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
我叫阿萨夫·马尔科维茨,是一名音乐人,二零二零年开始修炼大法。
自儿时起,我在人群中总是感到格格不入。父母也发现我的反应和同龄的孩子不一样。后来我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这个标签从儿时起就一直跟着我。
得法后不久,由于自己在音乐方面有天赋,我加入了天国乐团。这是师父为我安排的修炼之路。
二零二三年十月,我随团参加了在雅典的游行。我至今记的。那天早上,我意识到我的国家出事了,因为手机不断响起警报,防空警报的间隔很不寻常。可我仍然要参加雅典的救人活动,还要演奏好。我知道我不该因这件事而动心,但我还是担心家人的处境。我跟乐团的同修分享了此刻的心情,他们都支持我,帮我稳住了心态。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我也意识到,这正是一个保持正念、并且融入整体的机会。从游行开始的那一刻起,我脑子里所有的念头和担忧就都消失了,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我的头脑相对清晰、专注,也能够把心思放在自己当时所承担的角色上。
游行结束后,乐团的同修向我介绍了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这让我更清楚的看到,身为大法弟子的音乐人,应该保持怎样的心态。
转年六月,我参加了在布拉格游行,游行前一天彩排时,我被安排在队列的一侧,也就是乐团转弯时的轴心位置。换句话说,我是这一排的排头,要负责整排准确的转向,还要仔细跟好路线的指示和指挥的带领。
一方面,来的人很多,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彩排;另一方面,我觉的无论是演奏还是行進,我们都做的不太好。有几次我这一排都没有转好,我感到这些彩排变成了沉重的负担,压的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这一排有一位同修总是无法集中精神,我也帮不了她。在最后半小时,声部负责人让我和这位同修换位置。按说我应该松一口气,可我心里想的却是:她为什么不信任我呢?从那时起,即使我觉的自己走的很好,负责人也会不停的过来查看,告诉我步子和演奏怎么样,整个人的样子如何、转身转的好不好。我认为自己这些都做的不错,旁边那位反而做的差一些,负责人却盯着我。我觉的她是把我看低了,好像我什么都不懂。当时我明白,自己应该把这事看淡,可实际的感受是,我的身体开始走错步子、吹错音符,好像身体不受我控制了。我试着调整自己的心,但心里装的是对声部负责人的妒嫉和怨气,也有对自己的怨气。正是因为这些念头,我走的更不好了,仿佛反倒印证了她对我的看法。我感到很绝望。
之后我们回到旅馆。我记的,晚饭时和乐团的同修们坐在一起,我却觉的自己不属于这里,像是被隔开了一样,也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资格参加下一次游行。这正是因为我某些执著心,就是《转法轮》第七讲中讲到的那种妒嫉心:
“咱们讲个故事:《封神演义》中的申公豹,看姜子牙又老又没本事,可元始天尊让姜子牙封神。申公豹心里就不平衡了:怎么叫他去封神哪?你看我申公豹多厉害,我的脑袋割下来还能回来安上,怎么不叫我去封神呀?他妒嫉的不行,老跟姜子牙捣乱。” 《转法轮》第七讲〈妒嫉心〉
用我当时的话说就是:我已经演奏了二十年,还有音乐学院的学位,而负责人只是个初学者;乐团里每件乐器承担什么,我都清楚,她却连一个音都吹不稳、步子也走不好。我还在旧金山的退伍军人节游行中,跟湾区天国乐团一起担任过独奏,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很好、很认真的音乐人,那边乐团的要求也非常高。欧洲乐团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角色和责任交给她,反而把我放在一个由别人来带的位置上呢?
但接下来我意识到,要做乐团的一员,只是萨克斯管吹的好是不够的。还要能够承受各种局面,既要面对自己的问题,也要面对乐团遇到的难题,而且修炼状态要好。我们不只是在演奏音乐,其实我们更像是战士,每个人都得把自己那一份做好,就像在军队里一样。
晚饭后我回到房间,觉的这一切让我很难堪。但我明白,自己必须接受这段经历,也正是这样,我才理解了什么叫谦卑。我站在队列的什么位置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能够配合整体,能够协调一致,信任做决定的人,这样我们才能作为一个整体,我们的音乐才能救人。
在二零二六年六月的罗马的游行中,我经历了一系列的事情,那是一次全面的考验,也让我悟到了很多。事情是从六月底罗马乐团游行的视频甄选开始的,当时要求我们录制《谢谢师父》这首曲子。我当时人在以色列,看到这样的通知只是匆匆扫了一眼,误以为只是针对新成员的,就没有按要求录制。直到我准备行程时,看到自己的名字竟在“不能在罗马演奏这首曲子”的名单上,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之前根本没留意到。我想,这是因为乐团里的修炼环境很特殊,在那里我头脑清晰;而在家里,我是家中唯一的修炼人,状态差距很大。
在思考该怎么做的时候,我回头审视自己对乐团的承诺:作为乐团的一员,我有责任达到标准,这也关系到能否承担起师父交给我的、在救度众生中的那份角色。我明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進乐团;能進来的人,都担着一份责任,就像是签下了一份约定,需要有非常强的、用音乐救度众生的愿望。
这个过程和布拉格的那次经历是连着的。两次我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就是怕自己被这个集体拒之门外,而这背后是怕心和妒嫉心。虽然截止时间已经过了,但因为那份承诺,我还是决定练习好、把视频交上去,同时放下对结果的执著。等我回过头重新去看那条通知时,才明白要求的到底是什么,像是音色要稳、演奏要有信心,以及任何能让整个团队凝聚起来的素质等。
录自己那一部份的时候,我以为吹的很好;可等我听录音回放,却听出了自己的执著,声音里透着躁动、不稳和紧张。这恰恰就是我有时在人群中说话的样子,紧绷,发力不稳。
我决定对每一个音符负责,把自己有音乐硕士学位这件事放到一边。我开始用调音器练习,发现有些高音很刺耳。我意识到,这和我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执著有关。于是我决定放下对认可、对印象、对头衔的执著,也放下想被人捧起来的心。我明白,自己要的只是尽全力把这个角色做好。另外,我还决定放弃心里那句借口:“我是自闭症,我总是无意中遗漏掉事情。”我意识到,这样说其实是在为自己开脱,拒绝承担责任。
我还多做了一步,这一步并没有人要求我做。我把所有乐器的谱子都输入到一个记谱软件里,让它把各个声部都演奏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更清楚的了解了自己这件乐器的作用,还发现有些地方我原以为自己是主旋律,其实是伴奏,也有反过来的情况。这一次交视频时,我感到自己不是为了得到认可,而是为了达到乐团对我这个角色的要求。协调人后来回复我,说我通过了甄选。这也为我正确看待自己在大法项目中作为一名音乐人的角色,打下了基础。
六月底我们在罗马演奏这首曲子时,我感到自己和整体更加协调了,因为我把自己的角色摸的很熟,也了解了其他乐团成员的一些角色,所以能够融入到整首曲子和别的乐器的声音当中去。起初我还担心这会分散注意力,后来才明白,当我能同时听到自己的乐器和其他人的声音时,我反而做的更好,就像一个在旁边细细聆听的听众。
彩排那天,我选择站在正对指挥的那个轴心位置。这不是出于私心,而是因为这个位置要带头、要有代表性;同时我也做好了准备,无论怎样调整位置或改变角色,我都不会争辩:
“常人看不到这一点,他就老是觉的自己应该恰如其份的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他的一生争来斗去的,这个心受到很大的伤害”。《转法轮》第七讲〈妒嫉心〉
结果真的就是这样!指挥让我移到队列内侧,我照做了;彩排的后半段,他又把我调回轴心位置。这对我是一个全新的认识。过去我以为,自己站在带头的位置是因为我是专业音乐人;现在我明白,站在队列的轴心,是对身后每一个人担着一份很重的责任,如果我不能百分之百集中,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的乱下去。
这一次,声部负责人同样给了我意见。和过去不同,这回我由衷的感谢她,因为我明白,她是信任我,才帮我把这个角色做的更好、更到位。
第二天演出时,我身后那位吹萨克斯管的同修声音很大,可乐团负责人却让我吹的轻一些。我理解并接受了他的意见;在下一场演出,我就按他的要求吹的更轻。我问他,我这样吹是不是他要的效果,他说是。到第三场,乐团负责人笑着转过来问我,愿不愿意站到队列的最前面。我把这当成一次考验,就是要足够清醒,能够放下自我去承担这份责任,把这当作一份义务的付出。
“你们传功的时候是不求名不求利的,义务为大家服务。” 《转法轮》第三讲〈法轮大法学员怎么样传功〉
我意识到这是很重的一份责任,像是仪表要得体、演奏要专注,还要听清游行协调人的每一个指令等。第三天,在罗马酷热的天气里,游行正式進行,负责人让我整天都站在队列的轴心位置。我不但顾好自己的演奏,也照顾着其他人的状态,包括提醒大家喝水。
这些经历塑造了我,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时刻。每一次能够参加乐团的游行,我都很珍惜,其实我很希望每周都能去。我们不是每周都有排练,所以每一次聚在一起的时候,对我来说都格外珍贵。
我把在乐团里学到的东西也用到了自己创作的音乐中;即使是和常人一起工作,我也尽量少想自己,多考虑整体的成效。
现在,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音乐场合,我都不再只想着自己,也不再只想着怎样保住自己的位置。我首先想的是,我能做些什么,才能最好的帮到身边的人;我会主动去做,把眼光放远一些,让局面变的更清晰;我也会辅助别人,让每个人都能在整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等我们找到彼此配合的方式时,就能一起做好。当然,这也离不开我在专业上的不断提高。
非常感恩师父,也谢谢同修们的聆听。希望今后我作为一名大法音乐人的路,能越走越清晰!
(2026年欧洲法会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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