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我的名字叫Mickey Lam。我已经得法四年半了。我是在英国出生的中国人,所以我不太会讲普通话,只会讲一点广东话。身在欧洲,很难想像中国同修1999年以来在那种环境下受到的魔难。除了在网路上看他们的遭遇、看迫害初期的影片之外,除非我住在那里,或者我能为他们做什么事,否则任何同情都无济于事。
我最近去了纽约。当正法进程愈来愈接近尾声,我们的责任也愈来愈大时,我发现我变得极端忙于平衡大学功课、在大学中跟朋友及家人的社交生活,并且努力为讲清真象编写文章。做这些事情有时让人忘了我们的正法整体使命:助师救度众生。
我很高兴可以去纽约,因为我知道在这段时间里,我可以放下在家时努力摆正一切事情和责任的努力,可以把全部精力用在讲清真象上。我很高兴可以每天全力以赴的做大法工作。我的心变得愈来愈简单。就像一位当地的华人学员告诉我:「我心里除了救度众生之外,什么都没有。」她的英文虽然不好,但她的正念正行,使她讲清真象的声音听起来格外纯正。她与人之间不是面对面的交谈,而是心与心的交流。我在纽约深受其他学员感动,很多学员只得法一年左右,我原先却以为他们比我早好几年得法,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的成熟。
有时候天气很冷,我冷得发抖,我会看看身边年纪大的同修,他们大约七十岁左右,却站在那里毫不受影响,而且去纽约的时间比我长。我比他们年轻很多,怎么能抱怨?甚至连这种想法都不该有。起先,如果我有任何觉得辛苦或不确定某些事情该怎么做时,我就会看别人,但最后我愈来愈会自己主动解决问题。我的执著去掉了,我的身心都感到更加轻。我发现如果一个人修炼得愈快,愈不需要去想什么时间要做这个事、那个事、为什么没时间读书等等,只是去做。我们在修炼中所负的责任是无条件的,我们努力完成的使命也会一直被自己、被师父看见,只要我们向内找。
我认识到如果我们不能放下生死,向前迈进一步,那么,我们已经为那些被谎言毒害的中国人或其他我们有救度责任的人定下了生死,因为如果大法弟子不在这里,还有谁能跟人们讲清真象、去除他们脑中的毒害?我们的修炼是与正法相连的,我们能否放下生死意味着决定别人的生死。
我想着我去纽约前后的思考模式,我发现因为我变得愈来愈忙,所以我的脑袋形成了一种做事的固定思维模式:什么时候做这件事、什么时候做那件事、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工作等等。当有事情打乱了这个模式,我就会开始担心无法完成我的责任─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状态。当我从纽约回来,这个思维模式好像不见了。当突然有事情跑出来时,我不会像以前那样反应,而是想办法理清它们。走好师父要我们走的路、做好三件事是当前最重要的事。
当我回到英国,我开始以新的角度看人,甚至是我认识很久的人。我必需更努力在所有情况下修善,遇到问题就去解决,在魔难中,放下复杂的思维习惯,修炼一颗更纯净、更单纯的心。
在一些活动中,我有时会发现自己和其他同修因为不同意见产生矛盾而激动起来。师尊说过:“我告诉你们,作为修炼的人你也在常人中,你就得听那些不好听的,你就得能听那些不好听的,否则这个最力本的修炼问题你都没解决,自己还说自己是大法弟子。”(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如果有人说的话让你动心,无论是触动了你对自我的执著、妒嫉心、或荣誉心,无论是什么,你都得放下。为什么要紧紧抓住这些肮脏的东西不放?即使你能带著这些执著上天,在天上看到其他觉者,你都会为此感到可耻。每个人都希望给大法最好的并把大法工作做到最好,所以我们是要证实法,而不是证实自己。
纽约一行让我学到了很多。当我离开活动地点时,我眼里充满了泪水。此行让我跨出日常生活。但现在我知道尽管环境不同,我们的责任是一样的神圣,无论我们在哪里,都有很多事情要做。
这篇心得体会只是我有限的认识,我要谢谢师尊给我的这一切机会。
谢谢大家!
(2005年伦敦欧洲法会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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