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香港的街道上看见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后最大的一次游行示威。目标是针对将在下周由立法委员会通过的法律以取缔叛国、分裂、煽动性的言论和颠覆。
香港政府说它不得不在北京的基本法第23条基础上在特别行政区通过这些。自从6年前主权回归给中国以来,批评家正是担心此立法破坏已享有的自由。
但是,抗议很大幅度指向对董建华的管理的广泛不满上,这个商人被大陆钦定为特别行政区长官并刚开始他的第二任期。
董先生不幸在就职期间面对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和经济危机,他后来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无能的政客。这在Sars爆发上已生动地表明了,他首先没有抗议大陆隐瞒疫情,接着在加强必要检疫措施上行动迟缓。他的行为正是那种把他北京主人的利益放在香港人民之前的自私自利官吏的所为。
与新法律或他对Sars的处理相比较,董先生的声望更依赖经济的走向,但是甚至在这方面也几乎没有令人满意的表现。房地产价格从1997年的高峰起已经降低了大约百分之六十;任何知道香港人有将他们的储蓄投资砖和水泥的嗜好的人都将意识到那下降的严重性。
失业率居高不下,而财政赤字,由于人口老龄化被推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5左右。简而言之,以香港标准来看,过去6年以来的情况是非常严峻的。
这是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北京希望收紧对在特别行政区的控制,一个没在他的工作中成熟的行政长官和持久的经济问题--导致昨天在维多利亚公园和政府办公室之间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游行者。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香港回归6周年的纪念日上说人民不应该担心新法律。但是,此立法无疑给北京进一步权力来干预它认为的特别行政区颠覆分子。他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或许将告诉董先生缓和公众舆论,但是一个迟迟不愿引进更多民主,且已经出版了这引起争论的法律和主持着衰退经济的人将很难让他的反对者信服。
尽管失败,在他的第2任期届满的2007年之前,中国人不太可能罢免董:这样做会使他们觉得很丢脸。同时,香港正面临着在快速发展的中国,角色发展的不确定性,而这个快速发展的中国的经济优势却正被逐渐侵蚀掉了。
如果过去6年没有光泽,将来看起来也并不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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