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学员黄春玲在山东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

【圆明网】山东省曲阜市法轮功学员黄春玲刚于二零一九年三月十四日结束五年冤刑，又于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被警察绑架，再被非法判刑三年。在山东女子监狱，黄春玲遭到酷刑、暴力“转化”折磨。

以下是黄春玲自诉自己遭迫害经历：

我是曲阜法轮功学员黄春玲，我曾因不放弃信仰，被非法判刑五年，被劫持到山东女子监狱，受尽折磨，于二零一九年三月十四日结束冤刑。当时和我一同出狱的还有法轮功学员刘洪兰。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我去探视刘洪兰，法轮功学员赵根法、乔华荣夫妇也去了刘洪兰家。夫妇俩刚到十分钟左右，曲阜国保大队警察杜善红、侯玉科、孔颜等十几个人就闯进来绑架了我们四人，当时还有一个监视刘洪兰的村干部也在现场。警察从刘洪兰的家中抄出了一些大法资料。当时村干部一再作证说，说他一直监视刘洪兰，她从没出过门。可是杜善红等人根本就不听，把我们四人非法关押到济宁市看守所。后来我们四人被非法判刑，我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

中共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在十一监区（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区），我绝食拒绝“转化”、拒绝看造谣邪片，监区长徐玉美指使几个犯人把我按在地上，用勺子使劲撬我的嘴，给我灌食。我拼命挣扎反抗，他们毫不手软，有人按我的胳膊，有人坐在我身上，有人拿勺子使劲捣我的口腔和牙齿，当时感到牙齿都要被他们撬掉了。这过程持续了四十多分钟。口腔上颚和两腮粘膜全部捣烂，吐了很多血。当时我想，如果没有师父替我承受，可能我的嘴就废了。神奇的是第二天他们再次灌食后，我只吐了两口血，但口腔流了几天脓水，疼了好几天。第三天不再灌我，也不让我看邪片了，可不让我洗漱，我继续绝食，他们才让我洗漱。

后来他们看我不“转化”，把我关到了不“转化”的监室，在监室里受到了包夹百般刁难。包夹于爱荣（烟台人）、丛萍（威海人）、汪燕（日照人），她们用各种手段折磨我、刁难我，洗头时给我极少的热水，分饭时也给我最不好的。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这些我都能忍。其实通过观察，我发现很多时候她们也是被迫去做坏事，如果她们不做，那些警察也整治她们。在十一监区，谁会害人谁就是改造的最好，能减刑的多给分，不能减刑的也在物质上或会见家人方面给好处。可是这些包夹却是真的造了业，她们的身体都非常差，都有各种疾病。有个叫王春华的犯人，家在烟台，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稍微不如意就发脾气，每天都在发脾气，发完脾气就呕吐，经常吐得像一滩烂泥一样不能动。

二零二二年八月，监区放污蔑大法的视频给法轮功学员“洗脑”，声音大得震耳欲聋，我忍无可忍，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监区长孙丽指使犯人把我弄到小屋里，派王春华、于爱荣迫害我。那几天，天气很热，至少室内35度。她们关上门窗，不给我水喝，也不让我洗漱，我脸上的汗象下雨一样流，神奇的是我并没觉的渴，也没觉的热的难受。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日，监狱让所有的人员穿隔离服，并且不让喝水，不给饭吃，不让上厕所。我拒绝穿隔离服，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的身体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细菌入不了我的身体，制约不了我的肉身，监区长孙丽让人把我关进小屋。过了两天又把我关到十监区，总共去了八十多人，我和三个包夹住在一个监室。大约两星期后，都陆续感染了新冠病毒，出现各种症状。于二零零三年一月十日返回十一监区。

二零二二年一整年吃的菜，95%都是各种萝卜，利用炸完油的豆渣制成的豆制品，还有假粉条（用面粉和食用胶制成的粉条）。但菜单上写的却很丰富，这个炒肉，那个炒肉，但到吃饭的时候，都是萝卜豆皮，或萝卜假粉条。

二零二三年新年过后，监区长孙丽就指使包夹迫害我。第一个包夹是厦门的穆桂艳，她是一个不会骂人，不会用手段的人。每天上午、下午给我放两个小时的邪片。我反抗，躺在地上不看，她们就几个人把我拖起来，把我两条腿卡在椅子腿的空里，上身靠着睡觉用的箱子，逼迫我看邪片。这样持续一个多星期。这期间穆桂艳多次被区长叫出去，大声训斥指责，嫌她对我迫害的力度不够。穆桂艳每次被训斥回来都一脸哭相，非常委屈。后来她被训急了，就在拖我的时候，把我的上衣掀起来，用椅子边使劲撞击我的前胸，我的左肋骨下边有被撞断的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非常疼，只能左侧卧位，翻身剧痛，下地上厕所只能一点一点的挪动，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才能从床上下来。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周后才有所好转。

她们逼着我回监室。我告诉他们：回监室可以，但不写保证书，不报数。我是大法弟子，除了我师父，我不会对任何人保证什么。我不是罪犯，所以我也不报数。于是她们又换了包夹，叫张君，泰安人。这个包夹整人的手段多，力气大，会骂人，常常对我破口大骂，她将我的两腿弯曲，使两个膝盖并在一起，上面卡上一个小塑料凳子，她在凳子上面使劲用力压，凳子的底部有横竖成格的塑料底梁，这些底梁象刀子一样薄，卡在膝盖上，张君在上面压的时候，我膝盖象被刀子割的一样疼，青一块紫一块的。有一次，张君把我小腿划出一道很长的伤痕，又抓住我两只手往凳子里塞，凳子腿的横梁正好卡在我两个手腕上，我手腕被横梁硌得钻心疼。张君放开凳子后，我的手腕被压出一道很深的血印。

监区长孙丽看我仍然不屈服，就让张君停止对我身体的迫害，逼我上午、下午各看半小时邪片。我就低着头背法或发正念。过了一段时间，包夹张君给我加长了看邪片的时间，我又开始反抗，一分钟也不看了。包夹把我塞进两个睡觉的箱子中间，空隙很窄，容易控制我。让我跟电视面对面，她把电视的声音放的很大，我就大声喊：“我是大法弟子，我只选择李洪志师父的安排，不选择你们的安排。”包夹张君、王春华用擦厕所的抹布堵我的嘴，用手捏住我的鼻子，不让我喘气，拽我的头发，一缕一缕的往下掉，掐我的胳膊和大腿，胳膊、腿被她们掐得青一块紫一块，又踩我的腿和膝盖，疼得我大声尖叫。监区长赵某过来了，其实我知道她一直在监控室里看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她都知道。从那天起监区长赵某“转化”我。第二天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每天上午、下午各看半个小时的邪片。不许我洗漱，这是她们迫害大法弟子的常用手段。包夹张君经常找我麻烦，嚣张跋扈，我能忍则忍。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个值岗员因心脏不好。让她与张君换了两周的岗位。这两周张君夜里值班，白天替岗，她睡眠状态又不好，出现头晕，血压高。她才37岁，她替岗回来那天老是呕吐不止，但对我的态度大有好转，不再训斥我，变得和蔼可亲的样子。

可能警察在监控里看到张君对我的态度变好了，就找了一个理由把她调走了，又换了一个包夹。这个包夹叫张帅，滨州人，她是一个性格极端，脾气极其暴躁的人，很有手段和心计。她在小屋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人敢管他，包括警察。她在外面值岗时，与所有长员（从犯人中选出的管理人员）都吵过架。她与值岗员有矛盾，根本就不用吵，直接上去就打。她来我这里后，在生活上她耍手段，占便宜，我都不在乎，她可能也知道我不怕打，所以在原则问题上，她也不敢过份。遇到矛盾我也尽量从法中想问题，很多时候师父也帮我化解。二零二三年夏天，天气最热的一段时间里，她很烦躁，有一天放完邪片后，她又放一集纪录片，并故意把声音放大，然后观察我，说我嘴动，意思说我在背法或发正念。我说：“我是大法弟子，你没权利管我。”她就抓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我的头，我大声喊：“张帅打人了！”她一边用抹布堵我的嘴，一边继续抓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长员来了才停下来。我跟长员说：“我要换联号，我现在不安全，我的头被她撞的又疼又晕，不换联号，我就不吃饭了。”长员一再劝我吃饭，我说：我以后出现危险谁负责？长员说：“我负责，我让人在门外值班，有事就找她。”张帅对我的态度也软了下来，也没再放邪恶纪录片，也没再找我的事。

中共利用警察和犯人的利益心逼迫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同时，也在往地狱里拖他们，使他们的魔性在这里无限放大。这就是中共的恶魔本质。

 

—— 文章内容转载自明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