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我被送到离北京很远的平谷县看守所。12月下午5点，我们女监室被非法关押的20名大法弟子绝食被叫到外面集合，当时有人对我们说，“天太冷（当时气温零下十几度），多穿几件衣服。”看守人员说：“不用，快走！”
我被叫进一个有点象医务室似的房间，靠墙有单人床，铺着白床单，两个穿着大衣象医院护士的女同志，一个穿深色公安制服大约30岁的干警（胸前警号我没有记住）。我进门后，男干警就把门关上了，叫我脱去外衣（只穿了一件毛衣）并朝地上泼了一盆冷水，干警朝我后腿弯处狠踢一脚，把我踢得仰面躺在地上，冰冷的水渗透了我全身，两个女的就往我鼻孔里插胃管，我当时胸闷气短，恶警在我身旁不停地用穿着皮鞋的脚狠狠的踢我，踩我踢我大腿、肚子、脸，我喘不过气来，他还用脚踩我的嘴。然后反铐我双手，戴上脚镣，他又过来抓扯我的头发，使劲摇动问我是多少号。这时我气接不上了，又呕吐，旁边的一位女人制止了他，他让两男犯把我架到外面的院子里。拖着我走动，我走不了，就靠在墙边大口的喘气，呕吐。寒冷的北风，吹进渗透水的躯体，我浑身发抖。恶警又过来叫：今晚要冻你到12点。与我一起的还有两位同室的大法弟子，就这样我们在寒冬里，零下十几度被折磨到晚上9点40分，一直带着刑具，胃管没拔一直插着。那个男犯架着我时，无意碰到我反铐在背后的手，僵硬、冰冷的感觉，使他心里害怕，对另一个犯人说：“她的手凉的吓人！”他去找值班恶警，恶警把钥匙给那位男犯，让他把刑具打开。恶警又来到我身前恶狠狠的朝我肚子上踢了一脚说：“看你还强硬，还要炼法轮功。”这就是中国警察对待法轮功的迫害，天地可见，神灵作证。
2000年12月31日早上我被叫上车，转移到天津宁河县。刚上车因为座位不够，恶警叫一位男学员蹲着，男学员说我站着不行吗？几个恶警冲过来就是一阵乱打，打得很凶，在全体法轮功学员的抗议下才停止殴打。我看见那位学员被扯下的一缕头发，连带头皮血淋淋的，有硬币那么大。他们太残暴了！
到了天津宁河县，因为我受到的迫害，造成了高血压、血尿、急性肾脏炎症，双腿、腰、浑身都痛，住院输液治疗观察。
2001年1月13日接回成都府青路派出所非法关押后，又送往成都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2001年1月21日，办案人员向成宁提审我，因我说了“法轮大法是正法。”他破口大骂，执法人员的丑恶嘴脸立即就显露出来了。2001年2月15日他们把我送到九如村非法关押，在此期间，我因向市公安机关提出申诉，指出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并提出我当事人不在的情况下（人在天津），又瞒着我家属，非法与我单位达成什么协议，先行借走7000元当做罚款（实际被瓜分），请问一下，财经制度是否有这样的条文，还是法律上有这样的规定？是否是执法人员就可胡作非为？！我是2001年2月20日写的申诉，过了两天办案人员就把我送到转运站（很明显是报复我揭露了他们）。到转运站才告诉我判劳教，让我签字，我拒绝。送进去办手续，里面工作人员又把我送出来，并告诉办案人员说：“这人你们自己看着，劳教手续不全，不能收人。”办案人员向成宁忙开车去市公安局把手续补齐，强行送我进了劳教所。
刚进劳教所，就被关进了特别设制的“牢中牢”里，由几进几出的吸毒人员看管我们，并由他们宣布：不准说话、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会见亲属。只有屈服，不屈服就天天面壁。一天要站16－17个小时，浑身疼痛，腿肿了，手肿了，腰象断了似的，晚上痛得睡不着。由于每天这样长时间站立，血液供应不上大脑，头昏脑胀，血压增高，直到倒下。我就这样站着，没有一点自由。一帮教人员和我谈话时说：“你们现在好多了，去年先来不放弃修炼的学员，干警用电棒打，铐在树上喂蚊子，什么残忍的手段都使过。”有个杂犯对我说：“在5中队周干（劳教所里一般都称什么什么“干”的）的办公室里，让法轮功学员双手举过头贴墙面壁几天几夜。”
3月上旬的一天，周干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放弃修炼？我说：“坚定这个大法，是我们修炼人起码的准则。”我又说了办案人员把我送进来为补办手续多卖力呀，而且我还被敲诈了7000元。她当时吃了一惊问我：“什么7000元？”我告诉她事情的详情后，第二天一位资中检察院张科长来调查此事，我把情况也跟他讲了，并告诉他我在北京平谷县那个恶警对我的迫害，张科长说：“执法干警对你这样，你可以控告他违法行为，我代你转交，你不写就是放弃这个权利，我三天后来拿。”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劳教所的周干时，我说我要控诉那恶警，周干说：“你不放弃修炼，想告公安机关，不行，你什么权利都没有，不准你写。”这个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
以上就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实。
转载自明慧网 2001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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