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迫害几经生死　吉林市裴斐控告江泽民

【圆明网】原吉林省吉林市华锦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原麻棉纺织厂）的裴斐女士，虽五十岁出头，但人生已是大起大落，从幸运的白领到因病难以自理，后修大法而获康复，却遭中共酷刑而九死一生，这期间还失去了至亲-一直以来相依为命的母亲。

二零零五年五月，裴斐曾因被无理迫害而致信吉林省人大常委会、省检察院。二零一五年六月，她加入诉江大潮，对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提出刑事控告。

目前超过二十万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将迫害元凶江泽民告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法轮功学员诉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被告江泽民疯狂发起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其“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指令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抄家、抓捕、拘留、判刑、劳教、酷刑、活摘器官等迫害，导致近一亿人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经济上的崩溃、道德的急速下滑、司法的混乱和黑暗。

以下是裴斐女士在控告书中陈述的一些经历。

一、人生陷入低谷时幸遇大法

我一九八七年大学毕业，原系吉林省吉林市华锦纺织有限责任公司的（原麻棉纺织厂）一名普通干部，住厂独身宿舍。我是比较幸运的白领族，步入知识分子行列，应是别人很羡慕的，可我去备受命运之神的捉弄。

大学毕业后，只干了四年好工作，正当我事业有成之际，身体却出现了问题。刚开始只是无名的腹痛伴随腰痛，我并没在意，可谁知越来越严重，什么都干不了，几经检查医治也不好，遭了无数的罪，万般无奈做了剖腹探查术并切除阑尾。本是好病心切，可谁知事与愿违，打麻药碰了脊髓神经，从此腰疼得直不起来，而且术后刀口粘连，身体恢复不过来。旧病没去又添新病，心脏病、咽炎、关节炎、低血压、美尼尔综合症。坐一会儿都累，只能半躺半卧，二斤东西都拿不动，经常休病假，小小年纪与药为伍，躺在床上，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我愁肠百结，心灰意冷，本就内向的我更添了一块心病，而且我从小就帮妈妈家里家外的忙活，这下生活难以自理，真是度日如年。肝气不舒，更爱生气，多愁善感，终日以泪洗面。四处求治，折腾个半死，也不见效果。后来我已无力去看了，家人也跟我上火，每日里愁云惨雾的，这一病就是八年。

“有病乱投医”这句话我可亲身体验过了，后来人家说个道我都去尝试，看过“外病”及气功治病，要不是母亲将她的命跟我绑在一起，我早就寻个了断了，这要是别人，我肯定会瞧不起他，认为他太脆弱。可那种无望的煎熬真的很折磨人。我因此没有成家，住单位宿舍，三天两头不能到岗，领导还得派人看看，因此同事起个外号叫“胎胎歪歪大鸡崽子”，说不行就不行，谁看我都发愁。

一九九六年的秋天，那时我才三十二岁，却是一身病，大部份时间卧床，自己连衣服都洗不了，一壶水拎不动，心脏病特别严重，心绞痛。可又被检查出患有子宫肌瘤，有班上不了，只好在家调养。

当时正是气功热，我也尝试着练了不少，身体却未见大的好转。刚好有一位老师到我家来洪扬法轮大法，我当时休病假住在我妈家，几经周折，我终于参加讲法录像班。九讲法听下来，真觉得耳目一新，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我明白了人为什么要做好人，人做什么都给自己做，善恶有报是天理，我的心里豁然开朗，坚定了做好人的信条。因从来也没有人讲过这样的道理，非常震撼，我许许多多人生中不得其解的问题都在这部法里找到了答案。

我庆幸得到了这么好的法，开始诚心学炼。学炼之后身体渐渐恢复了健康。心脏病、咽炎、低血压、颈椎病、关节炎、腰疼、腹痛、神经衰弱、美尼尔综合症等等都不再困扰我了。才享有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别提有多高兴了。遇到矛盾能够多容忍，“退一步海阔天空”，对名利看淡了，乐观知命，象换了一个人似的。觉得生活每天都充满了阳光，轻松愉快，不那么累了。大法还化解了我无法解脱的家庭矛盾，使我与多年不来往的父亲、姑姑重归于好，放下了对他们的怨恨。这要不学大法是绝不可能的。我还把我的感受告诉我的亲友，很多人从中受益。

二、坚持信仰 被酷刑折磨、几经生死

可这么好的大法在中国却遭受了残酷的打压与迫害，当时真是天都黑了。我没经过文革及各种运动，我被震懵了，我陷入了痛苦与彷徨之中，觉得出不来气儿，我不知该怎么办，但我的身心巨变就摆在这儿，千真万确，那些谎言只能毒害不知情的世人，深思熟虑后我决心坚修大法到底，我不能忘恩负义背叛师父，我要为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

在江泽民“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这种疯狂的灭绝政策下，整个国家机器疯狂卷入极端的残酷迫害之中。我遭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非人折磨，我的人格被侮辱、我的尊严被肆意践踏、我的身心承受巨大苦难，被监禁改造；被百般凌辱；被酷刑折磨……几经生死，个中滋味真是。我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甚至连撒谎都不会，竟然遭受这些难以想象的折磨，我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心底落差极大，没有人权、没有自由可言。

主要的几次迫害经历简述如下：

一九九九年九月四日，我在吉林市北山公园弘扬法轮佛法，大约有几十人吧。我当时就在那站着，不一会儿，来了很多警察，他们进入人群之中，我突然觉得自己身体一下子被拽了起来，我被两个警察想抓小鸡一样给硬薅走了，当我回过神儿来，我已被推上了警车，我们是被吉林市德胜门派出所绑架的，警察对我们任意呵斥谩骂，后来又将我们押送到昌邑分局，又被当地派出所—哈达派出所接回，他们将两个关着的犯人放出来，却将我关进了监室，后当天放回。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日，我和同修们去市政府门前弘法炼功，被送到哈达湾派出所要非法拘留我，后被单位接回逼我写保证。原本我修大法后身体恢复了，我要求上班他们说没岗位，这一来他们为了监视我，让我上班，我是干部，但却给我安排工人岗位，歧视我，侮辱我。谁都瞧不起我，朋友、故旧、同学都怕被株连而远离我。

二零零零年七.二零我去北京上访回来后，被单位王洪宝书记、组织部长于桂珍逼迫写不再进京上访的保证，说以前怎么照顾我，我却没良心，说我影响了全厂职工的生计，我现在成了“害人精”，还气得打我的头，当时单位效益不好，得靠政府救济，我以前总有病，确实没少照顾我，我万般无奈，被迫辞职，并被清除出宿舍。从此我失去了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无家无业，生计艰难。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左右，我和母亲及四位同修一起去北京上访，在九台市火车站被乘警绑架，后来被当地派出所吉林市昌邑区延安街派出所接回，被非法拘留十五天。被当成犯人坐板、穿囚服、被管制。

二零零一年七月九日晚八点三十分左右，吉林市公安局局长及公安伙同敦化市民主派出所副所长李文忠，警察都××等十多人在吉林市昌邑区延安街片警袁××的带领下，以查户口为名骗我母亲打开房门。他们进屋后鬼鬼祟祟关上房门，开始非法抄家，我拼命保护大法书，他们凶狠地将我用手铐锁在暖气管上，搜走十二本大法书、师父法像及其他资料黄布、白布等私人物品。他们将我家翻个底朝天，一片狼藉。又绑架我。他们毫不顾及我七十来岁的老母亲和我八岁小侄，孩子吓得哇哇大哭，将我拽上车，先将我拉到吉林市昌邑区延安街派出所，他们逼我招供。我说：我又没做坏事，有什么好招的？他们说：不招，带走！又将我推上车，经过两个来小时，将我带进敦化市民主派出所。

一到敦化市民主派出所，他们将我带到二楼左边的一个房间，他们往铁椅子上推我，我也不知道那是铁椅子，以为是老虎凳，说：我不坐，我只是在做好人，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谁知他们凶相毕露，大叫道：这样对待你？今天我们好好对待对待你。接着李文忠、都××等五六个警察不由分说将我按在铁椅子上，双手反拧在背后，又将手从椅背上的孔穿出，再扣上手铐，脚用脚镣扣得很紧，再将铁链绕过底梁两扣，脚半悬着，不能完全着地，李文宗等五、六个警察一起大打出手。对我一个弱女子（身高一米五）大发淫威。其中一警察用装水的矿泉水瓶打我的头、脸，还有打嘴巴的，先让我睁不开眼睛，看不清谁在行凶。他们有打身上的、大腿的，有用细绳勒小腿的，有往我身上、脸上泼水的，又有拿塑料袋套头上闷的，一呼吸塑料袋就贴到脸上，致使我上不来气，而且无法出声。大约有一、两分钟，几近窒息。只打得我头晕眼花，满口是血，后来我开始抽搐，他们竟昧着良心说我装的，抽了二、三个小时，就这样他们一直将我绑着。

第二天下午李文忠、都××又用高压电棍电我，每电一下全身直蹦，两臂被电得都是大泡，而且不让吃饭、没喝一口水，整宿不让合眼，一闭眼不是打就是骂，只觉得头脑昏沉麻木失智，就这样将我折磨五十来个小时（分二次），手脚、胳膊、腿都被扣得青肿、麻木……大腿上的青紫瘀痕大处有30—50cm（一处）、10—20cm四、五处。两腿根部的及侧面的青紫瘀痕两三年才不硬了。

这一切都是敦化市民主派出所所长任俊峰亲自指挥并参加迫害的，此人功利心极重，借迫害法轮功之机疯狂捞取名利（据说抓一个法轮功学员奖金三千元。凡是他听说炼法轮功的，就去人家非法抄家，翻到书、资料就作为证据判刑、劳教。并酷刑逼供，以便抓捕更多的人以捞取政治资本。在当地充当迫害大法的急先锋，迫害手段残酷、阴狠，在当地造成极其恶劣影响。上边还有敦化市公安局金局长、刑警大队刑侦科长边文海（现已遭报，一子已死，夫妻都成了植物人，太可悲了）与他们同流合污，为他们撑腰。因此，而更加有恃无恐，违法犯罪，任意而为。

公安局的金局长曾亲自参与迫害我，当着我的面跟警察说：一定逼她招，不说不行，我们有的是办法，可以使用各种办法。刑侦科长边文海更是嚣张，直接参与逼供。并对他们说：我们有的是办法，给我往死里整，晚上用刑将她嘴堵上，死了就从窗户扔出去！死个法轮功算个啥？边文海亲口招认：上次抓了××（大法学员），先是一群警察暴打一小时，又用电棍（高压）一小时一小时电，昏了，用水喷醒。后来在看守所里听说该人是被背进看守所的，折磨得不成样子，二十多天才起来。看守所是他们掩盖犯罪的窝点，他们互相包庇，打完了往看守所一扔，直到表面看不出伤再该送哪送哪。

在敦化市公安局看守所，我为了抗议对我的迫害，二零零一年七月十四日我开始公开炼功并绝食，早晨我炼静功时，值日警察进来阻止，并用拖鞋打我的脸二十多下。后来我又开始炼功，他们找来副所长刘士明（音）上来打我、踢我，我仍坚持炼，他就让犯人拿来手铐、脚镣将我‘固定’在监号的水泥地上。有一固定的铁环，将我戴上脚镣并将脚镣中间的铁链用锁头锁在铁环上，再将手铐从脚镣的铁链穿过（用这种办法阻止我炼功）人只能坐在地上，两腿弯曲，身体前倾，不能站立，尤其是大小便不能自理，还得承受同监室犯人的责骂。不仅身体痛苦，心中的承受巨大，特别消磨人的意志，固定长达二天二宿，睡觉不能躺下，后来手脚肿胀、麻木、不过血、手脚冰凉，后来脚趾甲青黑好几个月。

第三天早晨，副所长刘士明、所长张左臣带领恶警和老犯开始给我灌食。副所长刘士明让老犯将我拖到一个木板上，将我锁在上面（板上有铁环），然后又让人按住我的胳膊、腿，他拿着15mm左右粗纹（就象煤气管子那样的）一端带漏斗的那样管子，要给我灌食。他说刚给猪灌完（根本不是医用的，也未经杀菌消毒）不顾最起码的医学常识，他又毫不懂医学，视我的生命如草芥，非法残害我。（我当时一切正常，根本不需要灌食）他非常野蛮粗暴，就拿那个管子硬往我鼻孔里插，我挣扎，上来好几个人按我，这里唯一的女狱警（听说姓叶）上来一把揪住我头发往下一拽，又用皮鞋踩住我的额头，管子一直插入我的食管、胃、我非常痛苦，只觉浑身虚脱无力，说不出话来，心闷得要窒息了。这还不算，所长张左臣狂叫：给她上死人床！于是我又被两个老犯拖到后院一个监室，我看到地上放着一个“死人床”，后来听说此种刑具从未给女子用过，曾经绑过一个杀人犯八个月，最后只剩一口气。

所谓的“死人床”有四条床腿，上面是五块木板钉制而成，中空，板的四端各钉一个大铁环，人呈大字型，胳膊伸直，各用一副手铐铐在横条板两铁环上，脚也戴上脚镣，锁在两边铁环上，身体僵直不动，下身中空，腿向两边拽，不一会就疼痛难忍。下午二点多钟，刑侦科长边文海闻讯赶来，气势汹汹，身后跟着两名护士，一进来就恶狠狠地说：绝食了，天天给她灌，一天三次，管子也不用拔下来，就这么插着！我正告他：你也有父母妻儿、兄弟姐妹，换位想想，我做好人有什么罪，别在借“运动”之机迫害好人了。他说：你们是反革命、反党反政府。我说：那是陷害的，我们是冤枉的，是上面搞错了。他狡辩：没有错！我说：中国历次运动都是冤假错案，迫害的都是好人。“三五反”、“文化大革命”、“天安门事件”不都是错了吗？他理屈词穷，嘴上还说：那也没有错。但已毫无底气，说完灰溜溜地走了。刘士明兑完浓盐的奶粉就又给我灌食，就是想折磨我，让我痛苦，两个护士又开始给我插管。这次是医用的软胶管，我拼命挣扎，但还是被灌了进去，我非常痛苦，特别恶心，一直向外呕，最后连管子带灌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国为盐放得太多，致使我的嗓子、食管、胃部都烧坏了，从此说不出话，不能吃饭（只能进流质）不能吃盐、吃糖，在死人床上绑了两天一宿，后来他们骗我说释放两位因我牵连的功友，我当时特希望功友能出去，就答应了。谁知他们竟知法犯法，开了释放令却又将两名功友转吉林市第三看守所。几经迫害，我身虚力竭、心衰，双腿神经麻痹，不能行走。

这些人民血汗钱培养出来保家卫国的警察，却不以惩治犯罪为己任，充当江××的恶棍迫害起好人来，却是极尽所能，花样百出，凶狠残暴。

在他们眼里，人就跟小鸡似的，可以任意宰割，没有江泽民的灭绝政策他敢吗？就是真正的罪犯他都不敢。那些警察有恃无恐，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也不配称警察，真正的警察应是“警官”，应是境界高尚、大公无私、惩恶扬善的人民的公仆，是舍己为人的，在关键时刻会牺牲自己，呵护善良，惩治邪恶。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助纣为虐，残害修佛的好人。这不是什么本事，而是中国人真正的耻辱与良知的泯灭！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真正的悲哀！而真正被害的是他们自己，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谁做了什么都得还。

就这样他们又非法将我劳教二年，二零零一年八月九日被送到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我被关押在四大队六小队，狱警是丁晓红，四大队的队长叫李小华，因为我难以行走，说话都很困难，坐一会就抽搐，去卫生所检查，卫生所长郭旭就说我是装的，对我呵斥、谩骂、百般刁难，不肯让我保外就医，后来，我已不能进食，说不出话，只剩下一口气，她还说我装的，要给我灌食，我说让她灌，一切让她负责，她吓跑了。在劳教所里我瘫痪四个半月，最后人抽搐二个多月，生命垂危、奄奄一息，只剩一口气，才辗转回家。在家又躺了半年之久，一年后才基本恢复。

后来我才知道我妈几次来看我，看开始是背出去的，后来我就根本出不去了，可他们就说我啥事没有。妈妈知道我要不行了，心急如焚，整日以泪洗面，一宿一宿的不睡觉，谁劝也不行。我妈妈精神不好，就拿孩子注意，哪个没了也不行，急得快疯了，两个弟弟也愁眉不展，四处托人，可他们百般刁难就是不放，两个弟弟气得要和他们拼命，把我家逼得都不能过了。当时我大弟弟因病正在疗养院疗养，为了我的事往回赶，在火车上被小偷将三千多元刚买的手机偷去了，都是为了救我。我家还没钱，买房还欠了四万多元的贷款，人家要了八千多元才将我放了回来。还有一份白花了三四千元。

二零零二年三月十四日，我从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出来不久，腿还不能行走，姥家惦记我，让我去调养，我弟弟把车一开到门口，我被搀扶进去。可谁知村邻受毒害仇视大法，举报到吉林省榆树市八号乡派出所，所长高景平带着十多名警察半夜非法闯入民宅，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强行将被迫害得还不能行走的我再次绑架。第二天明知原委还给押到榆树市公安局。想进一步迫害我，我据理力争，当天下午被放回。但已给亲属带来巨大伤害，九十多岁的姥姥被吓的多少日子精神不好，女儿一回来就害怕，晚上做恶梦，梦中大叫说：又来抓老三了！但姥姥很明白，她不怨法轮功，她相信大法，也不怪我，她后来说：那该咋是咋地，××党是欺负法轮功了，孩子在家炕头上说抓走就抓走，太欺负人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而且，有时还去姥姥家骚扰，姥姥很害怕影响我舅家，吓得不敢让我妈回家，妈妈也因此不敢常回家，可老人九十多岁高龄需要照顾，妈妈又惦记，真是左右为难。妈妈直到离世还惦记此事，真是让他害得太惨了。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我与母亲李莹（同修）去永庆六队发资料，被一不明真相的年轻女子构陷，被五、六名身穿黑衣的人-有的是警察将我们绑架，并非法抢走了我的资料，其中有一个中等个头身材肥胖四十来岁的很野蛮，粗野的谩骂，还说看我怎么收拾你，他们打电话调车没调来，听他说把他的车开来，是一个黑轿子不很新。在车上还打电话问打手在家吗？回说只有一个。并将我们绑架到大长屯派出所，刚一下车，还没等站稳，那个身材肥胖的人（圆头圆脸、环眼、很粗野）上来就挥拳狠狠的打我的头，说是我把他车底垫脚的垫子踩埋汰了，那天并没下雨，我鞋上也没有泥，再说本就是垫脚的，怕什么泥呢？分明就是借口行凶，光天化日之下，大打出手，还对我母亲七十来岁的人谩骂呵斥，我被打后，就觉得大便憋不住，急忙上厕所。我问他们为什么打我，他叫什么名字？他见事不好，没敢露面，好象有人说他姓李。

后来他们把我和母亲分开，单独非法审讯。我什么都不说，只是讲大法真相，给我做笔录的警察（他们管他叫梁子），他只是反复的问我，我不说他就出去了。后来又进来一个警察，警号是204029 ，他很凶，谩骂呵斥，见我不说，狠狠的打我一耳光（用的是很厚的小本夹子打的）。我在面对他时，就觉得后腰和后脑被猛击（特别重），我茫然回头，看到一个一米八以上个头穿米色上衣，蓝色牛仔裤的警察（他还在念电大），我问先前那个警察：你们警察就这么非法打人吗？他说：他不是警察（后来我知道他是）。我说他打我，他说：我没看见。后来又进来一个警察，他对我又吼又叫，还打我一耳光，让我站着，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这的所长叶建民。后来那个叫梁子的警察又来作笔录，我一直就是讲真相，这时又进来一位自称是丰满分局六一零办的孙主任，又说了一些我违法，跟共产党作对，必须处理的话。我一直抽搐，九点多把我们送到吉林市拘留所，狱医值班，看了诊断说没事，把我留下了，还认为我装病，在这期间，叫梁子的警察和丰满分局法制科的王立群非法提审我，我没配合，但他说劳教我一年半。后来我一直抽搐，心脏闷疼心慌，第十一天发作严重，他们才打电话让派出所来人，去四六五医院检查，诊断保外就医，可后来他们又百般刁难，说必须得是中心医院的诊断，我已不能行走，又拖累我弟弟背着我楼上楼下的检查，我一折腾更不行了，好不容易做了诊断，谁知不几天他们又让我重做，说上次没有警察跟着不行，没办法又把我折腾到医院，谁知做完他们又说必须把我送长春黑嘴子劳教所，我身体极度虚弱，根本走不了，开始叶所长与一女协警架着我走，看我确实走不了，叶所长把我背进去的，检查来回拖着我走，出来两个人架着，几经折腾差点窒息，因检查不合格，他们看我实在不行了，这才决定让我回来。过后我才知道我弟弟怕我被送到黑嘴子有个好歹（因为我上次只剩一口气，差点死里）还托人花了七千元，我说我不是不让你们这么做吗？要做就去告他们，他们都哭了，说那里什么干不出来，他们根本不讲法律，我们不想失去你呀！我们没别的法呀！可我们家没有钱，因这又得省吃俭用，面对这浓浓的亲情我还能说什么呢？要不是江泽民的灭绝政策“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能把我们害得这么惨吗？

我自修炼大法后，身体一直很好，可那天为什么就突然发作了呢？我当时也没多想，后来我才想到是不是与他们打我有关呢？我在敦化民主派出所被打后就抽搐，在劳教所一直抽搐。而且后来牙齿几乎掉光了，我猜想与他们几次迫害及扇我耳光有直接关系。我们家忠厚老实，都没往那上想，因为不是当时发作，过后好几年才觉察！但是又能怎样，那时也顾不上找，我弟弟是医生，我问他，他说有这可能。我本是个病包子，不是修大法，我不可能撑过来。我听人家说，有的警察打人当时不怎样，过后有内伤。我这也是自己慢慢猜想的，好在我修大法，不然恐怕这辈子都毁了。

回来一个多月后，有一天晚上，我突然觉得右肋特别疼，不能动转，说不出话，浑身无力，三天后开始咳嗽，吐痰，严重时吐血，一直折腾我二年多。

三、慈母因迫害离世

我的母亲跟我着急上火、担惊受怕，日夜煎熬，背着我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哭道来，哭道去，我们被害得要多惨，有多惨！而且害怕不知什么时候警察会找上门，有时敲门声大，都不敢开门。真是没一天不担心的。

从那以后，母亲不太敢炼了，也不太敢讲真相了，我的两个弟弟也给她施压，她自己倒不太担心，七十多岁了，就怕我有事，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终究没有等到这一天，于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四日离我而去了。母亲一身的病因修大法而获新生，却因为这场残酷的迫害身心承受不住了，我不止一次的劝她，可她潜意识还是受够了，时日太久了，如果没有这场迫害，相信我的母亲一定仍然健在，会向很多人弘法，会很开心。

我因身体不好没有成家，唯一和我相依为命的母亲的离去是我最大的伤痛，我觉得我不孝顺，我一直很懂事很听话，是好孩子，考上了大学，让妈妈很欣慰，但因身体不好一病八年让她操尽了心，修大法后可下好了，又遭受无辜的迫害，我让她为我提心吊胆，没让她过一天好日子。这都是江氏一手造成的呀！我一直觉得我还应为我妈做点什么，现在我知道了，我要替我妈代笔控告江泽民，他必须还我们一个公道。

十六年来，我长期被街道、派出所非法监视居住，被多次骚扰；被非法抄家一次；被拘留一次；刑拘两次；劳教两次，依次是二零零一年七月九日二年、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劳教期间被洗脑两次；被勒索伙食费四百五十元（最低估计）、劳教期间在劳改医院被劳改科副科长指使犯人谩骂、侮辱（强行扒光上衣检查）、被在地上拖、被勒索医药费两千五百多元。因被迫辞职造成十六年工资损失及养老保险金、公积金等等五、六十万；十六年因迫害不能稳定的工作与生活造成的经济损失将四五十万；被迫害期间家认为我花费两万多元。还有给我及家人造成的精神损失；还造成我母亲过早离世等等等等。

请与我们站在一起，共同把江泽民押上法庭。愿所有善良的人们用你们的良知、正直和正义支持我们信仰自由和炼功自由的基本权利！愿所有善念尚存的人们分清正邪、明辨善恶，给自己一个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