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留德学生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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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网】
一,上下求索 终归大道

20世纪70年代末,我出生于辽宁大连。还记得,小的时候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神佛的敬畏,然而進入学龄后,在中共所谓“无神论”的洗脑毒害中,使我慢慢不再相信神的存在,把中国千百年来流传的文化精髓也当成了所谓“封建迷信”。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增多,我开始思考,“我是谁?”,“我从何处来?”,“生命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初中的课本显然无法给我解答,我自己能找到的所谓科学著作和历史典籍中也同样没有答案。就在困惑迷茫之际,我偶然接触到一位《周易》研究者,我亲眼见到他为别人所做的准确预测,从此我的思想开始转变,开始对预测,中医,气功,等传统文化感兴趣,并开始学练一种道家功法,在此期间,我亲身体悟到《转法轮》中描述的“比较典型的还有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有许多人在修炼过程中,往往你炼功的时候,你爱人就特别不高兴,你一炼功,就跟你打仗。你做别的事情,他还不管。你说你打打麻将怎么耽误时间,他也不高兴,可是不象炼功那样。你炼功也惹不着他,锻炼身体,又不影响他,多好。可是,只要你一炼功,他就跟你连摔带打。”唯一的区别是当时我年纪还小,由“父母、同学”取代了“爱人”。虽然有这种感受,但是因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承受不住这种压力,所以后来我只好放弃了这种功法。但是,那种求道之心让我不能这么轻易放弃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因此,我还是时不时的翻翻《黄帝内经》《周易》甚至《圣经》之类的书,总想从中找出答案。

可是慢慢的由于人类社会这个大染缸的污染,我的道德水准在急速的向下滑落,从上高中开始,我对钱的欲望越来越大,我甚至不再相信这世上会有淡泊名利的人,更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人会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1996年高考结束后,在一位初中同学的介绍下,我有幸观看了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像,然而我没有好好珍惜这次机会,险些与大法擦肩而过,直到半年后,我突然想再看一遍《转法轮》,这一次我真的看懂了。正如师父所说“你走出这个礼堂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象变了一个人一样,你的世界观都发生改变了”。我终于明白了,自己多年来苦苦追寻的到底是什么,诸多没有人能为我解答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了。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我发现自己的道德水准竟然下滑的那么快,那么远。

我开始和学校里其他的学员一起学法炼功,于是,奇迹般的变化在我身上产生了。从高中起,我开始变得厌学,成绩也很差,甚至在大学一年级上学期,竟然出现一门考试不及格。但是从大一下学期期末开始,也就是我得法半年后,我的成绩一跃成为专业第三名,从大二开始直到毕业,我的成绩始终是专业的榜首。另外,我的脾气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得法前,我是个脾气暴躁,动辄火冒三丈的人,而且讲究“睚眦必报”。学法后,我自己还没什么感觉,周围的人却明显的感受到了,一个和我比较熟悉的同学悄悄问我:“你是不是不会发火?”细细回想自己得法后的经历,我才猛然感到,自己真的变了,变得豁达,变得宽容了。从前那个身体羸弱的我也不复存在了,真的是有再世为人之感啊。

1997年末,学校安排我与大显集团签订了一份协议,由大显集团每年无偿资助我人民币2000元,至我毕业止。我将钱交给了本系的辅导员,请他们用这钱资助其他的同学,并谢绝了辅导员提出的,要开全系大会表扬的建议。但半年后,在一次全系的集会中,我系的辅导员还是公布了此事,恰在这段时间,我得到了“日本三和银行国际基金奖学金”,于是,一时间众说纷纭,有人说我为别人着想让出了助学金,也有人说我是因为有了奖学金才让出了助学金。如果在修炼前,我一定会找到造谣者争辩清楚,但此时的我,虽然心里还做不到那么坦然,可是对这些评论只是一笑了之。

就在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沉浸在大法带来的幸福中时,我们却不知道,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已经蠢蠢欲动,准备对法轮大法及大法学员举起屠刀了。

二,风云突变 矢志不移

1999年6月间,中宣部散发了一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准修炼法轮功”的通知,局势突然紧张起来,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身在中国这种环境下长大,我深深的感受到了这种无形的压力,但是,“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能炼?”,我来不及和其他学员打招呼,直奔学校团委,我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给人们带来的益处,但团委的工作人员根本连听也不听,只是把那个可笑的通知又重复了一遍,我也扔下一句“不要拿根鸡毛当令箭”,就转身离去。此刻,我也只是认为不过是某个跳梁小丑利用职权在破坏,却没想到,暴风雨就要来了。

1999年7月20日起,中共控制的所有媒体突然发难,对师父和大法开始了一轮铺天盖地的污蔑宣传。在各种文学作品的只字片语及年长者们的口述中,我对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已经有所了解了,但我没想到它会突然间再次出现,那几天,我胸口发闷,而且那年的夏天出奇的热,我一连3天吃不下东西,在第三天晚上,我从美国之音的电台里听到了该台对师父的采访,听到师父的声音,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胸口仿佛搬掉了千斤巨石。那种压力,没有身临其境是感受不到的。

家人的压力随之而来了,父母受了造谣宣传的毒害,由原本支持我修炼转而坚决反对,经历了文革的母亲甚至说出了断绝母子关系的言语。学校的党委办公室则时常以谈话为名骚扰我,毫无经验的我不知该怎样应付,最后下定决心,无论谁找我,我只谈自己修炼大法后受益的情况,一个真实的我就坐在这里,我讲述的就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到底是曾宣传亩产万斤的报纸可信,还是我这个大活人可信。一个和我要好的同学对我说,你就不要这么坚持了,要想想自己的前途啊,我给她写下了一首诗作为我的回答:“百年身后谁是我,千载轮回我是谁。愿舍此身(今天看来,当时还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卫正法,功成圆满把家回。”

系里找了几个成绩好的学生给新生介绍学习经验,其中包括我,我想正可以利用这个这个机会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什么,我从自己以前曾经厌学讲起,谈到自己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才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学习成绩也随之提高的经过,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不要相信那些诬蔑诽谤,只有两个学生喊着他们不要听,而其他人在为我鼓掌,我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大法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就要用他护卫大法。不出所料,第二天,系里的党委书记找我谈话,因为他了解我几年来的所做所为,找不出什么可以直接指责我的错处,只是打擦边球一样的说了句“历史啊,让后人去评说吧,时间会判断一切的”。

渐渐的,我们清醒起来了,开始考虑,面对这一切,应该怎么办?有学员告诉我,很多学员去北京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了,对,应该去上访,我父亲就曾经为了我祖父的医疗赔偿去北京上访20多次,我能想到的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但是怕心给我找了各种各样的借口阻止我去上访,反映在周围,就是当我去找其他学员交流此事时,他们都不同意去上访,有人说,难道非要去被抓才能修炼吗?甚至有人还借口说不要给片警找麻烦,要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今天看来,这种借口是多么的可笑,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因为怕心,它的确迷惑了很多人。我开始踌躇,难道去上访真的错了?这时,师父又推了我一把,让我看到了去上访同修的心得体会,我哭了,在大法遭诽谤时,我还考虑自己的安危,这算什么呢?我在自己的境界中也突然明白了,什么是“溶于法中”,我就是要把渺小的自己溶入这伟大的佛法之中。我清醒了,周围的环境也变了,我对同修说,我已经决定了,无论你们怎么打算,我是一定要去为大法上访了,我去不是要被它抓,但该我承受的我绝不逃避(还是没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没想到同修对我说,我和你一起去。

于是,我们四名学员买好了几天后的夜车车票。然而,阻碍并非就此消除了,在我准备动身的那天下午,突然父亲打来电话,告知我母亲在他们购物途中腹痛如绞,送至医院,发现一枚肿瘤,具体情况不明。仿佛一缕无形的丝线捆住了我,我觉得自己好像又迈不出这一步了,但我心头清楚,这是考验,看我能不能放下亲情,我跪了下来,眼望窗外,心中默默的求师父:“求师父再推弟子一把,我一定要走出这一步。”一瞬间,我感到那种束缚没有了,在2000年春节前夕,我终于和同修一起踏上了進京证法之路。

三,直闯京畿 经风历雨

到达北京站,已经是11点多了,我们四人匆匆吃过午饭(因为北京物价太高,我们带的钱不够,四个人吃两碗面),直奔国务院信访办。也许是怕人看到上访的人群,堂堂的“国信“竟然在一条长长的小巷里。我们到达时,巷口正站着一男一女,都在40岁左右,女的看到我们就问:“来上访的?”,我看他们不象好人就没理他们,同修答“是”,
“大法弟子?”,“是”。
“东北的?”,“是”。
“大连的?”,“是”。
“在这等一会”。
等?我来干什么的,我来上访,在这等什么,我一言不发往里便闯,两个便衣在后边喊,“别進去,别進去”,我理也不理,只是默默的求师父帮助我闯过去,他们喊了两声也没追進来,我在巷子里看到的第一个门户是在右侧,我至今也不知是个什么所在,只记得当时看到有哨兵在站岗,就直闯進去,哨兵喊我,我听也不听,其他三个同修也跟着我進来了,哨兵没有追進来,可能是不敢离开岗位,進入院内一栋建筑,却不见一个人影,我们越发觉得这不象信访办,出来问哨兵,我们才知道走错了,我们向哨兵道了歉,没想到哨兵却甚是理解我们。

信访办是巷底那个破门,门前已经三三两两的站了不少人,也是一个泱泱大国的政府部门啊,在我眼中却象是大连的废品收购站,破旧不堪的包皮铁门,油漆都剥落了,这已经可以看出他们有没有接待访民的诚意了。因为午休后13:30才重新办公,我们只好等在门外,这时一群警察蜂拥進入小巷,叫喊着“谁是法轮功?”,这次大家都没理他们,因为我们此行的目地尚未达成,怎么能任由他们带走,先前那个便衣跟着跑了進来,指认我们就是她报告的人。原本我的心里还“咚咚”的跳,但在警察向我们扑来的一瞬间,我忽然觉得,他们是那么渺小,那么可笑。于是,我笑了,随之,警察的动作仿佛也慢了下来,警察也笑了,我对我面前那个警察说,不必这么着急,你们等我们反应完情况再来也不晚,警察说,不用去了,去了也没人听,他们一样抓你们,边说着边拽着我上了他们的车。(后来我才悟到,我们第一次走错门,其实是师父在保护我们,如果我们在那多待一会,警察就找不到我们了,说不定还会大叫“奇怪”。)

我们四个被劫持到一个小旅馆(离开时我看到它叫“建信宾馆”,我想就是坚信之意吧),在电梯里,只有一个警察和我还有另外一个同修时,那警察对我们说,你们的书我看过了,其实没什么不好,好就在家炼呗,来北京干什么。我们告诉他,正因为我们炼功的权利被非法剥夺了,我们才来上访的。

来到楼上,一个双人间,已经劫持了7,8个大连来上访的大法弟子了,由两个年轻的警察监视着,据说是因为上访的大法弟子太多,看守所装不下了,所以把我们关到这来了。大约半个小时后,那个警察又来了,说他们的头要和我们谈谈,来到另外一个房间,警察头目和这个警察让我们写一下上访的理由,我就写了自己修炼后的变化并提出三点要求“一,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二,恢复法轮功的名誉。三,给我们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先前那个警察看过对我说:“你是不是觉得,你到了北京就又上了一个层次?”不知为什么,那一刻我的头脑特别清晰,我望着他平静的说:“我没想过什么层次不层次的,我只是觉得,如果这三点要求能够被答应,我就是死,也没有什么遗憾的。”警察吃惊的看了我一眼,大概过了十几秒,他才竖起大指,对我说:“好样的,了不起。”那一刻,我看到,他的眼里闪着泪花……

回到原先的房间,我们和其他学员开始交流各自的修炼体会,言谈中,我们得知,以前来上访的学员把环境已经开创出来了,我们就在警察的监视下学法炼功,一个警察还谈到为什么我们能在这里学法炼功,“收书?哪敢啊?你们都要用生命捍卫大法了,我还敢?”说完,他无奈的苦笑了一下,同修们对大法的那种坚贞怎不使邪恶胆寒。在这几天中,我还听到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修炼故事,一位50多岁的女大法弟子曾6年瘫痪在床,已经命在旦夕,被医院宣判“只能准备后事了”,这时,是大法救了她,当我们在北京相见时,她是和其他11个同修步行来上访的,漫漫长路,他们逢人便讲述法轮大法所蒙受的千古奇冤......如果不是她亲口相告,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眼前这个精神矍铄的大婶曾经挣扎在生死边缘,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

四天后,我们系里的辅导员和我父亲来北京接我,然而回到大连后,我却不能直接回家,而是被学校的保卫处软禁在我校一栋办公楼里,要我写攻击大法的材料,我当然不能答应,我父亲这时发了疯般打我,那时他恐怕完全被邪恶控制了。学校党委团委十几个人开始围攻我,完全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只是一味得攻击大法,我拍案而起,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想和我讨论,我可以和他们谈谈大法,我们都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如果他们只是一味谩骂攻击,恕不奉陪。他们见我不肯配合它们的要求,就把我送到大连公安局二处,那里是主管教育部门的。

到了那里,一个年轻警察就把我用手铐锁在暖气的水管上,穿着皮鞋踩我的脸,不分青红皂白的乱踢,然后,抄起一把破旧的雨伞,辱骂师父和大法,并要我答“是”,我说一声“不是”,他就用破雨伞抽打我几下,直到他自己累得气喘吁吁,没有力气了,气狠狠而又无奈的对我说,“你好样的,是个法轮功”。
一顿毒打之后,另一个年岁稍大的警察要把我劫持到“姚家看守所”,这个警察不知哪来的那么大仇恨,在我下楼的一小段路上还不肯放过我,狠狠的踢我,嘴里还骂骂咧咧,说什么“都是你们这些法轮功,气死我了……”,后来还是那个年轻警察把我劫持到“姚家看守所”。

在看守所门前,那个警察说要送我体检,负责体检的人问我是干什么的,他答“法轮功”,那人回答,法轮功没病,不用体检,并半开玩笑的对他说“干点好事吧,老抓人家法轮功干什么”。在看守所里,首先对我非法搜身,把我里里外外翻了个遍,然后把我关進牢房。在这里我又遇到了很多同修,一位已经被非法关押了几个月(其实已经是超期羁押)的同修告诉我,现在那些看守已经好多了,迫害刚开始时,那些看守也完全相信了恶毒的谎言,用送水用的胶皮管抽打学员。一个因为用扑克摆摊骗赌被关的普通犯人对我说,看守要他们每晚轮流值班,因为“防止法轮功自杀”,当我们分手时,我们问他,你相信法轮功会杀人吗?他憨憨笑道:“电视说的我再也不信了”。

15天后,学校保卫处接我离开了这我本就不该来的地方,事后我才得知,原来他们勒索了我家5000元人民币,不然对我也要超期羁押。车上,保卫处长,一个50多岁的老头对我叹了口气:“你太小了,不懂,我们是什么?专政工具。6•4都知道吧,就是错了嘛,可是共产党会承认吗?”

但经历这件事后,我家人的态度却发生了转变,父亲在和他的朋友提起此事时,非常气愤的说:“既然不许上访,何必挂‘信访办’的牌子,干脆叫‘抓人办’得了!”(这是这位朋友转述的)。每个大法学员都有亲朋好友,那么反对这场迫害的岂止是一亿大法学员。

四,远赴海外 呼吁救援

这之后,我虽然不再被非法关押,可是骚扰不断,后来我被欺骗写了一个所谓“不再進京上访,不在公共场合炼功”的“保证”,当时不堪其扰,觉得只要不反对大法就行了,其实还是怕心在起作用,此后,心中对此事始终隐隐作痛。直到2001年5月,我工作之后,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严正声明,才觉得轻松了一点。

2000年毕业后,我应聘到日本阿尔派公司大连分公司做汽车音响线路板设计工作,然而,自从2000年初我去北京上访回来后,警察还不定期打来电话,让我父亲转告我,什么时候我变“好”(其实是变坏)了,要和我谈谈。其实,上访回来后,我也没闲下来,一个同修和我配合,他用不干胶贴纸打印一些简短的大法真象(他有打印机),然后我们到处去张贴。

但是,处在那种环境下,时时刻刻都觉得非常压抑,我萌生了出国的念头,我要到自由的国度去,把这里发生的迫害告诉世人。2001年11月,我终于以留学的名义来到了德国,远离了魔窟。

初到德国的日子里,举目无亲,也没有真象资料的来源。我只能用我那差的可怜的德语翻着字典写下大法真象,送给我的房东,德语老师,公车上相遇的德国老人……遇到中国人,我就直接讲,直到一天,我在给一个华人讲真象时,得知她也是大法学员,从此,我和德国的同修取得了联系。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和德国的同修互相配合,一起揭露邪恶。

2002年10月28日,德国中巴伐利亚报(Mittelbayerische Zeitung) 对我遭受的迫害做过报道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31/38913.html (当时我还在上德语班,由其他学员做翻译,有些回答有误)。

2004年6月28日,五名法轮功学员在曾庆红和薄熙来到南非访问期间前往请愿,在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遭到黑枪扫射。我据此事给雷根斯堡市长写信,提请他们关注已延伸到海外的迫害,市长先生将信转发给警察局,警察局长先生在回信中称这起雇凶杀人案是卑鄙的行为,并保证他们会保护其辖区内法轮功学员的安全。

后记:

仓促成文,有不当之处,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也希望其他迫害发生后离开大陆的学员,把你们的经历也写出来。99年7•20之后的岁月里,尤其是前9个月师父没有讲话之前,那种严峻,那种压力,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是难以体会的。当我写完以上这篇东西时,对自己以前走过的路更加珍惜了,也更明确了,以后应该怎么做。

一个在道德急剧下滑的当今人类社会中被带动着走向灭亡边缘的人,改变的能为真理挺身而出,任何一种学说任何一种信仰也做不到,然而,大法做到了,我想,这本身就是对大法的证实。

古语云,“哀莫大于心死”,虽然我没有象有些学员那样因得法解除了身体上顽疾的束缚,然而,回想得法前的自己,其实在人类社会的大洪流中已经处于心灵上的“病入膏肓”,是师父把我从濒于精神死亡的危境中解救了出来。我以为,这就是我为自己修炼体会做的注脚。

(成文:2005年1月10日,于德国埃尔朗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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