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文革中期出生的，我上学的时候文革刚好结束了。我记得有一年在我们家附近的国营副食店的门上面挂着横幅，写着“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那时还小，还不知道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可是大进步。后来的政策比较务实了，不整天搞政治路线斗争了，青年学生也不用上山下乡了，都踏踏实实地上学。我父母总说我们改革开放以后长大的这一代人是最幸运的，生活好了，能正常地读书，政策宽了，毕业后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赚钱，又能出国。我也觉的我们这一代比较幸运。
我的父母兄弟都是学理工科的，我也是。我在省内最好的中学念了高中，又考上了最好的理工科大学，毕业后在一家高科技企业任职。文革的教训使后来的中国人都很厌倦政治，在我们文革以后这一代中国学生的头脑中想的就是要有知识，赚大钱，过好自己的生活，我对政治毫不关心。
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是大学教授，我母亲是高级工程师。在中国我父母这一辈人也是属于比较幸运的，他们比文革中挨整的那些老知识分子要年轻，所以没轮到他们挨整；他们比被文革耽误了青春的那一辈知识青年还年长，文革开始时他们已经大学毕业了，所以也没去上山下乡修地球，文革中他们就是跟着搞政治学习。在我看我父母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养育了我们几个孩子。后来改革开放了，生活也还行，我们这几个孩子也都成人了，他们对自己的一生很满足，对XX党充满感激。可在我看来他们也很悲哀，因为他们从没能有机会独立地思考过、选择过自己的人生信仰，他们已经认识不到自己在被扭曲地生活着。在中国要想全身而活不受迫害，就得象他们这样，绝对地顺从党的一切宣传灌输，政策路线。
我是标准的XX党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好学生”，我很早就加入了共青团，在高中我还是年级的团总支部书记，毕业后在一家国营公司勤勤恳恳干了五年。至少在八九年以前，我是笃信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态。我还记得，我在大学第一学期末学《中国革命史》不考试但要写作文，我在作文中谈了关于对于社会主义是先进社会形态的见解，得了年级唯一的一个特优。现在我才看清楚，在中国作为学生，你所学的知识范畴、世界观、人生观都是XX党思想体系内的。文革中铲除了所有的其他思想文化，所以你接触不到别的东西。建国后几代中国人的思想都是XX党的宣传教育严格规范出来的。你不想参与政治，其实所有中国人都是XX党的政治工具。
我也知道文革给那一时代的中国人带来的苦难，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很大一部分是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但我从不去想XX党怎么样。
我这一代人都厌倦政治，想远离政治。但99年开始的这场迫害竟然轮到了我头上，我因为炼法轮功被关进了劳教所迫害了将近两年。我从没想跟XX党对着干，我只是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想有个炼功的基本人权。可是事实看来，在中国不能随便选择自己的生活。出来后，西方人总是不停地问我“到底中国政府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这使我不得不仔细思索这些问题，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回顾我父母的生活，也回顾中国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地我才看清了XX党是个什么东西。
在这里讲出来这些决不是有什么政治目的，或要推翻XX党的政权，因为现在XX党的思想作为一种理论已经没有人信了，包括XX党的最高领导层都没有人相信XX党的理论了。讲出来是因为我看到XX党的宣传导致的扭曲着人的思维，使人不能用人性的概念去思考问题和相互对待，人被可悲的利用着相互伤害。在这我也声明，我所谈的是我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这场迫害的个人的真实感想，不代表法轮功。
2、“六•四”事件
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上，看到XX党政府大规模的残酷迫害人民，在法轮功被迫害之前只有一次，那就是八九年“六•四”事件。
那年我正在清华大学念大一。我在炼法轮功之前，身体总是病病歪歪的，我很小心的照顾自己，但还是小病不断，进了清华第一学期末又得了一场大病，住院了，急性肝炎。第二学期，开学后上不了体育课，其他课勉强跟上。
不久胡耀帮去世了，纪念活动发展成了反对官倒、腐败等的大规模游行，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了，后来老师们也支持，各大学纷纷停课了。我也参加了游行，也去天安门广场，但当时身体还很虚弱，参加的活动不是很多。
当时学生们的愿望是非常朴素的，没什么可指责的。所有对官倒腐败有意见的市民当然都觉得学生干得好，希望学生能坚持下去，这谈不到什么被利用。游行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广泛支持，各界纷纷捐款捐物，而且自始至终都非常和平。我记得有一次游行，走在东二环路上，我跟不上，落在后面的学生稀稀落落的。旁边住宅区里出来站在路边看的人倒显得很多，有的对我们鼓掌加油，有的点头示意。有一位妇女领着四、五岁的女儿，拿着一个铝的烧水壶和一个碗，盛着水端着，游行的学生谁想喝就停下来喝，她虽然不说话，但那种默默的支持和祝福溢于言表。在广场上，有的市民买两瓶雪碧、有的买一箱雪碧递到学生的队伍里就走，整个北京市民的心都拧成了一股绳。后来外地学生也加入，在天安门广场就驻扎下来了，搭了许多帐篷，整个广场上满满的，能有十多万人。
政府这边，赵紫阳到广场看了一次之后，很长时间政府再没人说话。学生们一天天在广场上住着，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种游行很消耗体力，我的身体还是不太吃得消，到六月初我就开始发烧，很难受。后来我就决定回长春家里了。父母看我回来，也很高兴。他们认为我肝炎出院后应该在家好好修养身体。
到家没两天，一天早上起来，我爸跟我说北京开枪了！我赶紧打开收音机短波，“美国之音”里传出自动武器连发射击的声音！我惊呆了，我不知道我要是还在北京还能不能活着回来。中央电视台称发生了暴乱，我们所有在北京的学生和市民都知道我们有多和平，这是造谣栽赃！坦克竟然都开进了天安门广场！我们所有近代史课本上记载的历次国民党时期的“惨案”都望尘莫及。
我至今无法理解那些当权者，有各种方式可以解决问题，怎么也不至于把坦克开到首都的街上来啊？这说明它们没有一个基本的人与人相处方式的概念，而且它们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凶残。学生是基于朴素的愿望希望国家好，可是政府这样屠杀。从八九年“六四”以后，所有的人对中国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在清华，从那以后，学生们就是专心学英语，考GRE，出国，不出国的就专心赚钱，中国人再也没有人过问国事了。清华大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科学校，到了二十世纪末也确实成了名副其实的留美预科学校了，我大学同班同学现在有一半在美国，其实文革以后的这一代年轻知识分子最有才华的精英都出国了。
有的人说我们出国的不爱国，其实说这话的往往是没经历过“六四”事件的更年轻的一代或这完全被XX党宣传洗了脑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说的。参加八九学运的，谁不是因为爱国才走出来的？可是有人不允许你爱国，有人怕你爱国，因为它们做的事情是见不得人的，按照爱国的意见办它们就没地方呆了。
3、接触法轮功
我当时也想出国，可是在清华课内学习已经很忙了，再花时间去学英语考GRE，我的身体没那么充沛的精力。即使出去了，在国外为了拿到奖学金学习压力也是很大的，我当时的身体状况肯定不行。所以我一直也没考GRE和联系出国。
后来毕业了，在北京一家高科技企业里工作。头一年，我是做软件程序设计。我本来睡眠就不太好，做这种工作弄得我彻底的神经衰弱了，躺下两三个小时，大脑还特别兴奋，白天的什么事包括程序里面的细节都能想起来。睡不好觉，也不爱吃饭，整个身体一团糟，总是感觉精力很差，容易疲劳。身体不好使我一直特别注意自己的生活，注意按时进餐、按时休息、注意季节冷暖的变换，我也很注重营养，也尝试各种适量的运动，但我的身体还是没有任何改善。
大约我开始工作一年后，当时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大陆巡回办传授班，听炼的人都说祛病健身效果很好，我就请了假专门去大连参加传授班。我记得他在传授班上反复说，他不给人治病，只为修炼的人净化身体。还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人没有病是什么感觉了”，说在这个班上身体净化下来就知道到了。那绝非虚言。从大连参加完班回来我整个身体状况完全变了，以前那种感觉身体很沉容易疲劳的感觉全没了，真是一身轻，精力充沛，睡眠效率极高，胃的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了。以前对身体的担心使生活很复杂，怕得病、怕吃的不舒服对胃不好、怕着凉、怕累，现在我什么担心都不需要了。我的生活变得简单了，而且总有使不完的劲。在我所接触的法轮功习炼者中，象我这种情况比比皆是。那是一种来自内在的快乐，是一种完美的身心状态，健康、平和、理性、智慧，全不是外在的物质享受所能带来的。但这只是炼法轮功的效果的一个方面。对于我来说，最主要的是法轮功是真正的科学的真理，他解释了我一生中所有的问题。
我每天早晨在清华的校园里炼功，在食堂里吃完早饭去上班。我的工作效率很高。我的收入对于我的单身生活来说很富足了，在假期我就回老家看父母或出去旅游。我们炼功点有很多年轻人。我们都是那么健康、快乐、充实。炼法轮功之后的前几年是我这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到98年下半年，我完成了和公司的五年合同，作为当时完全公费的大学毕业生，我完成了要求的五年服务期，再出国不涉及和公司的合同违约也不涉及偿还培养费了，我发现可以自由地出国了。我就联系欧洲的学校，后来联系到爱尔兰的三圣学院的一个网络研究组，并得到较高的奖学金。
我在28岁时又变成了一名学生，来到这个欧洲外面的岛国上攻读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学位。这是爱尔兰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校园建筑非常古典，环境优美。我利用业余时间，义务教爱尔兰人炼法轮功。
可是99年7月，在中国开始的这场迫害打破了我和我那些法轮功功友们的平静、快乐的生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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