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我叫李玉卓，于一九七三年出生在黑龙江省的一个县城，后来在七、八岁时随父举家迁到了七台河市。
一九九五年，我修炼了法轮功之后，我真正明白了我人生的真正意义。不再去发牢骚，怨天尤人，做更加有意义的事，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与人为善，自此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使我度过那一段美好的时光。
在九九年那场史无前例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我的阳光般的人生之路便布满荆棘，当时无论有多么困难，多少阻拦，多少人的不理解，我从没后悔我所走的路。在这对法轮功的无理打压，疯狂的十多年的迫害中，我经历了三次大的迫害，尽管现在走了过来，但那段悲惨的遭遇，真是让我不想回忆。然而时至今日，这场邪恶的迫害还在继续，特别是中共“活摘器官”——被国际上称为“地球上从未有过罪恶”在国际社会持续曝光，但中共对法轮功的邪恶打压和对法轮功学员的抓捕、判刑却仍在继续。我觉得自己有必要，也应该把我所遭受的迫害让世人知道，不为别的，只是希望人们能认清中共的邪恶和它反人类、反宇宙的本来面目，退出它，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二零零零年进北京上访，被抓回七台河市看守所
一九九九年的那场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我们都感到不可思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总之是让人不可理解。面对诬陷，我决定赴京上访还师父与法轮功清白，当时也没有想的太多，只是想让他们了解一下我们。于是在二零零零年的时候，我去了北京，那时环境已很紧张了，在去之前，我也很彷徨，思考了许多问题。到北京后，在北京房山窦店那个地方被抓，还有许多别的地方的同修，被绑架的有九个人，期间我的后脑勺被打，流了不少血，到现在还有疤痕。被劫持到房山的一个看守所，后来听说之前有同修被灌食致死，所以当时它们的暴行有所收敛，其后我们一个个被叫出去询问姓名、家庭、住址、单位。
我被带回驻京办时，看到有许多的同修都在大厅里。我原在七台河工商局上班，我们单位的民警队来人把我带回了局里，纪检书记找我谈话要我放弃修炼并上电视诬陷诽谤师父和大法，我拒绝了，就把我送到了七台河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在那里看着满屋的光头，在电视里看到的场景变成现实，一种无形的恐惧压下来，进屋里让蹲着，过了一会上到板铺上码铺（就是盘腿坐着），等到了晚上该休息时，就用凉水浇，刺骨的寒冷立马通遍全身，挨打，打耳光也成了正常，有的同修受到的迫害更严重，有的警察听到是炼法轮功的，就告诉犯人给“照顾，照顾”其实就是打的意思。肉体和精神上的伤害是很大的，尤其是精神上的压力，我从没有想过会经历这些。被提审时警察逼我们放弃炼功，写悔过书，不写回到监舍警察就指使犯人打人，还说炼功人不重亲情。我的同事，同学也都来看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从没想过我想做一个好人能被抓进监狱，我想这是很多人所无法理解的事吧，然而在中国就这样发生了。
我的父母受到的伤害更大，在那期间整日的为我奔波，找关系，被勒索钱财就更不用说了，先后有桃山区政法委的李云峰等三人，警察的，社区的，我单位的共勒索近上万元钱。我的妻子所受到的伤害很大，被压抑的喘不过气，以泪洗面，年也过不好，只能是机械的劝着我，让我放弃炼功。在各种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下，我的意志也出现了问题，在不炼功了的保证书上签字，当时眼泪就流了下来，就这样三个月后回家了，我母亲又去找单位要求上班的事，写了保证后回单位上班。
二零零三年，我被非法判刑四年
二零零三年三月，我市多位同修被绑架。北山派出所的三个警察王勇、管雨，另一个不知姓名，到我家里来让我去派出所一趟，我知道他们这是干什么，我说我不去，我为什么要去；他们说是去核实情况；我说在这里也一样；他们说必须去所里。后来强行把我绑架到派出所，我的家人也都跟着去了。凌晨二点多把我送到了行政拘留所，后又有同修被关在那。我不知道以后什么情况，心里的压力却与日倶增，说不出的难受。又过了二、三天的时间，有两个邪党工作人员来提审，这俩人我不认识（后来才知道是公安局副局长张和平和国保的毕树庆），见了面就让我蹲那，我不蹲还打了我一耳光。几天后，新兴分局警察，我记的有政保科赵孔伟，北山派出所王勇也在场，其他的人我不知道姓名，开始对我进行轮番的审讯，开始我不配合，王勇打了我一耳光。他们把我关在铁凳子上，背铐着手铐，手铐紧紧的铐着手腕，疼痛难忍，出现恶心呕吐症状，就这样他们分了几波人进行逼供。当时想我什么都不会和他们说的，我从没经过这样的阵势，有点懵了，他们在我旁边有意无意的说着一些事，还不时的哄骗着我，威逼利诱，我的意志也越来越消沉，给我的感觉好多的同修都被抓了，把我也说了出来，我的意志更加消沉，
心里想赶快结束吧，不想再承受了。当我说出了别的同修的时候，我心里猛的一震，我在干什么，身上的汗一下子就出来了，当时那个警察问我你怎么了，我很艰难的说了两个字“没事”。可我心里想：做了对不起同修事，更对不起师父，悔恨、懊恼袭上心头，可转念一想，我不能就这样放弃了。汗又没有了，可能警察都奇怪怎么一会出汗一会又没了。正象有的同修说的“精神高度紧张”和“意志摧残”却远远超出了肉体的酷刑折磨。它挥之不去，让人痛不欲生，一辈子生活在阴霾恐怖的阴影中，所以中共的监狱、劳教所只能把人变成坏人甚至更坏的人。这让我想起文革时人们的遭遇，在那种恐怖的环境中人们的心灵扭曲。
几天的审讯，我被关押到第一看守所。有警察说，做坏事我们可以不管，炼法轮功不行，共产党说方的是圆的你就得说是圆的。肆意的歪曲已快到肆无忌惮的地步了。当我说我们是有人权的，你们在迫害人权，他哈哈一笑，好像我们在说着世上最好笑的笑话一样。
在看守所里度日如年被关押五、六个月后，桃山区法院在第一看守所非法开庭，只准许少数家属到庭，对多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宣判，家人为我请了律师，那律师也只能是摆设了，根本起不了作用，除劳教，保外就医的学员之外，其余学员以所谓“破坏法律实施罪”被冤判二至七年。我被非法冤判四年，非法关押在七台河监狱三监区集训队，后又被非法关押在牡丹江监狱集训队。
刚被劫持到牡丹江监狱的时候，看到那黑漆漆的大铁门“嘎吱，嘎吱”慢慢打开，我们被当作货物一样卸在那里，身体上的摧残，心灵上压力可想而知了，莫名的心悸。在集训队先是登记，一个一个的，有一个人从外面进到屋里，我以为是警察，后来才知道不是，是管犯人的犯人（监狱都是用犯人来管理），那些人要想吃什么东西，就打电话，让警察从外面给往里带，警察是他们跑腿的。在集训队，就是加班加点的干活，完不成任务就用小白龙（是一种塑料管安个把）打脚心，一天必须挑冰棍杆或牙签多少箱。上完厕所连手也不洗，有时东西散落一地，收拾收拾就装箱，吃得发糕里还有着炉灰渣。出去干活得排队，有时还被犯人骂。集训队监舍一个只能住十来个人的地方，让好几十人住，侧身一颠一倒的睡，要是上个厕所回来就没有地方了，住的环境极差。上厕所得靠墙边走，还不让穿鞋，背着手，低着头，要是抬头看一眼就得挨打，洗脸洗澡也不行，喝的水是大泡子里的水（放在桶里桶底一层沙子）。
在集训队十来天左右，我们想在监狱广场炼功，那是星期六，早上出去干活时，我们就跑到操场，手还没等抬起，我们就被犯人架着回到监舍，我们开始绝食抗议，于当下午我们就被分到各个监区了，听说在集训队呆一年的都有。我被分到三监区，我绝食他们就给我灌食，用生的玉米面兑盐水往插入嘴里的管子里倒（我所在监区有个同修吴月庆就是灌食时，管插到气管里了差点出现生命危险，造成他一直咳嗽，他现在已经离世了）。三监区是缝亚麻坐垫，如果谁缝不完不许睡觉，过后罚站甚至挨打。号长也就是杂工头，（刚开始我不知道）让我干活，我说干不了，我没犯法，警察也找我谈话说什么他们不管这些，说这里只是象仓库一样，只负责保管等等。可能是怕我还绝食什么的吧，骂骂咧咧的让我坐在他们干活的地方，什么时候收工什么时候跟他们回寝室。在这期间有的犯人和我说，你要是01年来的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让我想起了犹太人的集中营。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管制很严，不允许随便说话，专人看着，超强度劳动，体罚，不定期的做转化的工作。
牡丹江监狱是新肇两监狱合起来的，原来的新肇监狱在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前，大约有七、八十名干警和服刑人员在一起炼功，书和资料由干警往里拿。由于长期关押，有的服刑人员身体状况非常差，有病也得不到及时治疗，自从炼法轮功之后，身体都健康了，服刑人员都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人，过去打架斗殴的、不服从管理、没病装病、不出工干活的、抗拒改造的司空见惯。自从炼法轮功之后，干警和服刑人员不良现象大大减少了，就连没炼功的服刑人员亲眼见证他们的思想和身体的变化，都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都知道以后要好好做人，出去以后有机会也要修炼，监狱的各方面都在变好。
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后，监狱把大法书强行搜走，如果干警再修炼，就是下岗开除公职，服刑人员面临的就是加刑。牡丹江监狱政治处人事警备科干事、科员、一级警司侯希才，牡丹江监狱警察戴启鸿，坚持信仰被诬判，在狱中遭毒打。一九九六年因抢劫被判无期徒刑的战祥君，原在黑龙江新肇监狱服刑，一九九七年，他在狱中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战祥君二零零零年被转到牡丹江监狱六监区。二零一二年，六监区给战祥君报减刑，法院到监狱来核实，查出他在狱中修炼法轮功，要他写所谓的保证放弃法轮功。他说炼法轮功是他的信仰，跟减刑没关系。法院人员跟狱警说他不能减刑，给撤销了减刑。
自从两监狱合起来之后，本省东部地区大约八、九十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这里，如果有人权组织、外单位人员、记者或上级部门来检查、参观，就把敢于说真话的服刑人和法轮功学员藏到菜窖里或车间里，或哪个偏僻的地方，怕我们在这里被迫害的情况被外界知道，掩盖真相，法轮功学员都是被严管的对象，平时不准和普犯说话，讲真相，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有两个犯人24小时包夹，看管，如有情况马上向干警汇报，如犯人看管不到位，马上被罚分记过，不给减刑，如法轮功学员违规 ，轻者骂，弄到仓库毒打，严重被关禁闭（小号）迫害。
后来监区调整，我被分到了九监区（七、八、九三个监区主要是做服装加工的）。这三个监区是为北京汇琳凯公司代加工服装（也是奴工产品）。早五点起床，吃完早饭，就排队去厂房干活，超强度劳动，有不少人得了肺结核。完不成任务加班加点。这三个监区曾出现过拉肚、发烧，传染的疫病。
在这时不时就听到其它的监区的法轮功学员被打，被关小号的事。后来七台河法轮功学员庞士兴被转到九监区迫害，他在集训队就不干活，不穿囚服。在第二天出工时，我看到门口有不少人，一看是中队长黄威在逼迫他出工。他被强制的带到厂房，即使不干活也得在那坐着。有一天在厂房看到杂工正在打庞士兴，还有其他人，不知谁说的打人了，而黄威却在那里装不知道，其实就是他指使的，后又把庞士兴弄到一个小屋进行迫害，他身上一块青一块紫的。当别的同修去问怎么回事的时候，却说和你没关系。
监狱还给法轮功学员和犯人抽血，但当时不知道是为什么。在我回家后听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时才知道怎么回事，真是太邪恶了，灭绝人性。
这样的生活直到我释放为止。
可以想象到我在监狱里被非法判刑四年，承受着肉体和精神各方面的压力，而我的家人他们承受的压力更大，我妈为了让我回家，花钱找关系被骗四万多元。我父亲也落下一身病，听到警车响都一惊一乍，怕的要命，要看到有资料在门上，更是怕的直哭。在我从监狱释放后，我妻子由于精神压力太大，身体还不好，让放弃炼功，我又不能，我的生命都是师父给的，怎么能那样做呢，就和我离婚了。由于这场迫害，有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已经是罄竹难书了。
二零零八年，我被劳教迫害
零八年三月，我在父母家刚吃完晚饭，来人敲门，进来三人，其中一个来问，谁是李玉卓？我一看不认识，就说我是。他随后说，我们是新兴公安分局的，（他们其中我知道有国保科长丁义会，剩下的不知道名）找你核实点事和我们去派出所一趟，我说有什么事在这说吧，没说几句他们就强行把我绑架到北山我出所。把我家的钥匙拿走没有出示任何手续抄家，屋里翻的乱七八糟，拿走电脑，手机一部（后来我弟弟把手机给要了回来），还有一些资料和书等。把我关在北山派出所铁凳子上，因为我什么也不说，他们就随便编了一个材料，签上我的名字，草草了事，把我送到行政拘留所，那里还有其他的绑架来的法轮功学员，我记的有姚淑凡（现已离世），他当时正在绝食，还有颜景柱。过了几天就把我转到第一看守所。被劳教一年。
对于一些小的干扰则记不清楚了有多少次了。有一次，可能二零一零年左右要给我办学习班。想想都感觉可笑，完全的赤祼祼的迫害，还冠冕堂皇的说是法制学习。中共就是这样对待普通的中国民众的，而我遭受的只是其中的一例而已。现今无数的见不得人的罪恶还在持续，善良的人生命得不到保障。
回忆是痛苦的，但也让我更加的清醒，不要忘却那段记忆，不是加深愁恨，不是想要报复，只是想让人看清真相，不再被蒙蔽，欺骗。冥冥中自有定数，对于良善的打压，只能暴露它的邪恶，过程中把自己打倒了，而法轮功的美好，预示着人们新的希望，象那浓密的乌云缝隙中洒下的一缕阳光。人们生活在那绵延了近百年的噩梦般的经历也将有所不同，也到了终结的时候了。
对师父，对同修，对家人，对曾帮助过我的人们，也不是简单的几句谢谢所能表达的了的，但我还是诚挚的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我想人们的泪水不会白流，无望中自有希望，生活终会更加美好，愿善良的人们平安康泰，有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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