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期间别提我们娘俩吃的苦有多大了，承受的精神压力有多大，当时到市中心医院说他们建院以来所有的经验都用尽了，没办法了，准备后事吧，后来请青岛专家协助会诊，一连几个月的治疗总算捡了条命，花了近万元人民币，却留下了癫痫病后遗症，又继续到河北某市作高压氧，一天也不得安宁。从8月16日一直到过春节才回家，回家后一天也不敢停药，每天大量的药吃得浑身浮肿，一月一次到医院化验血，因为这些要有副作用，怕引其它疾病。
由于长期领着女儿外出治病，把家整个扔了，当时家里有个12岁的儿子上小学，孩子说：“妈呀，我爸不会做饭，只会做玉米饼吃大葱，把肚子辣得痛，衣服破了还得自己缝。”因为女儿的病我一点也不敢出门，出去干点活也不放心，小玲要想赶集，我怕她到集市上犯病，在家里给她吃了几十片药，谁知到了集上人多，闹哄哄的马上就犯病。我想一辈子总这样靠吃药也不是个办法，得想办法根治，我就从报纸上看到山西太原有“治癫痫病的克星”，我就拖北京的姨找到此人，2、3千元的药吃了一个疗程，也不见效，一年花了大笔的钱。我姨又给找了北京空军癫痫病的名医院挂号就诊，就在麦收的时候（那时麦收用手割），我姨告诉我说排到号了，我就把家里的8、9亩小麦扔了，又去北京领着小玲把两大口袋的草药背回了家，吃了几个月，又叫我姨往家邮，一连几个疗程，大笔的钱又花了，效果更不好。我又从报纸上看到锦州的一个农村说有祖传秘方，我就领着女儿到大连找我的舅舅。让他领着去锦州，我舅说：“那些广告都是骗人的，要相信大医院。”他就领我们去找大连二人民医院的一个出席国家科研会的名医，医生告诉我们再不要听广告，都是骗人的，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对这种病都没有办法，只能靠吃药减少发病率，三年不犯才能稳定下来，就好比得了绝症。回家后我又到处找民间土方，就连能药死人的巴豆也吃过，蜈蚣也不知吃了多少，用尽了各种办法。我绝望了，孩子也绝望了，小玲整天想着轻生，不想活了，几次外出，都被找了回来。
自1997年我们修炼了法轮功，使我们一个支离破碎的家重见光明。我以前脾气很不好，经常吵闹，自从我们修炼了法轮功，学真善忍，遇事就忍，不争不吵，家庭越来越和睦。我们严格按照师父说的做，严格要求心性，从此以后小玲的病越来越轻，炼功4年多，没吃一粒药，没花一分钱，越来越走入正常人的生活。后来我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再也不用为孩子担心了，可以放心的叫她在家里绣花，从此我们家有了欢笑，有了快乐。
就在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以来，我们师父被诽谤，无数法轮功学员受迫害。2000年元旦前夕我和小玲还有小玲的四婶等人决定到北京上访，要为法轮功讨回公道，为我们师父讨回清白，也准备去我姨家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不要受电视欺骗，谁知走到当地车站就被派出所几人把我们推下车，问我们去干什么，我说走亲戚。他们什么证据也没有，只是因为小玲把身份证拿出来了，他们就和派出所联系，问我们是不是学法轮功的，就这样我和小玲还有另外一个法轮功学员被派出所无理的用手铐强行带回，在派出所被铐了两天，夜间把我们三人铐在一起坐了一夜。小玲的爸借了2000元钱交了押金，这才把我们放了。回家后村子里住上了派出所，天天到我们家骚扰，一次见不着我，就再来一次，进家后翻这翻那，只要有法轮功的书籍资料就拿。不久后的一天中午，我在家做饭，派出所就来问我：“现在还练法轮功吗。”我说：“炼！在地球上一天就炼一天！”警察气急败坏的说：“好，你等着。”气呼呼的走了要去汇报。这下把我丈夫吓坏了，和我吵了起来，小玲去了她四婶家，结果没抓。因为我们三人说坚决炼，这样警察就白天黑夜看着我们，怕我们上访。
春节刚过，北京编了一场“天安门自焚”戏后，形势更加紧了，骚扰之事差不多天天有。就在2001年3月4号这天早上，派出所又来告诉准备被子和女儿一起到派出所办洗脑班。我和小玲正在家做针线活，小玲准备五一前后结婚，就来了3辆车非法抓人，我们娘俩一车。在派出所的4天，小玲白天哭夜里哭，她觉得平白无故为什么抓我们，她说：“我想活，他们不让我活。”后来警察强迫我们写了保证。回家后，派出所还经常来骚扰，就这样本来受不得惊吓的孩子突然病情急剧恶化，一天比一天重，最后3天受的苦令人不敢想象，2001年的6月16日，才25岁的小玲就这样含冤而去了，告别了人世。
这场悲剧是谁造成的？所有世界上善良的人们，兄弟姐妹们，我们学真善忍有什么罪呢？我们做好人无罪，我们炼法轮功无罪，是下令迫害的人害死了这么多无辜的善良人们，在中国没有一块地方能让善良的人说句真话。派出所的恶人曾经就说：“现在法轮功的人就是被打死了，也是白死，没有说理的地方。”我们真是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诉啊！
* * *
歡迎轉載，轉載請註明出處。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