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心为治本　直道是身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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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是北宋时安徽庐州人，他自幼学习经史，有“报国安民”之志。仁宗时先后任开封知府、监察御史、枢密副使等职。在任监察御史时，倡导任人唯贤，对祸国殃民的贪官及庸碌无能的昏官大加弹劾。他曾七次弹劾贪官王逵，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

王逵在任荆湖南路转运使时，骄横跋扈，欺压百姓。宋仁宗几次把他调职降职，都遇到包拯的弹劾，包拯认为王逵在前任上苛政暴敛，民怨沸腾，应该得到严厉的处罚，不能提拔重用，如果任命王逵这样的酷吏，等于给当地百姓带来一场大灾难。在包拯连续七次上书弹劾的坚持下，宋仁宗最终罢免了王逵的职务。

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在张贵妃的请求下，宋仁宗把张尧佐提升为三司使。包拯指出宋仁宗任人唯亲，不合大宋法度，而背景是后宫干政、个别大臣曲意奉迎，宋仁宗只好收回成命。后来在张贵妃的一再请求下，宋仁宗又先后两次下旨擢升张尧佐。包拯坚持直谏，指出张尧佐平庸不称职，请皇帝另选贤能，大臣们也纷纷支持包拯。宋仁宗不得不叹息道：“朕既贵为天子，难道擢任一个人就这么不容易？”包拯闻言直趋御座前说道：“难道陛下愿意不顾民心向背么？臣既为谏官，岂能自顾安危而不以国家为重！”最后宋仁宗终于将此事作罢。

包拯不仅敢于直言犯君，更时时规谏君主，指正仁宗的过失之处，同时又对治国安民的大计提出建议。他特意把唐朝魏征的三篇奏疏抄录给宋仁宗，希望宋仁宗能像唐太宗那样，成为“英明好谏之主”，能“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一方面兴利除弊，一方面选贤任能。他在奏疏《乞不用赃吏》中指出清廉是人民的表率，贪污则是危害人民的盗贼。 主张用人要用忠直廉明的君子，他为因触怒权贵被贬的范仲淹等人呜不平，并建议重新起用他们。对于贪赃枉法者，则严惩不贷，并且永不录用。他的建议多被宋仁宗采用，使贵戚宦官不得不有所收敛，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

包拯还多次上疏推行善政，提出“宽民利国”，以保百姓福祉。他采取了一系列 “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治理水患，兴教办学等措施，并督促各路行政机关能够尽职为百姓谋福。他请求宋仁宗支义仓米赈济灾民，使他们不至于流离失所，并请求真正放免民户欠负的赋税等。宋仁宗接受了包拯的建议，曾任命他专门负责“放天下欠负”，结果一次即除放各种欠负一千二百万。

包拯为了防止权贵们找他“走后门”，干脆完全断绝了与他们的私交。堵了后门却开了前门，在包拯任开封府时破除旧制，规定大开官府正门，凡告状的都可以进去 直接见官，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呈现了“前陈曲直，吏不敢欺，是非明辨”的局面。

包拯严于律己，生活俭朴，清正廉洁。他的“不持一砚归”的故事广为流传。端砚闻名天下，当时的权贵、大臣、学士们都以家中存有几方端砚为荣。包拯曾任职端州，任满后，端州百姓万人空巷来码头相送，携物相赠，都被包拯一一谢绝。有个人将一 块最上等的端砚用黄布包好，悄悄放进舱内，想包拯到了地方也就收下了。包拯的船不久到了羚羊峡，本来风和日丽的天气却突然风起云涌，大浪不止，几乎快要将船给淹没了。包拯下令停船，暗自诧异：“我包拯在端州清淡如水，如何惹的天公这般动怒？”于是命人查看行李。果然发现了一件端砚。包拯将端砚扔 进江中，砚一落江，顿时风平浪静，云开日出。随后，就在端砚下沉的地方隆起了一片沙洲；包裹端砚的黄布，顺流而下，后来变成沙滩。这便是传说中的“砚洲”、“黄布沙”或“墨砚沙”。当地人请名匠雕刻了对联纪念，对联上书：“星岩朗耀光山海，砚渚清风播今古”。

包拯一生光明磊落，他写在府衙中央大厅墙壁上的一首明志诗，可以说是他一生人格精神的写照：“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悲。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今天的中国人尤其盼望包青天能够再次来到中原大地，解万民于水火，只是不知如今在中国那片土地上为官的人，对照包青天，会不会担心自己的所作所为让先人蒙羞，让后代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