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走向显目的西人堆里。在我们拍了许多旅游照片后，我们站好了队。当听到一声“GO”后，我们站在最后一排的学员立即打出写着中文和英文的“真善忍”的横幅。在我们前面三排的学员开始双盘。横幅上真善忍。
几秒钟后警笛开始响了起来，很多警车开了过来并将我们围住。这样外面的人就不会看到发生在圈内的事情。
警察开始对那些站着拿横幅的人动手，所以我和托彼昂(Torbjorn)是最先被推上车的。然后他们用暴力对待每一个人，很多人被殴打。几分钟后，我在警车里听到有人说：“我们不应该呆在这里，这不是我们应该呆的地方”托彼昂试着从车子的前门跳出，另一个年轻的学员带着一个他要救走的东西从车子的最后的一个窗户跳了出去。我想：如果他能走出去，那我也一定行。我将我的腿从窗户伸出去，然后我就滑了出来并双脚落地后马上走开。但是我被一个年轻身穿绿色衣服的公安发现了，他快速跑来并狠狠撞了我一下（一种典型的美国足球动作），我被撞得飞出了几米远，但我却双脚落了地。然后一个女公安把我推向了另外三个公安。他们抓住了我并把我的两个胳膊掰向身后，然后把我扔到了另外一个汽车中。开始我是一个人和汽车司机在一起，过一会儿德国的彼德(Peter)和瑞典的马丁(Martin)也一起被推了进车里。我们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在一起。
我们被带到一个离广场很近的地方。来自不同国家的大法弟子都被聚集在那里。那里非常热。很多人试着用自己的手机打电话。德国的莫妮卡(Monika)打通了德国大使馆并希望他们能转通知其他有关国家的大使馆。皮尔尤(Pirjo)打通了瑞典TT新闻社，告诉他们我们被捕了并告之了我们的姓名。在他们大电话时，我们站在他们面前保护他们。我拿起一个一次性照相机照了一张相。然而不幸的是闪光灯亮了，有一位警察发现后上前问我有没有照相，我回问：你为什么问这个？突然发生了别的事情，他就走了。我把我的手提包交给了别人，他们把相机拿了出来并藏了起来。警察试着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分开我们并带去审问。但是我们瑞典坚决不同意分开。我们说：在没见到使馆人员前，我们不分开也绝不会不会同意做任何事情。他们一次一次地拒绝了我们要见瑞典大使馆代表的要求。他们要我们的护照和飞机票，很长时间后，一些学员才给他们护照或护照拷贝件。我什么都没有带，所以只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和国籍。
根据我做的记录，我们大约从14点30分到大约16点45分一直坐在拘留所里。在这其中他们几次想分开我们。当时我们决定如果他们要想带走一个就得带走大家，所以我们瑞典学员胳膊挽着胳膊，不肯放开任何一个人。当我们明白他们想强迫我们下地下室时我们试着反抗，但被暴力分开并用不同方式逼迫我们。我和另外一位女学员（不知道是谁）被他们粗暴地推下楼梯，几乎是仍下楼梯的。在地下室，我们大约35人被关进一个小的带铁栏杆囚房，大约2,5X5米。我们进囚房之前被询问有没有手机或照相机。这时，警卫将我照过相的照相机从德国小伙子身上拿走了。在囚牢里很热而且很挤。我们也不知道怎样出去。他们一直在给我们拍照和摄像。我们都不愿配合他们，所以我们把身转过去或用大衣遮住脸等。有一位中国女士同时和我们一起被拘留，但我们不知道发生是怎么回事。
过了一会儿，可能半个小时，我们又要被移走，这次我们被带回以前的房间。我偷偷记录了下来在拘留所工作的几个公安的编号：013054, 013032, 013074, 013133, 013029, 013205, 013068, 013056, 013230, 013086。当我们再一次被移动到别处时，已经天黑了。在我们被带出拘留所时，那些正在等待的小公共警车有3直4个人一直在对我们拍摄并且照相机的闪光灯多处不停地闪来闪去。在车子里已经有警察守卫在离窗户进的座位上。我们坐在他们之间。这样做是怕我们被看见同时不让我们逃离。当我们试着和这些警察说话，发现他们根本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他们只听说法轮功是危险的。他们真的是被洗脑了，被谎言蒙骗了。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一个接近飞机场的旅馆，那里我们被带到了一个“议会室”。我们被分别Ч亟两间屋子。房间内，围着墙边有沙发和小沙发，面前有桌子。我们得到了水。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带饭进来了。很多人早饭后就没再吃过，现在是晚上所以我们得到饭就吃了。与此同时，他们一直在对我们拍摄。他们想知道我们的住址去收拾好行李，但我们坚持要自己收拾行李。晚上21点时我们四个住在台湾旅馆的人(Marja-Leena, Roland, Torbjrn和我）和住在大学的安妮(Anne)被一群比我们多出许多倍的警察跟随到旅馆去收拾行李。他们说他们必须小心。五个警察跟随我和马莉娅－琳娜（Marja-Leena）进入房间，两个留在了大厅。我们收拾并退了房。在前台我们巧遇我们的导游并告诉了他发生了什么。大约23点又回到了“旅馆”。在我们指定的房间里有15个大法弟子和最少同样多的警察。他们一直在抽烟并小声和我们说话，在我们睡觉时打扰我们。大约早上4，5点时，我们才在地上或蜷在小沙发上得到了几小时的睡眠。每次去厕所都被严厉监视，三个公安随时跟着，而且还不让关门。我不知道他们期待着什么，因为那里没有窗户或任何一种逃离方法，可能他们只想羞辱我们。
大约早晨10点我们被带到了机场的一种VIP房间。那时我们才明白他们要把我们驱逐出境。将近14点，我们坐在了飞往喝本哈根的SAS飞机。在我们登机前，被告知5年内不许进入中国。我们在飞机入口处，终于见到了瑞典使馆的外交官瑞格姆女士（Rigmor）。她向我们问好并告诉我们瑞外交官为了寻找我们带上了蜡烛和灯。尽管瑞典使馆的外交官们一再努力，但一直不许见到我们。
伊旺.克莉白伊
(Yvonne Kleberg)
2001年11月28日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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