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2002年5月24日，我和两位日本法轮功学员到了北京之后，就准备去天安门请愿，在去天安门的路上向行人和居民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抓，当时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左右。其他两名学员是日本国籍，傍晚派出所就把她们俩人带走了。由于我是中国国籍，他们把我一个人关在地下室，有三个警察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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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子11月27日回到日本时，在机场受到了丈夫和日本弟子的欢迎，并接受大量媒体的采访 | 返回日本的金子容子与她的日本家人在新泻县佐渡岛的家中（左起为丈夫的母亲、90岁的老奶奶、容子本人、容子丈夫） |
5月份的北京，白天气温异常热，达到35-36度，但到晚上是很凉的。记得那时我穿的是夏装，下身穿的是一短裙裤，上身是一件短袖衫。在地下室里，他们不让我穿袜子，光着脚站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看着我的警察穿着棉袄还说冷。我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他们不但不听还骂我、侮辱我。我一直被关押在地下室直到第二天下午，记得他们把我送到看守所已经是傍晚。看守所对所送去的人是要检查身体的，他们发现我血压很高，高压200多，按规定看守所是不能接受的，但因为我是法轮功学员，我丈夫又是日本人，他们就找什么局长批条，把我硬收下来。
他们强行给我戴上手铐脚镣，由于血压特高，他们就把我送进了温泉医院（看守所指定的医院）。到温泉医院后，他们把我的手脚铐在床上，强行给我打针。我给他们讲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他们说“看来你比江姐还江姐”。其中有一个象是小头目的人说，把法轮功专用床拿来，我看她还有多大本事。所谓法轮功专用床，是一种专门为迫害法轮功而特制的刑具，有一人多宽，近两米长的一块木板，钉上四条腿，板子上面钉了好多带子。他们4、5个警察强行把我捆在床上，从脚脖开始一直捆到肩膀，他们用脚蹬着床使劲地勒，边勒边说“你不是大法弟子吗？你不是能忍吗？你们师父对你太好了，这回我让你好好承受！”然后他们又把我的两只手从肩膀上扳下来，两头用手铐铐在床腿上，很痛。不一会我就汗流满面，这个身体一动也动不了，他们就这样把我捆了三天三夜，我几乎痛得失去了知觉。他们给我戴上监测仪，因为那时我的血压很高，加上他们的残酷折磨，他们怕我死在那里。后来他们看我已经快不行了，就把我放了下来阴森森地说，这回送你去个好地方，就这样他们又把我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医院，那里是迫害法轮功更残忍的地方。
到公安局医院后，那里的警察恶狠狠地说：“这回我让你好好地‘享受享受！’”当时我一直是绝食抗议，他们把我铐在床上，给我插上胃管，要强行给我灌食。当遭到我的拒绝后，他们就把我整个人拉得很直，然后把我的两只手两只脚都铐在床上，脚上还戴着脚镣，脚镣卡在脚踝上特别痛，而且由于他们把我拉得很直，手铐勒得特别紧，手腕都卡出了血……他们边铐我边说，这哪是对待人，简直就像要杀猪。就这样还不算完，不光鼻子裏插着胃管，他们还强行给我插上尿管，不让我下来上厕所。当时正赶上我来例假，他们怕我把被子弄脏了，给我垫上塑料布，光着下身……6月份的北京气温有35、36度，身下被汗水、分泌的东西潮乎乎地烘着，上面灌完食他们不把食管拔下来，也不系好，灌进胃里的东西反流出来，流到脖子上、肩膀上，到处都是粘乎乎的脏东西。我的身体一动也动不了，他们一直捆了我近二十天。后来医生和护士都无法到我跟前，他们嫌我有味。一天有个什么科长对我说，“你答应我不炼法轮功，我就送你回日本。”我说，“法轮功有什么地方不好，你们对法轮功的这样迫害是很有罪的，你必须无条件地放我回日本！让我放弃法轮功是不可能的！”那时我的身体极度虚弱，他们知道我丈夫是日本人，不敢轻易把我弄死。后来他们把我放下来，我在床上已经起不来了，后背全都烂了，也不会走路了……他们又把我带回看守所，强行给我判了一年半劳动教养。
他们强行我履行劳教手续，4、5个警察按着我，抓住我的手让我按手印，我大声说：“我是无罪的！你们这样做是违反人权、迫害信仰自由！法轮功就是好！！”我拚死和他们挣扎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但最终还是被行按下了手印。我对他们说我要上诉，我是不承认这一切。后来，他们又强行把我按在墙上，好几个警察连踢带打，掐着我的脖子给我照了相。现在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我的腿上还依然有他们当时踢我留下的伤痕。而且我的右臂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无法像以前那样正常地活动。
然后他们又把我送到劳教人员调遣处，当时我还不能自行走路，需要有人扶着，而且血压也异常的高。调遣处收人也是需要检查身体的，他们一看我身体那种情况，根本不敢收。就这样又把我退回看守所。看守所连送了我三次，按规定，第三次调遣处不收就要放人的，可是因为我是炼法轮功的，又生活在日本，所以他们不会轻易地放我，就又找上级批条子，然后我被强行地收了下来。
记得到调遣处已经是晚上了，他们让我站在大厅里，不让我睡觉。当时我的身体根本就站不住，看守就让我蹲着，蹲我也蹲不住，他们就用吸毒的人看着我，等别人都睡了好长时间后（因为没有表，也不知道几点，只感受很晚很晚了），他们才让我去睡觉。早上别人都还没有起床，就又把我叫起来，又让我上大厅蹲着。后来他们看我真的要不行了，就把我送到了天堂河医院。
天堂河医院是北京市女子劳教所和调遣处指定医院，在那里大部分是法轮功学员、有一些是吸毒的病人，很多患有艾滋病、肝病、肺结核等传染病。大家住在一起。那里条件很差，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看得特别严，不让互相说话。还让吸毒犯人看着我们。记得我到医院的第二天早上上厕所，没等我上完，就听到走廊有很大的声音，然后就有人进厕所赶我快点回房间。当我走到走廊时，看到两个人拖着一个60多岁的老人，下身光着。医院的地面砖坑坑洼洼非常的涩，她们拖着老人的两只胳膊，下身在地上拖着，皮肤都被拖出了血，就这样一直把她拖到厕所。她们不让我看，把我推进房间。后来我知道那位老人也是法轮功学员，她有严重的心脏病，几乎一切都不能自理，就这样他们还是不放过她。我在天堂河医院住了一周的时间，身体根本就没有恢复，他们就又把我强行送到女子劳教所。
在劳教所里，她们对我进行洗脑转化。当时我的血压仍然很高，心脏也不太好，走路需要有人扶着。就这样她们每天让我晚上睡得很晚，早上起得很早，中午不让我休息，我身体根本就承受不了。记得有一天队长李继荣（因迫害法轮功有“功”，被选为十六大代表）恶狠狠地对我说，你别看这是劳教所，劳教所也有死人指标，别忘了你现在还是中国国籍，还得按中国的法律来处理，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她们对付法轮功学员采取的强行洗脑的办法很残忍，长时间不让睡觉，有的每天只让睡1、2个小时，有的24小时不让睡，甚至有的二十多天不让睡觉。白天有帮教轮番强行灌输他们的歪理邪说，直到晚上12点左右，然后由吸毒犯人来看着，不让睡觉，这时这些吸毒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折磨，深更半夜经常听到一声声惨叫。有的实在承受不了，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他们就又有了新的借口，说你看炼法轮功都炼成了这样了，还抱着法轮功不放，再这样下去不疯也得死，为他们迫害死法轮功学员先找好借口，造出舆论。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血压越来越高，后来眼睛也看不见了，他们又把我送回天堂河医院，到医院一量我的血压低压130，比正常人的高压还高，高压也特别高。然后他们给我的眼睛进行了检查，发现眼底有问题，因为天堂河医院从医疗设备到技能都比较简陋，他们又把我送到大兴县医院检查，又查了眼底，医生说我右眼下部的毛细血管已坏死，而且已有一、二个月的时间了。回到天堂河医院，我和医院里的警察说，我要求她向有关领导反应我眼睛的真实情况，我希望我的眼睛不再恶化，如果中国治疗不了，我想回日本治疗。一周后，她们说去同仁医院找专家给我彻底检查，检查的结果专家说我的眼睛毛细血管已经通了，好了，没什么问题了〈其实是他事先就说好的，用来骗我的〉。回到天堂河后，我对警察提出疑问，我说一周时间什么治疗也没有，我的眼睛还和以往一样看不见，怎么能说好了呢？我向她们要诊断证明，我说如果我能有出去的那天，我要对我的眼睛进行全面检查，如果不是专家说的那样或有什么后果，我要她从法律上对我负责，她们不给我诊断证明。我的眼睛不但没有任何好转，而且在短时间内进行了三次眼底检查，由于强光的强烈刺激，我的眼睛像灼伤了一样痛，不敢睁开，怕光，一睁眼睛，眼睛也痛头也痛，到现在我的眼睛还怕光。
我在医院住了大约三个月，2003元旦前我出了院，回到劳教所，把我安排在一班，强迫我劳动。那时一班有十几个人，几乎都是法轮功学员，她们说：“她眼睛都睁不开，干不了活。”在劳教所里干活是由吸毒犯人看着的。她们都是那种质量很坏的人，是被警察利用来管法轮功学员的。她对我进行辱骂，然后又找警察，警察把我班的班长叫去，让班长强迫我劳动，班长回来看我那样，又加上全体学员的反对，班长也无法说什么，因为一班是重点班，有监控和监听，他们看我还闭着眼睛没干活，有个叫孙明月的警察把我叫去，强行我劳动，我说我眼睛不敢睁，她说那你就摸着干，我说睁着眼睛都不好干的活，摸着怎么干。她说不管怎么说你也得干。每天除了劳动还要所谓“学习”，还要写感想，我的眼睛睁都挣不开，我的主管警察张淑贤把我叫去，强迫让我写感想，我说我的眼睛写不了，她说你闭着眼睛写，我说你先闭眼写一下，看看行不行，行你来教我。
在一班白天有人看着我，不让我和其他学员说话，晚上睡觉由吸毒的人坐在我的床头看着我，我几乎无法入睡。这样我的血压又一点点高了起来。2003年4月份，她们突然把我和几个吸毒的人关到了另一个房间，说我身体不好，照顾我，实际上是把我进一步监禁起来，不让我和任何法轮功学员接触，只要我一动就有吸毒的人看着我。但是她们不再强迫我劳动，重体力活不让我参加。有一天队长李继荣把我叫去和我谈话，大概内容是我们这没有迫害你，而且对你还很照顾，然后她又用威胁的语气对我说：“将来你回日本了，别忘了你的亲人、母亲、兄弟姐妹还都在中国，亲戚朋友还都在中国，请你记住这一点。”言外之意就是你要把这里的真实情况说出去，对你没有好处。
事隔近三个月，有一天晚上队长李继荣在全体法轮功学员面前大骂日本如何如何，大家感到莫名其妙，好多人把目光投向了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到日本后我才明白这一切，原来她们是由于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及全世界法轮功学员对我援救的压力，她们不敢象对待中国国内法轮功学员那样迫害我，她们恨的咬牙切齿，又没办法，只好骂街。
在北京爆发萨斯病之后，我周围的很多非法劳教到2003年底的法轮功学员被陆陆续续释放了，但我还被关押，我问她们为什么不放我，她们说不出理由来。她们既不敢在肉体上虐待我，又不敢把我放出来，因为她们怕我把里面的真实情况说出来，而且在这期间她们还找借口想给我延期，可没有得逞。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见不得人的，他们非常害怕全世界的人民知道他们迫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充分说明了他们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非法的，是对人权、信仰自由的野蛮践踏。
在劳教所每天要进行长时间的劳动，早上5：30起床，只有5分钟的洗漱时间，然后就开始劳动，一直要干到晚上10点左右就寝。劳教所里规定每天电视新闻联播必看，看新闻时也得干活，边干边看。有时抢活，早上3点多就起床，晚上还要延点。每天长时间坐在小小的硬塑料凳子上，大家的屁股都坐破了，结出一层硬硬的皮，有时痒，用手一揭就流出了血。但还有比这种身体上的痛苦更让人难以承受的是那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上的痛苦。每天每个人都在提心吊胆，早上起来心里就在想不知今天又要发生什么事情，一听到警察叫哪个法轮功学员，大家都为她担心，不知她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她会怎样。在劳教所，每晚睡觉前要集体点名，有时点名时大家还能见面，第二天这个人就不见了，上哪儿去了根本就无法知道。每天大家只要能见面就互相鼓励，彼此一个眼神，一个微笑，都是莫大的安慰。在那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每个人的头发都不知不觉白了，我的头发是出来后自己染的。
在那样的环境下，我的血压根本就无法控制，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在我劳教期还剩两个月时，她们又把我送回天堂河医院，因为她们怕我那种身体状况出来影响不好。在医院期间，我所在四大队队长李继荣调走了，又换了从其他队调来的一个队长，也姓李，她到医院对我进行威胁，说：“你快出去啦，你的事我们还要和日本大使馆交接，你回日本我们还可以把你引渡回来，”等等。如果没有日本政府的帮助，没有国外这些法轮功学员的努力，不知道我会怎样，也许死在劳教所里，也许会被延期关押。
现在我回到了日本，回到了我日夜思念的亲人身边，获得了自由，可我的心情并不轻松。一想到劳教所里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劳教所里关押的几乎都是法轮功学员），她们还在承受着痛苦的折磨，我的心情特别沉重。
我只是因为几份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就被强行劳教一年半，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尽了痛苦的折磨，而且我在中国、日本的亲人、朋友，她们也受尽了痛苦的折磨。
去年8月份，我的丈夫去劳教所看了我一次。在那之前，正是她们对我进行强行转化时期，我的身体状况特别不好。血压异常高，心脏也不好，大脑供血严重不足，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严重时不省人事。脸色发黑，嘴唇发紫，人瘦得皮包着骨头。而且腿和脚严重浮肿，鞋都穿不了。小腿和小臂由于长时间铐着，造成严重的毛细血管出血，都成了暗紫色，整个人几乎没法看了。看到我的人心情都很沉重，为我的生命担心。就在我处于生命垂危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她们不那么折磨我了，晚上让我回去睡觉，早上和大家一起起床。当时我只有一念，我一定要活下去，不能让自己的精神垮了，也不能让自己的身体垮了。我每天坚持多吃东西，可那里的饭菜实在是太难吃了，尤其是菜，又脏又难吃，把胡萝卜、芹菜、土豆（皮也不削）放在一起煮，煮好了就象中药一样，而且裏面还有很多沙子。后来我一到吃饭时就害怕，浑身哆嗦出冷汗，胃也收缩，根本就吃不下去了。和我住在同一房间的法轮功学员有一位是北京大学的医生，她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在医学上叫做厌食症，你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吃点东西，不然身体就垮了。”有几个法轮功学员把她们仅有的一点点好吃的都偷偷地给了我（在劳教所里是不让互相给东西的，警察发现了要受处分的）。这时警察也表现出对我非常关心的样子，让我多吃饭，吃胖点，我感到很奇怪。有一天警察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你丈夫要来看你了，你不要和他说这里的情况，不要说你身体的情况，只能说在这里一切很好，大家都很照顾你等，不能用日语说。在很多警察的监视下我见到了我丈夫，那时我的身体好多了，能自己走路了，但走得不太稳。当我看到我丈夫非常担心我的身体，为了不让他太担心，我没有把我的身体的真实情况告诉我丈夫。我只是说我一切都很好，不用担心，为了安慰我丈夫，我说我想学日语，让他给我寄书。结果我丈夫当真了，给我寄了很多书，这些书都被警察扣下了，到我被释放的时候才给我。事后我明白了她们为什么那几天对我那么关心，原来是怕她们对法轮功的迫害的真实情况被人发现。
后来她们就拒绝我丈夫再看我，没办法我丈夫每周给我写一封信，而且每封信都让我给家里写回信，说见不到我的信，家里很担心，我那时血压很高，眼睛又看不见，无法写信，到今年4月份，我的眼睛有点儿好转，我给我丈夫写了一封信，写了血压和眼睛的情况，结果这封信被警察扣下了，到我出来时才还给我。
我回到日本家里，看到我丈夫把我葬礼的照片都准备好了，而且把他剪的指甲全部留了起来，怕我万一回不来，骨灰也没有，只能用他的指甲来代替……他每天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我的消息。可想而知，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在承受着多么巨大的痛苦的煎熬。而且我的事也牵动着无数善良人的心。日本政府、各界官员、大使馆官员、新闻媒体，还有全日本善良的人们及全世界法轮功学员为了我能早日安全的回来，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营救活动。在此，我衷心地谢谢大家。
法轮功现在已传遍世界各地，受到各个国家的欢迎，江泽民集团的这种做法，给世界范围造成极坏的影响。因为类似我这种情况不只是发生在日本，如美国的李祥春、陈钢，加拿大的王玉芝、林慎立，澳洲的章翠英，爱尔兰的赵明等。各个国家的政府及那裏善良的人们为营救居住在他们国家里的华人，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江泽民的行为给生活在国外的法轮功学员的外国亲人朋友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我希望中国政府能醒悟，理智地善待法轮功。也希望全世界善良的人们都来关注发生在中国的这一悲哀的，残酷的，泯灭人性的迫害，让中国政府早日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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