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甘肃兰州市法轮功学员袁秀英一九九六有缘修炼法轮大法，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八日被中共非法抓捕，非法判刑两年半，于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被释放。下面是她被迫害的经历。
一、非法抄家、铐于老虎凳审讯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七日，袁秀英和同修出去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十八日早上大约七点钟左右，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突然闯入家中，随后被非法抄家、非法抓捕。后来才知道，这些不明身份的人是通过监控找到家里。
在非法抄家的过程中，前前后后共有十一人，没有一人出示任何证件，一进门就对着袁秀英“啪啪”照相，这些人中有男有女。小区的、街道的，当问及他们是哪里的？是干啥的？请出示证件？没有任何人回答，就在她本人看不见的其他几个房间里乱翻，（只能听见声音），而她本人直接被两个不明身份人反铐在床上，还使劲把铐子往下压，一会儿她的手就发青、发紫了。她要求来人报姓名、工作单位，并且出示相关证件时，如：工作证、身份证、搜查证等，他们根本不理会，其中一个男子说了一句，“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他们一边非法抄家，一边还在不停的打电话叫他们的人到袁秀英的家中来。后来她被强行拽扯到有大法书籍的房间强行拍照。大约十一点多，这一群人强行把袁秀英抬下楼去。她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随后被强行塞进一辆没有挂车牌号的车里，送到了当地渭源路排除所。被铐在老虎凳上，开始了非法审讯。在那里，她见到两位同修也被铐在了老虎凳上正被非法审讯。
二、非法审讯、强行抽血、检查身体
到了渭源路派出所，袁秀英再次要求他们报姓名时，其中一个给报了一个假名，他说他叫“李尚德”（这也许是同修们给他讲真相时取的化名吧）。被铐在老虎凳上，非法审讯，不报姓名、不配合，不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时，他们就自问自答，并且还打印出来让本人签字。
当天傍晚天快黑时，他们换了一辆还是没有挂车牌号的黑色“桑特那”小轿车，把袁秀英及其他两位同修送到了公安医院做体检，（听说没有体检报告看守所一般不收）。在所谓的检查过程中，因袁秀英不配合，他们就强行压住抽血，特别是他们没有采集到心电图、胸电图及肺部检查时，两个男士就强行将袁秀英压住进行第二抽血。十八日夜里十二点多钟，袁秀英及其他两位同修，被送到了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她就这样穿着一身睡衣及拖鞋被非法送了看守所。
三天后，兰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一个自称叫魏东（其实他叫苏俊东）的人和另外一个警察到看守所非法提审时，袁秀英第四次问及他们的姓名，身份证时，他们还是不出示，只说是市局的，他们拿来的所谓的审讯问卷上也都没有填写单位、姓名、电话及相关信息，只是一张白纸。他们只在上面写他们的提问和回答。袁秀英坚决抵制这种执法犯法的违法行为，拒绝回答他们任何非法提问的同时，也反问他们“为何不在这张你们应该填写的地方，把你们应该填写的部份填上？”苏俊东回答说，“我们回去会把这些填上”，按常规，他们办案，应该先填写，你回去填写当事人怎么知道写的内容？对于这样严重违规行为，还说让袁秀英不要操心了。非法抓人事关重大，怎可不问？以后多次非法提审时都是以空白表的形式出现。
三、看守所十三队队长李莉滥用职权迫害
（一）上大铐致脊椎骨折
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两年半期间，袁秀英为了维权，多次向看守所十三队的管教人员索要纸和笔，她们总是以各种理由、借口推脱、拒绝，其实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同样是在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政策。所以在看守所要维护法轮功学员正当的合法权益也是很难，当你要拿起法律武器时，她们在行动上会百般阻挠。袁秀英就是为维护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被兰州市看守所十三队队长李莉滥用职权、滥用刑具而被致伤，导致后脊椎出现挤压型骨折（有劳改医院出具的鉴定报告）。
事情是这样的：
袁秀英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始终坚信，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法轮功学员无罪、法轮功学员没有犯法，讲真相救人没有错，是大善的举动，被无辜非法抓到看守所，是那些执法人员在犯罪。要挽救他们，就得让他们知道，他们在犯罪，于是向看守所十三队的管教人员索要纸和笔，目的还是希望那些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的人知道，这样做是错的。这件事原本跟看守所没有关系，可六次借纸笔都被拒绝。
一天袁秀英炼功。一牢头狱霸李燕不让炼功，还出手打人，把口水往袁秀英脸上吐，不让上厕所等，袁秀英脱掉马甲抗议，李莉知道后，不仅不阻止打人的这一错误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还助长牢头狱霸的嚣张气焰。反而以不穿马甲为由，强行给受害人袁秀英动用刑具上大铐。
第二天，正好是看守所十三队大队长李莉当班，一大清早，李莉就来到当时被非法关押袁秀英的号室里，就问：“袁秀英，你为何不穿马甲，你必须穿上。”袁秀英表示，她没犯法，要借纸笔控告办案单位非法抓人，而李燕打人。刚说完，李莉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了，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李莉来到监室门口的铁门外，门都没有开，她站在铁门外说，袁秀英，我给你两个条件：一个是你把马甲穿上，一个是给你串镣（就是一种酷刑，把双手和双脚全部串到一起，让人站不直，只能缩成一团，走不了路，手拿不了东西，连吃饭穿衣、上卫生间等等什么都干不了）。袁秀英说，两个都不接受，一是她没犯法，二是李燕打人，戴镣的应该李燕，李莉还是二话没说，转身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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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酷刑示意图：手铐脚镣 |
没过几分钟，李莉派犯人叫袁秀英出去。当时袁秀英还在想，是不是李莉调查事情原委，就随同走了几步，刚走到门口，她觉得不对，可能是要给上大铐，就往回退，而两个犯人就把袁秀英往外拽，拽到过道的第一监室门口，在那里已有一个叫丁润平的男队长带领两个男犯人在那里了，拿着脚镣和手铐。一上来就开始对袁秀英施刑，在强行施酷刑的过程中。丁润平用尽全力使劲把袁秀英往下压，因为当时那些男犯已经把袁秀英弄到地上坐着了，丁润平用尽男人的力量按住袁秀英的双肩和脖子使足劲的把她往下压时，当时袁秀英就听见她的后大椎“咔嚓”一声，立刻感到她后大椎骨折了，因为那声音就是骨折的声音，她当时想：没事，可她却瘫软了。
时间是大约二零一七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就这样她被看守所十三队大队长李莉，在不问事实、不调查原由、不严逞打人凶手而放纵牢头狱霸的情况下被上了大铐。当时铐子铐的特别紧，后来她的双手就肿起来像面包，是一个好心的队长在巡视时看到，才叫来了男犯人给她松了松手铐，而整个过程中，李莉没有问罪过牢头狱霸李燕，为何打人、骂人。
在被铐期间，不能上厕所，吃不上饭，长期蹲着，喝不上水，晚上睡觉更痛苦，上不了床，不能翻身，睡觉不敢动，一动被子跑路了，整个身子被铐到一起缩成一团，腿伸不了，被子盖不上，十一月的天很冷。一动被子就离开了身体。所以在看守所将袁秀英非法上大铐致伤致残后，又被这样长时间铐着更加加重了她后大椎伤势的恶化。
第五天，李莉上班，见到袁秀英后的第一句话说的是：你咋瘦成这样了？李莉为了让袁秀英穿上那个犯人必穿的马甲，于是给了她三个条件：一是，给她一桶水洗个澡，（看守所的水很珍贵，只有判了死刑或死缓的人才能有这个待遇），因为她有一个星期没有刷牙、洗脸、洗脚、洗澡，身上都有异味了；二是，给她纸和笔，告诉她写的东西，可以给他们，也可以投放到驻所检察官的邮箱里；三是让她炼功。她没有同意，原因是袁秀英觉得看守所不是法轮功学员应该待的地方，应该出去做她该做的事；二是，法轮功学员没有犯法，不是犯人为啥要穿这个犯人才穿的马甲。不同意李莉也不给袁秀英松铐。
第七天兰州市城关区检察院非法起诉书送达看守所。当时是被同监室的两个在押人员抬去会见室接的那个非法起诉书。到第九天，律师来会见，必须要走出十三队时，才被松铐了，但也只松了双手，脚还是被铐着，就这样袁秀英是戴着脚镣去见的律师，由于铐的时间太长，当时松手铐时，她已失去平衡了，连连倒退了好几步，被后面抬她出去的人把她扶住了，也就没有倒下。当时李莉就在跟前，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律师接见完回来后，李莉还要她写什么保证，被拒绝了。这样一直持续被折磨了九天九夜。身体很虚弱了，人也脱像了。腿也出现疼痛。
（二）医院没给“伤残鉴定书”
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自己起不了床，起床时要有人扶拉一把才能起来。在去兰州康泰医院检查身体时，看守所还要对戴脚镣手铐出行，被拒绝了。两个警察看护去医院，在检查身体前，他们小声的和医生嘀咕，检查完毕，也不让本人知道结果，说拍的片子还没出来，大家都知道，拍CT片子，一般都是当场出结果的，但他们为了不告诉本人结果，借口说，片子没出来。在回看守所的路上，十三队的指导员张玲玲却说袁秀英在“呃”看守所，听了觉得可笑，“呃”这个词也能用上，你们不把她弄成这样，哪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第一次检查完身体的当天，李莉还欺骗袁秀英及家人说好着昵。
二零一八年三月份，袁秀英被转到兰州市劳改医院住院，起初送去说是做“伤残鉴定”，到了医院，情况就不是那样了，送进医院的第一天，医生检查了一下身体，问了一下基本情况，医生当时检查时也说了是“挤压型骨折”，但随后的三四天就不见医生了。后来给开一些止疼药，因那药很烈性，吃了两天，胃就开始出血、吐血、拉血的症状，后就拒绝吃药，再问医生“伤残鉴定”何时出来。医生闭口不谈这个问题。在那里，从女监来劳改医院住院的病人中，听到许多关于法轮功学员在“兰州女子监狱”如何被残酷迫害的一些事情，许多好心人都劝千万不要到女子监狱去，那里把你们迫害得很严重，等等类似的事情。就这样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后又被转回到看守所，出来时医院没给“伤残鉴定书”，给了一个“病残鉴定表”。
（三）犯人强行包夹
二零一八年的三月三十日，从医院出来再次非法送到了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后，环境就更加恶劣了。一进监室李莉就告知犯人，严加管理。把之前写的控告状也以违禁品的借口没收了。
在看守所遭到迫害的事情被明慧网上曝光后，有许多法轮功学员给李莉打电话，讲真相，她不但不听，从那以后，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利用犯人进行迫害。主要体现：（1）不许人帮助，由于人多，翻不了身，起不了床，需要人拉一把才能起得来时，就吩咐监室的人不要给予帮助；（2）不让号室的人和袁秀英说话。目的是想在那个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把她孤立起来。（3）找专人专找茬，找麻烦。睡觉都安排难缠的、有肺结核的、甚至为了睡觉经常打架的人睡她的旁边，目的是让这些人给她找茬。从而引出事端，只要抓住一点小事就会拿来大做文章。
法轮功学员讲“真、善、忍”，所以李莉的目的一直没达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次没忍住，和同监室的一犯人发生了一点事情，李莉就大做文章，把看守所的所长及戴红袖章的值班人员都调动到了十三队，用了十几个小时，调动了同监室的五个人出监室调查，本来事情的来弄去脉在监室的监控了都看的很清楚。但她们为了收集文字材料，六个多小时里，调动了监室的五个人出去，从早上十点一直到下午的四点多，一波一波的安排那些人写偏离事实的所谓材料。先后五人中午的饭都没有让回到监室吃，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待遇”，午休也被占用。下午四、五点回到监室一个个冻得直发抖。面对凝固了的监室气氛说啥的都有，有人说，太邪了，不让写真实的事实经过，强迫写对袁秀英不利的才行。有人说，要把小事搞大，要给袁秀英加刑。有两个同监室的犯人，其中一个是李莉专门派去包夹袁秀英的，因为没有怂恿对方，站在中立的位置上把和平解决（这个过程李莉在监控看到了），第二天李莉就将这两个犯人调到另外两个不同的监室去了。
还有一件事，在九号室一个得了严重肺结核的女犯，身体极度虚弱，看起来都不行的那个样子，为了指使这个人迫害袁秀英，起初她们给这个人吃的是病号饭，（在看守所身体特别不好或者死刑或死缓的人会给病号饭吃），后来不给她病号饭吃了，说是要吃病号饭就得必须包夹袁秀英才行，他们把这个大家称为“半条命”的人安排在袁秀英的旁边睡觉。一天中午要午休时，大家都上床了，袁秀英上得晚一些，他们就只给留了一条缝隙，上不去，睡不下，不睡还不行，和他们商量也不让位，给号室长说也不管，没办法，只好从那条缝隙里往下挤，自然就会碰到这个大家都叫她“半条命”及旁边的人，结果问题就出来了，给她找到了欺负人的理由了，当时又是骂又是吐口水，吐了袁秀英一脸的口水，立刻用被子把脸捂住，她有肺结核，吐出来的吐沫都很臭，在躲闪时把旁边的人也遭殃了，而那人正好是号室长的河南老乡，本想在一边观战、看热闹的号室长这会也沉不住气了，赶紧给她老乡找衣服换洗，袁秀英也提出找件衣服换却遭到严厉拒绝。
整个过程，被一个判了重刑穿着黄色马甲的犯人看到，整整哭了一中午，别人问她为何哭时，她说，她们（指从号室长到“半条命”及其他欺负袁秀英的犯人）太过份了，太欺负人了。而她那里知道这一切都是上面李莉有意这样安排做的。后来这个“半条命“的人还主动告诉袁秀英说：她不想那样做，可是不那样做，就不给她病号饭吃，卸磨杀驴，但她最终还是没吃上病号饭。
四、处处刁难
看病不让报病号（那里看病要提前一天登记，队长们同意了才让去看病，不同意就不能出去看病，这就叫报病号），即使报上病号，给几片活血的药哄哄就过去了。特别是二零一九年五月，法轮功学员李亚被非法关押进来后，李亚因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进来就被上大铐抬进到十三队的，铐了七天七夜，在这期间由于李亚所在的监室人手不够，每天晚上还要特意从其他监室调动二至三人去包夹李亚，袁秀英这里，要求犯人封锁消息的同时，也不给报病号了，不让出监室的铁门半步，看病都是医生把其他病人看完后，特意带领护士推着药车，到监室的门口特意为她一个人“看病”。也不让给她理发，遇到好心的队长，会把所有人的头发都理完了，让理发的人由队长带领到她所在的监室单独理发。目的就是不让袁秀英出监室的大门半步。由于很长时间理不上发，头发很长，又没有头绳扎头发，只好用袜子扎头发。这明显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袁秀英坚决反对，极力反迫害，宁可头发长，宁可用指甲刀剪头发，也绝不配合她们的迫害。
利用晚上睡觉时间搜袁秀英装衣服的包，把衣服也给撕破；利用在平台放风时间搜装日用品的盆子。她们怕迫害曝光，恐吓一个来自贵州的小女孩，她因男朋友被抓受牵连也被抓进来关了四十二天，被看守所十三队威吓害怕不敢和袁秀英说话，但那女孩心里很明白，在一走一过中小声说：“阿姨，你啥都别说了，我都知道了”，也有人后来告诉袁秀英，说，把那个小女孩吓坏了，说：“阿姨（指袁秀英）太可怜了，她们（指监室的犯人）咋这样对待袁秀英”。
还有一次，李莉监管着在押人员发放开水时，刚路过袁秀英所在监室门口不远，犯人就找茬打人。袁秀英大声喊：“大队长，某某打人啦”，李莉很不在乎的慢无表情的回头看了一眼，也不说一句话，继续往前走，一看她不管，袁秀英只好按压了室内的报警器，犯人立刻阻挡，不然按压，李莉这才回走过来，还是和以往一样，不问为何打人，却反过想打袁秀英的样子，因为监控头的缘故，欲罢又止。反过来挑动犯人否定这一切事实的发生。因为犯人包夹“有功”，也给被利用的犯人以各种小惠奖励、如：少值班、饭打好点、多给洗澡水、多洗几次澡等等。
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犯人越来越嚣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人太狂了必然翻船，一次一犯人莫名其秒的出手打了另一犯人。其目的可能是想给袁秀英看，或许是杀一儆百，不让违背她们与袁秀英说话的禁令，因为被打的人就坐在袁秀英的旁边正和袁秀英说话。后来被其家人知道后告到看守所里去，那段时间十三队的九号室就成了重点关注的对象了，屡次被通报。号室长也诚惶诚恐的，也不被调出去单独“会见、吃小灶了”，另外两个也展现了“善恶有报是天理”的道理。一个比平时想象的多判刑了；一个在留所服刑期间，因种种原因，也被串铐了一个星期。
看守所也曾找过办案单位、找过检察院、找过法院，他们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让受伤的袁秀英早日回家得到及时治疗，而是为了推卸责任，想早日把袁秀英送到臭名昭著的“甘肃省女子监狱”，进行进一步的迫害。
五、公安、检察院、法院都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的帮凶
这件事情被监管部门知道后，他们不是积极的处理、严查这事的来弄去脉，按法规，这事在监管部门应该说是一次严重事故，应该严肃处理，可是监管部门没有，一听说是炼法轮功的，就成了走过场，甚至连走过场都不想走。
二零一八年的八月的一天，得知监管部门来了解过此时，就问及李莉，为何不见当事人。李莉本事也挺大，过了两天，监管部门就有人来找袁秀英，可惜的是他们在走过场，问话也是敷衍了事、诱导避重就轻，记录更是避重就轻，尽最大可能的不反应事情的真实性，不还原事实真相。还替李莉、丁润平开拓，办公室门外队长在监听，想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当时人袁秀英的身上。当时的笔录中充分体现出来，并且还要让她本人签字确认，袁秀英拒绝了当时的签字，而后就石沉大海了。直到现在也无人问津。
其实，那一切也不过是在走过场罢了。因为当时监管部门到看守所调查此事时，打人的牢头狱霸早已把材料准备好拿在手里，站在“会见室”的门外监听并等候在那里了。如果不是法轮功的案件，是一般的案件，他们绝不会如此处理的，这也充分证实了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面积的广泛性。
袁秀英的身体直到现在（二零二一年）都没有康复，按法律、法规，像看守所这样无端把人迫害致伤致残，在法律上是要负责任的，可就是因为袁秀英是法轮功学员，至今李莉、丁润平还逍遥法外。
六、法院对袁秀英非法审判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二零一八年 十一 月二日，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法院对袁秀英和王雄珍进行了非法开庭、非法审判。在非法审判中，审判长刘冬郁不让法轮功学员王雄珍、袁秀英陈述关于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的部份，每当说到法轮大法的好处时，刘冬郁都要打断陈述，而所谓的公诉人彭维萍，更是咄咄逼人。当问公诉人彭维萍，国家没有规定法轮功是所谓×教，十四种邪教中也没有法轮功时，她说一会儿告诉你，可在五个多小时非法庭审中，公诉人彭维萍始终没有拿出相关的法律、法规。相反，在二零一九年的四月，法院拿去了先前非法庭审时的所谓庭审笔录中，在第三十四页明确说到了，“在《刑法》中没有规定法轮功是×教”，既然法律没有规定法轮功是×教，为何不立即放人？“有法不依、有法不寻”，笔录严重缺乏真实性，把“真、善、忍”人类的普世价值却串改成了“真、善、美”。〈刑事判决书：（2017）甘0102刑初第2378号〉
释放的当天，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西湖街道及办事处还要执行迫害，要求到他们那里所谓的报到，交什么所谓的判决书及释放证。回到家后的一个多月里，西湖街道办事处和片警还不断的打电话骚扰。使本人受伤的身体得不到静养与平复，他们还要给人增加精神负担。还搞什么所谓的“清零”活动。
请所有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及时醒悟，给你们自己及家人留条后路。法轮大法是佛法，明白真相能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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