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相 救人急

【圆明网】一、得法

十岁，我有幸得法。在国内集体修炼的场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当时我常常参加晚间的洪法与周末的晨炼。有时会有市里的大型洪法，在大公园，在景点风光带，在周边的县城等⋯⋯我小时候好动，贪玩。有一次师父点悟让我看到了差距。当时晨炼在体育馆，天没亮就开始。我打坐刚40分钟就下来了，然后捧著足球绕到场外踢球玩去了。正午时间，準备回家，经过主场馆时，看到一位二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同修还在原地打坐呢！

我在运动场座席的这一端，他坐在另一端，从早晨一直做到中午。炎炎盛夏，他端坐在那，一直保持著双盘结印入定的状态，似乎整个运动场都跟著被定住。我当时心里说不出来的滋味，那股肃静、祥和的场让我永远记住了炼功人应有的状态以及自己在个人修炼当中的差距。

受此启发，我对于炼功的重视程度也加深了。后来我就努力按照师父的要求，“能做多长时间就做多长时间”，也形成了加长炼功时间的习惯。有一次晚上在家里和父母一块炼功，他俩炼完睡了，我还在坐着，父亲让我別炼了赶快去睡觉，我说“炼功比睡觉好”，继续炼。

当时，我们家在市中心是学法点，学法在晚间，十几二十位同修，轮流朗读《转法轮》以及《精进要旨》，并定期观看师父讲法录像。学完法后，大家交流最近的修炼心得。有的讲学法中的新认识和疑问、有的讲炼功中开天目看到的神奇景象、有的讲在工作当中遇到的心性摩擦过关考验⋯⋯

师父的讲法深入浅出，直指人心，让我觉得特別真实、亲近。加上同修们热诚的交流。我后天形成的无神论及其它变异思维在集体修炼的环境中似乎被解体於无形，我一改闭着眼睛反对特异功能的状态，非常相信师父讲的这一切。我的外婆、父母等亲友更是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案例，他们修炼前身体非常不好，但仅仅修炼数天后就得到了好转或完全康复。

得法后，可能是源自於生命深处的期盼和渴望，在学法不深、感性为主的得法初期我主动的想要参与集体学法。有一次在放暑假期间，师父新讲法出版了，全区集体学法，母亲同修在她单位安排了礼堂，供大家学法使用。当时旱灾，酷暑炎炎，但同修们得知师父的新经文出版了，都在第一时间不约而同的前去学法。我年龄小，没有接到学法通知。我们家在市里另一边，坐车都得一个钟头。我独自一人在家，决定要参加这次集体学法，於是叫上院里的小同修，步行穿越整个市区，赶去参加学法。抵达会场后我推开门缝，见到满场的同修正襟危坐，当时义务辅导站站长坐在中央处，只见她一手捧著新经文，一手托著眼镜，一字一句的朗读师尊的讲法，大家坐在周围认真的听，会场内肃穆安静，只听到师尊的讲法。

“集体学法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集体炼功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 《二零一六年纽约法会讲法》同修们对于学大法孜孜不倦的渴求，集体学法中同修们比学比修的场景让我永远的记住集体学法修炼的重要性。作为后得法的新学员，我非常得益于集体修炼的环境，在短时间内打下的基础与印象，为之后的修炼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谢谢师父！

二、校园反迫害

九九年六月，放学了回家期待着集体学法。还没进家门，院子对面的邻居小伙伴就打开窗户向我吆喝，“你快看看电视吧，你看你还让我们炼法轮功？！”我立刻打开电视机，看到许多可怕的甚至是非常血腥的画面，和强烈的、不间断的攻击大法的播报宣传。就这样，於一九九九年六、七月起，这场由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全面发生了。

为了向世人、向当局澄清大法真相，呼吁恢复法轮功应有的和平安定的修炼环境，当时相当多的同修们都不承认这样的不公对待，更无法接受与对大法、对师尊的攻击，决定放下各自安定的家庭生活，走出去反迫害。

父亲同修九九年去北京和平请愿后长时间杳无音讯。母亲同修希望护法的心也很强烈，然而面对社会家庭的责任一时间她面对艰难的选择。当时家里上有年近八十的老人需要赡养，下有年少的我还在上学需要人照顾。有一次我们学法后进行交流，应不应该去北京？我向她表达了我当时的想法，并在法上与她交流。我记得当时在她面前背了一首师父的诗：
《谁敢舍去常人心》
常人只想做神仙 玄妙后面有心酸
修心断慾去执著 迷在难中恨青天

后来我们共同决定放下人心，进京护法。在师尊的呵护下，先后两次进京，皆平安返回。母亲没有影响工作和履行照顾家庭的责任，我也没有影响学习。

“大法弟子不能做到维护大法的作用是无法圆满的，因为你们与过去和将来的修炼都不同，大法弟子的伟大就在于此。”《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在证实法反迫害的路上互相鼓励著。

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迫害发生以来，我的父母因为信仰而遭到了非常集中的迫害。仅迫害发生两年内，他们遭遇超过三次非法抄家，遭遇超过五次非法绑架、拘留以及非法审问。形势所迫，为了人身安危，他们不得不举家搬迁、流离辗转。为了防止被跟踪因而暴露我父母的住所，作为十二、三岁的少年，我不得不常常藉宿於同学家中。

邪恶的迫害丑态百出，为世人所唾弃。我作为堂堂正正的修炼人，谨记师父的教会，绝不承认它。作为学生，我始终专注於完成好课业，处理好与老师、同学的关系。

初中时期，当时的学校校长办公室、校务处主任、班主任皆被骚扰过，有一次两名警员找到校领导，让他们协助调查我的父母，通过跟踪我找到我的父母，準备在校门口堵著对我进行跟踪，可是被好心老师事先提醒，事情败露。果然一出门即看到两名便衣，一左一右守在校门口，偷偷的侧脸看着我，手里还喝着同一款饮料。我当然不承认他们这么阴险的手段，来迫害我的同修。於是我立刻告诉身边的所有同行的同学，然后一起跑上了一辆刚刚启动的巴士，一块摆脱了他们的跟踪。

结果后来他们又来骚扰学校，直接找到校领导办公室妄图唆使他们助纣为虐。结果校领导根本不搭理他们，还严厉的对他们说，“你们自己忙去，別来找我们！”（大意）

高中时期学习繁忙，为了争取更多的学习时间，我寄宿在学校。常常晚自习时於在班的老师、交流大法的美好以及迫害的真相。老师接受得很好，也与我交流他们对真相的耳闻与从师的传统文化故事等。偶尔我也会把自己所接收到的真相信息以书信的方式，写周记的方式告诉他们。与同学也是，常常在课余时间翻墙观看《风雨天地行》等海外同修精心制作的真相片，力度很强，非常收益。甚至上课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迫害的真相与新闻里的疑点，曾有几次就在教室的投影仪上播放真相节目，同学们认真观看。

有一次我向同学洪法结果被他的家长误会了。他家长是一名成功企业家，非常有社会影响力，一时糊涂把我告到了教育局，整个都轰动了。我们学校是老牌重点，也是邪党所谓法治教育掛牌的直属院校，一时间风声鹤唳，压力如山。

全校领导都紧张起来，迫於压力，不断的找我谈话。首先是学生处、教务处主任，然后是校长。迫於压力三番五次的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劝我放弃修炼，写保证书。记得主任和我讲她的苦衷：“我全家都是信天主教的，但是因为我的工作关系，因为我是党员，所以我不能像他们一样……” 我反过来正好和她讲真相，揭露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历史上对宗教信仰的迫害。每次约谈就变成了我讲真相的好机会，她边听边点头，不再向我施加压力。

后来校长直接请我去校长办公室。他迫於来自迫害机构的压力，见我不愿配合，便恐吓：如果我不放弃修炼，并且写保证书，就开除我。我也不动心，就是反覆的和他讲真相。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心生敬畏。

一天，恶警来学校準备抓人了，他们聚集在校长办公室，蠢蠢欲动。校园里异常的安静，我们班自习课上不见老师。后来知道是代课老师闻讯情急之下去挡住了他们。在恶警们打算行动的时候，他当众对指著他们喝斥道：“李真百是个好学生，你们谁也不许动他！”结果恶警们被镇住，灰溜溜的走了。后来那位同学与学生家长主动来学校向我道歉，化解了误会，明瞭真相。

我知道这是明真相后世人正义力量的展现，也是大法威德在世间制恶的具体体现与师父对弟子慈悲的保护。大学期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但都在师尊的加持下化险为夷，其中了解真相的正义校领导、老师以及同学们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对恶人产生了极大的震摄，以至於他们对我的迫害行动皆未有得逞。

一直记得师父的要求：“你是一个学生你的天职就是应该把学习搞好，对的起家长，对的起学校，对的起老师。”《转法轮法解》〈广州讲法答疑〉

受益于师父的教导和在大法中的修炼。在校期间，我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校园运动会多次包揽各项团体及个人金、银、铜奖牌，在历届的音乐会中受邀参加首席演奏。所参与的学术竞赛多次获得全国、全世界级的大奖，在国内业界领先的公司锻鍊实践。毕业后收到世界名校的录取通知，来到英国求学深造。

三、再精进

初到英国，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身边的朋友都在商量业余时间去哪里吃喝玩乐。然而国内迫害持续进行，世人在受毒害面临淘汰的危险，我并没有因为来到海外而如释重负，心里知道，面对的大量众生、尤其是中国人，讲真相救人的事情绝对不能放松。

而且常看到明慧网报导中老年同修顶风冒雨只身一人在街上奔忙。我反覆思考后还是决定走出去，讲真相。来到海外炼功点参加同修集体炼功打坐，刚一坐下，不自然的泪如雨下，我知道是明白的一面在欣喜激动。
“我们最近一个时期呀，从大陆出来不少学员到国外来。不管怎么来的吧，有很多我都知道，在国内做的很好；有很多我也知道，做的很差。可是到了国外来呢，一看这环境宽松了，没有迫害了，想过悠閒的日子。不兌现誓约很危险哪！为什么呢？你是有责任的！你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啊！这个时期的大法弟子要助师、要担当救人的责任哪，你不去做！甚至於在国内被邪恶灌输的那些东西，很长时间了还没去掉。你做好三件事才能够去除、才能把各种党文化中的思想、包括怕心改变过来。”《二零一三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
师父这段讲法当时对我启发很大。於是在接下来的五年中，除了学习工作外，几乎每周周末两天都在参与讲真相。在个人修炼当中收益良多，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经历让我明确了讲真相、救人的紧迫性。结合亲身经历，拿常去的伦敦大英博物馆举些例子，希望与大家共勉。

大英博物馆作为英国乃至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人流极大，几乎每位中国游客、数以百万的各国游客。博物馆里陈列著世界各国古老文明，其中不乏人类历史各时期文化中遗留的精品，神传文化，到访游客都会沈浸其中，受到薰陶和洗礼，一进一出同时有机会了解真相。博物馆门前旅游团密集，早晨可见游客排队进入，高峰期时队伍绵延数百米，大法学员在出入口讲真相往往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在这里是个人修炼的好场所，更是向世人讲真相的好机会。

在面对面讲真相中发现其实内心深处我有很强的证实自我的心，夹杂著争斗心，表现出来就是说话只顾表达自己，怕被別人拒绝，不愿听进別人的表达。经常有希望了解真相的有缘人，他们走上前来希望跟我沟通，交流他们的想法，但却被我堵回去，只是我在不停的向他们讲。在征簽讲真相时常常遇到西方人对此表示不满。我之前觉得如果我听进去了他们的不好的思想，会动摇我的正念，同时也加强他们的受毒害中负面的东西，所以就一谓的抵制，结果适得其反，救不了人。后来经过反思，与在西方社会更多的认识，我转变了。觉得在讲真相的时候应该给予对方更多的空间，一是尊重，二是更容易让人接受。其实师父在讲法中已经明示过：“一定要理智的去做，清醒的去做。跟人家讲真相的时候要考虑到別人的接受成度。”（《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

我也意识到自己有很重的“情”。我身在海外，远离故土，其实心系著许许多多国内的亲友，知道思念之情是一种魔，然而每每想起还有那么多未有通过我了解真相的有缘人，我就心生忧愁，陷入一种消极的状态。有时真希望能有多一点时间与他们一一沟通问候，再续前缘。懊恼之中，同修提醒我，国内有国内的大法弟子在做，让我相信师父都会有最好的安排。

结果，走出去的第一年暑期在博物馆讲真相，每天4-6小时，大约三个月不到的时间，我当面碰见了三十几位同学、朋友及与他们一同来参观的亲友，我便有机会将真相传给他们，了了曾经许多遗憾。有缘千里来相会，我自己都觉得太神奇了；作为年轻男士，我对名有很强烈的追求。确实像师父说的：“还想要奔奔，奋斗一番，达到一个常人的甚么目标。” 《转法轮》〈第三讲〉

有一段时间，正值毕业，当时最最需要的就是找工作。一般来说，在时间紧机会少的情况下，国际学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找到一份工作，还没有什么挑选的余地。因为要洪法，每天找工作的时间很少，心里时常会不稳，希望能够多点时间留给自己。

当时投了许多简历，向实习过的公司申请也一直未有回覆，形势焦灼。结果公司主管来参观博物馆被我遇见了，进一步讲真相交流。不久收到他部门的回信，让我去上班；我正式的工作也在坚定不移的讲真相过程中落实；来到博物馆的还包括不少英国主流人群，遇到的也都是和我有缘的人。

有一次遇到一位爵士，是二战后主持伦敦重建工作城市发展的泰斗级別的大师，曾在伦敦大学听他讲座的时候有过一面之缘但未有机会与他讲真相，一年冬季的傍晚，天黑得早，四周一片漆黑，只有街上的车灯照亮近处的人物。我独自一人站在博物馆大门外向来来往往的人发传单，突见一位高大的身影从门里出来，从我手中接过传单，很恭敬的放在了自己礼服的里侧靠胸口的口袋。这近距离接触才认出他就是那位爵士；住在苏格兰的大学教授在我面前征簽，一位在旁观察我多时的中国人终于按耐不住，气狠狠地走过来，阻止他，并大声喝斥说我在耸人听闻骗人。谁知教授不仅不受其影响，反而语重心长的开劝她，“这不是骗子，是我的学生，我相信他说的”，并坚定的完成了簽名。那位中国人呆住了，一句话也不说的愣在那里，被朋友拽走了。

我的议员得知法轮功被迫害及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想帮忙，主动安排寄信给外交部呼吁调查活摘、停止迫害，在我收到他转给我的外交部回信不久，在博物馆洪法的一个周末，我见到他携夫人及四位孩子前来参观，正经过我面前，我告诉他我收到了他和外交部的来信，并得以在法轮功的展板前当面答谢他为停止迫害而做出的正义支持。

日复一日，虽然有时感觉时间漫长，我觉得师父时时刻刻都在身边，细心的安排著这一切：“师父的法身也好，正的神也好，大法在世间佈的巨大的场也好啊，可以把有缘人、可以把可救度的人利用各种环境弄到你跟前来，给他提供一个知道真相的机会，但是你们得去做，你们不去做也不行。形势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可是摆在大家面前的压力并没有小，救人现在是很紧迫的，而不明真相的人又大有人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

四、结语

第一次从北京上访回程的飞机上，我生平唯一一次清醒的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远处静蓝的天空中出现一座巨大巍峨的雪山，横空立在一个巨大的法轮上。山端白云之间竖立著“真、善、忍”三个金色的大字，熠熠闪光。此景此景异常清晰，无比壮丽与神圣。

亿万年前，随师下世，誓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不久的未来，我一定不会在乎自己是否身家万贯，是否功成名就，是否孙儿满堂⋯⋯我只在乎身边有多少众生因为我当初做得不好而没被救度。

在这稍纵即逝的正法时期，我別无他求，只愿与同修们一起，在大法中勇猛精进，剷除余恶，多救世人。
请师父加持，

谢谢师父！

（2019年伦敦欧洲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