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厚父亲被邯郸劳教所毒针致死

【圆明网】我今年三十八岁，我们家住在河北省保定市蠡县蠡吾镇南关村。我的父亲吴瑞祥，原来脾气暴躁，每日抽烟、喝酒、赌博，家庭关系搞得很紧张，我们都不敢跟他说话，生怕不小心惹怒了他，有意躲着他，他自己也觉得生活的无趣，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一九九六年，我父亲开始修炼法轮功，把烟酒全戒了，说话慢声细语，勤劳肯干，家庭和睦。我家种了三亩田地，种菜、卖菜，基本上他一人全包了。人们都说我父亲变好了。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庆幸我爸爸遇到了法轮功，我们一家幸福的日子终于来了。

父亲吴瑞祥遗照

二零零一年一月七日，南关村委会书记李永、村长李永昌、会计李洪如等闯入我们家中，把父亲叫到村委会，非法关押了七天，只吃了镇上的一个馒头和几口菜，就被勒索了饭费近二百元，罚款没得逞，就多次骚扰我们，其中还有李文平（女）曾经当过南关村代理村长书记。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晚上八点左右，蠡县国保大队恶警韩金锁领着七、八个人闯入我父亲（小名“大锅”）家中。父亲开门时，恶警说：“蠡县给你们开个学习班，两天就回来了。”没等我父亲说一句，就强行将他带走了。之后开始强行抄家。只找到了法轮功师父一张像片和一本大法书、四五张光碟，却执意的写上没有的传单和四十七张光盘，并命令我妈妈盖手印。

他们的野蛮行为惊吓了我八十多岁的姥姥和孩子，姥姥整日说话颠三倒四，说你爸爸回家了？怎么还不回来？抓人来了，又来一群人抓人来啦！整日整夜的思念和期盼，受到了莫大的打击，每日惊慌，最后郁郁而终。我妈妈及家人整日以泪洗面，这些伤痛至今无法还原，你们又有谁能体会呢？撕心裂肺的痛。

中共酷刑刑具：手铐脚镣

当晚，父亲由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和610成员的大约有十几个人绑架到派出所。我们去看时，我父亲戴着手铐、脚镣。家人问他们：“犯什么罪了，给戴这样的重刑具？”他们不吭声，给解开了。我给父亲买去的东西，父亲分给别人了，他吃不下，却还安慰我们。我们十分担心，因为所里的这些人不跟我们讲理，下午接着去，却见不到我父亲了，说是拉走了。去哪？不知道，不让说。还让我们掏饭费，我妈说，他没吃你们的饭，看管员是南关的李大力，索要了一百元饭费，才让我们走的。

之后村里有人说：“在中医院看病时，碰到我父亲和好多人被戴着手铐脚镣，强行在检查身体。”这人说：“你们这是干嘛呢？他是好人，怎么给他戴这个东西？”随同的恶警让他不要多管闲事，村里人急忙走了。

我母亲到公安局要人，局里人说，让找韩金锁，就找他要人。公安局局长王军昌说：“不知道，人不是我抓的，问派出所吧。”我母亲哭泣着说：“不是你抓的，也是你指使的，你不下命令，他们就敢抓人哪？你不承认也得承认，我们家的他现在不赌博，不喝酒，也不打架了。村里谁家有事喊一声就去，从不说没空，哪家没求过他？现在家里地里的活没人干，八十岁的老娘需要他照顾，你今天不说出来，我就不走了。”王军昌没法推辞了，这才从办公桌里拿出一张非法劳教我爸一年的判决书交给了我的妈妈。这些本该是把人接走时，就应该交给家属的，可是他们却全然不顾，在没有家人、检察院、法院陪审的情况下，知法犯法、欺压良善，连喊冤的机会都没有给，这样见不得光的罪恶偷偷摸摸地进行。

将近快一个月时，邯郸劳教所给我们家打来电话，说让我们配合父亲“转化”（转坏）放弃修炼，否则就让父亲没有机会给我们打电话，也不许我们见他。我妈急忙说：“他是好人，为人善良，不爱说话，你们可别害我们，他是我们村有名的好人。”他们说：“他不说话，不配合我们，如果你们劝不动，就给他延期，二年、三年。”然后就把电话挂掉了。

我们几次打回去，都不接。我们急坏了，担心他们对我爸爸用刑。于是，我和丈夫在他们规定的看望日里坐车去了邯郸。经过层层检查，手机之类的东西不让拿进去。看到父亲时，他红红的眼睛布满了血丝，有一层薄薄的雾，脸变得非常瘦、蜡黄。父亲还是那样的慈祥、安定，我忍不住哭出声来。爸爸叫我不要哭，让我把妈妈照顾好，别担心。在小窗口，我把钱递给他时，他说，不要那么多，给几十元就行了。我强行给他存了三百元钱。父亲说：“别人还等着呢，不说了，一会儿，会见时间到了，他们就说不上话了，回去吧。”我依依不舍地看着父亲离去，他总是先考虑别人，把机会让给他人，这短短的几分钟，虽只是一瞬间，在回的路上，一点一滴的回忆总是让我泪流满面，我可亲可贵的父亲呀，我多么希望你至今还活着呀！

之后，有一天邯郸劳教所打来电话，让我们当日去所里接我父亲回家，我妈让我找大队长问问怎么回事，他们说，我父亲肺有点不舒服，大队长有事，抽不出空来，你们自己去吧。李小民说，路费给你们报销。我们认为父亲要自由了，什么也没有想。

年轻的我们就这样坐车去往邯郸，途中劳教所多次打来电话问：“出发了吗？快点。”我心想，他们怎么比我们还着急？因为到那里天已经黑了，我们住了一宿旅馆。第二天上午去后，所里人说怎么来了不早说？早说，晚上了也让你们把人接走。我要求见父亲，他们说，你把你的身份证给复印一下，办完手续后，才让见。我无奈，又在他们已写好的我看来十分不公平的写有让我父亲不能炼功，及因肺部有病，因需保外就医，及费用让我们自己承担，和所内没有关系等签字后，办清了手续，才看到我的父亲被两个人架着，而且不能独立行走。

我们抱头大哭，父亲说，他已经好多天吃不了饭了，吃了就吐。劳教所说，回去你们给他好好检查，慌忙关上铁门，就走了。父亲却说，你们不该来，我都成这样了，还出去干什么？

回来的路上，我们先让父亲吃些东西，他连稀面条都咽不下，十分困难，说嗓子粘稠，只能喝些水，时时伴吐，脸色蜡黄。父亲一直说，你们不该来。因为是所里临时告诉我父亲说我们来接，父亲十分不相信。父亲说要打电话，他们不肯。之后，一个得了重病的所长亲自给父亲通电话，说是真的，父亲才收拾行李，并把我买的那些东西不曾舍得吃的送给了狱友，他说那个孩子从来没有家人看过他，很可怜，父亲时时都彰显了真善忍的可贵价值。

回家，父老乡亲都不时的看望我父亲，亲切的问候，而之前骚扰过我父亲的那些村领导、跑腿的和监视的人却一直不敢过来。

父亲问，他被逮走时，衣服里装有三百八十六元钱，拿回来了吗？我妈问他们要了，有几张写有真善忍的票，他们说扣下了不给，妈妈说：“你们花就花吧，花了也不得好，坑了人，不会好过的。”

父亲在劳教所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与侮辱。我父亲慢慢的回忆着在劳教所的情况：

他被关在了邯郸劳教所二大队，起初还大量的干着超出劳教负荷的工作，好多在市场上卖的货品都是在劳教所里的在押人做出来的，拿着低廉工资的人们，只够买些卫生纸和牙刷之类的。没有多少休息时间。父亲说：“劳教所为达到百分之百的“转化率”，专门成立了“专管队”，公开明确要求：“限定转化时间，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必须达到百分之百的转化率。”所长张修平收用所外地痞流氓——高飞（残害我父亲的凶手），高飞公开叫嚣：“部队就是杀人的，劳教所就是打人的！你不转化就把劳教所里的刑具——老虎凳、上绳、开飞机、无数的刑具，都给你来一遍，看你转化不转化。”狱友们说：“这里时不时传出凄惨的声音，非常阴森可怕，许多受害者都不曾再见过。”

我父亲抵制所谓的“转化”（就是转坏）被关在了“专管队”，是劳教所恶警们重点迫害的对像，他们用尽各种手段迫害他，说是让其他人知难而退。为了强制“转化”，恶警高飞等人指使犯人轮流看着他，体罚他，一天二十四小时不让他睡觉，强迫他身体正直的坐在低矮的小板凳上，侮辱他、骂他、恐吓他，强行给他洗脑。

炎热的夏天，恶警们长期不让他洗澡，不让换衣服，阻止家人探视。恶警们还拿着冒着火的电棍威胁他，让他写“悔过书”，他不写，恶警们就写好了强迫他按手印，我父亲不配合，他们就把他按倒在地，一恶警还把他的手按在电插座上电他……给他念假经文，还把他按倒在地，用烧开的热水杯放在他脸上，一动就打他。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我父亲不吃饭抗议，他们就把他绑在床上野蛮拿着粗管灌食，直到父亲精神崩溃，给他打毒针，四、五个人强按住他，灌不明药物。我父亲问：“我没有病，修炼十多年，从没得过病，没有吃过一粒药，你们为何强迫我吃药？”瓶子上没有标签，他们也不说是什么药，之后我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急剧变得脆弱，一天不如一天，吃不下东西，他们给打来的饭菜还特别咸，馒头也是发了霉的，勉强掰一口馒头泡在水里吃，都很难吞下。

酷刑演示：打毒针

就这样，父亲度日如年的过了几天，邯郸劳教所开车带我父亲去医院检查了很长时间，他们看到结果时，神色慌张，脸色发白的对我父亲谎称“你没事，很健康”，然后很快通知我们去接人，我曾要过诊断证明，他们说只有一份，不给，已经放起来了，得让六十日后看。还说，打过电话，让你们村干部来的，怎么没一起来？就这样劳教所、610就像甩瘟疫一样把我父亲强行丢出来，怕找他们。

二零一二年九月五日，我们回到家，劳教所的警察对在押人员们说过：“你们知道什么样的人员才叫办保外就医吗？除了花了大把钱的，就是五脏六腑都衰竭了，就知道你已经活不成了，为了不让你死在劳教所，才让你回家的，所以你就是回去了，也活不了几天。”还说过，每年都有几个规定的死刑犯特权，还有一个名额呢！

而后邯郸劳教所曾两次打电话询问我父亲怎么样了？我大声反问他们：“你们到底对我父亲做了什么？给他打的什么毒针、什么毒药？”时，他们一声不吭挂断了电话，那屋，我父亲惊恐的听到是他们的电话后，身体瑟瑟发抖，可见他们不知对我父亲及其他大法学员实施了多少见不得光的刑罚。

我当时特别恨他们，而父亲却对我说：“其实他们也都有家庭，有儿女，只不过被欺世的谎言给毒害了，他们也是心存善良的，只不过被上级压迫，指使干的，他们内心也是恐惧的，不要埋怨、愤恨他们，我们不能这样做”，这就是我的父亲，他们不惜牺牲生命向无辜的人们揭露江泽民一手导演的天安门自焚惨案。《转法轮》中写道：“炼功人不能杀生。”《悉尼法会讲法》中写着“自杀是有罪的”。自焚者不是法轮功学员。

我父亲于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含冤离世，一个才五十多岁非常健康、善良的好人就这样被中共夺走了生命。父亲咽气时，眼是睁着的，走得非常安详，那天晚上，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而他的身体直至火化那天，都是软软的，没有僵硬——人们不由的称奇，说不愧是修佛法的，就是不一样，没白修。

那天村里的人差不多都来了，说要不来对不起他，再送他一程。乡亲们说父亲冤呀，连老天都在给他送行。别村也有好多被迫害致死的人，也有和我爸病的一样症状的人，花了好多钱，也是走了，想起在抬棺前，我妈撩起父亲的衣服说：“你们看，从肚子直到胸前都是大大小小的红斑。”乡亲们不禁点头说，这是毒死的表现啊，以后咱们村红白喜事随叫随到、抢着干最脏的活的人就走了。我望着雪花，对父亲叹道，老天爷都在给咱们鸣冤啊，这是什么世道呀？！

在父亲被绑架后在蠡县中医院做过检查，一切正常，在入邯郸劳教所之前，也做过检查，均一切正常，而在这短短的几个月内，遭受了多少折磨，也扛过来了，而被打不明针、灌不明药物后，就这样悲惨的离开了我们。

我的姥姥也受其害，给我们家人带来了无尽的悲伤，是数不尽的痛苦与思念，就在写这封信之前，我梦到了我的父亲，他正看着世间的人们，他是知道我要为他鸣冤呢！尊敬的检察官们，不是好人越多越好吗？我父亲也曾经当过兵，荣立过二等功、三等功多个奖牌，在村里，推举他为干部时他谢绝了，说文化浅，怕为大家做不来，就是不想当官，一次次拒绝，请问这又不喜欢钱，又不喜欢权的人，能是江泽民想的要谋权的人吗？

父亲说过：一人炼功全家受益，也正如《转法轮》中写的一样，我们都曾沾了光，我遇到一起车祸，车轮停在我的手指边上，再一动我的手就碎了，结果我平安无事，我拍拍土，叫肇事者走了；我二岁的孩子爬着梯子到房檐下，居然没摔下来，因为两腿紧挨到两个杠子边上，电视柜上的厚玻璃从头上砸下来，玻璃碎了，却一点头皮也没破；丈夫和妹妹骑电动车，不知从哪开来的两辆车急速的包过来，他们都平安无事，而车子却拐弯了；我母亲推电动车，按到了“前进”，电动车横穿马路，却庆幸两边没有车过，直到被马路边的砖拦住，还有……就不一一列举了。

而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李东生、苏荣、万庆良……这些高官们的频频落马，背后彰显的是“善恶有报”的天理。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四日河南鲁山县法院警车翻车，三个庭长惨死，车上十人三死七伤，杨东升也惨死。辽宁沈阳三法官邹东辉、鄂安福、柳晔走着走着就不行了，脑瘫暴毙，南郑县公安局局长：齐建文，宝鸡市眉县公安局局长：苏良谋，黑龙江省大庆市八百垧公安局局长李大明都惨死，还有……明慧网上报道出来的事例有很多，但凡他们能冷静下来，了解真相，都不会任人摆布走上了不归路，他们温馨的家，可爱的孩子、外甥、孙子，失去了多少美满的家庭……

而这一切的一切，种种罪行，都是在江泽民一手指挥下，操控国家公、检、法司，610张跃贤、邯郸劳教所是迫害死我父亲的直接凶手，所以罪魁祸首是江泽民。是他导致了近一亿人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经济上的崩溃，道德的急速下滑，司法的混乱与黑暗，对法轮功和法轮功的创始人栽赃诬陷和人身攻击，这长达十六年的浩劫。

我已于二零一五年六月五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法院投寄《刑事控告书》起诉，祸首江泽民。随之带来的天象变化，及种种灾难都是善恶有报的天理，也不断的出现在人们身边。

愿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官员明智追查，如同包公在世，你的正义之举将永为后人所称颂，我含泪写完了这封信，请听听我们正义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