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真相中感受师父的慈悲和加持

【圆明网】大家好，我叫胡中旼，今年将满16嵗，从小跟随父母学大法。在国内上小学时受共产党迫害，因爲不入少先队被老师同学欺负，2011年随父母来到瑞典。

我们目前爲止在瑞典住了有大约7年有馀。今年也是我初中的最后一年。我在瑞典上小学时还不知道救人的紧迫，因爲年龄太小，很少参加弘法活动，因此也不知道怎么去讲，结果等到小学毕业后也没有对老师同学们讲真相。受到了这次教训后，我决定上了初中一定要把真相告诉校园里的师生，至少也要叫与我最有缘的同班同学瞭解事实。岁月不饶人，这时间一晃就是三年，马上迎来了初中的最后一年，即将面对的是严厉的国家考试。虽然我这三年来一直在惦记着要在年终前讲真相，但面临考试，我必须专注于学业，只好任由仅剩的校园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九年级的第二学期开始不久，当我们正在上课时，两位高年级的女生悄悄地来到了我们的教室。她们班的社会科学作业是每组提出一个项目，并寻找各种人们帮助，然后再将这些物资或信息提供给大型组织，我当时也没多想，很快就忘了这件事——然而时隔几天后，在一个晚上突然来了灵感：「我所要做的也属于支持人权，爲什么不能以同样藉口到各个班级徵集反活摘的签名呢？」反活摘毕竟有一个实际目标，更容易接受，而又能同时当场表态；我也在最近几年的真相活动中经常讲活摘，对这个话题也有足够的经验。又隔了几周，我主动向我的父母提出这个主意，他们也都很赞同。既然一切就绪，那么只需要获得我的班主任的许可，就可以开始了！不过，我因爲各种人心的干扰与顾虑最终还是没有向班主任提出主意， 拖到最后考试接踵而至，我只得放弃这个计划。但是也许因爲我有了这个愿望，师父为我安排了一条更好的路。

全国统一考试结束后，我们的瑞典语老师给了我们最后一份作业：写一份演讲稿，可以关于任何内容，还可以自愿选择要不要读给全班同学。我一听：完全开放的演讲内容与独立的发言时间，这不正是我讲真相的完美机会吗！在写作开始前，由于内容主题一般是最难的环节，老师问了我们班有没有什么主题可以分享一下，而我就简单概括了我想要讲的内容，想要看看同学们对这个主题反应如何。我没想到的是，我得到的反应完全是压倒性好评，同学们都对我的演讲感到十分期待。获得了师生们的认可，我便开始撰写这份重要的发言稿。结合老师在课上讲的各种发言稿写作技巧，加入了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互相矛盾的器官移植数据，再有老师建议的细节修饰，我的演讲最终获得莫大的成功。班上所有同学都鼓起了掌，老师也认爲我的主题选的非常好。

下台的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首先，学期已即将结束，老师肯定不会评分，所以这个项目肯定不是偶然，一定是师父爲我创造了这一次讲真相的机缘；其次， 我平时对上台演讲会十分紧张，特别是像活摘一般这么重大的话题，凴我自己一人是不可能在台上这么自然的演讲的。多亏师父的加持，我才能稳定地讲完我要讲的话。下课后，许多同学很积极地围了过来，询问我怎么帮助制止活摘，于是我提供了网上签名的链接。当我在撰写演讲稿的同时，我们班里的另一位同学正在筹办一场年终晚宴，并邀请了所有初三同学与老师参与，他也在班里提出了想要在活动上发言的可以与他联係。我们今年初三有四个班级，再加上老师，要是能够发言的话一定能救到大量衆生！但是出于人心与一些琐事的顾虑，迟迟不敢向他提出我要发言的意愿，直到我在班里发言完了以后得到了大量好评，终于有了信心才敢向他提出我想发言。显然，我顾虑的太多了，因爲他听完了我的发言后竟主动向我提出我可否在晚宴上发言。这个机缘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我决定要好好把握住。关于这件事，我与我父亲讨论了许久，最后对发言稿重新修改了一遍：加入了更多私人故事以拉近距离，不能让听衆们感到活摘与他们无关；再修改了一些语言结构以及语句顺序排列；同时也写进了一些正面新闻，比如各国政客公开谴责活摘等等。由于场合毕竟是晚宴，我不想扫了大家的兴，因此需要一点所谓的「正能量」。基于上次用网上徵签效果不佳的经验，我这次打印了二十份签名单，每张纸上可写十个名字，人再怎么多也一定够用。一切准备就绪后，我带上了书包开始赶往会场。

过了主持人与校长本人的发言，又上了前菜与主菜，主持人来到了我的身旁，点了点我的肩膀，要我准备发言，于是我翻出了手机里的发言稿，走到门外准备准备。而在这时，我犹豫了。回头望向会场中的一百多名听衆，不知从哪里生出来了恐惧，害怕上台演讲，脑子一时间无法清静下来。眼看着马上就要发言了，我却在这里退缩，这是什么状态？！我开始对自己严厉了起来：我已经一步一步突破各种难关到了这里，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再説了，还有师父加持，不可能会失败！重複几遍，感觉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又读了两遍发言稿，最后整理衣装，走到主持人身边示意可以开始演讲。主持人敲了敲杯子，便留我一人在衆人面前。一瞬间，万衆瞩目，我的心跳快速增进。但是想到师父与衆神都在看着这一刻，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演讲。

我讲到：在我八岁那一年，我们全家从北京搬到斯德哥尔摩，因爲我在学校由于我的信仰而被霸凌。当我被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儿童组织时，我决定不参加，因爲我不想发誓为党献出性命。因此，我的班主任把我在班里孤立出来，让同学们去欺负我。我在放学后被老师以荒谬的理由留堂也成了家常便饭。我对未来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人生也变得愈来愈黯澹。

我当时还不知道，我其实是上百万名由于自己的信仰而被迫害的民众之中的一员。在当今的中国有许多人群被迫害，其中有基督教徒和西藏佛教徒等等。被迫害最严重的人群要属法轮功学员。

当我来到瑞典后，我遇上了一个叫做DAFOH的组织。他们反对“活摘器官”，即中国政府所运营的一个器官黑市场，从良心犯身上摘除器官并以高价售出。这件事听起来很不可思议，甚至于完全不人道，而这也是我一开始的反应。因此我决定在空闲时间作一名积极分子帮助此组织，也决定在这个晚宴上让大家瞭解这件事。

这件事情很难相信，我也可以理解，因此我们来做一道简单的计算：中国在2006年完成了大约两万器官移植手术，但是那一年只有几百人自愿捐出器官。政府表示大多数器官是从死刑犯取来的，但是2007年只有大约七千死刑犯。数字完全不符合，因此最大多数的器官一定是从良心犯，中国劳教所中的大部分囚犯中取来的。活摘市场以法轮功学员为重点，但是其他人群中也有受害者。爲此，DAFOH创建了一个寄给联合国的徵集签名活动以制止迫害，你们也可以在（纸张位置）签上名字来支持与帮助我们。

但是未来还是有希望的。如今有多个国家，如西班牙、以色列与台湾等已经禁止了国民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 在西方政界中也有多名政治家公开指责中国政府这些不道德与暴力的行爲。澳大利亚也禁止了国内所有医院与中国做器官交易。现在有许多相关的纪录片可以在网上查到，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的影响，以上这些消息都很少有人听説。

有些时候我会想到过去——如果当时不搬到瑞典，我们现在会怎么样呢？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现在身在瑞典，离往事已经千里之外，而我对此也很感激。

儘管中国在联合国中拥有一票否决权，也不能阻止上百万签名者的心愿。因此，我建议在座的所有人都去写上自己的名字：爲一个更好的世界，也爲我们自己；爲一个更安全的社会，也爲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随着最后一句话出口，我迎来的是无比热烈的掌声。很多人都立刻跑到了签名纸前，爲了要签名而排成了长队。 看到大家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积极，我不禁懊悔自己没有多带几支笔。不过大家也都很包容，还在排队等待时与我聊起了天。大多数人的反应都很激动，感谢我敢于站出来揭露事实真相。有些人也向我表示，如果换成自己的话肯定不敢站出来。一名同学直接走到我跟前，把手放在我肩膀上，很真诚的问我：「你还好吗？」回到座位上，邻座的老师继续向我提问题，我就趁机进一步地讲真相，也一一解答他们的困惑。

回答完后，我走出场外乘凉，有几位同学对我说：「活摘这件事听起来完全像是北韩干的事，中国这种世界大国能干的出来真是难以置信！」而我也顺便更加详细地描述了我们家在国内遭受的各种欺压迫害。我们班里的同学，特别是主持人本人，都表示我这份发言稿修改的非常好，比之前在班里读的更加感人。还有同学透露，其实在我演讲时，台下有不少人都在默默地流泪。由于时间限制，在台下説的这些话我都没能放进发言稿里，但是看着大家这么纯朴善良，虽然信息与证据都有所欠缺，但许多人依然争先恐后地前来签名，我想，説多了可能反而会造成更多的疑问与困扰，这样也许就足够了。晚会结束时，十几张签名单上一共写了90个名字。第二天上学，我又在学校里的员工休息室获得两个签名， 加起来有92位热心人士参与了这项徵签活动，也同时对迫害表了态。

时光一天又一天地飞过，很快我们来到了结业典礼。我们学校有个习惯：每年为初中毕业生颁发奖状，表彰其杰出的表现。今年因爲我在晚宴上的演讲，我得到了每年独一无二的「社会科学奖」，而颁发此奖状的理由如下：“你不仅在社会科学方面拥有令人佩服的学识，你在人权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也值得称赞。你爲了要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坚持不懈！

听到这番话，我在上台领奖时差点被感动到掉泪，向校长、 副校长与在场的所有师生家长激动地道谢，心里也同时感激师父一直以来不停地看着我、呵护着我，爲我安排好每一步，我才能走到今天。毕业几天后，成绩发了下来，我的总成绩为292.5分，比上个学期的成绩进步17.5分，我又一次感到了师父的关照。

我很荣幸今天能作爲一名大法弟子坐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经历。在这条修炼的道路上，师父的慈悲地一次又一次地点化我。不论是在晚宴发言还是在景点讲真相，我都能感受到师父对我的加持，使我加强正念。正法的时间越来越紧迫，我也必须加快步伐勇勐精进，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最终圆满地走完这道修炼之路。

如有不足之处请慈悲指出。

谢谢师尊，谢谢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