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条河上，如果人停止划船，那么就会随波逐流。当我学法不够时，我的感觉正是这样。这时，我的认识往往不在法上，而且出现了一些漏洞。于是，我就有意识地安排更多的时间学法，并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从此，在工作之余，我第一件事就是学法，然后再做其他的事。从那以后，我能比较轻松地完成本职工作和大法的工作。我对师父的话的理解是，学法是大法弟子纯正心态的基础。
今年夏天，一份意想不到的工作落在了我身上。在参加7.20的活动时，一位同修说起，为了拍摄一部德文的大法影片还需要一个剧本，他问我愿不愿意接这份工作。于是，我很快就和另一位在录像方面有一定经验的同修组成了一个小组。尽管我们都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员，也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我们还是在一个小范围内用了5个星期的时间拍成了这部片子。我认识到，尽管我们不是专业人员，在纯净的心态下，我们也可以在大法工作中起很大的作用，例如我们的翻译工作主要也是由非专业人员做的。我们在人世间，在一个严格的学习系统中所学的知识并不一定是起决定作用的。如果完全用我们在人世间学到的知识去对待大法工作，会形成一种障碍，因为，在这些知识中往往带有很多旧势力所安排的因素。我相信，如果我们用纯正的心态去做大法的工作，并尽量把工作做好，那么它就会在人世间产生相应的效果。这段时间我正好有三周的假期，而和我合作的同修又正好没有工作，这都不是偶然的。我想这也是机缘吧，因为我们正缺一部符合欧洲人性格特点的德语影片。
这部影片做完后，我们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一位德国同修说，这是一部最能让他父母接受的影片。还有一位同修把影片给他的老板，当他的老板和全家人一起看完后，他的夫人和女儿表示要马上学功，并且订购了教功带。其他一些同修在给他们的亲朋好友看完影片后，创造了许多深入交谈的机会。现在，这部影片已经在德国几个城市的地方电视台播放了，在柏林至今就播放了三次。我是这样想的，还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必须先走第一步，例如先拍成第一部影片。
通过这件事，我悟到，在正法过程中，我们可以用专业知识为大法做事，但不能被专业知识限制住，以至低估了自己在大法中修出来的能力。旧势力也试图用专业知识标准的幻象和追求完美的思想使大法弟子之间互相牵制。
师父在《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这牵扯到一个很大的责任问题，因为是出于正念还是出于自己的想法会相应地影响到周围的环境。
为了近距离发正念，今年十月，我和来自德国的其他同修来到休士顿。当时大家齐心协力，配合得非常好，气氛也很祥和。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我想，在休士顿时，我们一直在一起，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协助美国学员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平等地完成大法的工作，因此没有给显示心或把自己看得特别重要的执著心留下可钻的空子。我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正的正法的环境。我想，如果我们在德国也能象在休士顿一样，不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而是以整个正法的大局为重，那邪恶就没有相应的空子可钻，我们的整体工作就不会受到干扰。师父在《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讲到：“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
现在，由于要做的事情很多，要学法、正法、给中国人讲真相等等，所以有时往往对自己的要求放松了。我看到我自己和其他一些同修几乎有点失去平衡，因为大家都想把事情做好。例如，有一次，当一位同修在给一位政府官员讲述香港第23条立法时，没有给对方说话的机会，我看到这位本来已经了解了这一人权侵害真相的官员，几乎又开始对我们产生怀疑了。从这件事中我学到，光给人们提供信息是不够的。我们也应该通过倾听别人体现出我们的慈悲心，这样才能在讲清真相时使人相信。我们的行为往往比那些信息更重要。我们要用智慧去讲清真相，总是先想到别人。只有当我们能真正倾听别人，尽量去理解别人，才能讲好真相。
互相倾听和互相理解不仅在和常人相处中很重要，在同修之间的相处中同样很重要。如果我们能更加注意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整体，不给邪恶留下可钻的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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