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被迫害致命危　湖南朱桂林控告元凶

【圆明网】湖南省常德石门县五十二岁的朱桂林女士坚持修炼使她身心受益的法轮功，自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多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医院精神科、强制洗脑班等地迫害，多次被迫害致生命垂危。

中国最高法院二零一五年五月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后，朱桂林女士控告元凶江泽民。法轮功学员诉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来，在被控告人江泽民口头密令、授意指挥下，各级“610办公室”操纵公、检、法、国安、武警等机构系统性地对数以千万计法轮功学员实行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群体灭绝政策，众多法轮功学员遭到酷刑、失踪、虐待、劳教、判刑；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610办公室”或政府、企业设立的“洗脑班”进行邪恶的“转化”（以暴力、虐待为手段强制其改变对法轮功的信仰），遭受精神和肉体双重迫害；无数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还受到政府官员经济上的敲诈勒索、被逼迫失业、失学、离婚或流离失所等。

更可怕的是，这场迫害造成现在社会道德急速下滑，社会秩序混乱，经济下滑，尤其是司法系统的混乱黑暗。朱桂林女士说：“这些年来，从省、市、县到基层，这些追随者，他们也都承受着来自高层的压力，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好人，为了职务、为了饭碗、为了自保，昧着良心犯罪，也将面临正义的审判。但目前我只把江泽民列为控告对象，是想给其中还有可能改过的人留下希望和机会，其实他们也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牺牲品，控告江泽民，也是在为他们鸣冤。我也希望他们也拿起笔来控告江泽民，因为江泽民是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是造成众多世人犯罪的罪魁祸首。”

至今有二十多万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将迫害元凶江泽民告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下面是朱桂林女士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份事实：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向社会公开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同时通过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强身健体。法轮功自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后至一九九九年七月被非法镇压之前，在短短七年间，因其提升道德、祛病健身的独特显著效果深受社会各界欢迎，吸引了国内上亿人修炼，并弘传至香港、台湾、亚洲、澳洲、北美、欧洲等世界各地，荣获各国政府、议会和社会团体上千项褒奖。

我从小就体弱多病，走路没劲，弱不禁风，一年四季感冒不断，一九九八年正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法理指导做人，道德回升了，身体得到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走路一身轻，家庭也和睦温馨。邻里乡亲非常羡慕。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开始打压法轮功，那天上午，石门县国安人员三人到我家进行骚扰，当时我不在家，出去办事，回来后他们强行带我出去证明我没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在一起，他们走时还非法抄走了几本大法书和师父法像。

被劫持到医院精神科药物迫害、生命垂危

二零零零年七月底我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被信访局非法扣押，后被非法关押到当地看守所和拘留所四个月，十一月份公安局国安向家人勒索三千元所谓的保证金才放回家﹙后被我正念要回﹚，参与绑架的是石门县国安队长及其他两名国安人员。

二零零一年正月二十三，石门县国安人员一伙闯到我家，把我绑架到当地拘留所，当地“610”头目对我丈夫单位施加压力﹙妻子不转化，就不准丈夫上班﹚，我丈夫被迫一个星期没上班。我绝食反迫害，被野蛮灌食几天后，被“610”人员把我劫持到石门县人民医院精神科进行迫害，指使精神科主任给我注射破坏大脑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达二十多天。每天还派公安局人员轮流看守。

中共酷刑示意图：注射药物

自打此针后，从骨子里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苦，每天坐立不安，坐一分钟马上想要躺着、躺一分钟马上又要下来走，每天睡也不是、坐也不是、蹲也不是、走也不是，在极度痛苦中煎熬，眼睛看东西变得模模糊糊，好长一段时间人痴痴呆呆、从外表看明显失常，路也走不稳，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不久又把还在严重药物反映中的我送到拘留所继续关押。后经家人强烈要求，才把奄奄一息的我放回家。

其间“610办”不法人员勒令我丈夫单位强行将我丈夫下岗一个月（因我丈夫工作特殊，一天不工作就会给单位造成很大损失，下岗一个星期后，领导就恢复了他的工作）。此后“610办”、国安警察、镇政府综治办、居委会经常派人到我家及丈夫单位骚扰，使其丈夫单位领导给我丈夫施加压力，挑拨离婚。

被非法劳教两年半、被迫害致生命垂危

二零零四年夏天的一天我给了在社区上班的一个人一份真相资料后不久，石门县610头目，国安队长带领一帮人非法闯到我家抄家，抄了几个小时，到处都翻遍了，什么也没抄到。

二零零四年十月八日早晨，我在沿河马路散步，再次遭县公安局国安队长等几个绑架，其中一个警察扬言：要把我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另一警察还扬言判我三年劳教。后在610头目盛中举等操控下，非法劳教两年半，十二月七日将我偷偷的劫持到湖南株洲白马垅劳教所迫害。

在劳教所长达两年多惨无人道的残酷迫害中，好几次差点被折磨致死（见《朱桂林在湖南株洲白马垅劳教所被迫害经历纪实》）。

据知情人透露，二零零零年我丈夫交给县公安局三千元“保证金”，事隔几年后，被我多次正义要回，当地“610办”、国安、公检法等怀恨在心，合伙强加罪名迫害我。由于“610办”长期以来给我丈夫单位施加压力，又用我丈夫工作机会相要挟，迫使我丈夫在我这次被绑架后不久不得不到法院起诉离婚。

刚开始我被送到株洲白马垅劳教所七二队时，早晨起床后打坐，被几个夹控恶狠狠的拖到外面体罚；进办公室不喊“报告”，连续几天只准早晨上一次厕所，到晚上睡觉前方上第二次厕所；每日用帮教、夹控车轮战逼我转化。我不转化，二零零四年腊月被攻坚迫害，连续五天六夜站着，不让睡觉，不让闭眼睛、打瞌睡，不让动，一打瞌睡夹控就用风油精擦眼睛。导致我双腿肿得连裤子都穿不进，每日头昏昏的。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我不做早操被强迫罚站半个多月。五月我不做生产，又强迫罚站半个多月。因我揭露夹控打人，不参加所谓“学习”（强制洗脑），被转到七三队（严管队）。当时我不配合迫害，不戴符号，不起立答到，被警察体罚。六月十七日开始绝食抗议，绝食期间，每天受尽折磨，警察用皮鞋跟踩，夹控用脚踹头，每天从三楼拖到一楼医务室吊水，一级级楼梯拖下来，拖的遍体鳞伤；吊完水后回去还被灌食，人被折磨的奄奄一息，血色素只有四克。

中共酷刑示意图：拖拽

二零零五年八月份的一天，两名夹控人员在走廊上正往前拖我，当时我后脑距离地面一尺多远；一名夹控上来冲我脸使劲踹一脚，我后脑着地，当场昏过去了，醒后发现后脑袋有一个比鸡蛋还要大的包，后被送到株洲市第二人民医院检查伤势，瞒着我检查结果。劳教所医务室主任对伤势做鉴定，谎说是“摔伤”，事后，劳教所对于打人凶犯亦无任何处理。

二零零七年元月，我坚持要正当炼功的权利，被再次搞“攻坚”，动不动就被夹控打，由于长时间的站，腿也拐了、脚也肿了，连脚趾都烂了，每天都站到凌晨三点多才许睡觉，导致吃不下饭。元月二十日左右我不得不绝食抗议，每天遭到野蛮灌食，四五个人把我按到地上，有的扯头发，有的掐鼻子，一名夹控用勺子把嘴撬开，经常把嘴撬出了血。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一次，一名夹控（吸毒人员）用被子蒙住我的头一顿猛打，另一名（吸毒人员、以前是七三队夹控，后调到医务室帮忙打针）则用装满开水的热水瓶子使劲按在我的手臂上，当时就烫伤了。至今我的手臂上还留下几处比热水瓶口还要大的伤疤。她们俩个还经常有事没事用被子蒙住我的头，一顿拳击、毒打。当时几乎所有警察都知道此情况，但并没有处理当事人，促使烫伤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当班警察只说“我调查一下”，之后不了了之；劳教所办公室主任看到伤势，不但没处理当事人，还调侃说：“这是在帮你找血管（打针）吧？”

二零零七年正月初一，医务室当班护士故意弄了两大碗稀饭来“灌食”，结果大部份洒在了我身上，棉衣、内衣、连裤子都湿透了。初二，我被拖去吊水。在绝食期间夹控我的包夹故意刁难，动不动就打人，用抹布堵嘴，经常和另一夹控合伙不让我上厕所；由警察唆使，伙同另外一夹控把我的头发剪的稀乱，用扫地的扫帚扫我的衣服、脖子、脸上的头发，把衣服、脖子搞的脏兮兮的，还不让洗。每天灌食后，又象二零零五年那次一样，从三楼贴着地拖到一楼，被一阶阶的楼梯角碰撞的遍体鳞伤。夹控我的包夹还把我绑在床上，伙同另一劳教人员迫害、折磨。由于长期输液，打不进去针，她们经常暴打我，喷水在我的脸上……

由于吊水时间太久，我一只手被折磨的不能动弹，另一只手也只能稍微动弹，打针的那个劳教人员故意打针在那只稍微能动的手，目的是上厕所时自己不能脱裤子，或干脆不让上厕所。有时带到厕所里，因裤子脱不下（没打针的那只手也使不上劲，打针的那只手又不让动），还是没解成，最后尿到裤子上。打完吊水、又灌食，灌的身上、脸上都是稀饭，又不让洗，连用卫生纸擦一下都不让。他们经常连续好几天不让我漱口、洗脸、洗脚，经常半个多月才让洗一次澡，对外说是自己不洗、懒惰。

二零零七年一月至四月份直到我回家，一直都被关押在严管队，我绝食反迫害，期间多次被野蛮灌食、输液打针，输液到手臂已找不到血管，最后血都抽不出来、针也打不进去，最低血压只有五十，体重降到只有七十斤，只剩下皮包骨，人都变了形，连自己最亲的人也认不出来了，极度虚弱，路也走不稳，几次晕倒在地，不来例假。即便如此，在警察的纵容之下，看管我的劳教人员还在我输液期间抽我耳光……

在这种情况下，我走路时，夹控我的包夹还在后面使劲的推，推的我踉踉跄跄。他们还故意在稀饭里放很多盐，故意把灌食的那个碗用脚踢到垃圾桶旁，别人吐痰、丢垃圾时稍不注意就溅到碗里去。这些人还把装稀饭的碗故意放到窗台上，日晒雨淋，一吹风沙子就吹到碗里，照样灌下去。我把这些非法行为提出来，夹控就马上用袜子堵嘴，再用封口胶缠上一圈又一圈。

在劳教所，由于狱警的唆使、支持，使“夹控”对我的打骂成了家常便饭：他们经常动不动就对我谩骂、拳打脚踢、扯头发。有一个夹控曾说“打法轮功不加教”。的确，这些夹控迫害法轮功学员不但不加教，反而因迫害得力，大量减教。二零零五年七月左右，因我在做早操时未站起来，当着狱警的面，“夹控”马上就把我拖出去暴打与谩骂。而有一段时间我因早上睡不着，提前起床在凳子上坐一下，五、六个吸毒犯就围上来打我。二零零七年四月九日，我全家在劳教所接见室见到我时，我的脸、头部、手、手腕、肘弯、膝盖、腿，浑身上下都是伤，手上皮肤几处被烫伤，有的地方全化了脓……

事实上，警察对夹控人员的思想行为控制相当严密，经常是一大早就把夹控喊去办公室谈话。警察的指示直接左右着夹控人员的迫害力度。他们利用夹控施加各种压力，运用高压奖惩手段控制夹控迫害法轮功学员。而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政策是来源于高层。这种指挥链致使夹控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加肆无忌惮。

家人劳教所接人遭暴力对待、酷刑折磨

二零零七四月八日，我已经被白马垅女子劳教所整整非法关押了两年半，非法劳教期已到。然而，白马垅女子劳教所以我“不放弃信仰”为借口增加非法劳教期。

二零零七年四月九日，我的家人一行四人准备接我回家，结果不但没有接到自己的亲人，还遭到白马垅女子劳教所警察的暴力对待。当时在接见室，家属们看到我被搀扶着出来，走路都走不稳，瘦得只剩了一把骨头的样子，全家人忍不住掉泪，我七十三岁的老母亲更是失声痛哭。为此，接见室的一个男警察，态度蛮横的上前制止我母亲，不准她哭出声。

不一会，又来了四、五个劳教所的警察，其中一个高个男警察冲着我母亲大吼：“不准哭！” 看到我母亲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几个警察上前强拖老人，一旁的我嫂子怕母亲犯心脏病（因我被长期非法关押在黑窝里，我母亲非常担心，担心被酷刑迫害，担心被活摘器官，担心不能活着回家，天天以泪洗面，急出来心脏病、高血压等多种病），连忙去拦拖母亲的警察。几个警察又转向嫂子，有的扯头发，有的掰她的手，有的掐她的脖子，连衣服纽扣也被扯掉了。几个人把嫂子从二楼接见室一直拖到一楼，两个男警察又将她架起，扔到劳教所的大门外。

嫂子被扔得摔在地上，头部、后背着地，头上起了大包，满身是黄土。当时门口等客的摩托车司机看到了，都纷纷谴责说：“你们这样搞，要不得！”还对我嫂子说“你去告他们，我们给你作证！”

接着，又有几个人来拖老母亲，把七十多岁的老人在地上拖，掰老人的手指，最后老人晕过去了，他们才罢手。 尽管如此，家属仍没有放弃要回亲人的权利。嫂嫂带着满身的伤痛到湖南省劳教局反映情况，老母亲与弟弟、弟媳继续找白马垅劳教所理论。

二零零七四月十二日，白马垅女子劳教所串通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公安分局，将我的母亲、弟弟、弟媳和另一名陪同的朋友绑架到石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为逼问他们在株洲的住处等情况，石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警察先将弟媳舒玲玲双手反绑吊起来，长达六个小时；而后又对其弟弟动刑，反绑双手吊打，四个狱警将他双腿扳开，几人分别用力压其双肩、双腿，迫使他的双腿硬生生的成一字形，边打，边压，边口出恶言。

中共酷刑：吊铐

就这样，为了接回亲人，我的弟弟、陪同的朋友被株洲市石峰区公安分局非法拘留了十五天，我弟媳被株洲市石峰区公安分局非法拘留了五天。十三日，我母亲被放出，四月十二日，遭警察绑架的还有关永娥与刘雪琴、小王三位法轮功学员。

家庭破裂、父亲离世

历经种种磨难，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我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本想在家过几天平静的日子。但是由于长期的迫害，给我女儿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她变得少言寡语，成绩也下降了，我的归来本给我心灵受伤的女儿带来一丝安慰，但是“610办”给我丈夫单位施加压力，丈夫承受不了打击，被迫和我离婚，我原本幸福美满，别人都很羡慕的家没了，我无家可归，只得暂住在弟弟家。二零零七年九月，当地法院在我缺席到庭单方非法判了我离婚，我女儿被判给了她爸爸。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八日，我再次遭当地“610”不法人员及当地综治办、社区等人的绑架，在常德洗脑班遭迫害。当天，我正下楼准备去买菜，几个早就守在那里的“610”、社区人员上来，把我连拉带拖的往楼下拖。暴力下，我的上衣被扯开，上身裸露在外。我抵制迫害、大声揭露迫害，引来了许多围观百姓，很多围观者主持正义，纷纷出声谴责他们的恶行：“太不象样了！”而他们不顾世人的谴责、家人的抗议，强行将我绑架到常德洗脑班。我绝食反迫害，常德洗脑班头目带头给我强行灌食，灌食中，她让保安使劲撬我的脸。我的脸被撬肿、撬伤。

二零零八年正月初七，我父亲因承受不住女儿长期的被迫害，加上自己停止了修炼（九九年“七二零”前也修炼法轮功，迫害后因怕迫害就放弃了），离开了人世。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楚江镇老西门居委会综治办主任伙同另一居委会人员，以看房子为名，到我家进行干扰，说市里来了人，干扰我正常生活。

再次被迫害致生命垂危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上午，我到石门县汽车东站给家人办事，被国安队长、国安教导员、东城派出所教导员等绑架到东城派出所非法搜身、审讯到午夜两点多，由国安教导员和另一国安人员把我劫持到石门县看守所非法关押。另外公安局五个用抢到的钥匙在我家里没有任何人、不通知家人、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伙同居委会治安主任擅自闯入我居住的地方﹙弟弟家里﹚非法抄家，抢走了大法书、师父法像、两台打印机﹙价值三千多元﹚、一台塑封机﹙两百多元﹚、一台刻录机﹙两百多元﹚、两部手机﹙五百多元﹚、两台MP3、两把切纸刀、一台电脑显示屏、高级耳机、一百多元钱，还有其它物资价值六千多元，撬坏了桌子的锁、打破了热水瓶，把家里翻得一片狼藉，五个人足足抄了大半天。

第二天，国安人员又到我家里再次抄家。我为了抵制无理的迫害在看守所绝食，五天后，“610”、国安人员指使看守所对我野蛮灌食，用又粗又硬的管子从鼻子插进去，灌些稀食，有时还加些不明药物，每次拔管子出来时会流血，狱医自己都说这样的灌食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

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国安队长和国安教导员经常到我居住的地方对我母亲进行骚扰、讹诈、恐吓，逼我母亲交电脑，国安队长当着我母亲的面说：关我一年半年，还我性命在，只剩下光壳，风都吹得动。使我七十多岁的老母在忍受女儿被非法关押的痛苦中雪上加霜。十一月二十二日晚，我生命垂危，二十三日看守所警察把我送到县人民医院抢救，二十四日通知家人，强迫我哥哥在所谓的“取保候审保证书”上签字，才放我回家。

持续不断的迫害

二零一二年四月八日，石门县国安、石门县检察院打电话骚扰我的哥哥，要我哥哥把我送到检察院所谓的“听审”，我没有配合。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二日，我正在浙江嘉兴市亲戚家帮着带小孩（一两个月大）被石门县公安国安教导员等四人伙同当地的“610”人员、大桥镇派出所警察闯进入我亲戚家，强行绑架我连夜劫持回石门县，第二天上午，我被绑架到石门县东城派出所，东城派出所所长等几个将我劫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三天后，看守所拒绝继续关押。十月十七日，我又被劫持到长沙捞刀河洗脑班，因身体出现血压高的病状，洗脑班未收。

这样的情况下，县“610”仍不放过我。十月十九日，石门县“610”头目，石门县公安局国保队长又指使石门县楚江镇综治办主任、县政法委书记、镇政府治安人员、居委会书记及治安主任等，把我挟持到我弟弟家，焊铁门，锁了我弟弟与邻居家共用的铁门，搞得邻居家小孩上学出入都很不方便。就这样，家被私设成“监狱”，被非法指派居委会两名临时工轮流值班，监视我。我被非法监禁了二十多天。

我弟弟家门前紧闭上锁的铁门，我被非法拘禁了二十多天

在“610办”的迫害指令下，石门县公安、法院、检察院合伙构陷我。十一月九日，石门县公安国安教导员带石门县法院李庭长向我出具起诉书，起诉书上捏造证据构陷我，并定于十一月十九日非法开庭。我有冤难诉，被非法拘禁二十多天后，不得已从家中出走。

我流离失所在外，当地国安还打电话骚扰我的家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份到了退休年龄，由于我被迫害流离失所在外也没去办。

后来的一天晚上我到一所大学里，因门卫怀疑我发真相资料，我被恶人构陷，又被绑架到派出所一天一夜，后被绑架到拘留所一天两夜，抄走我包里七百多元现金，四台手机，一台mp5，一台mp3等共价值二千多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