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电视台以香港第二十三条立法提案为主题，采访英国国会议员史蒂夫.雷迪曼博士（Dr Steve Ladyman），雷迪曼博士非常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且在媒体和议会中均表达他的关切。以下是报导全文：
问：你对香港第二十三条立法提案的看法？
答：我并不反对针对谋反行为制定相关的法律，每个国家都有此等立法。我关注的是这项新法规定的范围如此广泛，使得一些我不认为是谋反的事，也都有可能被罗织入罪，谋反是一种反对政府的行为，这与反对政府的想法或信念不同。在英国我可以自由地认同或不认同政府，自由地向朋友谈论有关我是否认同或不认同政府，但是我并不具有努力推翻政府的自由，而且这就是法律应如何规定谋反罪的方式。因为我们没有见到新法的详细内容，因此我们是在真空中进行谘商。由于这些事实，使得我非常关注这项新法案的立法方式和构成谋反行为的认定。
问：这项法案对香港的未来意味着甚么？
答：香港经济之所以如此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她是一个自由的社会，那里的人民拥有自由去运用他们的想像力和追逐他们的梦想，假如你开始限制那些自由，那么你最后将会限制香港的成功，且她的经济荣景将开始凋零，落得不仅是损害香港的结果，最终也必然会损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依赖香港与西方世界进行许多的贸易。
问：英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有何责任？
答：因为我们与香港间有着长期的关系，香港过去是英国的保护地，是我们协商结束租借条约的事情，所以我们有重大的责任。当然许多香港人民也期望我们，因此假如他们感受到法案变革的威胁，他们要找的且能为他们辩护的代表就是英国政府，而且那几乎就是我现在的工作。我当然认为我们必须注意这种可能性，且我们必须保证，当新的立法条文内容定案时，其内容必须是确实地处置真正的谋反行为，而不是一个我认为是限制人权的广义概念的谋反。
问：十二月十日中国副总理钱其琛于北京说，香港的第二十三条立法提案和英国或美国无关，您对此有何评论？
答：他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我们世上的每个人，不论居住在何处，都与人权息息相关。此外，容我更坦白地说，我希望英国与中国能成为很好的友邦，相互自由贸易。我相信中国经济的成长能带动我的祖国与同胞以及中国人民的繁荣，但经济成长惟有在重视人权的环境中才得以实现。因此我希望看到中国朝更为自由的体制迈进，而且我深信中国的新领导团队极具成为大改革政府以及带领中国迈向自由的潜力。我系基于朋友情谊，指出我相信中国有必要改善以增进中、英友谊的方法，而且这对中、英而言都是很重要的事务。
问：英国国会对本项立法的反应是什么？
答：由于本项新立法提案的细节尚未发布，现阶段英国政府无法就此提出评论，但英国明确地鼓励香港当局尽速发布新法草案，并且要求香港以尊重人权的方式制定法律。我必须说我非常反对在新法草案尚未发布的情况下进行谘商，也不明白在此情况下如何进行谘商，而且我想香港当局如果研拟新法草案后再进行谘商，我们现在就不致有这项争议，因为如果新法的架构及内容都已十分清楚，这对谘商将有莫大助益，且不致构成危害。由于他们尚未发布新法草案，我们对新法毫无所悉，因此现阶段人们无法使力。我现在讲出来是因为我想要确定这项新法的制定是以有助益的方式进行。
问：目前第二十三条立法已引发争议，如果它开宗明义就是反人权的法案，那么为什么当初英国会允许它成为基本法的一部份？
答：它并不必然一定是反人权的条款，每个国家都有关于谋反的法律，这是合理的。但我相信谋反属于蓄意行为，是你做了什么事，而不是你思想中在想什么事。个人必须拥有可以和人们交谈信仰的自由、和人们一起集会分享信仰的自由，并使其他人相信你是对的。这是绝对合理的，而且是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的人都应被允许有这样的自由。如果你采取进一步行为并且犯下背叛的罪行，那么你就必须接受法律的处罚，这也是合理的，所以第二十三条是否违反人权取决于新法的内容，而本项新法内容尚未发布，这是我们关注的事。它有可能只是茶杯内的暴风雨，不足我们争论，但在新法内容未发布前，一切都是未知数。
问：你认为这个立法可能对英国造成哪些重大的影响？英国对此就只有道义责任，还是有更深的的蕴涵？
答：嗯，第一，有道义上不可回避的义务。第二，就像我之前所说的，有经济上不可回避的义务，因为我们希望与香港及中国自由地贸易，如果我们不相信人权受到尊重，我们就无法自由贸易。第三，许多香港人目前住在英国这里，从中国大陆来的人也会来英国并住在这里，如果本项新法是危险的将会威胁到他们家乡的家人。那么，许多有中国背景的人住在这里将会担心立法对家人造成的影响。
问：这个议题似乎不是非常受到英国媒体的关注。那么你认为英国一般大众仍然关心香港吗？
答：我确实认为他们仍然很关心香港。这个特殊议题没有如我所预期的引起高度重视。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时候还只是技术性的争论，而且相当复杂，而媒体比较喜欢处理非黑即白之类的明确主题。
我想当这个立法出炉的时候，如果它有危险性，如果它的对象定义含糊不明确，像我所担心的那样，那么我想这就会在英国成为非常重要的议题。
另外，别忘记我们对于中国大陆主办奥运有决策权，英国人热爱这些运动项目，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够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尊重人权的自由政权，他们就无法高兴的期盼奥运会，因此，今后几年这项议题将会更加突显，激起英国人民的关注。但是英国人民确实仍然关心香港。
问：你对中国的人权情况如何评价？
答：目前的人权情况很不好，我也相当关注像法轮功和基督教会他们所受到的待遇。我相信在一个国家里需要在宗教及政治上有多元的信仰。而现在这些不同的信仰没有被尊重。但是我对新的领导人抱持高度期望，也相信这个新领导真正有心改革，我希望他们在未来的几年将能促进中国人权。所以我对这个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作无礼和不尊重的批判，因为我希望他们开始讨论如何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权，并且与我国政府及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共同努力增进我们的关系。
问：中国有在听西方政府对于人权议题的看法吗？
答：尚未。但是，如果他们没听到，唯一能做的就是更大声、更清楚的说出来。也希望当他们看到这个广播，他们将开始再度思考这些议题。就如我说的，我们有两件事是中国极度争取的：其一是成功举办奥运，其二是提高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地位。这两件事将完全取决于他们改善人权的纪录。因此我希望新领导人不要像前任领导人那么多的包袱，并且我们将担当规划并在未来几年中推动。
问：你认为英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对中国人权问题投入足够的关注吗？
答：我不认为他们已经非常清楚的明白他们应扮演的角色。我想有时候他们为了贸易的利益阻碍了道德议题的表达，我想我们应该更清楚地明白我们的信念，并且非常肯定自己信念的同时，而仍能与中国做朋友。
朋友就是要偶尔互相坦白一番，偶尔互相提醒我们哪里做错了。因此我认为英国政府是我唯一能够试着去影响的，如果我们要拥有这友好以及贸易关系，我们一定要更清楚地明白让中国知道未来我们期望的是什么。
问：你曾经参与一些与中国人权有关的活动。你能告诉我们更多相关的讯息吗？
答：这些活动仅限于在议会中发言，并且在媒体上清楚地表达我的观点。我没有参与示威请愿或任何类似活动，因为我不认为有必要。我认为我们能够用谈话处理问题。在香港谘询期我们能够藉由人们清楚地表达他们的观点来处理，当立法最后被提出时，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所相信的哪些部份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并且修改它。而且我们可以经由与中国之间议会对议会、政府对政府的对话处理问题。
问：什么原因驱使你为了中国人权做这些努力？
答：道德层面。家人在中国及香港的这些有中国背景的人来告诉我他们的恐惧，而我相信如果我们要拥有和平的世界，那种我们都极度向往的21世纪，唯一的办法是我们投入中国事务并且与中国更紧密来往，透过我们审慎的思考及我们的想法。这个世界缺了中国，我们就不能有稳定及成长的经济，我们就不能稳定促进和平，我们唯有透过对话与中国往来，这就是驱动我的原因。
记者：谢谢您，雷迪曼博士。
（英文版：http://www.clearharmony.net/articles/200301/95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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