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辽宁凌源市钢铁公司李财、曹淑珍老俩口一九九四年初有幸参加了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在凌钢工人文化宫的传功讲法班,折服于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从此成为大法修炼人。大女儿李春玲和大女婿韩立国、三女儿李春霞和三女婿侯延双,及儿子、还有小女儿李春艳都走入大法修炼,明白了人生真谛,修心向善,也有了健康的身体。
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一九九九年七月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动用所有国家机器对法轮功学员大肆迫害,迫害也降临到李财、曹淑珍夫妇的大家庭:大女婿韩立国被非法判刑六年、二零零四年八月被迫害致死,大女儿李春玲陷狱四年;三女婿侯延双二零一一年四月被迫害致死,三女儿李春霞也多次被迫害;小女儿李春艳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关进沈阳女子监狱,受尽了狱警及犯人的凌辱、折磨。
韩立国 |
侯延双 |
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曹淑珍老人老病复发,于二零零八年正月含冤去世;李财老人于二零一五年五月带着遗憾和伤痛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俩个女儿、俩个女婿同时被非法判刑
李春玲一九五八年二月出生,原凌钢动力厂职工,是这个家庭的长女。丈夫韩立国,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出生,凌钢型材厂(轧钢厂)职工,中等身材,身强体壮,性格随和,说话幽默风趣,憨厚、忠诚、善良的都写在脸上,工友、邻里都喜欢他,尤其在这个家庭中,特别受到岳父岳母的喜爱。每次来到岳母家,有活就干,经常为大家做可口的饭菜,有时忙了,做完饭菜自己顾不上吃一口就笑呵呵的走了,经常无私奉献,兄弟、妹妹、妹夫及孩子们都喜欢和他在一起,家里家外有口皆碑,都说他是个好人。
三女儿李春霞的丈夫侯延双,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出生,是凌源钢铁公司运输部职工,中等身材,浓眉大眼,一看就知道是个身体健壮、善良能干的人。一九九四年初,侯延双三十一岁刚过,他有幸参加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在凌源的传法班,明白了人生真谛,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从此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他用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谁有了困难他都热心帮助,邻里之间、工友之间更加友好,谁都喜欢这个热情的年轻人。侯延双身体也更加强健,更有精力和体力努力工作。特别是妻子、儿子也都修炼了大法。
一九九九年七月以后,大法蒙冤,法轮功学员纷纷上访为大法讨公道。二零零零年十月,韩立国和其他同修一同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喊出了自己的心声,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
当时由于上访人多,侯延双主动为大家买票,扶老携幼,带领大家乘汽车、乘火车,机智的通过进京路上的道道盘查,顺利的到达天安门广场,喊出了“还我师父清白”的心声,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表达了一个法轮功学员坚定的正念。为此他被北京警察非法关押了七、八天。
法轮功学员向政府讲真相不成,就开始了大面积向民众讲清真相,救度被欺骗了的世人。韩立国、侯延双等法轮功学员回来开始印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在不公正的对待下得允许人讲话,这本来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日、二十一日,韩立国、李春玲、侯延双等凌钢八名法轮功学员被凌钢公安处、“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及派出所警察绑架,其中包括韩立国夫妇、三妹夫侯延双及小妹李春艳被非法关押在凌源公安局拘留所将近一年,遭受了非人的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
十月二十日晚,侯延双在家中被当地“610”、派出所和凌源钢铁公司公安处警察绑架、抄家。一群警察见什么抢什么,把他家近一万元现金明目张胆的抢走,还掠走价值八万多元的电脑、复印机等私人用品,就连小孩的压岁钱存折也不放过,后来还没收了一处房产。李春霞当时上零点班,无意间听到公安处打给单位的电话,让看住她。于是李春霞几经周折出走,流离失所。
在凌钢公安处,警察对侯延双审问两天两夜,不让睡觉。后来又将侯延双转到凌源市公安局,在那里进行更残酷的折磨,用胶皮管子抽打,给他戴上沉重的脚镣,逼迫蹲马步、做下蹲动作,侯延双每次都是被折磨得大汗淋漓,受尽了凌辱迫害。尽管遭受酷刑折磨,侯延双仍然慈悲的向警察讲真相。
二零零二年四、五月间,凌源法院没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把八位法轮功学员押到凌源看守所的一个房间里,直接把判决书塞到手里,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罪名,对八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三至十四年的刑期,其中侯延双被凌源市法院非法判十四年,韩立国被枉判六年,李春玲被枉判四年,李春艳被枉判三年。所谓的“审判长”是薄超,陪审员李广学,司维,书记员:郭艳茹。
八位法轮功学员都提出上诉。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朝阳中级法院在凌源开庭,说是开庭,却并没有法庭讯问、辩护等法律程序,还是直接宣判,仍然维持非法原判。宣判结束后,侯延双等人高喊“法轮大法好”,被在场警察堵嘴,打耳光。审判长:毕振志;审判员:孙云学;代理审判员:苏毅;书记员:张朝生。
随后七月十八日,李春玲、李春艳、韩立国、侯延双和其他几位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被凌源钢铁集团公司董事长高益荣开除。凌钢多次在大喇叭中通报几位原来在凌钢上班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刑事拘留、非法判刑的各种消息,污蔑他们,恐吓老百姓。
二零零二年八月,韩立国、侯延双等被关进了臭名昭著的沈阳监狱城迫害。韩立国夫妻双双身陷囹圄,在外地读书的女儿韩雪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靠亲友资助生活。
二、大女婿韩立国被迫害致死
韩立国原本身体健壮,修炼大法以后,身体更加健康,别人都说他是棒打不倒的硬汉。工作中他从不藏奸取巧,勤奋肯干;日常生活、工作中时时为工厂和别人着想。轧钢的工作很艰苦,也很危险。在轧钢机上,面对通红的钢锭,要用钢钳夹着送往轧钢机把它劈成钢材,精神要专注,身体还要灵活。有一次,他正在工作,突然飞出一块通红的钢锭擦着后背掉下,立刻后背被严重烫伤,血淋淋的大水泡非常吓人,工友们让他去医院治疗,他没去,照常坚持工作,只抹了点烫伤膏,一天也没休息,为厂节约了大量医药费。他就是这样一个朴实肯下力气的好工人。
韩立国被非法判刑六年后,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于洪区平罗镇白辛台子村的第二监狱二十监区,是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监区,自二零零一年八月组建至二零零六年七月解体,在这期间就迫害死三个学员。
在沈阳第二监狱二十监区,韩立国在那里受尽了残酷折磨。由于不放弃信仰,坚定修炼,不“转化”,拒写“三书”,狱警给韩立国戴上十几公斤的脚镣,还用各种残忍的方式将他铐起来,在四十多度的高温下曝晒,不准大、小便,不准喝水,不准洗澡,经常用的酷刑有老虎凳、电棍电击、超负荷劳动。
原本身强力壮的韩立国,被折磨的体无完肤、骨瘦如柴。女儿韩雪几次去探望,大队长李建国都不许接见。
知情人透露,零四年七月初的星期六上午九点多钟,有人叫韩立国:“大队长李建国叫你。”结果韩立国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他于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凌晨三时被迫害致死,年仅四十八岁。
八月二十四日,狱方称韩立国因心脏病发作死亡。家人闻此噩耗,如五雷轰顶,悲痛欲绝,身体健壮的他仅两年多就被中共监狱夺走宝贵生命。而在那邪恶的魔窟里,他到底受到怎样的折磨,由于消息封锁至今无人知晓,也没有人对此负责。
韩立国的妻子李春玲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女子监狱,当她被带来时,看到的是丈夫冰冷尸体。而且在监狱的逼迫下,很快火化了遗体。
三、大女儿李春玲遭四年冤狱
李春玲被非法判刑四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沈阳女子监狱)也是受尽了残酷迫害,每天强迫做奴工,白天干活到晚上十点至十一点下工,洗漱后就由两个犯人轮流念诬蔑大法的文章,成宿的念,不让睡觉,第二天照样干活,这样车轮战术折磨直至一个月,身心受到极度摧残。
李春玲拒绝写所谓“悔过书”,被强迫坐小凳,狱警看着不顺眼就用木方子没头没脸的打。后来李春玲因为身体虚弱被转关到七监区,是老病残监区,但也照样被迫超时间超负荷的劳动,什么时候写“保证书”才罢休。
监狱城的监狱不知是咋盖的,冬天外面下大雪,屋里也下大雪;外边不下了,屋里还在飘雪花。关进小号的法轮功学员,晚上盖的是棉絮,没有被里、被面,还不准穿内衣、内裤,只能穿棉衣、棉裤睡在棉絮里。这就是中共现代监狱非法关押好人的非人生活。
李春玲在狱中煎熬四年,回到家,面对的是空空荡荡的家,丈夫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辽宁省女子监狱,是中共在辽宁专门树立的 对女性法轮功学员实施残酷迫害的黑窝,关押过数以千计的信仰“真、善、忍”的善良民众,仅二零零六年就非法关押了近六百四十名来自辽宁各市区的法轮功学员。监狱除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暴力洗脑外,还强迫学员从事缝纫、加工手工艺品、医疗用品、卫生棉签、化妆用品、食品和园艺等高强度奴工劳动。长年加班,一年十二个月有九个月至十个月加班,每天劳动时间长达十七~二十小时。
四、三女婿侯延双被迫害致死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侯延双被劫持进沈阳大北监狱城第一监狱。当天,他就遭到被狱警教唆的刑事犯人的毒打。第一监区狱政处长贾轲指使犯人刘铁峰、王维海用一寸粗的胶皮管子毒打侯延双的后脑、后背,造成他腰部、颈椎、头部受到严重损伤,狱方不但不给治疗,副监狱长何英杰为了逼迫侯延双“认罪转化”,还唆使犯人对他进行长时间包夹、毒打、不让上厕所、辱骂等虐待,还要带伤做奴工。
侯延双多次上告贾轲及犯人的违法行为,要求惩办凶手,狱方无人过问;多次找监狱长牟家利反映情况,牟用各种借口回避。副监狱长何英杰坚持让法轮功学员‘转化’,而不给检查身体。
由于重伤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再加上连续不断的迫害,侯延双的身体极度恶化,腰椎长骨刺,颈椎损伤钙化,造成行走困难,全身抽筋、疼痛、麻胀、全身发冷,脚底下有冒风的感觉,躺不住,坐不住,站不住,视力、听力越来越差,话也说不清楚,和人交流只能用写字来代替。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侯延双给儿子的信中说“我们(奴工)劳动时间长又很累”;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日,信中写道:“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月底十六日,监区长答应了我们的要求,给我们三个同修十七点收工,这样,我们出工的时间由原来的十二至十五小时缩短到十小时零三十分钟……取得这样的进展是很不容易的,这是长期又复杂的过程。狱警对我们很敏感,犯人也偷偷监视我们,我们就是生活在夹缝中,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有正念,有慈悲……”然而,即使每天干十小时零三十分钟的活儿,也是违反《劳动法》中规定的每天不超过八小时的工作时间。
二零零九年一月,侯延双的身体被监狱医院诊断为多发性脑血栓、高血压性心脏病,血压高达230mmHg,侯延双再次要求保外就医,狱方以不写“保证书”为由拒绝,并且还不给治疗,使得他的病情一再恶化。
侯延双疾病一再发作,说不了话,咽不下饭,喝水呛得从鼻子喷出来,呼吸困难,有痰吐不出来,都快憋死了,才于二零一零年九月十六日被送监狱医院。监狱医院哪里是治病的地方啊?医生和狱警合伙折磨、虐待病人,根本得不到应有的治疗。
九月十九日,侯延双亲友接到电话赶来接见时,看到侯延双走路费劲,喘气非常困难也不给吸氧,有痰憋着也不给吸出来,口水不停的流控制不了。由于不能说话,他只好写了两张纸条给家属,狱警们看见如大祸临头,一下子围上来十多个狱警来抢纸条,并把出入门都锁上。
家属多次去监狱要人,强烈要求保外就医多达六、七次,每次都被狱方呵斥。妻子李春霞在与监狱方交涉过程中,第一监狱的施清军曾对她说:“侯延双有自杀倾向”,李春霞回答说:“他是炼功人,不可能自杀。”
十二月三十日,在家属强烈要求下,侯延双被送监狱医院检查。而院方检查完心电图、做完CT,结果却不通知家属,而是监区副大队长施清军拿着片子找大夫商量。检查完CT大夫居然说片子要等第二天或过完节才能出来,明白人都知道这种片子用不上二十分钟就能出来,当天就应该给家属。这样的危重病人不准保外就医,还不准家人陪护,监狱和医院狼狈为奸合伙迫害好人。
当时侯延双的病情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高血压病三级、心脏病、多发性脑梗死、腔隙性脑梗死。监狱方把他送到监区医院,可这只是做做样子而已。监狱方既不给治疗,也不同意保外就医,冷酷、漠然的看着这个生命在剧烈病痛的摧残中一分一秒的煎熬、挣扎,一分一秒的走向死亡。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侯延双又被狱方从医院送回监舍。侯延双曾经告诉妻子李春霞,他在监区医院受虐待。警察在身边严密监视,李春霞无法得知他受虐待的具体情况。
二零一一年四月三日下午,侯延双被迫害的停止了呼吸,年仅五十岁。一个年轻力壮、健康的佛法修炼人,只因坚定信仰做好人,被非法关进恶党的监狱里九年,被迫害得多种疾病缠身,各种脏器衰竭,最后夺走生命。
四月三日晚,李春霞接到第一监狱施清军的电话,声称“侯延双支走身边人,用鞋带上吊自杀,送医院抢救,抢救无效死亡。”四月四日一大早,第一监狱联系凌源监狱,派车载家属去沈阳第一监狱。
四月五日,按照监狱方的安排,先去殡仪馆看死者遗体,家属想拍照,被监狱方强行阻止。然后又去看死亡现场,省检察院的人也在。监舍内有四张二层铁床,狱方说:侯延双住在其中一床的下铺,支走身边人为他找纸笔,把两条鞋带系在上铺,跪在床上上吊自杀。按照监狱规定,犯人手中不能有绳子、鞋带等东西。
按沈阳第一监狱的规定,门牌上、床头都有在押人员的名字与号码,每个监舍和走廊都有摄像头,在押人员的一举一动都处在监控之下。可是偏偏侯延双“自缢”的房间里却一无所有。狱方声称他们无法提供自杀现场的录像及抢救过程的录像。狱方解释说:“监狱里犯人太多,把活动大厅隔成监舍,有些监舍有摄像头,有些监舍没有摄像头。”令人不解的是:在他们眼中有自杀倾向的侯延双,监舍中却没有摄像头。
陪同侯延双妻儿前来的亲属,跟狱方交涉经济赔偿事宜,最后监狱方赔偿了十五万。四月六日,侯延双的遗体被逼迫火化。
五、三女儿李春霞遭受的迫害
三女儿李春霞从小体弱多病,患有严重胃病、严重类风湿、眩晕等多种疾病,五月份还穿着棉衣,夏天还得穿秋裤,修炼法轮大法之后,身体康复,家庭和睦。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日晚被非法抄家、丈夫侯延双被绑架,李春霞被迫流离失所一年多,有家不能回,有班不能上。十二岁的儿子孤苦伶仃,没有生活来源,靠亲友照看,叔叔下班为他做饭。
儿子侯毅说:“二零零二年的十月份,我母亲从外地回到家里,但是并不敢公开,只能躲藏在亲戚家。我终于见到了母亲。一年的阔别,我已经不太敢认她了,一年前,我还比母亲矮半头,这次我却比她高出一头。我不敢在亲戚家久待,怕邻居生疑,回家时,我又哭了一路。”
“我母亲虽然回到凌源,日子却并不太平,凌钢公安处还是没有放弃对母亲的搜捕,母亲仍然是居无定所。二零零四年八月左右,母亲终于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开始去沈阳第一监狱探望父亲。在警察的严密监控、封锁和种种刁难下,我和母亲费尽周折的了解到他在狱中的一些情况。”
二零零五年,李春霞依法去凌钢交涉,恢复了工龄,但公司每月仅给二百元生活费。为了生活及供孩子上学,李春霞靠擦皮鞋、打短工维持生存,直到二零零六年公司才允许其回原单位上班。
几年来,苦难没有把她压倒,她一次次去沈阳监狱交涉为救丈夫而奔走。可是,在独裁专制的国度里哪里有公理可言。
儿子侯毅说:“二零零九年一月七日,父亲(当时已被转入四监区)发现自己说话有障碍,左侧身体动作有障碍,麻木、吃饭困难、胸痛、胸闷、头晕、呼吸困难,当天到监狱狱医处量血压,高压一百九十,心电图检查是心肌梗塞;十四日,在监狱医院做脑CT检查的结论是脑血栓。检查报告单上没有写明,门诊医生告诉父亲是脑血栓,并建议住院治疗。然而监区领导不同意。父亲多次向监区领导提出保外就医,监区负责人却硬说他不够保外就医条件。”
二零一零年九月份,侯延双的病情愈加恶化。李春霞非常担心,向监狱提出保外就医的要求,但是屡屡遭到拒绝,监狱以“必须签保证书”为要挟,逼迫侯延双在生命和信仰之间做选择,被严正拒绝。李春霞频繁不断的从家乡凌源坐车到沈阳第一监狱找监狱方交涉,他们如临大敌。李春霞还发现,一个叫宋东的警察身上带着一个窃听器之类的东西,她和他所说的话全都在监听中,有时候还没等宋东回去汇报,监狱官员已经知道情况了。宋东有意问她儿子:“你还炼吗?” 李春霞明白这是他们的圈套,就说:“炼不炼,跟你有啥关系?”
九月十七日,李春霞接到狱方电话,称侯延双病情加重已住院,要求见家人。九月十九日,李春霞及其他亲友赶到沈阳第一监狱。看到侯延双走路困难,呼吸困难,喝水会呛,水从鼻子喷出来。憋气憋的厉害,说不出话来,口水流个不停,弄得身上很脏。侯延双将写好的三个纸条塞给李春霞,警察发现后急了,马上要李春霞交出纸条,李春霞不答应,警察就要强行搜身,被李春霞和儿子厉声喝止。十多个警察一拥而上,把他们团团围住,同时把门锁上。李春霞被迫交出两张纸条。剩下的一张纸条上写的是医院检查结果,诊断侯延双有多处脑血栓,血压二百三十,咽部有肿块。李春霞再次急切要求保外就医,监狱长说不“转化”就不予办理保外就医,也不准家属陪护。
十二月三十日,在家属强烈要求下,监狱方在家属陪同下,带侯延双去中国医科大学检查。李春霞强烈要求把侯延双一些脑CT、心电图等拿回凌源找大夫看,他们通过层层审批终于同意。侯延双拿着CT片子去找凌源大夫看,大夫说片子是病发后很长时间照的,这说明病人并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
二零一一年四月三日,侯延双被沈阳第一监狱迫害致死。四月六日,遗体被逼迫火化,当天家属亲友返回凌源,省公安厅派人跟到凌源,当地公安局、“六一零”有关人员警告家属说不许透露侯延双在狱中的情况,不许上网曝光,还以要是曝光了就如何如何相威胁。侯延双家楼下有便衣监视,侯延双妻子上下班的路上都有便衣跟踪。如果没有不可告人的勾当,他们究竟在怕什么?
不久,第一监狱派出副狱长刘某和狱政处处长史英来到凌源,先伙同凌源公安局国保大队、派出所,找到李春霞的妹夫,威胁恐吓了一番,说要抓上网发文的法轮功学员。后来通知李春霞和儿子去凌源宾馆见他们,逼问他们是谁上网发文的?
儿子侯毅说:“父亲十四年的冤狱,已经熬过了九年半。团聚,是我们一家三口最大的心愿,他的突然惨死,造成我和母亲内心难以平复的伤痛。法轮功学员出于公义,发文为我们鸣冤叫屈,而沈阳第一监狱仍然要仗势欺人,妄图封住悠悠之口,他们的嚣张凶狠,已经到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地步。”
六、小女儿李春艳遭三年冤狱
李春艳,一九七零年七月出生,凌钢质监部职工。在一九九二年生小孩的时候大出血,造成身体非常虚弱,找了很多中西医,也吃了很多中西药,可是都不见好。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后,身体变得非常健康,变得心胸开阔,严格按照真善忍的道德标准做人做事,遇事先考虑别人,做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她处处用真善忍原则严格要求自己,与人为善,工作兢兢业业。
二零零一年三、四月份,凌源钢铁公司指使凌钢公安处办洗脑班,专门针对凌源钢铁公司修炼法轮功的职工。李春艳被单位领导迫使,去参加这个为期一周的洗脑班。当时是由凌钢公安处处长马日明主讲,主要是重复江泽民操控媒体编造的污蔑法轮功的那些谎言。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日,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安处的警察孙国臣、李国江非法闯入李春艳家,在没有任何证件及搜查证的情况下,非法抄家,然后把她绑架,关押在凌源市第三监狱拘留所,在这期间进行非法审讯,罚站,不让睡觉。
凌钢公安处还到学校恐吓李春艳孩子,想从孩子嘴里搜集诬告她的所谓“证据”。李春艳当时九岁的女儿本来学习成绩优秀,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学习成绩退步,变成中等生。
经历一个月迫害后,李春艳被转入凌源市看守所迫害、遭虐待,吃的都是带沙子的饭,菜汤里都是发霉的干菜,里面还有草棍、泥土和虫子等。如果想吃正常饭,就要花高价买看守所警察吃剩下的饭菜。
李春艳与大姐李春玲、大姐夫韩立国、三姐夫侯延双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一共八个人,被凌源市检察院非法起诉,凌源法院的审判长薄超,陪审员李广学、司维等人以“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枉判李春艳三年。上诉,又被朝阳中级法院非法驳回。
李春艳在二零零二年八月被关进辽宁省女子监狱九监区四小队迫害,在这里遭到非人的待遇,监区长武力,副监区长李宏每天强迫劳动十五~十六个小时,有的时候都经常干一宿,不让睡觉,腿和脚都肿起来,手痛、各个关节都痛,牙齿在长期的营养不良和超负荷奴工劳动中脱落。足足有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都在糊纸盒,信封,药盒。
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九日,李春艳出狱回家,学习成绩下滑的女儿,这才开始安心学习,成绩上升。
二零零九年春,李春艳给在沈阳第一监狱遭受迫害的三姐夫侯延双写了一封信,鼓励他相信师父,相信大法,这封信被沈阳第一监狱截住并拆看,他们联系凌源市公安局,凌源市公安局派人来找李春艳,因为当时不在,找到了她丈夫牛益华,勒索两万元,不给的话,竟然威胁要抓他。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为早日结束迫害,李春艳与三姐李春侠在宁城向民众讲真相,被宁城县公安局非法关押,又一次以“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非法刑事拘留,并面临着非法判刑。在家人的奔走下,宁城公安局勒索每人两万元保证金。李春艳哥哥去宁城公安局交保证金,交给收款人四万元,收款人却在两张收据上各写了一万八千元。收款人说:“我找你钱吧!” 李春艳哥哥心知肚明,为了让姐姐妹妹早日脱离囹圄,只好“知趣”的说:“不用找了!”
母亲曹淑珍因为两个女儿,两个女婿被非法判刑,一个女儿流离失所,两个外孙无依无靠,整天以泪洗面,原来,她身体健康,性格开朗,遭此打击后,一下子变的郁郁寡欢,特别她得知了大女婿韩立国在沈阳第二监狱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后,更是深受打击,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得了严重的糖尿病综合症、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最终于二零零八年正月含冤去世。
父亲李财默默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二零一五年五月,他带着遗憾和伤痛离开了这个世界。
七、从十二到二十三岁:爸爸的牵挂和嘱托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日晚,我从补课班放学回家后,突然家里闯进了三个警察,经过了三个小时(听说是这么久)对我爸爸的非法盘查,当时我只有十二岁,心里害怕极了。怕我受到惊吓,让我早早的睡觉。没想到,这一夜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爸爸被绑架,妈妈在凌钢公安处的搜捕下,被迫流离失所。早上醒来家里空无一人,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我独自一个人站在窗前望了好久,我也不知道在看什么,也许是等待父母的归来。”
爸爸侯延双那晚被绑架、判刑十四年,李春霞多年躲避非法抓捕而流离失所。当时他们的儿子侯毅当时只有十二岁。
侯毅说:“警察拿着我家的钥匙,经常非法搜查我家,知道的就有八次,其中有两次是我放学回来碰上的,没碰上的还不知道有多少次。家里的很多现金物品都被拿走,没有开具任何清单。我藏在小屋门框上的压岁钱存折和一点现金,不知道何时不见了。我的父母没有犯罪,没有对任何人造成危害,他们基于自身信仰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受宪法保护的。但是却被剥夺了工作、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凌钢公安处非法抄走我家的全部积蓄后,我失去了父母,也失去了经济来源。在这样的情况下,仅剩下的一点钱还被他们掠夺侵占。……”
“亲戚们对我很发愁,以后谁来照顾我?我的生活费用谁来资助?当时我只知道,饿了跑去姥姥家,在那里可以吃到饭,有时亲戚们也喊我吃饭,四叔下了班为我做饭。虽然有这些亲戚们的照顾,可是我的内心仍然感到无依无靠,父母对一个孩子的意义是什么?谁又能取代得了父母呢?我把父母的照片藏在贴身口袋里,想念他们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照片拿出来看。”
“至于说学费和衣物,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当时印象里总是穿着一件秋衣,袖子邋邋遢遢的盖住手指,穿着一双破球鞋。警察拿着我家的钥匙,经常非法搜查我家,有时人在家里,他们自己打开门,就进来乱翻。我知道的有八次,没碰上的还不知道有多少次,现金、存折都被他们抢走,床上的褥子,他们一层一层细细地翻。”
二零零二年的七、八月份,爸爸侯延双被非法判刑十四年,此后亲属可以探视了(不判刑是不许亲属见的)。得知判刑,侯毅说我居然“非常高兴”,因为终于可以见到爸爸了。“当时我蹲在看守所门口,看着一个个从里面出来的法轮功学员。我想:爸爸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我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年男子,好象有点相似,但是我却不想认,因为他不是我印象中的爸爸,我的爸爸有结实的肩膀,魁梧的身躯,能轻易地将我抱在怀里。这时别人告诉我,侯毅,看你爸爸出来了,这时我才反应过来,这就是我的爸爸。我跑了过去,想说什么却又不知该说什么,我就是哭,一直在哭,回到家后,我又哭了两个小时,才渐渐停下来。其实那次见面,我没有看清爸爸的模样,我真后悔,为什么不好好看看朝思暮想的爸爸,把他的模样牢牢记在心里。”
二零零二年的十月份,妈妈李春霞从外地回家了,但是并不敢公开,只能躲藏在亲戚家。侯毅说:“我终于见到了妈妈。一年的别离,我已经不太敢认妈妈了,一年前我还比妈妈矮半头,而今我却比她高出一头。我不敢在亲戚家久待,怕邻居生疑。见到妈妈,我还是一直哭,回家时,我又哭了一路。”
二零零三年,侯毅去沈阳监狱城,第二次见到了爸爸。此前他先去探望了被非法关押在女监的大姨、小姨。侯毅说:“临别的时候,我搂着小姨的脖子哭。离开后,又哭了一路,一直到见我爸爸的时候,才刚刚止住眼泪,结果爸爸一出来,我又哭了,还是象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样,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还是没有看清爸爸,爸爸抚摸着我、安慰我。”
二零零五年七月,侯毅知道爸爸在刚被送到第一监狱的时候,被狱政处处长贾轲指使犯人打折了脊柱,没有得到治疗,多年的奴工劳动中,已经留下后遗症。那年他才初二,年纪还小,但想用法律来保护爸爸,去沈阳探望爸爸之前,查阅了刑法和监狱管理法,写了一份控告书和一份保外就医申请书,打算看过爸爸之后,就直接递交到沈阳的法院去。侯毅一个人去了沈阳第一监狱会见爸爸,狱警搜查包裹,发现他带着法律文件,就非法没收了。侯毅要求他们还给他,他们说什么也不给。侯毅从监狱出来后,去小饭店吃饭,一个狱警在跟踪,可能是想看看他是否要去告状。侯毅给妈妈打电话说:控告书被他们没收了。妈妈跟警察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知道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妈妈怕监狱警察再把他给绑架了,就赶紧催他快点回家。
二零一零年,爸爸因为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侯毅和妈妈来到沈阳想给爸爸办理保外就医,这些警察对他们带搭不理。侯毅说:“在我的一再逼问下,监狱长没有话了,才让警察把我爸爸带出来,在监狱医院的长椅上,我手抚着爸爸的腿一直哭,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爸爸用手套给我擦眼泪,在场的一个年轻警察看到此情此景,也忍不住哽咽了。”
二零一一年四月三日,爸爸被迫害致死。侯毅说:“在狱方的催促下,爸爸的遗体在沈阳火化了,我抱着爸爸的骨灰。当时心里特想对狱警说:不要再把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了,你现在看到他们子女痛不欲生的悲伤了。尤其是回想起我和妈妈眼睁睁的看着爸爸只因为不放弃内心坚守的信仰,在日渐加重的病痛中、在狱方草菅人命的冷酷中,挣扎着走向死亡,却无力施救,无法照管,这种痛苦无奈的心情,难以言表。”
“回家路上,我捧着骨灰盒哭了一路。下葬时我的眼泪象线一样,一直掉一直掉。我小时候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孩子没有爸爸会怎么样,现在真的体会到了,失去了爸爸,真是永远不能弥补的遗憾和哀痛。……从十三岁到二十三岁,在看守所、在监狱,一次次与爸爸依依不舍的惨别,最终团聚无望,父子永不能相见。”
中国最高法院二零一五年五月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后,二十多万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将迫害元凶江泽民告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侯毅在控告书中说:“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延续了十六年,正好是我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历程,我遭受了一般同龄人没经历过的巨大创伤。回顾这十六年的漫漫长路,犹如我和家人的一部血泪史。然而我始终坚信一点:法轮大法是正法,我父母、姨妈、姨父没有犯罪,他们是世上最好的人。这个坚定的信念,让我勇敢面对所有苦难,支撑我走过孤苦无依、备受歧视的艰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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