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众多法轮功学员和家属控告江泽民

【圆明网】近一段时间，陕西省西安、咸阳、安康、汉中、宝鸡、汉中、渭南、榆林、延安等市县法轮功学员纷纷向最高检察院、法院递交控告状，控告江泽民对法轮功旷日持久的迫害罪行。六月份以来，仅西安市一个城市，又有五十五位法轮功学员和家属递交诉江控告状。

他们在给最高检察院、法院的控告信中写道：“我们是在陕西省西安市居住的中国公民。我们都是法轮大法的信仰者，我们在大法中得到了心灵的升华、身体的健康、家庭的和睦，我们万分感激法轮大法给我们所带来的这一切。可是十几年来，江泽民集团一直在用最邪恶的手段迫害着法轮功、迫害着我们的师父、迫害着我们大法弟子。今天我们决心站出来控告江泽民，将他绳之以法，请各位正义的检察官们给予我们帮助。”

父亲被关押 母亲重病 女儿承受巨大压力和痛苦

冯小青，今年二十八岁，家住西安市翠华北路。上小学时，冯小青跟着父母修炼法轮大法，每天都很充实，也很精進。法轮功为她开智开慧，那时她由一个中等生一下成为年级第一名，法轮大法好在她心里扎了根。

回忆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冯小青说：“二零零八年，我父亲因修炼法轮功，被六一零绑架，六一零人员找到我学校，诬陷说爸爸‘颠覆国家政权’，要求教育我，给我造成了很大的思想负担和精神压力；关押审讯我爸的警察也把我叫去问话等等。这些突然的变化导致我不敢再炼法轮功。”

“爸爸被绑架的时候，妈妈患严重脑溢血正瘫痪在床，家里无人照料，那时我正上大二，六一零要我回家照看妈妈。我每天既要照顾妈妈的起居生活，还要操心学业，生怕妈妈发生意外；同时我非常担心爸爸受迫害，我每天都在极度惶恐中煎熬，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江泽民滥用职权，违反《宪法》，剥夺了我信仰和修炼法轮功的权利，破坏了我原本很好的修炼环境和修炼状态，严重影响了我的学业和身体生活。所以，我要控告江泽民。”

遭黑头套、老虎凳、吊铐 粮站退休职工控告江泽民

戴莲，女，五十六岁，陕西省户县城关粮站退休职工，在江泽民及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十六年里，被非法抄家一次，行政拘留一次，非法关押二次，共五个月，洗脑迫害二次，非法劳教一年半（监外执行）。戴莲于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邮寄《刑事控告书》，向最高检察院和法院控告祸首江泽民。

戴莲在她的控告书中说：“二零零二年八月十六日，警察再次绑架我到公安局，强行照相，我不照，他们就打我，殴打后，又被关押腊家滩拘留所，二天后，四、五个警察给我戴上手铐，套上黑头套，把我劫持到户县太平森林公园，刑讯逼供、上老虎凳、吊铐等酷刑，再二天后，又把我劫持到西安市五处，强迫做劳工，缝地毯，因我的手被吊铐吊的时间太长，不能拿针，又把我转到重监室，给重刑犯打饭，洗碗，干杂活。五个月后，我又被劫持到长安洗脑班，继续迫害十九天，后判劳教一年半（监外执行），罚款三千元（最后要回）。”

被非法判刑五年 西安市户县刘春霞控告江泽民

刘春霞，女，四十七岁，原陕西省西安市户县余下镇惠安化工厂职工，她在控告书中说：“在江泽民对法轮功疯狂迫害中，我曾二次被非法抄家，一次行政拘留，一次刑事拘留，非法判刑五年，造成家庭破裂，被迫失去工作。家中孩子幼小的心灵遭受创伤，给经历过‘文革’的老父亲造成巨大的恐惧。在我和母亲、妹夫（八年冤狱，现被非法关押在陕西省渭南监狱）接二连三的被非法关押中，父亲顶着巨大的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痛苦和难言的悲愤支撑着我们这个支离破碎的家。”

“江泽民作为迫害善良民众的主犯、教唆犯，构成剥夺公民信仰罪、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等多项罪责，因此，我申请最高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江泽民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和其它相关责任。”

遭非法关押七年 西安市教师张洁控告江泽民

张洁，六十一岁，西安市劳动技术学校教师。今年六月七日，张洁写控告状，控告江泽民对她的迫害。张洁在控告书中说：“十六年来，我七年的时间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看守所里，艰难的度过，其余大多时间都在外流离失所至今。我被非法关押两次（三个多月）、强迫去洗脑两次（共十个半月）、非法劳教两年、冤狱四年、被无理开除公职、非法抄家两次。”

张洁说：“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在儿时就患有胃病、肝炎；十二岁那年，我从小学二楼摔下去，昏迷七天引起脑震荡后遗症；二十岁那年，曾从约十米高的桥上摔到桥下河沟里，引起盆股粉碎性骨折和腹腔大出血昏迷；随着年龄增加，又患有肩周炎、胆囊炎、乳腺炎、肺结核等疾病，身体越来越差。九七年三月，我有幸走入法轮功修炼，使我疾病痊愈。在工作上，更加一兢兢业业，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许和好评。”

“二零零一年四月，西安碑林区将我非法劳教两年，关押在陕西省女子劳教所。在劳教所里，我被警察暴力殴打、吊铐在铁窗上四天四夜示众，手铐嵌进肉里，窗外的雪雨刮在脸上、手上，两手被冻得又红又肿。警察拿来件约束服（用白色包装袋制作的由后面系带子的长袖衣服，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叫三个大个子劳教人员把约束服给我穿上。”

“二零零四年元月的一天， 洗脑班保安人员将我带到一秘密室内，这里面有洗脑班的头目和“陪护”人员，保安人员抽着我的耳光，其他人员七嘴八舌，对我进行恐吓、威胁、限制人身自由、不许跟家人打电话等，对我进行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我被非法拘禁在洗脑班七个半月，二零零四年四月才放出。”

“二零零五年五月下旬，西安碑林国安警察将我非法关押在沙坡看守所，非法将我批捕。第二天对我进行了秘密庭审。二零零五年十月，对我非法判四年，零五年十一月，我被强行送往陕西省女子监狱冤狱迫害。”

“二零零八年底，我办理了出监手续，但监狱一直拖延了半个月后，在我强烈要求下，直到二零零九年二月，西安碑林区“六一零办公室”科长与我的一个亲戚来到女监，我才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