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中卫市孙建锋遭五年多冤狱迫害

【圆明网】宁夏中卫市今年46岁的法轮功学员孙建锋2012年3月30日到朋友家做客，被中卫市国保大队李金军、李存善等多名警察跟踪绑架，被非法判刑五年零四个月，在看守所、银川监狱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迫害。

下面是孙建锋自述他被绑架迫害的经历。

一、跟踪绑架

我叫孙建锋，原兰州铁路局银川供电段职工。2012年3月30日，我休班时到家住沙坡头区黄河花园的朋友常秀娥家，后来得知被中卫市国保大队的人跟踪，31日下午我开门准备离开时，唿一下涌进来十几个穿便衣的人，拿照像机、扛摄像机，还有用手机开始乱拍乱摄，乱翻乱搜。他们四五个人把我架住推到一间屋子里，不让我动。我问他们是干什么的，证件呢？其中一人说他们是公安，拿出一个本本在我眼前晃了一下装上，我又问有搜查证没有，他们说没有，现在正在办，一会儿就送过来了，但我始终都没看到搜查证。

他们将我打印制作好的《九评共产党》书籍24本和封皮38张及电脑、打印机等工具用品全部抢走，并从我身上抢走了3个U盘和MP4 播放器、读卡器、35 个护身符及工作证、通勤乘车证、银行卡、家里钥匙等用品，至今没有归还给我。

后来他们将我、常秀娥和黄玉霞三人带到公安局。在一间审讯室，我手脚都被铐住，固定在老虎椅上不能动，坐了一夜。

第二天，有个小个子穿着便服，气焰高涨的来审讯我，我说你凭什么审问我，他掏出个小本本在手里一拍说，凭我们是执法人员。我说你是执法人员吗？他说是。我说你去问问你们领导看你们是不是执法人员。他一下子愣住了，半晌，蹬蹬跑出去，估计真是问领导去了。一会儿，蔫头耷脑的进来，也不说话，也没先前那么张狂了。他问我一些问题，我都不回答，他说你以为在这坐72小时就能放你回去吗？见我不回答，他又说，就你这态度，也是见不着我们领导了。就出去了，再也没见进来。剩下一个老一点警察，见我不回答问题，以聊天，通知我家人为由，套问了我姓名、以前被劳教的经过。

下午又进来一个高个的胖警察审讯我，见我不回答，走过来揪住我衣领往起提我，又恶狠狠的掐我脖子，掐的我喘不过气来。一会国保队长李金军进来说，这次回来你恐怕见不着你老爹了。

（当时我老爹已经八十三岁了。五年半后我从监狱回来，老爹已然离世三年了。而这之前我一点消息都不知道。监狱、家人都对我作了隐瞒，刚回到家时我还奇怪怎么没看到父亲，放下手中东西就一直往父亲屋里走，进去后看到的却是父亲的遗像。母亲告诉我，父亲离世前最惦记的就是我，一直在流泪、念叨我，担心我没人管，要母亲照管我。家人找到监狱，希望父亲最后能见我一面，但监狱不让见。父亲原来身体不好，患有糖尿病、高血压、萎缩性胃炎、白内障等多种疾病，迫害前我曾教他炼功，迫害开始后就停止了。父亲参加工作很早，但在中共的运动中一度被迫害，在农村老家待了二十年，被平反后又参加工作，对邪党的迫害记忆犹新。也因为我的多次被迫害而担惊受怕，并一度受邪党谎言的迷惑与干扰。后来经常看我拿回来的真相资料，逐渐努力的明白了真相。这些年来虽然年龄大了，身体一直还好，2007年曾没告诉家人，一个人坐火车找到兰州洗脑班，要求见我，这次没有等到我回来，心有不甘的去了。）

我承认自己制作《九评共产党》的事实，但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有罪，国保的知道再问下去没什么结果，也就不问了。第三天晚上就把我们三人送到看守所。临解铐子时那胖警察还小声问我，公安是不是执法人员？我说不是，看他不语我又说是公务员，他再也没有吭声。这些中共的警察，平时作威作福，不干正事，连自己是不是执法人员都搞不清楚。

二、在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中卫看守所是个大通铺，人满为患，十几个人挤在一张长铺上，翻身都翻不过来。每天强迫被关押人员擦锡纸（把锡箔和草纸用擦子擦的粘连在一块，说是做给死人烧的元宝用）和拣脱水豇豆，说拣好的豇豆是要出口的，都是看守所的警察自己联系的活。牢头号长（都是警察指定的）为了从其他关押人员那儿弄钱，就采用殴打、辱骂、升板（用鞋底打屁股，干板蘸水，湿板不蘸）、罚坐罚站、让多干活，不让用剃须刀、指甲刀、卫生纸、洗洁精、不让打牌、下棋、玩乐，关机（不让说话），不让其他人和他说话等等方式手段，软硬兼施，逼迫关押人员给家里打电话，多押钱。

看守所伙食很差，早上一个馒头，中午两个馒头，下午一勺面，馒头很小，面条稀软，关押人员根本吃不饱，小灶卖的又贵。馒头有数不给加，有些关押人员只好准备两个饭盆，打面时抢在前面打一盆，再排在后面混一盆，有时被发现了也不给打。

我因为没罪，一直拒绝训操、穿黄马甲。一天，管号子的警察马队指示号长黄小明，关押人员马××操纵号子里的其他人，在风场对我集体殴打，马××先动手，其他人一拥而上，对我一顿拳打脚踢。晚上其他人都睡着了，我身体疼痛，醒着。一值班的刘姓关押人员对我说，其实我们也不想这么做，但是我们不这样，别闹我们呢，我们在这里，也是没办法。其中有一名叫张鹏的关押人员，我在过度号子时他被送了进来，刚进来时吃不饱，我那两天正好胃里不适应，就把早上的馒头给他吃，后来他每天都过来拿，我也没说什么，一直到他分下去。他刚来时号长有几次欺负戏弄他，我也给劝的中止了。我分下去的时候分在了他所在的号子，这次他也动了手。我被打倒在地的时候有一脚踢在了左肋上，踢的非常重，有一星期时间我躺在床上起床翻身都很困难，感觉有一根肋骨断了的那种。当时虽没看清是谁，但心里感觉就是他，因为混乱中他的声音正好在踢我的位置。

过了十几天之后，这个张鹏突然腿发软，走路栽跟头，莫名其妙的就摔倒了。刚开始还间歇性的，有几天好有几天不行，后来就越来越严重，整个人瘫坐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拉到医院查了几次也查不出什么原因，一直到他判决下来被送到劳改队时，都是被两个人架着搀了出去的。我心里想，这也是他不仁不义的报应吧。因为之前也有几次类似的事情发生。（记得2000年在劳教队，有一个包夹我的叫郭满福的劳教人员，对法轮功学员态度很不好，一见我们互相说个话，就大呼小叫，大声呵斥，威胁要报告队长。因我晚上炼功，一屋子的人在走廊陪我罚站，他又打我耳光，又朝我脸上吐痰，咒骂不绝。一天在果园里除草，前面落下了一堆草，班长叫他去弄掉，他说是马智武的，不去。班长说不管谁的叫你去你就去把他弄掉。他很不情愿的一边弄一边对马智武骂骂咧咧。我跟马智武说象这家伙应该给点报应，马智武说就是。我俩正说呢，就见班长过去几脚把郭满福踹倒在地上，班长误以为郭满福在骂他呢。我俩笑着说报应来的好快，这还没完。郭满福跳起来想用锹砍班长，被队长看见，把郭满福叫过去，从树上折了一根条子，就是一顿抽。回去后管教干事又把全队人集中起来，叫郭满福裤子褪下腰弓起来，又是一顿黑皮管子抽。完了再叫郭满福提着裤子，挨个房子做检讨。以后郭满福再针对法轮功学员之间的接触呲呲，郑永新一提醒：郭满福，屁股还疼不？！郭满福眼睛瞅瞅，就再不吭声了。后来几个外出劳务队来要人，郭满福连连念叨千万不要把他分到六队去。六队当时在水泥厂，最艰苦，结果偏偏就把他分到六队去了。）

我右小腿出现一处溃烂，不断渗出淡黄色液体，后来面积越来越大，几乎半个小腿象蜂窝。医务室给我用双氧水清洗了几次，不敢再管我了，说我不打针、不吃药，这样下去会感染、会截肢、甚至危及生命。看守所指导员刘建国把我叫到医务室，喊来四五个留所服刑人员，把我按在椅子上，强行给我灌药。我挣扎着不让，这些服刑人员也是要在警察面前好好表现一下自己，抱腿的抱腿，拧胳膊的拧胳膊，扳头的扳头，捏腮的捏腮，给我硬灌。捏的我牙齿松动，口中吐血。在水龙头前我一边洗一边对站在旁边的刘建国说：你干的好事！刘建国看着我不吭声。看守所要我写个声明，声明我的腿有什么事自己负责，与他们没关系。我同意了，写完之后，他们连答应给的棉纱也不给我给了。我自己每天用自来水清洗，用卫生纸缠，坚持炼功、发正念。看守所值班的警察巡廊过来，隔着铁门，看见我炼功，有时静静站着看一会儿，有时说两句怪话，走了。到我被送往监狱的时候，腿部溃烂已经基本愈合了，同室的关押人员和看守所警察，他们也都感到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除了个别一二个，同室其他关押人员也都三退了。

三、非法判刑五年四个月

家人和朋友，为我从外地请了辩护律师，只见了一面，再没见面。我出狱后才知道，后来王律师到看守所要求会见我，看守所值班警察说：要想会见我必须请示沙坡头区分局国保支队。王律师找看守所所长崔广才，崔竟欺骗王律师说：我已从新聘请了律师，不需要他辩护了。王律师联系沙坡头区检察院我案件的负责人，对方电话关机。王律师给监所科警察反映，监所科说他们无能为力。

对我的庭审法院和检察院以补充侦察为由做了两次延期。我出狱后才知道，沙坡头区法院为阻止家人和朋友为我聘请的律师到庭为我辩护，擅自取消了对外公布的庭审时间，没有通知已办理了为我辩护手续的律师，自行为我指定了律师，使我家人亲友开庭时不能到庭旁听，开庭时法厅空荡荡的一个亲友都没到场。我为自己写了无罪辩护词，陈述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但法庭不听我陈述说完就宣布开庭结束，工作人员离开，我说法轮功不是邪教，庭长说到时候会有人和你说的，转身就走了。后来知道因为擅自取消了对外公布的庭审时间，我家人找到庭长刘文洪质问，刘耍起了无赖，说：要找就找院长去（巧的是，我回来后不久，就听到了主管受理迫害法轮功案件的院长魏建平喝酒后摔死的消息）。

我本人不是学法律的，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沙坡头区法院的这一系列恶意的非法所为，不但使我蒙受冤狱，使我在监狱里遭受了被长时间“熬鹰 ”、辱骂、殴打、强制灌输洗脑等严酷邪恶的非人虐待迫害，致使我身体损伤，牙齿被完全损坏等，也造成了我在法律、事实、证据方面的缺失，遭受迫害时不能依照法律维护权利。我曾在希望他们查证，但他们不置可否，无动于衷。判决下来后我做了上诉，但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的裁定很快就下来了。

四、在银川监狱遭受的迫害

二零一三年一月，我从中卫看守所被送到银川监狱入监中心，分在了四楼。当日，监区就给我安排了五名犯人专职轮流包夹管控我，让我们六人住在反省室，把我和其他人隔开，不让其他人随便和我说话。

入监中心的迫害

入监中心是全区犯人集中分流的过度地方，一般待不过三个月，环境条件非常恶劣。饭菜质量差、数量少，绝大多数人吃不饱。没有自来水，常年用的是井里现抽的地下水，冰凉刺骨。每天两杯开水都不一定保障，泡方便面也只能用凉水。纪委会的把卫生纸、牙膏、洗洁精全部收缴控制起来，不允许个人存留。不许随意出门，不到时间不许上厕所。纪委会找各种借口理由让新犯为他们买东西，他们专门有一间屋子，里边饮料、方便面、矿泉水等各种吃的、喝的、用的堆的满满的。因为入监队没有生产任务，不用干活，所以纪委会的长留犯，都是有关系有路子的。监狱又采取的是以犯治犯，警察只要结果，不问过程，所以对这些长留犯的所为，睁眼闭眼，听之任之。说是无烟监区，但烟照样倒进来，只是贵的离谱，一盒能倒到一条的价。

白天是高强度的训操，晚上是反反复复的背诵，夜里还要值两小时的班。把犯人们折腾的又饿又累、又困又乏，没了思想。白天操场上不时传来打骂声，晚上走廊里站的是因没背会而不让吃饭、不让睡觉的腿肿、脚肿的犯人。有的警察专以虐少犯（未成年）为乐，让少犯和衣在操场上来回翻滚，弄一身黑灰。让每人抓两把黑炭，撒在地上，双手握拳，拄在炭上做俯卧撑。有做不到位的，警察过去一脚从屁股上踹下去。有一少犯开完饭没走好，一警察过去，跳起来一飞脚，差点把少犯踹趴下。

给我安排的这几名包夹罪犯，有杀人的，有伤害的，有二改的，也有偷窃和在社会上乱混的。监区的这种包夹安排为他们素日养成的流氓恶习提供了展现的机会和市场，由于是警察安排的，他们又和纪委会成员是哥们，包夹我又可以使他们推掉一些学习、训练、背诵的杂事，所以觉得自己混的比别人好，有了权利，有优越感，便有恃无恐。

我来几天后监区长胡建乔找我谈话，这几名包夹人员要我过去时要蹲下打报告词自称罪犯，我没按他们说的做，他们便怀恨在心。一天，其中一名包夹人员在另外两名包夹人员的唆使挑动下，过来朝正坐在凳子上的我的脸上用拳猛击，我一直坐着未动。当时就口中出血，在地上吐了好多。他们一见，几个人把我拽起来推搡在墙角，用抹布擦地上的血。这时，纪委会负责的田辉也过来了，我当时要求找警察，他们却把我推拽到水房，强行把我脸上和嘴里的血洗掉，冲我说：有什么事先把血洗掉再说。洗掉后，他们又说监区长不在，找别人不管用，让我等着。等了几个小时不见动静，我问监区长来了没有，他们又说：监区长是你想找就找的？几个人看住我不让我去找。

第二天在训操场看到了胡监区长，我过去向他反映了昨天被打的事，监区长说，知道了，让我先去。中午有两名警察来找我，说他们已看了监控录像，我确实一直坐着未动，又问了几句其他的。下午听说打人的三名包夹人员在大厅受罚。但是对我牙齿被打的损坏情况并没有过问，我一再说，他们就是不吭声。

我被打后脸颊肿胀，牙齿松动摇晃，几天不能吃饭。找到当时的护理艾东，护理叫着我的名字说：“建锋啊，在监狱里要克服一切困难。”便不再管了。后来因牙齿被损坏的厉害，我又找了两次，但护理看看我，不吭声，走了，再不理我。过了两天，被打松动的牙齿被我用舌头一舔，就掉了。

四监区的严管迫害

两个多月后，我被分到银川监狱四监区。在四监区车间，我放下箱子，有犯人带我去干活，我说我没罪，不干。犯人去向警察报告，警察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服刑人员行为规范》第六条第十小条，第六条第十小条是“不习练、传播有害气功、邪教”。我说法轮功不是有害气功，也不是邪教。警察说：你是这么理解的，转身和另外一个警察嘀嘀咕咕去了，我大概的听到一句是，关进去让待着去，别放出来了。我在车间站了有一二个小时，来了一群警察，给我蒙上黑头套，戴上粗脚镣，几个人架着，连拖带拽，把我弄到了一间大房子。

到了大房子里，给我摘掉了头套，取掉了脚镣，脚脖子已被磨烂出血。对我浑身上下里外仔细的搜查，连我的鞋垫都被搜走。让我坐在一个锯掉腿的塑料凳子面上，手放在膝盖上，不许说话，不许乱动，不许问问题，一问就是一顿呵斥。除了吃饭、上厕所，不许起来活动。一天二十四小时，六个人三班倒，一班两人。早上六点就要坐好，晚上不知是十一点还是十二点让睡，睡觉时要躺端正，手不许放在被子里，白天不许打瞌睡。房子里没有床，是个一寸高一点的日本榻榻米式的木制大通铺，靠窗的玻璃钢隔间里有水槽和厕所。我正前方摆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两个包夹分别坐在椅子上，或吃或喝或随意的嗑着瓜子，但两双眼睛却死死的盯着我。屋顶对角是两个高清摄像头。开始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后来才知道是严管监区的四号。

严管监区的结构是二层楼四面合围成口字形，东边两层是禁闭室，西边两层是包夹组，南面是大门和警察办公室，北面二楼是个大教室，一楼是库房、信息室、证物室几个小房子。楼道用铁栅栏和玻璃钢完全封闭，中间是个风场，站在包夹组，透过玻璃，可以将禁闭室尽收眼底。后来据包夹讲，这栋建筑是2009年建成投入使用的，当时是银川监狱条件设施最好的监区，就是为了针对法轮功搞洗脑转化，上面拨专款建的，禁闭室都是次要的。

我很长时间都一直以为监狱对待抗工不干活的犯人都是这样的，却不曾想到这儿是有组织有计划专门针对法轮功迫害的地方。不能不说银川监狱在这方面做的确实是狡猾和隐蔽，把包夹组隐藏在严管监区，把转化迫害混杂在禁闭严管中，一切非法的所为都包裹个合法的外衣，把最大的罪恶深深的隐藏起来，不要说外人，就是严管监区之外的其它警察，都不知道严管监区包藏着这样的罪恶，后来把我弄到十三监区，当我把严管监区的这一系列所为在思想汇报中写出来的时候，从那些警察的反应上我明显感觉到这一点。甚至西边挂的牌子都是二级严管，迷惑外边来的人。

就这样定定的坐了十几天后，开始每天把我带到证物室，不断有警察轮流来找我谈。从监区长陆伟，教导员段明亮，指导员冯少辉再到朱义泽、王学军、孙占军、陈渊等等，所有严管监区的警察排着队轮番来，有时是一个，有时是几个。没警察时就是负责转化的犯人卢明亮，王玉楠、李玉彬、再就是包夹李涛（抢劫 十五年）、张琳（盗窃 无期）、朱伟良（死缓　掐死本单位女同事）、马二郎等等。

卢明亮，包夹组的负责犯人，固原市人，司机，在外面时吸毒、贩毒、盗窃等各样恶事做绝，因其家族中多人在当地政界、司法系统，多次逃脱制裁。据他自己讲，他一次晚上开车把人撞伤，他把人头朝下放在驾驶室副座上，按住让往出淌血。又假装道路不熟，故意放慢车速绕远路到医院，结果到医院时伤者因失血过多而死亡。王玉楠，陆伟外甥，永宁县李俊镇镇长，曾任派出所所长，警校毕业，因贪污被判五年，因为有关系，在看守所时就开始拿减刑分，被陆伟从三类犯监区借调来参与迫害。李玉彬，社会无业人员，因伤害被判入狱。

包夹组

据卢明亮说，银川监狱包夹组成立的时候，陆伟南上北下，到北京、东北、广州等各地所谓“学习”，搜集资料，所以这里的资料是最全的，而且银川监狱和北京前进监狱是什么对口帮扶关系，以前有北京来的专家指导包夹转化。开会时监狱长讲：陆伟是这方面的专家，和冯少辉、段明亮做转化工作的组合，在西北、甚至全国也是有名的。

监狱的犯人整天想的就是怎样能安逸舒适点、怎样能多减点刑早一点出去，监狱很清楚这一点，所以给了这些包夹人员极其优惠的条件，不用干活，没有生产任务，双休，可以很轻松的拿到高改造分，减刑所需的各种条件、好处多到剩余，这在其它监区是不可能的。这些包夹犯也多是监狱领导的关系户，有些犯人在入监队就听说严管监区好，跑关系找路子要分到严管监区。所以这些犯人也都特别卖力，生怕在哪一方面被警察不满意而被踢了出去，失去了这么一个舒适、安逸的改造环境。

开始只是白天来，以谈为主，后来是白天晚上都来，再后来只在晚上来，以谈为辅，熬为主了。每天所针对的都是围绕中共邪党在迫害中所造的那些自焚啊、自杀啊、杀人啊、所谓围攻啊等等谣言、谎言。虽然那些谣言、谎言都是经不起推敲和事实澄清的，可共党造编造的谎言太多了，又打着国家和法律的旗号，确实把许多人愚弄和蒙蔽住了。而且银川监狱是宁夏唯一的重刑犯监狱，过去十年以上的刑期才能分进来。很多犯人都已被关了十几年了，他们被封闭在这里，被灌输的都是邪党在迫害中所造的谣言、谎言，这些警察犯人被灌输的也真把那些谣言、谎言信以为真了，以为自己干的是合法的，是对的，而且这些犯人有警察、监狱的支持，更是无知无畏，胆大妄为。

这种每天晚上以谈话为名象“熬鹰”一样轮流熬我，一天天，一波波，一轮轮，狂轰滥炸，一直把我熬到半夜三更不知几点，就是不让我大脑有休息和思考的时间，就是想让思维混乱，好让他们有空子可钻。每天晚上谈完后还要把当天的谈话内容写下来，签上名字，按上手印，什么时候写完什么时候睡，不写就不让睡觉。第二天再从写的内容中寻找他们认为的问题与漏洞接着谈，每天如此。而且他们几个人在这边谈，几个人在监控室那边听，随时进来换班接替。当时真的是不能说什么错话，有一句话不能自圆其说，就会被紧紧抓住不放，纠缠不休，成为他们的突破口。

酷刑演示：罚坐小凳子

由于长时间踞坐在超矮的凳子面上，不让起来活动，身体的重量集中压在臀部，疼痛也是钻心的，屁股也坐伤了，坐出的青紫痕迹久久未能消除。当时熬的我又累又困，昏昏沉沉，非常疲惫虚弱，头都抬不起来。他们见我这样，就揪我耳朵，摇我头，又在我旁边放了一盆凉水，看我困的睁不开眼时，就让我用凉水洗脸、擦脸。而所谓谈话的监区长陆伟等警察却坐在高高厚厚的沙发上，高高在上，还要我把头抬起来，看着他。坐在两边的包夹人员一见我头垂下来，就捏住我两颊使劲往起抬。我摆头不让捏，他们就使得劲越大，捏的越用力。使我的牙齿更加雪上加霜，被捏的东倒西歪，先后又松动脱落了。

就这样一个多月过去了，仍然没有什么进展，他们也灰心泄气了。段明亮说，你刑期长，要是刑期短，我们也不管你了。陆伟也理屈词穷了，一天进来问我，法轮功你还想不想再了解了？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是专门做转化的包夹组，以为他们只是监狱的一般警察和犯人，只不过对法轮功的事了解的比较多。看到他们对法轮功的事了解的很多，我也有过怀疑，问过他们两次你们是干什么的，他们什么也不说，我也就再没问。当时看他们好象没改变过来，还想给他们多讲讲真相，且有点碍于情面，竟然说再了解了解。话一出口，我就知道错了，这不等于给了他们继续熬我的理由和借口吗？就这样又过了几天，看他们除了干熬我，再无计可施，自己一时又起了欢喜心，一天王玉楠问我你怎样才转化时，我竟说什么除非法轮功是邪教才转化。一念之差，被抓住钻了空子，他们便在这个问题上做手脚。监区指导员段明亮便利用监狱讯息的封闭性欺骗我说国家后来又增加了几种，还装模作样的拿出手机搜了个红头文件让我看，我尚未看清他又装回了口袋。但却把我愣住了，感觉自己正在落入一个圈套，却不知如何否定，跳出来。加上先前说的那句话又被死死抓住，竟一时被邪恶裹挟，写了“四书”。写完后，清醒了，既后悔又震惊，怎么会写了这个东西！陆伟来问我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转化是错的，陆伟变了脸，安排包夹继续熬我。

他们知道我不服，就每天放诬蔑大法的光碟，让写思想汇报。我知道他们的目的，是想让我白纸黑字的重复那些诬蔑的话，借以控制我，让我犯更大的错，让我积重难返，把我推的更远更远。我当然不会让他们的这种阴谋得逞的。每次写思想汇报都激烈的冲突。他们达不到目的，就恼恨的把思想汇报撕碎砸在我头上；把我所有的纸、本子全部拿走；让我就定定的坐着什么都不许干；不让休息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不让洗漱，还说他们每天就是在耍猴遛狗，辱骂极尽恶毒的语言，能想到的恶心办法都用了。李玉彬还用三块巴掌大的木板专门钉了个凳子叫我坐。

我想着自己明明合理合法却没能否定，被他们得逞，白纸黑字，留下了污点，那一段日子真是既惭愧，又耻辱，心力交瘁，备受煎熬，牙齿松动脱落，不知不觉间，胡须竟然也白了多一半。

一天，冯少辉把我叫过去问我怎么样，并安排包夹，让我每天在监室坐小板凳面壁。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一直坐着，整整坐了两个月。因为期间正是过年，包夹刘学忠（累犯，二改因盗窃炸药被判死缓）也得时时在监室看着我不能出去，一肚子的怨气怒火冲我发，用各种恶毒的言词对我辱骂。

2014年在《法制日报》上刊登了国家已认定的十四种邪教，其中没有法轮功，监狱订的《法制新报》做了转载。当时包夹组也关了几个“全能神”和“呼喊派”。这也是一种掩人耳目、鱼目混珠的做法，好象把我们和刑事犯关在一起我们就有罪了，把我们和邪教人员掺在一起好象我们也和他们一样。有两次我听到他们提到最近报纸上登了邪教的事，但因为当时包夹控制我，平时不让我看书，看报纸，不让我自己有纸、笔，不让其他人和我说话，看到谁和我说了话，包夹就会过去，把对方威胁一番，就吓的别人疏远了我，我有什么文字性的东西都会被他们拿走。所以我没追问。过了几天安静了，我又提起这个事，包夹刘学忠从他铺下取出报纸说，你自己看。看过后我心里踏实明确了，大声对刘学忠说：看，国家认定的邪教中没有法轮功，他意识到了什么，哎了一声，把报纸从我手里抽走。从那以后严管监区再也没有了报纸。

我把对我判决的非法性及严管监区采用“熬鹰”、“坐小凳子”等体罚虐待手段搞灌输强加、认罪转化是严重的犯罪行为等通过思想汇报写上去，徐柱（副区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这个思想汇报怕不行吧！我说徐区，如果我哪儿写的不符合法律不符合事实你可以给我指出来，他一时语塞，说那这个问题以后再说。我要求写申诉，包夹请示了陆伟，陆伟没阻拦，写好后让我交给责任警察。我把申诉写好后交给包保警察胡立，他说，路都给你铺好了，你自己不走。陆伟私下里问包夹我的余东文（故意杀人被判无期），谁给孙建锋看的报纸，余东文说是刘学忠，后来包夹组挪到十二监区再挪回严管监区的时候，刘学忠再没让回来。

监狱有要求我们每月写一份思想汇报，我就在思想汇报中，把这个事实抓住不放，反复宣扬，多次提及：法律是在法轮功一边的，任何针对法轮功的轻举妄动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国法因果，早晚不会放过轻饶。从严管监区到十二监区，再到严管监区再到十三监区，再到石嘴山监狱。既然封闭已打破，阳光照了进来，就要把口子越撕越大，不能再被堵上。在十三监区时，焦点访谈播放了贵州某法院给法轮功学员判刑的新闻，教育科组织我们去看，我有意问教育科长王希宁，我说王科长，我们写的思想汇报有没有人看，他说看，你们写的思想汇报我们都看。

后来，监狱把包夹组转移到了十二监区。十二监区是高戒备监区，主要关押限制减刑罪犯。限制减刑是2011年5月1日刑法修订后出台处罚。介于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之间。用于一些极其严重的恶性刑事犯罪。他们很多还很年轻，才二十一二岁。共党打压正法信仰，败坏道德人心，鼓动人追求金钱利益，满足欲望享受，促使不少年青人铤而走险，陷入犯罪泥潭。限减减为有期后再减刑就很缓慢 ，一次不超过四个月，被剥夺自由近三十年。可能是怕他们不服从管理，监狱新设计建造了高戒备监区。这个监区共四层，上面三层住人，走廊两头有铁栅门，中间是铁丝网围成的全封闭的警察专用通道。一楼是各种类似禁闭功能的一人间，两人间，四人间和防止自杀的橡皮屋，用于办各种名目的所谓“学习班”，其实就是变相的加重整治人，时间可以从几天、几个月到两年。限减人员在监区可以自由行动，而我们的行为却仍然被包夹严格控制。吃饭、上厕所、洗澡、甚至放风休息，包夹人员都要紧紧跟随，一旦脱管，会扣包夹的减刑分。警察由冯少辉负责，包夹犯由卢明亮和李玉彬负责，包夹组的犯人和禁闭室的犯人可根据需要随时调换。

仍然不许我看书、写字、和外边人说话。我下铺是个十几年间苦练写字，书法在监狱都很有名的犯人，因为借给了我几本字帖，被卢明亮看到后叫去威胁了一番，回来后紧张的要和我翻脸。他原判无期，已服刑十几年，因为写字好的原因，被照顾站门岗。因怕我影响了他的改造，申请搬到别的房子去了。

这样几个月后，我又被弄回严管监区。后来王玉楠和我说，这次调你回来有人准备要好好收拾你！包夹也和我说，你再这样人家把你往禁闭室关呢。收拾我什么呢？想来是国家没有把法轮功认定为邪教的事实让他们无法否定又无法面对，而我又总是汇报他们在利用严管监区滥用职权、渎职犯罪，因而恼羞成怒吧。不久，包夹组的人马又陆续从十二监区撤了回来。当时感觉包夹组好象成了个烫手的山竽，监狱放这儿也不合适，放那儿也不合适，不知怎么办好了。其实无论他们怎样做，只要包夹组还存在，他们利用严管监区的迫害行为还存在，他们就无法掩盖消除他们的罪行，除非他们解散包夹组，彻底停止他们的这一切所为。

十三监区的禁闭室

几个月以后，我和其他几人被分到了十三监区，这次没有包夹跟过来。虽然十三监区也给我指定了包夹人员，不过只是每月收取思想汇报。

十三监区是三类犯监区，是职务犯、经济犯、涉黑犯集中关押的监区。刚到十三监区的几个月，每次监区开大会，监区长张学丰都要把我大骂一通。我仍然继续给检察院写申诉、给监狱局写严管监区的非法所为和我牙齿被损坏的经过，写严正声明。我把写好的信让监区干事李占俊给我寄发，李占俊却把我的信私拆截留。并在安检的时候把我的信件、底稿、稿纸等物品抄走。我到办公室找监区长张学丰和副监区长孙占军（已从严管监区调至十三监区）要，他们说我写的东西以后不要再交给他们警察，他们没有义务帮我发。我问不交给你们交给谁？他们要我投到信箱里。我把给监狱长、驻狱检查室、监狱管理局的信投入楼梯口信箱里，有犯人给我说，大监区信箱的信都塞满了也没人收，警察叫犯人捅出来都扔了。结果一直到我又被分到石嘴山监狱，也没得到任何回应。

我家中电话一直不通，我找李占俊要求变更电话号码，李占俊说他要请示监狱，一直拖着不给我回复。一天在车间我看到李占俊过来，便迎过去问我电话的事咋样了。李占俊看看我没吭声，继续向前走。我说能行不行你给个话呀。他转过身来对我大喊：给个什么话！你这是什么态度！蹲下！打报告词！我大声说：不蹲！不打！在其他犯人把我往旁边推的时候，张学丰和孙占军从值班台上下来，从背后把我打倒在地，张学丰用膝盖垫在脸上，孙占军和李占俊按住我的腿和胳膊。张学丰冲孙占军喊：辣椒水！辣椒水把眼睛封上！又喊李占俊：去！把脚镣拿来！又冲我喊：道歉！不道歉就把你送到禁闭室！我也大声道：我没有错！不道！张学丰说：那你今年的年就在禁闭室里过了。时间不长，防暴队来了，给我戴上手铐，送到了禁闭室。

禁闭室和包夹组东西相望，是个两米见方的空间，里边放一张床板，一个锯断腿的塑料凳子。值班警察和犯人叫我坐凳子上，我没坐。我现在知道这个塑料凳子锯断腿是监狱犯人自己弄出来的，并不是什么法定的东西，而且我是警察耍淫威被关到这儿来的，并没错。见我不坐，朱伟良说：不坐坐床上！我坐在了床上。
禁闭室刚去是一顿饭一个馒头一杯水，晚上孤灯长明，枕着鞋，和衣睡在干床板上。

在禁闭室，我还在想：监狱可能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因为根据我在单位时的经验，单位折腾了我两次，单位发生了两件大事故。一次是单位无端让我下岗不久，单位发生了一起电击致人死亡的事故；一次是单位把我送到洗脑班不久，又发生了一起女技术员被电击截去双臂的事故，这是我在单位上班十几年仅见的两起最严重的事故。但当时监狱处处布满监控，各监区铁门重重落锁，犯人不能随意出入，这么严密的控制下，还能发生什么大事吗！我也不大确定，是不是自己想多了！

给我报的禁闭狱政科没批，隔离了一周就把我带回了监区，也许真是巧合吧，把我带回来没几天，监狱还真就发生了一件大事，犯人越狱。一个过去被判无期的犯人，在监狱待了十几年，刚刑满释放不到一年，又上云南贩毒，结果又被判了个无期，不知什么时候弄绳子，埋在花圃里，晚上溜出去，爬上楼顶，准备从楼顶到监墙再翻出去。虽然没成功，可也把监狱折腾的够呛。越狱，这在监狱是比死了人还大的事情，多少年都没发生过了！一时间监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形势异常紧张。安检，一遍一遍的安检，半夜三更安检，连做衣服用的松紧、拉链都有违禁嫌疑而没收。

一天放风时我找驻狱检查反映我的申诉问题和牙齿被损坏的问题，驻狱检查说他知道了，过几天找我谈。结果还没等到他来，五月，我又被转到了石嘴山监狱，分在了二监区。

五、在石嘴山监狱遭受的迫害

转到石嘴山监狱不几天，副监区长王刚带新来的人到禁闭室参观，做警示教育。禁闭室警察讲：石嘴山监狱禁闭室在宁夏是非常有名的，好多外省市的监狱都来参观学习，在银川监狱多次被严管禁闭，银川监狱管不了的犯人，在我们这儿都好好的，你们谁要是想试试的就可以来。过后王刚和我讲，你还剩几个月了，好好待着回去，要不你剩下的刑期可能就要在禁闭室度过了。安检时，王刚把我箱包里的书籍、本子、纸张、信件、字帖、字典等学习用品全部收走。我找到监区长马立强，说我的东西不违禁不违规为什么给我拿走？马立强说其它监区早就收了，二监区收的是最迟的，他们只是代我保管，我回家的时候可以还给我。同意我晚上用的时候可以找值班警察要，用完了再交到值班室。

我要了一次，第二次去要，值班警察说他不知道，让我找别的值班警察要，一个推一个，一个推一个，再也没要来。马立强要求我蹲下打报告词，我说服刑人员行为规范里没有这样的规定，马立强说这是石嘴山监狱。我找驻狱检查室反映这个问题，驻狱检查说还从来没有人反映这问题，让我去和监狱协商。我找王刚要被收走的申诉和给监狱管理局的信，王刚说他交给狱侦科了。责任警察吴队和我要思想汇报，他看到我写的国家没有把法轮功定为×教和银川监狱所为的非法性及我牙齿被损坏的情况，说你这恐怕不行，要我重写。我说事实就是这样，你就往上交。他见我不肯重写，就交上去了。以后我再怎么写他也不说什么了。

监狱开电视会议，我听监狱长讲关禁闭的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后来问从禁闭室回来的人，说是高兵，因在监区炼功被关禁闭，在禁闭室又炼被穿约束衣。高兵家在盐池，以前被劳教迫害过，这次又被判三年还是三年半不太确定。

现在又听说转化包夹组挪到了石嘴山监狱，这是典型的银川监狱偷了驴，石嘴山监狱跑去拔橛子。银川监狱这些年在610的操控下，利用严管监区，迫害了多少法轮功学员，罪恶昭彰，天理难容。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石嘴山监狱再盲目追随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实在是盲人骑瞎马临深渊，危险至极！

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人，福益家庭社会，提升大众道德，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应该受到表彰；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应被抓、被起诉、被庭审。法轮功学员坚持正信、讲清真相，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也是应当受到宪法与法律保护的。

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不仅给广大法轮功学员和家庭造成了重大伤害，而且也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所有中国人都是这场无理迫害的受害者。希望石嘴山监狱不要被无良媒体的谣言谎言蒙蔽，不要被眼前的一点点利益诱惑，而去作恶，否则，早晚必遭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