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跟随丈夫来到澳洲悉尼，他当时在Westmead医院的肝脏病实验室做博士生课题，我很快也进了这个实验室做硕士生课题。由于头痛，记忆力下降，我的英语水平一直得不到提高，至使我和导师的交流及论文写作都非常困难。那时的我心胸狭窄，自私自利，从来不从自身找问题，而总是埋怨导师因为我是中国人而对我不公。以至和导师的关系越来越糟，最后到了放弃学位，和导师不辞而别的地步。后来，我在狭隘的自我中越陷越深，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成了一个严重的忧郁症患者，过着 "生不如死" 的生活。离开实验室后自己开的小生意也是以失败而告终。
就在这时我遇到了法轮大法。在法轮大法的指引下，我渐渐地走出了狭隘的自我，学会用真诚的心善待别人，用宽容的心理解别人；学会了在矛盾中找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象以前那样一味地指责别人。渐渐地我的心变得越来越宽，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好，"忧郁症"不治自愈。后来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和公司里所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相处得都很好。同事们对我的评价是："You are a special girl". "You are the best" . "You have good personality". "You have a beautiful heart". "You have a strong mind"…….. 我也能设身处地地为老板着想，无论老板在与不在，都认真做好我的工作，而且从不抱怨。
我修炼法轮大法只有四年，但我的变化是巨大的。我很庆幸我能在澳洲这片自由的土地遇到法轮大法，并能在这里自由地练功，做好人。如果在中国，我会被强迫放弃这一切，也就是意味着被强迫回到以前的生活，这当然是可怕的。但如果不放弃，就有可能面临失去职业"、"失去家庭"、"遭受酷刑"、"强制洗脑"，甚至有可能失去生命。中国的法轮大法学员就在面临这样的处境。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发动过许多次镇压运动，其中普遍为西方人了解的只有1989年6月的学生民主运动，这次运动被当时的邓小平政权用武力镇压了。有些人当场被枪杀，有的人事后被秘密处死，其中包括那位被西方人称为 "英雄" 的"挡坦克者"。但官方媒体却称"无一人死亡"。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浩劫，当时的国家主席毛泽东为了整倒另一位国家领导人而发动了这场人民斗人民的运动。在媒体铺天盖地的造谣下，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仇恨被一点点煽动了起来。一些魔性大发的人借助这场运动对一些无辜的人施用酷型折磨。当毛泽东去世很多年之后，人们才敢把这段历史写出来。我读过的一本叫作"文化大革命酷刑录"的书中详细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人间惨剧。当中国人终于在八十年代初从这场恶梦中醒来时，才惊叹："我们不能让这样的事再发生了"。
令人痛心的是，如今中国又在上演一场新的人间惨剧，其悲惨程度属人类历史上罕见。不同的是被镇压者是一群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只想练功、做好人的人。他们没有愤怒的情绪，过激的行为，却始终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坚持不懈地把真相告诉人们，希望唤醒所有人的良知，一起来制止这场残酷的镇压。
有人说我们"政治性太强"，我真不明白，七、八十岁的老人有什么政治诉求？象我这样连新闻都很少看的女子有什么政治诉求？还有六、七岁的小孩有什么政治诉求？我向来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是我要站出来为法轮大法说话，因为是法轮大法使我从一个"生不如死"的人变成一个身心健康，对生命充满热情，充满希望的人。如果我不站出来说话，我觉得我连人都不配做，更不配是一个修"真、善、忍"的法轮大法修炼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但现在的人已渐渐将它遗忘了，甚至不能理解按这些传统美德行事的人了。但不管怎样，我一直认为一个政治家应该是懂政治的，不会将一种维护传统美德的行为说成是"搞政治"，否则就太令人吃惊了。虽然我很幸运，能在澳洲自由地练功，但千千万万的中国法轮大法修炼人仍在承受他们不该承受的，有的甚至失去了生命。我们不希望当历史过去之后人们才清醒："我们怎么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记得刚决定修炼法轮大法的第二天，我去银行办事，需要乘两站路的电车，要在以往，这点儿路我是不买电车票的，因为只两站路，几分钟就到了，而且也不太可能碰到查票的。但那天在上车之前我对自己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得按照真善忍去做，一定要自觉买票"，于是一上电车我就直奔自动售票机去买了票，刚一坐下，查票的来了。我心里咯蹬一下，似乎一下明白了什么...当我现在看到所有火车、电车及车站上都醒目地挂着"逃票就是偷窃" 的牌子时，我真想大喊："人们啊，请接受真善忍吧，千万不要反对她，她是人类的希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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