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我今年七十岁,大学退休老师。一九九七年六月得法。因为在此之前多次与大法擦肩而过,得法后总觉的相见恨晚。因此学法、炼功、洪法都很用心,很投入。我按照“真、善、忍”实修心性,化解了与婆婆十八年的恩怨。我也见证了大法许多神奇与超常!
我任教大学体育课,我把法轮功纳入教材,受到学生、教师的普遍欢迎。也得到了学校、教研室等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学校为我们提供了音像设备器材。校园里还成立了炼功点。课外好多学生、教职工、家属都来参加晨炼,连周围居民也纷纷加入。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氏小丑妒嫉生恨,疯狂迫害法轮功。我曾五次被警察绑架,两次被非法劳教。由于学法不深,却被邪恶洗脑的歪理邪说迷惑。二零零三年被非法关押洗脑期间,受“不用学、不用炼、等待圆满”等一大堆鬼话影响,背离了大法。八年的时间啊!我心中苦闷却拒绝同修的帮助;不敢面对自己错了的现实而不去学法对照。
退休后,我一个人搬到大山沟去住,用干农活劳累排遣心中的落寞。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抛弃我,一次次点化我,让我一次次看到大法的真相资料,一次次巧遇同修。二零一一年我被恶警踢骨折的腿又疼痛起来,不能蹲起,不能行走。我心中升起对大法的渴望!我又从新走回大法修炼。我深感内疚、悔恨,振作不起来,怎么也找不到修炼如初的感觉。
后来,同修帮我请来所有的大法书,我如饥似渴的学法,每周跟同修交流,发自内心的想加倍弥补给大法、给自己造成的损失。但也只能是追赶正法進程,讲真相劝三退不知如何做。通过多看《明慧周刊》同修的交流文章,我试着向接触到的有缘人讲真相,当第一次劝退后,我有了信心。我开始找机会接触亲友、老同事、老同学,以送给他们农产品为由,把真相光盘、真相小册子等带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
二零一二年冬至二零一三年春,我又回山东老家。三个月中,我向亲朋好友、乡亲及我的大、中、小学同学老师讲真相,劝三退,不少人当时选择了三退。当时没退的和未见到面的,我收集了他们的通讯信息。后来逐个给他们写亲笔信,把真相光盘和资料放在农产品包裹内邮寄,每次都顺利寄达。但是做的多,退的少,我又产生急躁的情绪。同修劝我不要有急于求成的心。要多学法,才能走稳走正,不被邪恶钻空子。只要世人听了、看了,就会发生改变,就会为他们得救奠定基础。我想只要按着师父的要求去做,就一定能行!
我安装新唐人电视后,讲真相的效率提高了。我把山沟四个房子安上新唐人电视,家人、亲朋好友来玩时,不管住哪所房子都能看到新唐人节目,我再劝三退就容易了。我在山沟结识不少乡亲,我讲真相劝三退后,向他们推广新唐人,劝他们安“锅盖”(新唐人电视接收器)。农村人热情好客,一家安装很多家都能看到,他们也愿意互相沟通,这样世人了解真相的机会就能大大增加。
推广过程中结识了别村同修,那里有的“锅盖”年久失修收不来新唐人信号,还有想安装的,我就联系同修去给维修和安装。我逐渐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
去年中国大陆掀起诉江大潮。在写诉状的过程中,修炼路上的风风雨雨历历在目,思想中对大法的理悟更加清晰。整理完诉状,我的心豁然晴朗!邮寄时正赶上阅兵前对北京邮件细细盘查、登记、照相,我心态十分坦然。因为我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做的是最正的事!如同我修炼大法,也如同我当年進京上访为法轮功讨公道一样,都是在行驶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一正压百邪!
控告后我又想,诉江是修炼的一部份,那些没有被绑架过的同修也该诉江啊!可是他们没有暴露身份,对用真名起诉有顾虑。就在我困惑之际,明慧编辑部通知这部份学员可用笔名或化名,师父明示:“希望大家照办。”[1] 我热泪盈眶:慈悲伟大的师父啊!您使这部份弟子跟上了正法進程,同时又使他们免受干扰。
我拿着诉江状模板,逐个找我认识但尚未诉江的同修,鼓励他们从人中走出来,千万别错过这证实法的机会。他们眼含热泪,一再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洪恩浩荡!没有犹豫,毅然提笔写了控江诉状。
我感觉自己的身影好熟悉。不管是奔波在救人的路上,还是参与诉江大潮,我都看到了自己九九年前洪法、九九年“七二零”后证实法的身影。我终于找回了自我,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我想起师父的教诲:“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2]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深切体会到:只要我有洪法救人的愿望,师父都会加持我;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都是师父在做。在今后的精進实修中,我一定多学法、学好法,只有将自己溶于法中、才能时时处处站在法的基点上,助师正法,走好走正。
注:
[1] 明慧编辑部:《关于诉江的通知》
[2]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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