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我叫丁晓霞，一九五六年出生在吉林省辽源市，曾是辽源市实验中学的一名英语老师，因为教学业绩突出被连续破格晋升为中学一级和高级教师，获得过吉林省优秀教师的称号，深受学生和家长的爱戴和好评。
一、修大法祛病健身 道德提升
二十五年前，我曾百病缠身，曾患有鼻窦炎、中耳炎、扁桃腺炎、胃炎、肾炎、妇科疾病、风湿症、关节炎、失眠、美尼尔综合症及乙肝大三阳等等顽疾，而且经常感冒，病痛曾使我痛不欲生。由于乙肝问题，曾被传染病院的主治医师诊断后开了休治半年的诊断，要求在家静养。
一九九四年九月，我有幸得到了宝书《法轮功》，书中真、善、忍的法理深深地吸引了我，同时我多病的身体竟奇迹般地在看书的过程中康复了。从此，我用法轮大法的法理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工作中兢兢业业，爱生如子，再也不为利益所诱惑。曾无数次的拒收、退还家长的各种馈赠，对实在退还不了的东西，就折合成现金，然后再写一封信，把钱夹在信封里让孩子捎给家长或把东西送到敬老院，真正做到了为人师表。这在当今中共教师腐败群体中是极其少见的，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的话，我也会像他们一样收受、索要家长的钱、物。
记得一九九六年有一位毕业生的家长，他儿子考上了重点高中，为了答谢我，他们两口子来我家主动劝我把当时住的71.43平米的西厢楼房换成教师新村的一百平米的采光好的新楼房，换房及装修等一切事宜和费用都不用我负责，这天大的好事儿在不修炼法轮功之前，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的。可现在我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这个便宜不能占。所以就婉言谢绝了家长的好意。
还有一年的中秋节前夕，一位家长在我不在家时送来了饮料、鱼和月饼等，第二天我找到该学生家退礼，他母亲刚一开门看见是我，就立即关门，可我已经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踏进去了，没办法，只好让我进屋了，当时他母亲含泪说：丁老师，官儿还不打送礼的呢，我就这么一点意思，于是我就耐心的跟她解释我为什么不收礼的原因，她了解了我的用意之后，这位母亲非常感动地说：当今的老师要都象您一样就好了，这个功法这么好，我也去炼。后来她也到炼功点跟我学法、炼功了。向这样的亲自去学生家退礼的事情我经历了数次。后来为了避免麻烦，我告诉儿子和丈夫，以后凡是家长打来的电话最好别接、敲门也别开。如果不小心接电话了，我让儿子告诉他们妈妈去姥姥家了。
二、邪党迫害 九死一生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之后，我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并为法轮功讨还公道，被先后非法投入劳教所和监狱迫害近九年，经历了世人无法想象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
我曾被四次绑架，两次被关进洗脑班、一次被非法劳教一年后又加期十个月、一次被非法判刑七年，被开除公职，经历了九死一生。
说公道话 遭绑架、监控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到吉林省政府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抓到长春市体育馆，强行逼迫看电视播放的污蔑、诽谤、栽赃陷害法轮功的所谓一千四百例，当时我痛苦万分，实在无法忍受，就取道去德惠坐火车去北京上访。在北京呆了十多天，与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交流，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才对，我们整天在天安门附近蹓跶，后来被家人找到并带回辽源。回来后被关进辽源市教委，强制监视居住洗脑十多天。期间被教委主任、校长等各级领导强行洗脑迫害，并株连几乎全校身体好的老师日夜轮流监管，回到家后，他们逼迫我丈夫监视我，并要求他保证我不去北京请愿，否则，他就得对我的行为承担一切后果。
后来因为我又二次进京上访，学校领导逼迫我丈夫拿出数千元钱作为他们一行六人去北京押我回辽源的旅餐费；同时全校老师的年终奖金、学校评先进等都因此而被剥夺了，致使不明真相的教职员工都非常恨我和法轮功，因为他们所有应该得到的福利都被以莫须有的理由扣发了。
市教委的监视居住结束后，我刚刚回家几天，八月末又被扣留在学校的图书室不让回家。由学校党支部书记、团委书记、校长和部份同事组成了一个帮教群体，一个个轮番的对我进行强制洗脑，从早到晚轮番对我进行说教，逼我放弃修炼。几番洗脑之后，他们见不奏效，就搬来我的父母、丈夫、孩子、姐妹等，用亲情对我进行深入的轮番迫害。先是我父母来学校打骂我，然后是我丈夫，接着搬来我年幼的儿子，儿子当时刚刚初中毕业，他一看见我就跪在地上，哭着对我说：妈妈，你别炼了，我想妈妈，咱们回家吧。我不答应，孩子就不起来。有一天他们让我大姐出面，让她谎称我父亲得了重病，现在就住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呢，而且马上就得去长春看病，不然就有生命危险。姐哭着说爸就是因为你才病危的，如果你要是不炼了，爸也许能脱离危险。如果你还坚持，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谁都不能饶了你。我当时就要去医院看个究竟，因为医院就在学校对过，可是他们都不放行。由于我当时学法不深，没有识破他们的阴谋诡计，信以为真，在情的带动下违心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写了几句作为法轮功学员绝对不应该写的话。这下学校领导乐坏了，马上就放我回家了。到家不久我才知道自己上当了，我父亲根本就没住医院，更没有要去长春看病的事儿。
一九九九年九月份，学校让我上即将毕业的两个重点班的英语课，上班期间我发现无论我走到哪里，我的一个同事就跟到哪里。有一天我去户外的卫生间，她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往我这边瞅，我出来上去问她：你为什么总跟着我？她当时就掉下眼泪告诉我是书记让她看着我的，怕我去北京上访。我当时想，我修大法后身体健康、道德高尚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有口皆碑的。连学校党支部书记在全校老师大会上都讲过：“你看丁晓霞老师，从来不收礼。”我想你们有什么理由让同事检视我？在家还让丈夫看着我，上、下班都由他来学校接、送我，凭什么这样对待我？家里外面都在监视我，我哪里还有自由可言？所以我决定必须去北京找江泽民，澄清法轮功真相，用行动雪耻。只有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我才能清白。
一九九九年教师节的第二天早晨，我趁丈夫那天没送我去上班的机会，在去学校的路上，为了避开全社会的围追堵截，我打了个出租车到了四平，然后坐上了通往北京的大客车。一路上到处都是关卡，各级流氓政府都卖命地执行江氏的命令，每次停车检查身份证，我都求师父保佑而躲过，从而顺利抵达北京。
再次来北京，我就先去了一个博士后同修家了解北京的迫害情况，形势非常严峻，因为凡是去信访办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几乎都被抓了。我们对一千四百例中各自知道的情况进行了核实。其中有两件事我们进行了交流，一个是关于中央电视台污蔑师父篡改生日的事件，那位同修在网上查到了催产素是在一九五二年确定其分子结构，在一九五三年科学家文森特•迪维尼奥的团队合成了可应用到为妇女催生的人工合成催产素。
还有央视播放的污蔑、嫁祸法轮功的所谓“辽源市的上吊自杀的李友林”的假新闻事件。那件事发生在一九九八年五月，当时在辽源市第二中学校后山的山坡上有个大铁架子，李友林就是在那个地方上吊的，当时有一个同修正巧路过那里，目击了假现场，看见一个人正在大架子上吊着，旁边摆着几个砖头，在砖头上放着一本翻开师父照片的《转法轮》，旁边还有一根抽了一半的香烟等等。她立即给我打了电话并描述了现场情况，当时围了许多人，我问那个同修，这个人是你们炼功点的吗？她说不是，在炼功点和学法点上从未见过此人。周围的邻居也说没看见过他炼法轮功。接着公安就来处理现场了，还录了像。此事过去一年多了，万万没想到这个假现场被收录到栽赃陷害法轮功的一千四百例当中了。（现在这个栽赃陷害法轮功的漏洞百出的丑剧，已经查明是当时的龙山区公安局副局长段继正一手经办的，这是他在迫害很多法轮功学员时公开承认的。如果政法委罗干不授意，段怎么敢栽赃法轮功。交流完后，都意识到这些都是对法轮功的蓄谋已久的迫害。由此我们当时就知道了那个所谓的一千四百例也都是这么编造出来的。
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家乡同修，我们决定去中南海找江泽民反映情况。我们来到了中南海，在中南海对面的一个护卫挡住了我们，问明情况后，马上叫来了警车，我们被绑架了。先是在前门派出所，晚上把我们拉到一个不知道名字的看守所。进去后，狱警命令我们脱光全身的衣服，对我们分别进行侮辱性检查，随后每人扣了数百元钱，给了一套被褥和一双四十多号的布鞋、肥皂、牙刷和吃饭的缸子。关进牢房后，褥子、鞋子和肥皂都被牢头拿走了。在那里狱警满口脏话，一说话就骂人，什么难听说什么。呆了几天后，辽源市国保大队的一个科长把我押到了辽源市驻北京办事处，第二天，我校两个领导带两个体育老师，还有我丈夫、妹夫等把我押回辽源，整个去北京的来回旅差费的几千块钱都是逼迫我丈夫出的。
我们刚到辽源火车站，东吉派出所的警察就把我们两个押走了，到派出所后，警察江洋和一个所长就开始对我们一顿谩骂、侮辱和拳打脚踢。晚上我们被绑架到看守所，在那里，每天两顿饭，早上十点、下午两点，吃的都是发了霉的玉米面窝窝头，喝的是犯人捡的冻白菜熬的汤，浮头飘着一层黑沫子，有时是发霉了的青萝卜干熬的汤，根本就没法吃。那里从来不给我们喝开水。没日没夜地缠牙签，后来我们就悟到不该干活。我们也没有罪。通过炼功和讲真相，开创了环境，很多犯人由此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真相，不再欺负法轮功学员了，而且我们炼功时还帮我们看着警察。
遭非法劳教
一个月后，我被非法劳教。当时我是吉林省首批被关入女子劳教所强制劳教的五个法轮功学员之一。女子劳教所的警察唆使犯人阻止我们炼功，只要我们开始炼功，那些犯人就像疯了一样对我们拳打脚踢，用旗杆或鞋底子没头没脑地往死里打我们。每天晚上我都过着惊心动魄的地狱般的生活，白天被奴役打书页子十八、九个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后来，我们绝食抗议，被残酷的野蛮灌食，警察把极咸的玉米糊用盆往我嘴里灌，我呕吐不止，玉米糊喷的到处都是，我的门牙因此被铁撑子撬得松动、变形。
女子劳教所执行江泽民的“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的灭绝政策，在其纵容、包庇下，更施以“打死算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残酷手段下，要求全国的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要达到百分之百的“转化”率，因此那些被利益驱使的警察们为了奖金、为了工作业绩丧心病狂地对全体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转化”。我所在的严管队紧挨着狱警室（刑讯室），每天从早到晚都会听到电棍的啪啪声和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时的惨叫声，走廊里到处都弥漫着肉被烧焦的味道，我也经历过上万伏电棍的电击。警察臧丽、金丽华拿着两根电棍电我，她们专门电击我的颈部、腋下等敏感部位，那个感受至今都不寒而栗，脖子被烤焦了，伤口好多天后才好。
二零零零年中秋节前后，劳教所的范所长等，把我们十来个他们认为的法轮功重要人物，押送到公主岭市的市委会议室，给我们几个开会，会议由市委秘书长亲自主持，他们想在我们师父的生日上做文章，找来八十岁的接生婆潘继芳胡说八道，说师父是一九五一年七月份出生的，是她给师父母亲打了一针催产针。话音刚落，秘书长得意洋洋地问：“你们谁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都可以问。”于是我问：“潘大娘，据记载一九五三年才在国外的一个生物实验室里合成了催产素，一九五一年咱国家哪来的催产针？”这时潘老太惊慌失措，立刻站起来，满脸通红，气急败坏的大声说：信不信由你。同时快速逃离了会议室。会议由此中断。潘老太为什么要立刻快步走出会议室？因为她在撒谎，她怕露馅。
就因为我提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被押回劳教所的当天下午，我被范所长单独关进仓库，威胁、痛骂了近两个小时。劳教所不相信我得过的乙肝大三阳是炼法轮功好的。二零零一年的一天，他们密谋找来我丈夫，让他拿钱，劳教所带我去吉林省医院抽血化验。那天早晨在大门口我看见我丈夫和我二姐了，但却没让我接见他们，他们是送钱来的。当时去了三辆警车，押我的警车在中间，在化验科抽了多半针管的血。从此这件事就再也不提了，我要回家的前夕，大队长才告诉我化验的结果，她说：“我找了一个专家给你看的化验单，你的血化验后五项指标都呈阴性，专家说你根本就没得过乙肝。”我知道她们为什么让我去医院的目的就是想证明我的乙肝没好，好利用此事为由“转化”我。此事再一次证明法轮大法净化身体使修炼者达到无病状态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是我的结婚纪念日，劳教所和辽源市“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勾结起来，变换招数迫害我。把我一人从劳教所直接拉到辽源市商校，给我办洗脑班。他们找来我年迈的父母、丈夫和孩子及我家所有亲人参与迫害我。经历过中共历次运动的老父亲早就被中共迫害怕了，一见到我就声泪俱下，先劝我“转化”，随后父母一起给我跪下。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讲，父母给子女下跪，子女会因此将受天谴。见我仍不放弃信仰，劳教所三大队的三个警察一起骂我，旁边还有个派出所来监管我的警察和不明来历的人一起用恶毒的语言骂我。几乎所有的亲人都被他们利用来参与迫害我，丈夫、儿子、姐妹、外甥等等，一个个哭得死去活来。看到亲人们痛苦的样子，比让我死还难过，好像天塌了一样。
五月一日那天，辽源市委主抓迫害法轮功的副书记王某亲自来商校洗脑班劝我放弃信仰，他伪善的说：炼法轮功的99%都是好人，后来又补充说了句100%都是好人，现在国家不让炼，咱们就得听国家的等等。
劳教所为了迫害我的信仰，真是想尽邪招，在那段被迫害的日子里，先后有吉林省专家学者团、吉林省体育学院、吉林省宣传部副部长、吉林省军区的一个胖头头、辽源市副市长、吉林省公检法司联合帮教团等部门都来劳教所参与迫害过我的信仰，他们都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其中有个专家模样的人，我跟他讲我怎么好病的，怎么做的好人，他对我把家长的馈赠退回去不理解，说我不近人情。中共迫害真、善、忍，导致人们的好坏善恶的标准都扭曲了。江泽民集团坏事干尽。不会因为我们是好人而动一点恻隐之心。相反用的都是软硬兼施的欺骗手段。省委宣传部那位副部长也先后来劳教所两次专门“转化”我，他还把和我谈话做了记录、录了像。有一个省司法厅的人，跟我说：只要你现在就跟《转法轮》这本书决裂，我马上让你回家。全是骗人的谎言。记得副市长徐增力来劳教所，一见到我就说，丁老师，我来接你回家来了。说的非常冠冕堂皇，我问有条件吗？他说别进北京就行。我说那不行，北京为什么不能去？回家不应该有条件，我要求无条件释放。结果诡计被揭穿。后来有一部份同修就上当了，临释放时都写了放弃修炼的四书。还在劳教所开了个会，影响非常的不好。在此期间，学校的领导也来过数次，表面都打着为我好的幌子，其实质都是配合江泽民的迫害政策，如果学校真的那么需要我，为什么我从劳教所回去了，反而不让我上班？
我在被非法劳教期间，学校每个月只给我一百块钱生活费，其余的工资都被扣发了。
二零零零年末，辽源市委组织部的一个头头特意去劳教所，当面给我开出党籍，让我签完字后，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没有？我说：我为党失去一个优秀的党员而感到遗憾。因为当时我对邪党还留有一线希望。没认识到它已经邪恶至极了。
江泽民迫害善良，可是人们心中都有一杆秤。在我被劳教期间，我教过的很多学生和家长都想来看我，无奈不让见。记得我过去教过的一个学生，毕业后当了官，他听说我被劳教后，给他母亲打电话时哭着说：妈，没有丁老师的昨天，就没有我的今天。妈，您可一定要想办法去劳教所看看丁老师。这是后来他父母来女子劳教所看我时告诉我的。我记得当时整个见面过程中，他母亲一直在流泪。
那时儿子和丈夫每个月都去长春看我，因为我不“转化”，或罢工、绝食等，就不让我接见了。冬天，公交车上非常的冷，四面透风，数九寒天的，来早了，儿子的脚冻得跟猫咬的一样疼，没办法就在地上来回跑，这是后来孩子告诉我的。
二零零一年七月初，我从劳教所被放出来。
被关洗脑班
学校领导怕我跟师生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及我在劳教所里被迫害的经历，他们不让我上班。
二零零一年九月中旬的一天，学校三个领导带领三、四个警察来我家绑架我去在工业学校办的洗脑班，我不去，他们就下了很多的保证欺骗我，说几天就回来，在洗脑班里，每天都有不同的类型的人来给我们洗脑，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我利用这个机会就给那些人讲真相，讲自己在劳教所所受到的迫害，讲法轮功如何净化我们的身体、如何高尚我们的道德等等。再后来，那些人讲不过我们，就不上课了，但也不放我们回家，逼我们放弃修炼，而且还威胁我们，不“转化”就继续劳教。在洗脑班迫害了近一个月，我们集体绝食才放了我们。后来还是把柳姓的两个兄弟送长春苇子沟劳教了一年。
遭非法判刑七年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七、八日，我又被辽源市东吉派出所的恶警跟踪绑架，把我关押到东吉派出所后面的一个车库里进行秘密刑讯逼供，把我固定在铁椅子（也叫老虎凳）上，他们就开始给我施加冻刑，当时外面下着小雪，警察有意把车库的门大开着，让寒冷的北风夹着雪粒吹进车库，两天一宿的酷刑迫害。他们逼迫问我为什么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写信？还有谁参与啦等。期间他们不给我任何吃、喝的东西，不让我睡觉，当时天非常冷，国保大队的高姓警察，把水龙头打开后，一盆一盆的接凉水，野蛮地往我的上衣衣领里灌，然后又解开我的裤腰带，往我的裤子里灌，几盆水浇过后，他还觉得不够劲儿，进里面拿来一个电风扇，把电扇调到最高档，紧挨着我的鼻子处吹我，当时我无法喘气，冻得全身发抖。接着高姓警察又左右开弓打我嘴巴子。最后，他们给我灌了两片扑热息痛，说你们不是不吃药吗？别感冒了，先吃两片药预防、预防。当时有三、四个警察一起野蛮地给我灌药。有捏鼻子的、搬头的、灌药、灌水的，因为我的四肢被固定在老虎凳上无法动弹。他们灌完药后，我的胃不久就翻江倒海的难受，因为我已经有两天没吃、没喝任何东西，经过两天一宿的非人折磨后，当我被从老虎凳上放下来时，头晕目眩，双腿几乎瘫痪，被两个警察架着把我关进了辽源市看守所。
二零零二年九月，龙山区法院对我们九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在法庭上他们剥夺了我们所有的权利，不允许法轮功学员说话。记得当时法轮功学员杨桂芹在法庭上说了句：法轮大法好，就被旁边的一个法警重重扇了两个嘴巴子。我被非法判刑七年，杨贵芹被判十四年，她妹妹杨贵俊被判十二年。
吉林省女子监狱的酷刑、命案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日，我们一行五名女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我和杨桂芹被分到四大队，杨桂俊被分到二大队，不到一年这两个姐妹就先后被迫害致死。
在那里，我们经历了更加严酷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监狱利用杀人犯和无期徒刑以上的重刑犯人看管、迫害我们。记得我来三小队的第二天，恶警赵冬霞，先给我洗脑，然后从第二天晚上十点开始，连续几天不让犯人睡觉，株连全体犯人陪我一起学污蔑大法的文章。有一天，赵冬霞让我在她对面站着，然后她边念那些污蔑大法的书、边厉声的训斥我，同时带动全体犯人一起批判我，快半夜十二点了，赵和包夹我的那几个犯人不知道什么时候都溜走了。劳累几天的犯人终于爆发了。全小队四十多人，一拥而上，她们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薅我头发的、踹我的、打嘴巴子的、推搡我的、扳倒我的，有一个犯人薅着我的头发往床栏杆上使劲撞，我的头被撞出了个大包，头发被薅下。年岁稍大一点的个别人虽然没有动手，但都大声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就犹如羊入狼群。过后我去狱警室找警察赵冬霞，告诉她那些犯人一起打我了，赵问押我去狱警室的犯人刘静平等，“谁打她了？”刘立刻说，“没打。谁看见打你了？谁打你了？”因为我刚去，除了看着我的那几个包夹犯人之外，我谁都不认识。这时赵冬霞还假惺惺的说，我刚回来，打你哪里了？我就让她看我头上被撞出的包，她马上帮我揉揉，假惺惺的边掉眼泪，边继续逼迫我放弃信仰。
警察赵东霞和包夹我的犯人定出了一条阴毒的诡计，即连坐制，就是我什么时候妥协了，什么时候让犯人正常休息。
一天，包夹我的几个犯人，在夜里十二点以后，把我弄到厕所，开始软硬兼施逼我在她们写好的保证书上签字，我不签，杀人犯刘静平就施用苦肉计，气急败坏地把厕所门、窗都打开了，然后往地上泼了几盆水，因当时天气非常冷，还没给暖气，她带头给我跪在满是凉水的地上求我签字。刘见我仍不就范，就又把刚刚睡下的几个年轻犯人找来也一齐下跪，求我看在可怜这些犯人的份上，就签个字吧。我不签，惹怒了犯人刘静平，她开始骂我、骂师父，并威胁、恐吓我，就这样一直折腾到天亮。
与我同时入监的杨贵芹于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被迫害致死后，监狱继续执行让犯人监管迫害我的办法。二零零三年六月四日，因为我在车间盘腿，遭到杀人犯刘静平的公开辱骂，二零零三年六月五日清晨，曾以死抗争对我的无理迫害，因此我被关进监狱的牢中牢“矫治队”一百一十二天。期间由专门的犯人看着，有一天我被警察和犯人押着在监狱门卫处被抽了一管血，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单独给我抽血？为什么不去监狱卫生所抽血？现在我明白了，很可能那一管血是要给我活摘器官配型用的。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这个令我永远难忘的日子，那天我被弄到专门迫害、“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教育监区，在那里我被两次上抻刑迫害。
最严重的一次迫害是在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二十八日，整整一个月。我被弄到教育监区最令人恐怖的五楼图书室里被单独折磨。房间里放了四张上、下层的床，四个犯人打手，一个犹大，门口放着一个让我能大小便的水桶。我的命运就掌握在这几个犯人的手中，监区任由这些犯人任意蹂躏我。头三天由犹大于洪荣先用谎言欺骗的方式给我洗脑，她为了表现自己，曾参与加重迫害了很多法轮功学员，给监狱长、监区长出了很多坏主意。后来她指使石燕、史传霞等四名犯人给我上抻刑，而且要达到极限。那四个打手身体都很粗壮，一人拿一根用几层白布扎成的柔软的绳子，分别系在我的四肢上，系的是猪蹄扣，然后她们四个分别在床的四个角上一起喊：一、二、三、绳子就被抻到了极限。接着再把这四根绳子分别绑在床柱子上方的橛子上，橛子越高我就被吊的越痛苦。那个猪蹄扣越动就越紧，我疼的就越厉害。当时我感到那四根软绳子，立刻就变成了四把锋利的刀，血立刻就从四肢被勒破的地方流了下来。手背快速的肿了很高，呈紫黑色。上抻刑后，所有参与迫害我的犯人都出去了，任凭我怎么哭喊都没有任何人回应。
持续给我上抻刑十一天后，四肢早就被勒得皮开肉绽，流血化脓，一天三次，每次都在一个半小时以上，最后一次一直抻了近四个小时。每天晚上即使我被放下来了，也都无法入睡，那四根绳子依旧勒得很紧、很紧，疼得无法排解。那种痛苦无以言表，无法形容，太惨烈了。真如五马分尸。
上抻刑期间的每一天，我的大小便都是在床上由值班犯人用我的脸盆接的，接完后根本不给擦留在身体上的粪便。被固定的四肢不会因为我解大、小便而给放开。有一天深夜，我的手腕被勒的太疼了，我见她们都睡着了，就悄悄地活动右手腕上的绳子，结果就被犹大于洪荣看见了，她马上把那几个犯人弄醒，告诉她们，我解绳子了。这下激怒了当时值班的张姓犯人，她疯了一样骂我，随后这四个打手一起冲上来，把床垫子全撤走了，把我的四肢重新用力绑紧，然后高高地吊了起来。整个身体的重量全都作用在这四根绳子上。我的手腕、脚脖子马上又血肉模糊。
十一天的酷刑折磨后，当我被卸下来时，身体被抻的变形，直立时呈七十五度前倾，至今仍留有后遗症。两个手臂跟木头一样，抬不起来。我受酷刑时躺过的床垫子被汗水浸透了多次，里面的棉花板结后呈大半个人字形，手指和脚底至今还有麻木感。当时正值酷暑，房间热得不行，每天汗水、泪水交织在一起。真是地狱般的痛苦折磨。
在教育监区，三楼是专门单独给每个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上刑的楼层，监狱采用各个击破的恶毒手段，每个上刑的房间几乎都配上四个犯人打手和一个犹大，房间不够用时，把五楼图书室、警察的库房都倒出来，绑上法轮功学员。四楼是正常监舍，严重时几乎有一半监舍都有被上抻刑的法轮功学员。为了掩盖罪恶，她们专门把用于上抻刑的房间的门、窗都用报纸糊上。上面领导来参观时根本就不往这些地方领。
在吉林省女子监狱，恶警专门挑最狠毒的犯人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这是何等的荒谬。那些参与迫害我们的犯人可以为所欲为，想怎么折磨我们就怎么折磨我们。因为她们有江泽民和警察撑腰，而且她们也都要表现、讨好政府，都要立功减刑，所以都争先恐后地参与迫害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在身体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的同时，还得听那些犯人不堪入耳的辱骂和犹大的不间断的洗脑，身心备受摧残。
在女子监狱期间，我被逼得生不如死，也曾三次以死抗争过。现在左手腕处还留有疤痕。这都是无恶不作的中共邪党逼的。它不让人民身体健康、不让人民道德高尚，它害怕好人健康地活着。它喜欢说假话、搞欺骗、出卖良心的恶人。修炼真、善、忍的好人还往哪里“转化”。那不就是逼良为娼吗？这个令我无法生存的抉择是江泽民和中共邪党逼出来的。
当时的教育监区的大队长曹宏在会上不止一次地替那些迫害我们的犯人打手们撑腰、打气，她说：那些包夹你们的刑事犯多不容易呀，人家在家时都没有给自己的父母端过屎、端过尿，却给你们干这些活侍候着你们，给你们端屎端尿的，你们怎么那么没有人性。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女子监狱在逼死、逼疯好几个法轮功学员后，负责“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副监狱长武泽云和教育监区的大队长曹宏不但不思悔改，反而不止一次地叫嚣：“坚持不“转化”的只有两条路，一个是死、一个是疯。”在她们的极力的迫害下，当时就有于立新、邓士英、韩翠园、杨桂芹和杨桂俊俩姐妹先后都被迫害致死。何华等三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精神失常了。
我离开监狱后，还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疯我就不得而知了。
遭非法开除、频频骚扰
在那些年的迫害中，我先后被开除公职，已经定完的高级职称被强行拿掉。失去了生活来源，加之丈夫失业，儿子年龄尚小，生活十分困难，后来因为孩子上大学没钱，丈夫只好把唯一的住房卖掉。丈夫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当时很多亲朋好友都劝他趁早跟我离婚，以免受到更多的牵连，可丈夫顶住各方的劝说及社会的压力，他来监狱看我时说：不就七年吗，我等你。
我从监狱被释放回家后，无处安身，为了生活我去过学校找领导给我安排工作，可是没有任何人能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后来我昔日的学生们听说我回来了，就陆陆续续的把他们自己的孩子、亲朋好友的孩子和同事的孩子都送来了，让我教他们外语，我用修炼人的心态指导自己的教学工作，认真备课、精心制作全套教材的教学课件及配套习题试卷，深入研究教法，使课堂生动、活泼，激发了孩子们学习英语的兴趣。精心批改，严格对待学生们的错误笔记。引导孩子们诚实守信、善待彼此，遇事要互相忍让。同时用多媒体教学弟子规，逐渐增加了古圣先贤的动人的故事，教孩子们怎样做人。经过十年的精心教学，我的英语班越办越好，成绩突出，远近闻名。在办补课班的早期，当地的警察发现了我的补课班，曾数次来骚扰，弄得我和学生们学习都不得安宁。
近期得知我市的法轮功学员刘香卓、项丽杰等又被秘密判刑、抓进监狱迫害，生死不明。她们两个都是第二次被送进监狱迫害的。其中刘香卓又被非法判刑五年，项丽杰刚刚结束八年的刑期，她的身体在女子监狱已经被犯人打残废了，有一个胳膊失去了功能。现在又对她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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