我早上一起床就学法、炼功,效果越来越好。另外我明显感到每天的日程安排更有条理了,我更清楚我要为大法做哪些事情,怎样去做,而且随其自然地我有了很多好的正法的机会。
我逐步认识到正法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在正法中担负的责任。我刚开始修炼时,法轮功就在中国被禁,那时我在常人的层次上义愤填膺地与其他同修一起写了一封信给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直到今天我还在写信、制作传单,抗议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镇压与酷刑,呼吁德国民众、政治家及各机构采取行动。做这些事时,我都必须一再地在心中搞清楚自已的位置,然后才能令人信服地对外作一些帮助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学员的事。
开始时我根本不愿意去其它的城市参加信息日活动,等到在法兰克福也有这样的活动时,我再也不能回避了。刚开始时我只是害羞地与大家一起在大庭广众下炼功,一次又一次,我的责任感越来越强,我克服了害羞心理,主动和行人搭话、征签、发资料,告诉人们我所了解到的在中国发生的暴行。接着我们第一次来到了日内瓦举行抗议,那次约有1500个同修参加。这以后我们又联系人权组织和媒体。每一次都必须事先得弄明白我们要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哪一步走过了头。常有这样的问题:对那些不了解迫害真相或者对法轮功持怀疑态度的人,我们要慈悲到什么程度?我们如何才能认清邪恶,并坚决抵制它?我们要鼓励人们伸出援助的手,我们将真相告诉他们,使他们愿意并能够帮助我们,这也关系到他们摆放好自已以后的位置。
慢慢地,我才对在中国发生的这场迫害的局面有了了解,因为消息大多来自网上,而两年前我还不能上网。那之前我对儿子塞给我的那台笔记本电脑一直敬而远之,为了能在正法中发挥自己的能力,我必须尽快克服对操作技术的恐惧,而这个过程也持续了好几个月。我一再想起自己的责任,为了完成一篇翻译、一封信件、一篇新闻公告,我每次都得顽强地克服很大的困难,我常常在电脑前工作直到深夜,我也知道这个时候可以向谁求助,许多中国同修耐心和无条件的帮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很快我观察到德国媒体对法轮功的报道非常杂乱,一些报纸虽然报道了人权的迫害,但是对法轮功他们用的却是中国政府的那套不实之词,以至于有意无意在帮助中国政府传播他们的那套邪恶的谎言。我意识到我应该克服自己的又一个心理障碍,去给媒体讲真相,由于那些报道都是由驻北京的德国记者撰写,所以我马上决定参加一个旅行团去北京,将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告诉那里的德国记者。如果是中国的学员去做这样的事就会有生命危险。最终我与一个学中文的德国同修一起结伴去了中国。我们接触了好几个重要的德国记者,每次谈话的成效都不同,其中与一个记者的会面导致了那个记者写了一篇很恶意的文章,回到德国后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做了大量的讲清真相的工作,终于改变了那个记者的偏见。为了跟两家报纸的主编谈法轮功的真相,我们克服了很多的困难。这对我们是一大挑战,我们因责任重大而感到压力,因为正法中的每一步都不能走偏,如今我们恰恰能在这个记者那儿得到一些从其他的记者那儿不易获得的信息。
为了帮助德国媒体正面报道法轮功,一年前我们为德国法轮功信息中心成立了一个写作小组。小组与纽约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紧密合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能独立承担工作了。每篇新闻公告都对我们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所有的材料都要准确无误。每篇新闻公告要达到什么目标,对此我们必须做到心中有数。在动手写以前我们大多先使自己明白新闻材料对正法进程的意义,因为我们的立场会在各个层次上产生影响。我们总是要问:我们应该如何做得更好,使迫害尽快结束,使参与迫害的人不再继续造业。
去年秋天,为了揭穿江泽民的谎言,让向中国人民知道在国外可以不受限制地炼法轮功,我和其他36位西方同修去了天安门。我们想借此行动让全世界都来关注这场迫害,并对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我们将这一行动的日期订在11月20日。
我们一群人在广场上不受干扰地呆了才一分钟不到,刚够拍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尤其当我告诉人们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人们迫害与酷刑时,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就在场!我告诉他们:人得能够向前迈一步,有时甚至是一大步,当人们认识到这是一场不公正的迫害时,就应该采取各种方法去制止它。
今年四月,江泽民来德国作国事访问。我们很多人都去了他访问的几个城市。在那儿我们加大密度地发正念。我们怀着坚定的意志,向他打出我们反对迫害的横幅。尽管如此江和他的保安人员给德国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使我们几乎完全不能出现在他的视野范围内,甚至于真的在德国的土地上受到了中国保安人员的攻击。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每个人都必须在自已身上找原因。师父在经文“走向圆满”中说:“不叫旧的邪恶势力钻你们的思想空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学法”。这一点可惜我在江泽民访问的那几天忽视了。我想我们太晚才意识到邪恶的这场安排,没有立即用正确的方法加以制止。鉴于江泽民访问德国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现在我们必须通过其他方式在德国向人们展示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尊严。
正是那些曾经被江访问的地方,几星期前发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特大洪水。师父一再说: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这件事也引起了我的思考。也许这不只是因为那里的人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没能制止这一切的发生。
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要能理所当然地意识到我们作为大法粒子的尊严和力量。无论是在天安门、在德国、或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我们都不应该被吓倒。师父在今年华盛顿法会上的讲法中说:“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当看到给我们带来了损失,看到我们证实法有障碍时,不要绕开走,要面对它去讲清真相,去救度生命”。在波士顿师父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大家有许多事情还做不好,我告诉大家,其实就是忽视了学法”。这句话把我敲醒了。让我们一起做得更好,尽到我们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尽快制止迫害,使中西方弟子都能在中国的公园里或者在天安门广场上炼功,并向全世界人民说:“法轮大法好”。
我本想到此结束我的发言,然而我还想给大家讲一下我前几天的体会。当我买好了来哥本哈根的票,并对自己的情况作了思考后,无缘无故地流下了眼泪。当我回到家里,想继续读师父在法兰克福的讲法,正好是关于眼泪的那部分。师父在回答问题时说:“‘在这样一个乱世你还在传这么好的东西‘。这是不理解我做这件事情的神讲的话。所以,我为度你们就更难。表现在这个空间的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另外空间里的一面都看得见,都明白我给了你们什么,无法用语言、行动、甚至于无法用任何一种概念来感激我,就造成了你们这边说不清的流泪。你们不知道,今天人类社会乱到那种程度了。肮脏得不行,人身体上的业力多得不行,那思想里边坏思想多的不行,太多了,我却把它们都给你清理掉。再把那金光闪闪的法轮和整个这部法的许许多多东西往你身上下,使你能够修炼,给你净化那已经无比肮脏的身体。” 师父,谢谢您!
谢谢大家。
(200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哥本哈根,2002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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