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原北京市石景山区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淑贞，今年五十岁，出生于书香门第，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前，父母、两个姐姐、两个弟弟都修炼法轮功，全家人修心向善，身体健康，精神愉快，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但在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之后，家里所有的成员都受到过非法绑架、关押、各种酷刑折磨。赵淑贞七十多岁的父亲赵殿宾和母亲邹瑞环，先后被迫害致含冤离世。赵淑贞的丈夫被逼迫与她离了婚，并丢了工作。非人的迫害就连赵淑贞年幼的儿子也没幸免，年仅6岁就跟着妈妈在拘留所关押过，之后长期处于失学、流离失所的状态。
赵淑贞本人被剥夺了律师的资格，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多次被绑架、抄家、勒索，并被判三年冤狱。在劳教所、看守所和监狱里，赵淑贞受尽各种酷刑：砸脚镣、后背地环铐、铐铁椅子、关禁闭室、关铁笼子、野蛮灌食、大字形捆绑在床上输不明药物……
二零一五年七月七日，九死一生的赵淑贞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寄出控告书，要求追查发起这场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的元凶江泽民的罪行，将其绳之以法。
以下是赵淑贞在控告书中陈述的事实与理由。
一九九六年，我在对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坑骗中、对人生意义的疑惑徘徊中，发现了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这部奇书解决了我的所有的生命疑问。读书时其中讲到的修炼现象我出现许多，生命中的苦与乐的疑问都解开了，知道人间的一切都得同化真善忍才有美好的明天。
不知不觉中，生孩子后的肥胖一个星期后就消下去了。读完一本书身体象在云上飘。两周岁的儿子与姥姥一起炼法轮功，孩子光着小屁股学着大人的样子炼功，谁都没把他当回事，可等待要做的疝气手术，没做却好了。我爸爸六十多年的气管炎、哮喘、肺心病等多种疾病全好了！这大法简直太神奇超常了！妈妈的一身病没了，脾气好得像换了一个人，这大法这么有威力。我也修炼了法轮大法。
迫害开始我即失业 弟弟弟媳被用大刑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后，炼功点来了两个特务，假装炼功，却在调查每个人。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在炼功点被警察挟持到派出所，非法审讯，一刑警对着我大骂一个多小时。被逼写不炼法轮功的保证，我写的是“保证按真善忍做好人”。
第二天我去中办国办上访，被绑架到派出所。
后来，我所在的石景山区律师事务所因我炼法轮功被司法局辞退，我失业。
二零零零年初我写了一封上访信到永定门信访接待点，信被在那里截访的抢走，回来时路过天安门广场东，被武警无辜盘查，又叫来警车绑架。
二零零零年三月两会期间，我被强制驱逐出北京，北京市东城区景山派出所逼迫我必须离开北京，并到我丈夫项洪峰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大闹，令单位派我丈夫看管我一起立刻离开北京。
到老家赤峰，刚下火车两小时，就被红山区昭乌达派出所招去审讯，红山区公安局副局长说以前赤峰传的经文是我以前带回来的，逼我承认。我不承认，他就气得咬牙切齿。副局长气急败坏，斜着眼、冷笑着，就把我的大弟弟赵洪海和弟媳妇任桂梅抓来，开始动用大刑，逼他们必须说我带回来过新经文，妄图制造出“口供”、“证据”。我弟弟赵洪海与弟妹任桂梅被摧残好几天，被几个警察轮番用各种刑具折磨，不停地毒打、电击、百十个嘴巴不停的扇、任桂梅被罚跪在打气管子上，一天半过去了，任桂梅被折磨的奄奄一息，被放回家；赵洪海被打的没了人样，但因证据还没造出来，警察继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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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示图：电棍电击以强制“转化” |
此时，松山区公安分局一国保警察说松山区也曾发现有新经文，也是红山区这里来的，并说红山区警察手段不如他的毒，遂将赵洪海带到松山区公安分局接着酷刑逼供，这样不停的酷刑摧残了三天，用尽毒招，赵洪海已脱了相，人已看不出原来的那个人了，除了脸上还有没被电坏的皮肤外，其余地方全是电棍电出来的血丝网，脸的周边和耳朵都是电棍电出来的水泡，他们一无所获。
赵洪海又被拉回红山区，那些打手也不得不说：“你真是条汉子！”副局长一看造假证不成，恼羞成怒的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让你姐姐等着，我不会放过她的。”
被构陷通缉 众多同修被牵连遭酷刑
约在二零零零年六、七月份，赤峰法轮功学员袁淑梅去北京准备自己做真相资料，通过熟人找到从未谋过面的我。袁淑梅买做资料的设备，钱不够了，借了我的钱买了复印机回赤峰开始做真相资料。
约在二零零零年十月，袁淑梅与身边同修商量，准备在十月十五日清晨，多人一起去发资料。约十日左右，警察突如其来的闯宅搜查，发现了真相资料，袁淑梅的两个妹妹袁淑华、袁淑萍（又名孙萍）也被绑架。酷刑折磨的半死，说出了她姐姐袁淑梅，问都与什么人接触，她妹妹说出许多人，说还有一个北京的，这样红山区公安副局长发现了我，说是我组织的十月十五日的活动，称为“10.15”大案，把我发了A级通缉令。
公安绑架了袁淑梅，昼夜不息的摧残、逼供，红山区公安分局铁南警察把袁淑梅吊起来不停的电击、毒打、扇耳光，警察把袁淑梅拉到跟前，一脚踢到墙边，再拉到跟前，再踢到墙边，还专门往袁淑梅的裆上踢，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不许吃饭、不许睡觉，只给一点水和少量食物维持不死亡，来例假不许换纸，裤子上全是血，这样将袁淑梅摧残了七天七夜，袁淑梅的头发全变白了，身上渗着血水，人被折磨的没了人形。警察让说啥就说啥了，这样就造出了是我让“十月十五日多人统一发资料”的假口供。
赤峰警察就开始大搜捕，大街上全是警车和警察，象疯了一样，不分昼夜冲进法轮功学员家搜查，抢完东西就把人掠走，一时鸡飞狗跳，四邻惊恐，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五、六十人，都被刑讯逼供。
当时赤峰市看守所、红山区看守所增加几个监室，地上都躺满人，人人都被打得遍体鳞伤，几乎能电到的皮肤上全是密密麻麻的电击伤痕。施暴的警察还对法轮功学员叫嚣：“打死你们就在这里销声匿迹，也没人知道，你们家人连尸体都找不到！”
父母姐弟均遭绑架关押 酷刑摧残
那时，我的两个姐姐及大弟弟都因修炼法轮大法在劳教所被关押迫害，家里剩下的就一个上班的小弟赵洪洋，维持着生活。
二零零零年十月三十日，红山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带着警察，两次到我父母家非法抄家，并绑架了我的老父亲赵殿宾、小弟赵洪洋、弟媳赵春峰，用残忍手段摧残每个被绑架者。警察给七十多岁的我老父亲赵殿宾施酷刑，用铐子把老人铐住，使劲勒，让铐子越铐越紧，再电击、毒打老人，老人被折磨的昏迷，神志不清，警察把伪造的所谓“口供”写在纸上，趁老人昏迷不清时，强拉着老人的手按上手印。副局长等把遍体鳞伤的老人关入红山区看守所，还把老人兜里的二百二十元钱抢走，又向家人勒索了六千元。
赵洪洋、赵春峰夫妇被绑架后，警察不停的毒打、电击长达十七个小时。
副局长还不放过我的老母亲邹瑞环和她两周岁的小孙子，亲自闯到家中威胁老太太说：“不在我们的证据上签字，把你也抓进监狱，让你儿子下岗，全家都关进监狱，把你孙子扔家里，看他怎么活下去。”逼迫老太太违心地在假证词上签了字。
赤峰警察一方面把我一家三口的照片及家庭亲属情况在内蒙古自治区电视上播出，叫嚣破了大案，将一场伪造的假案、闹剧越整越大。一方面由副局长亲自带领十多名警察闯到北京我的家抓人、抄了家，抢走大法书籍等私人修炼物品。当时我不在家，警察以判重刑恐吓我的丈夫，将其逼的患上神经性肠炎，浑身发抖，不停的上厕所。警察将我的丈夫软禁了一星期后，又让其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看管他不许出院门，每天须到人事办公室签到。因我丈夫在高压下说出妻子的一些行程，副局长为了假证词贴谱，将之前的所有假证词全部重新改写，又逼迫我的父母、小弟弟、弟媳等再次签字，不签还是酷刑往死里折磨，直到又造出另一套“证词”。
副局长经常半夜带人到我所有的亲戚家搜查，进屋就对着床底下喊、对着柜子喊：“赵淑贞！你出来！看见你了！赶快出来！”家家都这么折腾，家家都被吓的崩溃了，整天在惊恐中过日子。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七日，我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还我师父清白”，遭绑架。
十二月十日赤峰警察从北京东城区景山派出所把我绑架到赤峰。
十二月十一日，副局长等非法审问我，从早审到晚，我给他们讲了一天真相，他们的记录上就是个人自然情况，是百分之百的零口供。到了晚上下班时间，一句口供都没写上，副局长恼羞成怒：“赵淑贞你是阶下囚！”
二零零一年，“天安门自焚”伪案电视假新闻播出，红山区警察带着赤峰电视台记者到看守所，逼迫我录像、对自焚表态，我说：“大法弟子连活鸡活鱼都不杀，怎么能自焚杀人呢？电视是造假。”电视台把这录像播出后，观众一片哗然，果然是造假。
我与袁淑梅被赤峰公安称为“10.15”大案组织者。二零零一年夏天，红山区法院非法开庭审判袁淑梅。袁淑梅说：修炼法轮大法没有错，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讲真相是让世人认清谁正谁邪，“决定十月十五日散发真相资料的事与赵淑贞无关。”法官说：这案卷里的证词说的是赵淑贞安排的。袁淑梅说：“那都是不存在的。”法官就大骂袁淑梅。后给袁淑梅判刑三年，非法关入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
我从被绑架及关进红山区看守所，就不停的绝食鸣冤、反迫害，红山区警察给我酷刑野蛮灌食，七、八个男警察抓住我，按住四肢、掐住太阳穴、捏住鼻子，用扩宫器把嘴撑开灌玉米面稀汤，脸上多处都被扣的青紫，灌的身上到处都是粘粘糊糊的玉米面汤。
对我的鸣冤反迫害，看守所警察动辄就大叫：“把赵淑贞拖出来砸上脚镣子！”多次给砸上死刑犯才戴的最重的大脚镣，还给我戴后背地环铐、关禁闭室的铁笼子，铐在铁椅子上。用种种酷刑迫害，我就是不停的鸣冤。最后红山区警察只好说给我重新调查案情。我绝食六次，他们每次都说给调查，可是把我写的材料拿走就没了音讯。
红山区法院开庭前，让我的家人到看守所劝我把案件承认下来，说可以判缓刑立即出狱，不承认则判有期徒刑三年，继续关押。开庭时我就是不承认，说赤峰市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五日那件事我不知道，我当时在北京，红山区法院给我判了三年实刑。
我上诉到赤峰中级法院，指出所谓的案发时间自己在北京常春律师事务所上班，单位同事可以作证，单位还有每天中午吃工作餐记录。同时，家在法学所院中与邻居共用一个厨房，每天一起做饭，邻居那里也可以查证我在北京的情况，还指出红山区公安陷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赤峰市中级法院的法官到红山区看守所提审我，我说红山区警察造假案，他却说：“案卷里有你的口供，你承认了。”那么，从此话可知，赤峰公安伪造了我的“口供”。
在看守所，管教一天突然把我所写的案件材料全部搜走。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绝食十天的我被警察从禁闭室的铁笼子里拖出，浑身冻的发抖，不能自控。他们把我劫持到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在呼和浩特的武警医院体检时，被检查出肺结核，仍被送到内蒙古女子监狱迫害。
我在狱中遭受的严重迫害
我被发到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之后，继续绝食鸣冤，说自己背了双重冤屈：大法的奇冤与自己的假案。女监把我关在二监区最恶的牢头狱霸监舍，由号长（出了名的狱霸）看管我。她们拿来一袋奶让我喝下去，我不喝，她说：你只要喝一口，我就可以喝了。我说：你想喝就喝吧，我不喝。她说：那不行，只有你喝过了我才能喝，是你喝剩下的，否则我不能喝。我说：你要喝就尽管喝，我不会喝的。她怀恨在心，晚上，加班的犯人全回到了监室，已十一点多，她说：“大家谁也不许睡，给赵淑贞开批斗会，她不喝这个奶就谁也别想睡觉。”我就是不喝，她就骂，那些犯人睡不了觉，又不敢惹她，也骂我。我就是不喝，她说：“今天深更半夜，等明天我消你。”第二天，副监区长来了，我说号长今天要打我呢，她却说：“她脾气不好，就那样，不然怎么把她丈夫都打死呢。”副监区长不但没有说这人不对，反而为她杀人找理由，好象脾气不好杀人都理所当然，不该进监狱。
有个犯人对我说：“像你这样的绝食，根本没用，冤案假案得有人帮你，不给队长送礼，想让人家给你反映情况，没门。哪个不是年年给她送礼才减刑的？我告诉你，她们家就住在这后头（当时女监在小黑河），门牌号是×××x，写信让你家亲戚来给她送礼。”
一天，副监狱长带着几十名警察来到监号，说：“我就不信不吃的，今天我给你灌下去。”然后就让犯人把我弄到医务室，把我弄躺倒在地上，一群人按住四肢和头，用一根筷子横着用力压住两个嘴角，嘴就闭不上了，副监狱长把泡水的米饭往嘴里倒，用筷子往下捅，在嘴里到处捅，口腔多处被捅破，嘴角被撕裂，造成口腔溃疡。
女监又把我弄到监狱医院迫害。他们给我输不明药物一个星期，我就拔管子，犯人陪护就再扎，大骂。这些犯人和狱医把我大字形捆绑在床上输不明药物。给我灌食，在鼻孔插管子灌流食，灌下去就呕吐出来了，吐出来却是很大的药味，不知是什么药。这些犯人就用手纸、抹布围在我脖子周围，让呕吐出的东西顺脖子往身体上流，不给擦。罪犯陪护时常打我，骂我。她们有时偷我东西，要我的东西。有个同情法轮功的陪护就告发某某偷法轮功的东西。
在监狱医院灌食一个月以后，我被插着管子挟持回监室，由内蒙古军区医院开车轧死人命的罪犯包控（包夹）。包控法轮功学员的都是牢头狱霸，都与监狱大小官等有着莫测的关系，可以不出工，还减刑快。我被关在一个小监号里，有时六个人，有时八个人，其他人都是看管我的。包控给我灌食，边灌边骂。插的胃管不往外拔，在胃里都变成了黑色，自己就掉了出来。为了他们灌食方便，就给我插了一个磨砂皮的管，沾在肉上火辣辣的疼。有一天我说要吃饭了，要写案件申诉材料。包控说：“你就说我给你做工作你才吃的饭，我可以减刑。”我说谁做我工作都没用，我自己想必须写材料，继续申诉。包控气恨在心。监号号长却与监狱长说是她做的工作我才吃饭的，要求减刑，其实是监狱长想给号长减刑，就以此为借口给她减了两年，提前释放。包控更加恼恨我，从此设法诬告、刁难我。
我刚刚进食，毫无力气，就被弄到车间出工，车间在四楼，上楼两腿发抖，迈上台阶的一条腿撑不起身体，抖好半天才上一个台阶，走到四层楼上的车间大约需四十分钟。到车间里用剪子剪东西，手发抖，剪子对不准要剪的东西。包控说：“监狱长亲自管你，说你必须得干活。”
看管我的人互相监视，不许对我好，看住我不许与其他法轮功学员说话。一天晚上我在大礼堂加班做手工活，有个法轮功学员和我打了个招呼，被包控大骂，我说：“都在这里干活，为什么炼法轮功的不许说话？不许说话，那就不干活。”从此我罢工。我被关在小号不许出屋，每天罚站、听污蔑法轮大法的假材料。小号的窗子面对着墙，只有一点自然光线，终日不见太阳。室内阴冷，季节都到了五一，还得穿棉袄。非典期间，监室消毒，每个监室的人都出去到院里放风，我终于可以到院子中，看到了久违的太阳，才想起原来这世界上还有个叫太阳的东西。又见到一个法轮功学员，两人互相笑了一笑，被警察看见，从此，我被取消去院里放风，消毒时去别的监号等待。包控有时把号门从外面挂上锁就去遛逛，小屋里只剩我一人。一次突然地震，楼内物品在摇晃中发出撞击声，楼里所有人都跑大院去了，待地震停息后，值班人才说：“赵淑贞还被反锁在小屋里。”
我被看管不许见人，不许上厕所，不许洗漱，大小便只能忍着，只能在犯人都出工后，人都不在了才可上厕所、洗漱。我只好控制喝水来减少上厕所。我每走一步都有人紧跟着，不许去洗澡间洗澡，只能在厕所里与有传染病的人一起洗。不许去库房拿自己的衣物，只能由别人代取。
我又被换了一个小号，因有窗子可以看到外面的草坪，包控就用报纸把窗子糊住。上边只闪开一条缝，就一米七个头的包控一人可以看外边。包控让我给她女儿织毛裤，我没给织，包控恼怒，想办法祸害我。让看管我的另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年人与她一起欺负我，那老太太不欺负，包控就告到监区长那里，说李传蕊与我一起闹事。监区长就把七十多岁的李传蕊叫到小二楼大骂一通。包控说：“我们‘板寸’（经常来看她的一个男人）说，监狱长开车司机是我们战友，有什么事尽管说。”言外之意她有人，谁不顺着她就被整治。
副监区长亲自搜查我的东西，把我所有写的文字性的东西都拿她办公室去过目，在杂志上抄的寓言故事里边有个“佛”字，她都将整个笔记本给没收，没收多个笔记本。监狱里常年吃酸的圆白菜与土豆，秋季圆白菜最便宜时买来装在尼龙丝袋子里撒上盐，埋在地下变成酸的，一直吃到第二年的七八月份，只有过年、中秋节等日子才可吃到绿色的菜。常年没有绿色的菜，春季大院里的树刚刚放叶，就被犯人偷偷摘下，用开水烫了放上盐来吃。常年吃黑面馒头，那馒头趁热吃还可以，稍一凉了就有一股霉臭味，犯人都剥了皮吃。有时警察食堂里的剩饭卖给犯人，也是牢头狱霸、有特殊关系的人才能买上，规定法轮功学员不许买。有时节日大家才可以买到一点饼干、咸菜等，自己作为调剂。我买了些饼干，在副监区长搜查时被发现了，从此规定我买东西只许买别人数量的一半。夏季有西瓜可以买，规定不许我买，号长拿了一个最小的，象小碗那么大的一个小瓜给我，说这是队长送你吃的，其实是在羞辱我。我不要，号长就大吵大叫，说她交不了差，队长会骂她的。我就是没要，最后那号长自己悄悄留下了。有一次我在走廊上有事，被监区长看见，她大骂看管我的人，说不该让她看见我。
包控出监后，又换了一个迫害法轮功学员出了名的犯人来“包控”我，据她自己说是在一监区看管、迫害王霞的。王霞曾在禁闭室里被打，禁闭室在一个约两三平米的小平房，没有窗子，一个昏暗的小灯，没有床，行李放在阴湿的水泥地上，绝食的王霞就被关在那里，监区长、副监区长去看时，就暗示犯人打王霞，并说等她们走了再打，王霞如果告发，你们就说王霞撒谎。监狱又把这人调到二监区来看管迫害我。
我出狱时，监区长搜查我东西，我说：有的人缺用的，我的行李、洗漱用具及所有物品就给某某、某某等人留下了，搜完后就给她们，可以吗？监区长都答应了，承诺都给这些人。可我走后东西都被弄到她的办公室，那些人根本没得到东西。
流离失所家庭破裂
我虽出狱，但家已破，居无定所。被判了刑，律师职业不能从业，没了生活来源。
二零零四年，我刚刚出狱半年，一个叫刘佳的同修说带我到朋友家走走，散散心。她去北京通州区肖志英家，叫上了我，到了那家后，被公安的特务告发，把我与刘佳绑架，放在汽车后备箱里，拉到派出所，被一个警察打嘴巴、大骂，还有一个警察也叫骂不停。他们把我关入通州乔庄看守所，准备劳教迫害。这个看守所看不到管教警察，他们用恶犯行恶迫害我，一进去就练如何喊报告，光练这个就得几小时，然后每天刷厕所，刷无数遍也不行，浪费了多少水不说，每天得刷一个小时左右，就是不能停下来，是对人的一种摧残方式。每天吃的窝窝头硬的一咬一口白茬，煮的是丝瓜汤，那丝瓜的皮进嘴里都刺肉疼，就那也得勉强的嚼碎，下咽时感到还在刺食管。真是吃的猪狗食。我丈夫去预审科分管此事的警察那里问：“她做了什么事？有什么证据？”回答不上来，我丈夫说：“那我就聘律师了。”第二天，他们把我释放。
几年来，我一直没有固定的居住场所，流离不定。北京特务还变换着身份骚扰我亲属，监控我的电话。
二零零零年，北京市东城区景山派出所片警就到我丈夫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骚扰，法学所副所长让我丈夫写污蔑法轮功的文章，说：“为什么让你写，就是因为你老婆炼法轮功。”不让我丈夫出国，后又逼他辞职。人事部一女人拿着人事档案袋在走廊、楼梯口追堵我的丈夫，逼他必须辞职，赶紧搬出公房到外面租房住。我的丈夫丢了工作，到法院起诉要求与我离婚。
幼子无家可归
丈夫不许出国，丢失工作、收回公房，不能在原处住了，孩子的学校在附近，学也就上不成了。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遭绑架时，上一年级的孩子与我在一起，孩子被带到顺义看守所，历时三天。之后，我被关押迫害，丈夫被逼离开单位，收回公房，孩子不能在家门前的学校上学了，失学。辗转来到赤峰，在姥姥家、舅舅家、叔叔家来回的换，孩子受尽了无家、没妈之苦。三年见不到母亲，正是读小学需要母亲关心的成长期，却住在寄宿学校。我出狱后，在孩子的姥姥家，已上四年级的孩子紧随妈妈，唯恐妈妈再丢了，在别的屋玩一会，就赶紧来看看妈妈还在不在。我那时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啊。
我刚从狱中出来，到老家父母家，二零零四年正月初七，就带着儿子到北京给孩子找学校。早晨五点多就下了火车，没有地方去，冬天寒冷，无奈我与儿子就在公共厕所里等待天亮。七点多钟，天亮了，可我与孩子还是不知去哪里。想来想去，还是先上派出所吧，把我从监狱带回来的户口上上，再给孩子找个接受的学校。到了派出所，却不给我上户口。
无奈到北京偏远地方给孩子找学校就学，我在附近租房住。大冬天住的平房没取暖设备，就把电饭锅打开电，里边装点水烧开，取一会暖。
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五日，我再次在通州被绑架，家中就剩孩子一人。晚上等不回来妈妈，那是什么样的情景。家中就有一袋饼干，三天了，孩子吃完，在桌上留个条：妈妈，你哪去了，咱家的饼干吃没了，我没吃的了，快回来吧。
我被拘留一个月。无法想象孩子怎么活过来的。
后来的时间，我家对门被江氏势力利用监视我，孩子也发现了，时常伴我躲避，那日子一过就是多少年啊。
江泽民这个恶魔不被拿掉，人间会有多少苦难！
父母含冤离世
我父亲赵殿宾、母亲邹瑞环遭受迫害，含冤离世。我父母本是方圆数十里出了名的书香门第的善良人，祖上就修佛。
祖母早逝，爸爸从六岁就失去母爱，出麻疹落下气管炎的病根，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劳苦，爸爸又添了肺气肿、肺心病等多种疾病。身为教师，五十几岁就办病退在家。妈妈也是一身的病，肾病、腰腿痛、腰椎盘脱出、后背痛、神经性头痛……修炼法轮大法后变得像换了个人似的。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善待他人，内内外外一片舒畅欢心的情景。全家人都沉浸在“真善忍”的祥和美好气氛之中。
“真善忍”法理使他们知道如何做好人，修心向善就能身体健康。但是，法轮大法被迫害后，使原本美好的修炼环境变成经常是被抄家、绑架、酷刑、关入黑监狱、敲诈钱财……，原本修炼后身体心情都变得很好，可一迫害，学法炼功环境没了，还招来精神与肉体摧残，七旬老父与老母经常在生活没有着落、儿女都被迫害的精神煎熬中，过着忧心忡忡的日子。不能正常学法炼功，导致含冤离世。
同学受株连
赤峰政法口开会说：赵淑贞中国政法大学的同学都在法律行业，谁也不许管赵淑贞的事。松山区法院、检察院、市检察院的同学，遭到政法委的人骚扰，审查与我是什么关系，还到法院、检察院去威胁，反反复复的去，致使单位领导对他们很反感，甚至是抵制。市检察院原本是我丈夫工作过的地方，借用一下他原来同事（我的同学）手机打一下电话，就要给这个人处分。直到我的案件开庭时，没有一个律师敢给我作辩护。足见江泽民的淫威波及每一个角落。如果任其邪恶继续笼罩中国大地，这个民族将被其毁掉。
我不想追究每个具体被当工具的人，解脱他们，只想法办元凶江泽民。被控告人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犯罪的真正指挥者、组织者，是真正的犯罪主体，是首犯、主犯、教唆犯、犯罪方法传授犯，江泽民应当对所有迫害法轮功过程中的全部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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