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学员问道：“我是一位国家注册的并有20年工作经验的护士。我发现影片中的一些情节非常奇怪，那个烧伤非常严重的小孩，在施了气管开口手术（通常在喉咙处开口帮助病人呼吸之用）的情况下能够说话。在我的工作中，我知道一个施了气管开口手术的病人是不可能说话的。”
副领事等人非常吃力地寻找解释，别无他法之下只得回答：“你去问医师去！”
一位自由影片制作人问道：“我制作影片已经许多年了。为什么这个影片拍摄得这么好，有这么稳定的特写镜头，就像是架设在近距离的一个脚架上所拍摄出来的效果？这是谁拍摄的，看来非常像是在表演……”
未等她问完，她的问题被那位变得非常焦躁的副领事的助手打断了，“我可、可以告诉你。天安门广场有数架监视摄影机每天监视广场。”
该名影片制作人又问：“摄像画面表明他们不可能是监视器的摄影，因为那名小孩子的脸和其他受害者的拉近镜头的特写丝毫不受周围这么多警察的阻碍，看来极像是在舞台上拍摄的结果。我的问题是，谁拍摄这个影片？是警察吗？”
他们辩称：“那儿有许多警察，他们在那里保护民众。同时也有许多外国记者在拍摄。”一位学员提醒说外国记者都说影片不是他们拍摄的，因为他们的拍摄器材在自焚发生之前都被警察没收了。这样的场合，外国记者是决不允许在广场拍摄的。
然而，这个副领事及她的助手们没有好好研究政府下达的宣传材料，因为他的解释完全不同。他坚称那是由警察在天安门广场的监视摄影所拍摄的。当该名影片制作人重复她关于为何监视摄影机可以拍摄如此清晰的特写的问题时，领馆代表终于忍不住而大吼道：“这种技术面的问题可以去问警察！……你可以去问SECURITAS!(瑞典的一家保全公司)。他们能回答你的问题。竟然问这么傻的问题。”听众都笑了出来。
当中国领事馆的代表们被问如下的问题时，他们更是难以回答：
“你说警察保护人民，为什么我在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时，警察打我？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现在你们是在骚扰和破坏瑞典社会秩序。”
“为什么中国政府反对真、善、忍？他们甚至把一个八个月大的婴儿和他母亲折磨致死。”
“你说法轮功学员禁止吃药。我炼法轮功，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以前一直都在吃药。我以前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我开始炼法轮功以后，我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五年以来我从未吃过任何药，因为我变成了健康的人。”
这时，这些代表们唯一想做的，就是尽快结束他们的讲演。他们说动员观众去看他们挂在墙上宣传品。
一位大法弟子得到允许问最后一个问题：
“身为中国人，我爱中国和中国人。正因为如此，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让我感到很难过。这种迫害使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时的宣传运动，一夜之间由国家主席变成了国家的头号敌人，这就是利用宣传运动所至。现在我们知道那是错误的，在他死后多年，他的名誉被昭雪。看看现在贴墙上这些图文宣传材料，又有几分是真实的？……”
她的话被领馆的代表们狠狠地打断。但是，这位弟子继续说：“我完全不是针对你们个人。你们用不着对我这样仇视。我知道你们是在做你们的工作。你们除了要说你们被交待要说的之外，任何其它的话你们也不敢说。可能现在你们就在互相监视。（被打断，对方说宣传材料不是谎言……）如果这些宣传资料所说的不是谎言，为什么怕新闻记者或国际组织到中国去调查法轮功之事，查证你们所说的话的真实性？这不是在隐瞒什么吗？”
领馆代表再度打断她的话，并且说他们欢迎人们去亲自调查法轮功。这位弟子则回答说：“记者们已被赶出来了，而我们又拿不到去中国的签证。为什么？到底怕的是什么？到底在隐藏什么？”
这些代表们正要再次说谎时，主办人宣布研讨会结束。领事馆赶紧向观众喊观众，希望他们看看挂在墙上的宣传材料。然而绝大部分的观众，头都不回地经过帖满宣传资料的墙壁离开会场。大法弟子们则友善地和领事馆的三位代表们交谈，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事实的真象。观众中有一位商业大学的女学生离开时告诉一位大法弟子他们能看穿中国政府的宣传。她笑着说：“我们不是傻瓜。”
2001年12月15日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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