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我被强拉到医院打胎，孩子刚生下来还哭呢，是个女孩。我婆婆说：还活着呢，我们抱回去。医生听了就使劲掐孩子的脖子，一会孩子就没有声音了……”这是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郭文燕女士悲惨经历。
现年38岁的郭文燕女士于2015年8月16日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书》，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她及家人遭受严重迫害。郭文燕要求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追究、公布江泽民的刑事罪责，立即停止这场长达十六年的迫害。
以下是郭文燕女士叙述自己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却遭到江泽民集团血腥迫害：
“我就想当一个好人”
一九九六年，我在宁夏银川火车站花园宾馆客房部上班。一九九九年五月的一天，我在银川火车站广场小花园里，看见一群人在打坐，便好奇的走过去。这时一位男士走过来给我介绍说：“我们炼的这个功叫法轮功，这个功法非常好，不仅能祛病健身，而且能使人道德提升，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我一听高兴的说：“我就想当一个好人！”就这样我得法了。从此，我每天早上跟着大家一起炼功，晚上学法。
开始炼功没多久，以前满脸的青春痘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有一天同事刘姐见到我就问：“咦？你脸上的痘痘怎么都不见了？皮肤怎么变得这么白，这么好呀？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了？”我高兴的告诉她说：“我炼法轮功了，还不到一个月呢，都是炼功炼好的，还不光痘痘不见了，连多年顽固的扁平疣也不见了，还有身上褐色斑点也都一扫而光了。”她高兴的说：“既然这么好，你就好好炼。”
因为师父教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所以，在道德上我也努力提高自己。我在宾馆客房部上班，没得法前，经常下班后把一次性牙刷往包里塞一把（有十几个），同事们也都往家里拿，还说公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就这样经常往家里拿。学大法后，我就把以前拿回家的拿回宾馆了。
我们每天接待来来往往的顾客很多，有的顾客走时，匆忙间把手表、钱包、手机、玉石项链等等东西都落在宾馆的房间里了，我去检查房间发现后，及时给工作人员打电话，主动把东西送到前台交给顾客。有时顾客为了赶火车已经走了，就上交给领导。
在我得法的前一个月，也就是九九年四月的一天，我在打扫女浴室存放衣服的柜子底下时扫出来一个金戒指，一个银戒指和一个金耳环，就悄悄拿回家，交给了父母。学了法轮功后知道了师父讲的“失与得”的法理后，我就把金戒指、银戒指和金耳环全都从家里拿到单位交给了当时主管我们的经理。工作中，我早出晚归，尽职尽责，一九九九年年底，单位同事们一致推选我和另一位同事王姐为本年度的优秀员工并受到嘉奖。
六次遭绑架 多次被开除工作
在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十六年里，我多次被非法抄家，六次被绑架、关押，遭受扇耳光、芥末油抹眼睛、鼻子、踢等酷刑，遭受精神折磨，多次被开除工作，身心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和折磨。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当晚我去了学法点，在学法点和其他五个同修一起交流。突然一阵敲门声，我们打开门一看是银川市西花园派出所的警察，他们身上还带着酒气。他们把屋子搜了一遍，把我们六人带上警车，拉到派出所。有个警察审问我，我对这个警察说：我学法轮功后思想变好了，爱帮助别人了，法轮功让我们做好人。这个警察让我走了，但我的身上当时背着一包的大法书和炼功带被他们抄走了。
九九年七二零之后，经理找我谈话说：“国家不让炼了，你写个保证吧。”我当时一听便哭了，边哭边说：“我学了法轮功，变成了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乐于助人，和同事们和睦相处，把以前拿回家的牙刷全都送回单位，把我没有学法轮功之前打扫浴室捡到的金戒指、银戒指和一个金耳环也都从家里拿回来上交，难道这样的好功法错了吗？难道做一个好人都错了吗？”我看见经理的眼眶里满是泪花，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了。从此，我在单位看书学法都是公开的，我把所有的活干完后，就开始看书学法，有时经理来巡视楼层，看见我在看书，什么也不说，就走了。即使在邪恶疯狂的迫害大法时，我的环境也是宽松的。当警察来单位找我时，前台的同事告诉他们我不上班，其实我就在班上，她们是在悄悄保护我呢。直到二零零零年我去北京上访，回来后被单位开除。
抱着善良的愿望，我在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八日到北京，想找有关部门说句真话。我住在北京的一个旅馆里被北京一个派出所的警察绑架到当地的一个派出所（名字忘记了），这里被非法抓进来的大法弟子有近三十人。警察将这些人分别关在不同的房子，一一审问，谁不回答他们就打。有俩警察开始审问我了，我不说话，其中一个小警察竟然用香烟蘸上芥末油往我的眼睛、鼻子里洒。我一点也不害怕，芥末油在我的眼睛、鼻子里就一点也不呛不辣。他一看不管用，也不洒了。这个流氓警察还想把我带出去侮辱，我义正词严的告诉他：我干什么违法的事了？我就来说句真话，法轮功是好的。你头戴国徽，人民警察为人民，你想干什么！他吓的走了，再也没进来。后来我们被送到宁夏驻京办。他们通知了宁夏公安部门，由宁夏银川市的警察把我们抓回来送到新城公安分局，又被送到银川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家。
二零零零年九月，银川市新城公安分局警察闯到我当时的单位银川供电局电力设备厂，把我绑架到分局，又去我的宿舍抄家，尽管什么也没搜到，他们还是把我劫持到银川拘留所非法拘留十天。我回家后就和我哥找了单位的主任，主任说我干活好。这样我还是回单位上班了。可是干了一个月左右，公安分局的警察非法给单位领导施加压力，厂长吓得不让我上班了。
二零零一年八月的一天，银川市公安局、新城公安分局、银川啤酒厂保卫科、有居委会和铁东派出所的警察万举才、利东国等一帮人。闯到我家撬门，非法抄家，将我们夫妻绑架到新城公安分局。
警察审问我们两天两夜我们啥也不说。后来银川市公安局的警察李存带了几个警察到关我的屋子，扔下一根细长绳说，不说就把她吊到门框上抽筋、扒皮等等。一女警就用苍蝇拍打我的胳膊。我哭着说：我们都是做好人的，你打我干什么？我丈夫在旁边房子听见我的哭声，担心他们折磨我，就把同修给说了出来。我和丈夫至今还为犯了这样的大罪而难过遗憾。
回家后，我家楼上的人每天几乎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砸楼板。他们扔东西、砸玻璃瓶，每天每时我们都生活在惊恐之中。那时我还怀着孩子。不管我俩走到哪，警察、居委会的人立刻就知道了。而且他们过几天就来砸门。那时警察非法抄家成了家常便饭。我们就这样被监视住所迫害了一年多。
孩子被医生活活掐死
二零零三年，我怀上第二胎。我们夫妻俩就回老家陕西靖边县，想在那边把孩子生下来。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日，宁夏铁东派出所的警察万举才跑到我公公的单位追问我们夫妻的下落，让靖边县公安局警察将我们再次绑架。靖边县公安局警察逼迫我们回银川，不让我们在那里呆了。我们坐大巴士回来，到银川南门汽车站售票员不让我们下车，说必须把我们交给警察。不一阵银川铁东派出所的万举才等几个警察开车把我们送到婆婆家。我当时穿的衣服宽松，恶人没发现我怀孕。
一天，我们夫妻俩正在街上走着，发现铁东派出所警察万举才在后面跟踪我们。万举才发现我怀孕了，打电话叫来一辆警车，把我们拉回家。随后派出所、办事处、居委会二、三十人闯到我家，我被他们强行拉到东门计划生育医院打胎。当时我怀孕快七个月了，孩子刚生下来还哭呢，是个女孩。我婆婆说：还活着呢，我们抱回去。医生听了就使劲掐孩子的脖子，一会孩子就没有声音了。我的第二个孩子就这样被这伙恶人活活害死了。
丈夫的精神受到刺激至今未愈
我丈夫原来是银川防暴队的一名警察。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单位逼迫他写保证书，每天上班就是让他打扫单位的厕所用手掏厕所，干了一个月，也没有给发工资，最后将他开除了。
一九九九年九月份，我丈夫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而被绑架，宁夏警察去北京殴打他长达三个小时，后来关到宁夏银川看守所不让家人见，直到身体的伤好些才让见。
丈夫后来在银川啤酒厂找到第二份工作。结果警察经常去单位骚扰，并绑架他，使他又失去了第二份工作。我丈夫的四个工作，就这样一个一个都被迫害没了，孩子也被害死了，他的精神受到很大刺激，至今也没恢复。
我们本来有一个祥和幸福的家，然而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我们夫妻和婆婆、小叔子都遭到迫害，经常被抄家、绑架、骚扰、关押；我公公承受不住亲人多次被绑架的压力，于二零零六年悲戚离世，年仅五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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