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
有一次我与同修们前往市中心时，正巧有一群中国观光客在我们身旁经过。他们看起来像是三代同堂的一家人。我把一份法轮大法传单送给其中一个中年人时，他跟我保持距离，并且犹豫不决。他盯着我的眼晴问第一个问题后，我告诉他中国政府向其人民所说的都是不实宣传，也是在摧毁中华文化和愚弄人民。他对法轮功的疑虑稍减后，他看起来自在多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我们开始交谈后，我把自已对中国历史的初浅认识与当前的情势结合在一起，谈到现在道德水准的沦丧与人们的无知。他则默默的同意。接着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如何让我们受益以及我们走上街头的原因。这时他的家人要他走，他却向他们挥着手，继续听我说。我们越谈越起劲，我发现他开始露出了微笑。他的家人从远处再次要他走时，他还不太愿意离开。我说：“你的家人在等你了！”他才挥着我给他的传单，笑着与我道谢。接着，我们握手道别。顿时一股暖流自我心中涌起。
第二次：
记得有一天，我开车去伦敦接几位绝食静坐的同镇同修。短短的七十二小时我却觉得很久。看到他们，我想起在中国的同修们，禁不住潸然泪下。我意识到我应该采取建设性的行动，而不是只坐在这里。我立刻决定去分发传单和徵签。几乎所有我接触到的人在听到法轮大法和它被迫害的情形后，都签了名。因此，只要看到有人走过来，我就很兴奋。见到一位先生提着三、四袋的物品走过来，我请问他是否愿意支持法轮功。他停下脚步瞪着我，严厉的说“不”。他蛮壮的，而且比我高大。他带着羡慕的眼光，严肃的望着对街的中国大使馆，向我说他如何爱慕中国，而且听到有关中国不名誉的事，就会令他难过。我告诉他我深有同感，而且这正是我们来此的原因。他似乎有点疑惑。我花了十至十五分钟的时间去澄清他对法轮大法的误解。他的语气很强硬。有位同修看不过去，跑过来拍拍我，叫我别跟他争论了。我诧异的看着他说，我们并不是在争论。我心想，如果我好好的跟这位先生说，他一定会明了的。大概他手中的袋子太重了，他调整了一下。因为他渴望知道他问题的答案，所以才没走掉。我想我该尽全力，所以我说话时都想着“真、善、忍”。结果，他说话的声调开始变化了。当他谈到中国政府时，他透露出一些不确定的讯息。我注意到，他眼光瞄向对街时，他的眉头就皱了起来。我跟他说，给中国造成这些灾难的只是一小撮政府官员，因此，我们需要大家的支持，以使正义得以声张。我也告诉他说，法轮大法不但能给中国带来和平，也可以为世界带来和平。最后，他泛红着脸，不好意思的看着我说，我今天不能帮你签名，但那并不表示我不支持你们。我露出会心的微笑，并且提醒他要读刚才拿到的“和平的旅程”小册子。他答称，他一回家就会读。我们握手道别，然后他迈着大步回家。我感到心中充满着喜乐和愉悦。
第三次：
还有一次，我们在镇上参加法轮功弘法活动时，刚坐下来，就有一位亚裔人士走过来问我们请愿什么。我当时就想，大法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人们已迫不急待想摆放自已的位置了。我带着执着心，跟他说我们来这里的原因。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却责斥我不该做出有损中国名声的事。我与另一位同修想向他解释，却插不上嘴。他说他是附近一所大学的老师，认识很多中国来的学生。他显然很喜欢中国，但看起来很不高兴。我们没来得及跟他进一步说明，他接到他太太的电话后就离开了。这令我懊恼无比。从那天起，我就企盼着还有机会去把事情做好。
有一次，我在自由民主党大会之处停留一天之后，由Bounemouth返家的旅程中，因为当天没有具体成效，令我情绪低落。火车误点也没有帮上忙。我一直提醒自已不要计较结果，但就是开朗不起来。于是我载上耳机、阖上眼睛，听李老师的讲法。带子听完时，火车也快到站了。我睁开眼睛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就坐在走道的另一边，正专心的看着一堆报纸。我思索一下，想起这个人正是我企盼着再见一面的人。我欣奋得有点颤抖，但却担心他会再次对我大吼。我意识到自己不能以这种心态和他交谈，我立刻开始清除不好的思想念头，并去除其他杂念。下车后，我追上去问他是否还记得我。他看看我的徽章说：「哦，法轮功。是的，不久前我们在镇上见过面。」我立刻为自己先前不好的态度向他道歉。他也因自己的粗鲁向我致歉。我们边走边谈，走出车站时，他仍然坚持中国政府的做法没错。我进一步向他解释当前的情势以及法轮大法如何使许多人获益。在交谈中，我了解他对中国的热爱，也体认到向这种对中国有兴趣的人讲清真象的重要性。我告诉他法轮功学员如何甘冒牺牲性命及失去一切的危险，前往天安门广埸向世人说法轮功好。他深受感动，并且轻轻的说：「其他的事我都不知道」。这时，我拿出ＳＯＳ的录影带和法轮大法的资料，他也非常乐意的收下。我们似乎忘记了时间，但我确信他会同意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上述的每一事件之后，我发现我的心在当时都是非常纯净，心中唯一所想的就是向他们讲清真象。
2001年11月12日
* * *
歡迎轉載，轉載請註明出處。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