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接前文）
第十七章：三个代表自吹自擂 自焚伪案黑幕惊天（2000、2001年）
1．“三个代表”
2000年3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推出三句话，即“三个代表”，首次作为江泽民的“思想”理论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但不久，这场轰轰烈烈的宣传就被证明是一出闹剧。
“三个代表”的出笼
“三个代表”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刚开始一般人谁也说不清。后来“三个代表”最红的时候，王沪宁忍不住向人泄露自己是原作者，引起哗然。其实这并不奇怪。江泽民当上海市委书记时就大段大段背诵王沪宁的文章。在江进京以后，曾庆红吴邦国念念不忘要王沪宁辅佐江泽民，多次在江泽民面前提起，王沪宁由此而被调入中南海。
王沪宁把“三个代表”的理论定下之后，2月25日下午，在广州的珠岛宾馆与广东官员的座谈中，江泽民第一次完整地背诵下来：“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后来王沪宁又为江加了几句话。5月14日，江在上海主持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翻遍所有的官方媒体报导，包括江泽民在内，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清楚什么是“三个代表”。不过下面不会有人追究这些事情，贪官污吏们整天想的是吃喝嫖赌贪淫占，让高举大家就高举，高举的是什么东西，谁也不在乎。
“三个代表”不过是几句并无实质内容的空话，一般脸皮薄一点的人还不好意思吹嘘。但“三个代表”对于江泽民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他必须得有理论才能站得住脚。江泽民也着急要为自己立碑，想方设法地与毛、邓理论并列，塑造出江泽民“第三代理论权威”的形象。于是，这个空洞无物的“三个代表”在江泽民的命令下被官方喉舌捧上了天。江在任时，费尽心机要把这三句话写入党章和宪法。现在，现任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胡锦涛必须高举“三个代表”，哪个官员讲话都不能离开“三个代表”。
学习“三个代表”百态
不管江泽民怎么想，不管媒体怎么吹捧，大会小会的学习、贯彻，还是没有多少人把“三个代表”当真。
当全国掀起学“三个代表”高潮时，央视天天在专题里采访民众。有的老农说：俺村搭了一座桥，感谢“三个代表”；有的妇女说：俺儿媳妇生个胖小子，感谢“三个代表”；也有人提出，要以“三个代表”要求，建设一流的国际标准公共厕所；在某农村墙壁上，赫然出现大标语——“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五花八门，什么说法都有。
历经中共三年炼狱的《大纪元》原驻北京记者王斌出狱后讲过一个真实的笑话。监狱当局组织犯人做工牟利，有些犯人被指定专门装订、制作淫秽书刊（再拿到社会上出售），那段时间“三个代表”在政治敏感的政法系统成了口头禅，什么都要跟“三个代表”挂钩。犯人制作“淫秽书刊”超了产，也说自己是在“三个代表”的指导下才有那么大的干劲。
某省委书记说：“规定学习时间，会议样子要摆，功课要交好，不然，我这个省委书记怎么当？大家要配合。”
但也有人说：“三个代表”思想能创造出高科技，能解决职工下岗、失业人口，能解决农村数亿剩余劳动力问题？
有的领导干部在省党校说：取得成绩是贯彻了“三个代表”要求，那么，出了问题、工作受到挫折，又怎么解释，是“三个代表”思想出了问题吗？
还有人提出：“安排‘三个代表’思想的学习先进份子参加世界体育比赛，保证都能摘金牌。”还有的人提出：“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成功，是靠什么要求、什么思想？”
“三个代表”碰壁
自“三个代表”出台以来，三个代表论遭到党内外的广泛批评。
《求是》杂志研究室、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在“三个代表思想“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究竟是在什么时期形成的，党内是个谜，理论界也是个谜。”会上有人说，三个代表是党内人为的树立江泽民“伟大”、“英明”、“卓越”的形象。还有人说，党内对三个代表思想学习、实践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是交任务、搞形式、教条，是政治上的欺骗。
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认为“三个代表论”起到的是照妖镜的作用，因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是空话，“始终代表先进文化”是谎话，“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则是官商一体的同义语。
中国社科院有的学者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空泛，不合时，是搞形式主义。地方党委、政府大多数是在应付。三年多的实践，究竟解决了多少问题？搞形式主义是祸国殃民……
有人说，所谓“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实际上就是所谓文化精英（实为堕落文人，专制的吹鼓手）和商业精英（实为共产党理论上一直要打倒的资本家）的集合体，至于说“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彻底的谎言。最广大的农民中许多靠卖血卖肾卖淫活着，得了爱滋病，死活无人问；至于中共常说的“工人阶级老大哥”至少有三千万下岗，江泽民可从来没有想过去代表他们。
后来，原定在四中全会前夕出版《江泽民军事思想文选》一事遭到搁置，因为军中张震、洪学智、杨白冰等十多位老上将上书反对，说江泽民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合适的地位。杨白冰更公开说“三个代表”是垃圾思想。
2002年，中共十六大被推迟，据内部消息披露，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党政内部对“三个代表”思想的认识和贯彻都有“较大”差距。
“三个代表”的幽默
在民间，黑色幽默已经传遍全国。早在阿富汗战争之前，大陆就流传了一个政治笑话，说布什邀请普京和江泽民一起商量如何消灭本拉登。布什说，我要用导弹打死他。普京说：我要用美女迷死他。而江泽民说的是：我要用“三个代表”烦死他。
还有一则笑话说，毛泽东在阴间看见连江泽民也要搞造神运动，很不服气，就问小鬼道，江泽民选集有几卷？回答是，一卷还没有凑齐，只有“三讲”。毛又问，拥护江泽民的人民代表有多少？回答说，数来数去，只有“三个代表”。
全国上下对“三个代表”的抵制、厌恶和讥讽，一目了然。
这场轰轰烈烈的宣传闹剧，最终没有成全江的“伟大”、“英明”、“卓越”的形象，反倒应了一位名人的话：有的人把名字刻在石头上想不朽，名字比石头烂得更快。这样几句遭到广泛讥讽的空话，最后却被加进了宪法和中共党章，中共的政治舞台因此而多了一则笑话和丑闻，这大概是“三个代表”的真正最伟大贡献吧。
2．天安门“自焚”案
全国动不起来
江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快一年了，可是全国至今还没有出现江期待的全民声讨的局面。很多造谣的话也说了，批判的文章也写了不少，组织学习也搞了，但是老百姓看来对这场镇压并不怎么买账。运动见多了，江和法轮功过不去，那就让他折腾吧，咱也别掺和，人们普遍都这么想。
除部份地区紧跟形势搞得较凶外，一般地区的干部，就连“610”里的人都提不起劲。一位天津市局负责汉沽的前“610”官员所描述的当时情形很具代表性，“其实基层的人也不乐意去做这事。因为分局的警察离老百姓实在太近，你可能就住在我们家门口，低头不见抬头见，我怎么去抓你？尤其汉沽，在海边不点小的地方，总共只有四个派出所，抓任何一个人，都是认识的。警察的老婆和被抓人的老婆可能就在一个单位。派出所的民警就住在管街，可能就住楼上，而被抓的人就住楼下。都是邻居熟人，别人又没有干什么贪官枉法的事，怎么抓得下手啊？”
老百姓眼睛盯着政治局几个常委，居然几乎没有人出头积极响应江，尤其是朱镕基、李瑞环，明显不在公开场合表态。
公安部门的造假
有消极的，就有积极的，人间就是这样。让江满意的是罗干。罗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很卖力。罗干负责政法，原来是李鹏的人，但一直企图利用整法轮功来向江邀功请赏，罗干也认定了这是将来江让他闯进政治局常委的门票，因此在镇压法轮功上不遗余力。
自从江泽民开始动手后，罗干从来就没歇着，他指示自己在公安政法这条线的人对法轮功问题全力投入，重点放在“造假证”栽赃。
北京公安部负责人在省级公安领导会议上交流了给法轮功制造“假证据”的内幕情况。
这位公安部负责人在会上说：“1999年初，公安部门已经确定了把各种封建迷信活动的事实‘改编’为法轮功‘证据’的方针，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将各类封建迷信活动一律栽到法轮功头上。……但是由于制造相应的‘证据’时间不够，过于仓促，受到质疑，无法应对，造成了工作上一定程度的被动。”
这位公安部负责人在会上还说，有些工作未能及时进行，造成了一些失误。例如，亲身接受法轮功创始人治病痊愈的人，亲身体会到法轮功的效果，非常难以转化，不得不采取拘押、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以防止真象迅速扩散。
最近外界传出的关于景占义的被逼造假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2003年11月5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炮制了专题片《“专利”的背后》，片中，法轮功学员、邯郸钢铁公司总工程师景占义否认了他因修炼法轮功而出现的神奇现象。节目播出后被各地媒体转载，成为中共声称法轮功为伪科学的所谓“证据”。
2005年出走澳大利亚避难的前“610”成员、一级警司郝凤军对海外媒体透露了这个自称为“揭谎”节目的出炉经过。2003年，天津市公安局国保局接到一项特殊任务，由610办公室一队队长带领四、五个警察前往河北省石家庄市办案。等他们回来时，郝凤军看见在审讯室里用手铐吊铐着一位头发灰白的老人，后来得知他是河北省一位副厅级干部，叫景占义。之后中央电视台记者来到国保局，据说是来采访景占义，给国际社会看看一个副厅级干部是怎样悔过的。那天的采访是在国保局精心策划下进行的。当时郝凤军就在门外，看到国保局副局长赵月增对景占义说如果按照他们提供的台词去说可以给他减刑，否则就再加一条叛国罪，判他无期徒刑或秘密枪决。可怜这位老人在他们的淫威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上了电视，否认了因修炼法轮功而出现的人体神奇现象，无奈地去批判法轮功。后来景占义被判刑八年。
郝凤军在屋外看到这一切，禁不住说了一句：“这不是谎言吗？”没想到旁边就站着一名央视的记者。几天后，他被叫去和上级谈话，郝凤军知道麻烦来了，但仍凭着血性直言不讳地质问他为什么要威胁景占义。这位国保局的副局长立刻拍案而起说：“你想造反？”之后，在中国北方零下几度、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的房间内，郝凤军被关了二十多天的禁闭。
江泽民病倒
中共十五大五中全会，2000年10月9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当天就有数名中央委员对镇压法轮功提出质疑，要求作出交待。
中共政治局七名常委除李鹏、李岚清外，朱镕基、胡锦涛、李瑞环、尉建行四人反对继续镇压法轮功，已超过半数。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更是对虐杀炼功无辜公民深感不安，亲自回京到天安门广场了解殴捕炼功公民的实情，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也亲自到北京公安五处，训诫公安干部说：“不要再为难法轮功学员啦！”
形势对江相当不利，江泽民开始犯愁，心情一直郁闷。2000年的最后一天，身在深圳的江绵恒忽然接到中办紧急通知，要求急速返京。原来当晚九时左右，江泽民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由随身保健医生检查后紧急入住301医院。
江泽民一病似乎给反对派带来了一个小机会。江前脚住院，政治局后脚就开会。元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和法轮功问题。会议上改革派与保守派激烈交锋，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从而错失了一个时机。
江罗策划
即使在病床上，江都在想一个问题：怎么才能制造“邪教”的轰动效应，掀起全民仇恨法轮功的情绪。
为了把法轮功定成“邪教”，江费劲心机。1999年10月25日，在接受法国报纸《费加罗报》采访时，江泽民第一次称法轮功是“邪教”。在纽西兰奥克兰市举行的1999年APEC高峰会议期间，江泽民私下送了诋毁法轮功的小册子给美国总统以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即使江泽民见美国记者华莱士时也张大嘴说：“法轮功几千人自杀”，连大陆媒体在国内都不敢曝光，怕贻笑大方。
于是江不得不多次找来罗干秘密会面，商谈制造轰动效应。
1999年5月镇压还在酝酿阶段的时候，江、罗就曾策划过一次“特别行动”。首先由中央办公厅文件发出文件，称上万法轮功学员将在香山集体自杀，并将此消息通过海外媒体传出，然后通过片警、便衣、特务向法轮功学员散布去香山集体活动的消息。同时在香山调集部队，潜伏荷枪实弹的武警，布下陷阱，策划将法轮功学员诱骗至香山后制造“集体自杀”或“集体自杀未遂”现场，以此为借口扣上邪教的帽子，掀起更大范围的诬陷与镇压。但是偏偏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前去香山，片警、便衣等向法轮功民众传达的“集会日期”从5月1日到9月9日改了三次，最后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邪教搞集体自杀，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法轮功的书里，偏偏特别着重强调了不能杀生，包括不能自杀的原则。尽管所有法轮功书籍、音像资料都已收缴、销毁，海外法轮功网站也被封锁，但毕竟真正的法轮功学员都是清楚知道不杀生的原则，这就使得制造法轮功学员“集体自杀”的现场根本不可能实现。
这一次，罗干下了保证，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罗干似乎已是先行一步。2000年12月29日，新华社已经按中央610办公室的指示发布一篇不署名的新闻报导，列举了几起既无当事人姓名及事件细节也无事发具体地点的法轮功学员“集体自杀未遂”事件，并称法轮功学员“受到煽动”，将在新年前后策划集体自杀行动云云，以使人们心中有所预期。
蹊跷的“自焚”案
公元2001年1月23日，正是中国农历的大年三十，正当千家万户忙着挂灯笼、贴春联，欢欢喜喜迎接新世纪第一个春节的时候，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广场上突然浓烟四起，烈火熊熊，上演了一出震惊中外、史无前例的火烧活人的大惨剧。来自河南的一男四女在身上浇上汽油，要惨烈地自焚而死。
火点起来一分钟之内，一名女子当场死亡，其余四人身上的烈火在“一分半”之内被尽数扑灭，然后警车“风驰电掣般”将被严重烧伤的四人送往“急救中心”……两个小时之内，新华社即向全世界发布英文消息，称五名“法轮功练习者”在天安门“自焚”。
很快中央电视台就出现了12岁的懵懂女童，19岁的花样少女，听信“妖言”，在“愚昧”的“邪火”中“点燃自己”，为了“升天”而被烧成了黑炭、满脸燎泡的女童痛苦地一声声喊着“妈妈”，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还伸着被烧得只剩半截的小手念念不忘要去“天国”……
如此悲惨和荒谬的镜头一经播出，把民众的愤怒情绪挑动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国民一片愤怒，很多人把自己以前看到的法轮功的神奇和法轮功学员做的好事全都忘记了。好象政府的说辞比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还可靠。已经相对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官方宣传机器像吃了摇头丸一样，兴奋地再次全力开动，各色各样的人争先恐后地在电视里义愤填膺地“声讨”法轮功，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央视还时不时插上一两个触目惊心的“自焚”恐怖镜头……”
看到这一切，江泽民长长舒了一口气，紧锁的眉头终于打开了。江紧接着指示舆论一定要跟上，要趁热打铁。
在江泽民的亲自命令下，全国大小媒体掀起新一轮批判高潮。中共中央办公厅已发出通知，在全国开展“深入揭发批判法轮功邪教真面目”的政治运动。从1月31日开始的四天内，新华社和中新社的网络版分别就有107篇和64篇批判及声讨法轮功的文章，超过14个省市自治区的“各界群众”纷纷出来谴责法轮功。除了党政军各级领导、各“人民团体”都要表态支持中央的“英明决策”以外，各个基层组织也要召开大小揭批会议，声讨“邪教组织的滔天罪行”。中央电视台每天还要播放各界人士的随机访谈，并且反复重播，一定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使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扎上根。
疑点重重
与此同时，海外多家媒体，以及法轮功网站却从自焚事件发生的第一天就开始质疑整个事件。
慢镜头清楚表明当场死亡的刘春玲被发现是在现场被警察用重物击打致死。流传广泛的电视片《是自焚还是骗局？》是对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的慢镜头分析。新唐人电视台据此制作的记录片《伪火》获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2002年1月制作）。法轮功学员还多次在大陆插播真象片《是自焚还是骗局？》，江泽民对此异常恐惧，全力封杀。2002年3月5日晚长春法轮功学员在8个有线电视频道插播45分钟真象节目后，库恩在《江泽民传》中说江泽民是10分后就立即作出强烈反应。
纪录片《是自焚还是骗局？》分析道：
“如果慢镜头分析中央电视台的录像，发现自焚中的刘春玲，不是被烧死，而是在现场被打死。
新华社说刘春玲自焚死亡。如果把镜头放慢，可以看见当刘春玲正在火焰中挣扎时，有人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春玲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从死者脑后飞出数米远，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那么谁是凶手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可以看见挥动的手臂接近刘春玲的头部，穿着军衣的武警正走向镜头前面，在他身后，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然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的姿势。
刘春玲脑后飞起来的条状物，有人说是打人的凶器，有人说是刘春玲的头发，有人说是刘春玲的衣物。但是，不管是什么，这件物体不是顺着强大的灭火剂气流方向飞出，而是腾空而起，逆向朝着拿灭火器的警察飞去。说明这个物体不是灭火器冲下来的，而是重物击打脑部所致。而且，飞起的条状物被打得弯曲，可见出手打击的力量之大，下手之狠。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刘春玲在倒地之时，左手不自觉地抬起来触摸被打击的部位。”
十二天以后，美国著名的《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发表报导《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报导公布了邮报记者去刘春玲生前所在城市河南开封调查的结果：从来没人见到刘春玲练过法轮功。
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充满了破绽，更多的疑点还包括：
1、天安门广场并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从不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备齐十几个灭火器及灭火毯？
2、王进东喊口号的声音录制效果清晰响亮，拍摄距离当在十米之内。除非事发前摄像机已经到位，并已处于待机状态，否则不可能在短短一分钟内抢拍下灭火过程。
3、“自焚”中严重烧伤的12岁的小女孩刘思影，因为呼吸道吸入性损伤做了气管切开术。但随后的画面中，刘思影却接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采访并正常说话，甚至在新华社记者面前能唱歌。
4、在焦点访谈节目中，在天安门呼喊不伦不类口号的王进东两腿中间还放着盛汽油的塑料瓶。从节目画面中看，王进东的衣服和两膝盖处的裤子已经被火烧破，但是他两腿中间盛汽油的塑料瓶却在高温和火焰下竟然没有任何的变形或损坏。如此明显的破绽，不能不令人怀疑这一切都是在演戏。
果然，当央视“焦点访谈”负责采访的女记者李玉强事后在团河劳教所采访时，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赵明质疑雪碧瓶的破绽，她大大方方地解释了那个不可思议的现象：“那是我们补拍的镜头，如果知道露馅儿就不放那个镜头了。”为何要补拍镜头，王进东为何全力配合？中间显然有某种预谋。
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正式声明：“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现有该录像的拷贝，有兴趣者可来领取。”
不久，一本十年前出版的畅销小说《黄祸》在中国遭到查禁，因为天安门“自焚”与十年前的小说《黄祸》第二章中的情节惊人相似。原来小说中讲了一个情节，有人买通绝症患者“自焚”，以达到栽赃他人并进行政治迫害的目的。小说被查禁显示其中存在某种不可告人的阴谋。
在这场“自焚”惊天大案中，受害者不仅仅是“自焚”伪案的参与者，也包括亿万其他中国民众。这场恶毒阴谋的策划者江泽民，用毁灭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为代价，欺骗了无数人，把对法轮功的仇恨播入人们的心中，为对法轮功大开杀戒而铺平道路。使用现代化的宣传工具，在亿万人众目睽睽之下造假欺骗，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煽动仇恨，江泽民又创造了一个耻辱的“历史记录”。
然而，江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谎言欺骗的基础累加之上，所以当人们从情绪激愤中冷静下来，当人们从传播中的一份份真象材料中看到事实的时候，埋葬江的正是他自己对人民的欺骗。
江泽民很清楚，这一真象一旦曝光于民众，则自己阴险、恶毒、狡诈的嘴脸马上暴露无遗，没有在比这更令其感到恐惧的了，所以江极力封锁这一真象，“天安门自焚事件”成了江最为恐惧的最怕曝光的事件之一。
江精心策划的“杀手锏”反而成了对他最致命的定时炸弹，这也许正应了那句古话，“人算不如天算”。
3．草草收场的炭疽菌事件
美国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反恐成为西方社会的头等大事。江泽民也想乘机有所作为。江连续几年都被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和“记者无国界”评为“媒体公敌”、“人权恶棍”。江干什么事好象总是被人骂，出国总被人抗议。江泽民看到西方人热衷反恐，就想到了如果把那些他不喜欢的团体，包括法轮功说成恐怖组织，那么他的镇压就和西方世界接轨了，谁还会反对他呢？
“911”不久，美国出现有人在信件中投放炭疽病毒，引起又一轮恐慌。江泽民看见机会来了。法轮功在社会上大量邮寄真象资料，揭露江的造谣诬陷，尤其是自焚伪案的真象，这被江泽民视为心头大患。既想给法轮功抹上“恐怖”色彩，又想阻止民众接受邮寄真象资料，江泽民一伙便闹出了以下的笑话。
2001年10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对记者称16日在中国首次发现两封怀疑带有炭疽病菌的邮件。尽管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却明指这封邮件内容是“法轮功真象”资料。
《明报》代言
炭疽病菌的消息最早是香港《明报》透露的。2001年10月17日，《明报》报导：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昨日（1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突然表示，中国正积极采取措施将炭疽菌挡在国门之外。孙玉玺斩钉截铁地说：“关于炭疽热，我们已经进行过调查，没有发现此类情况。有关部门还会加强防范措施。国内有关部门已就可能发生的情况采取了防范措施。”
中共把消息的发布权交给了香港的《明报》也是有用意的。明报在香港有近50年的历史，并相继在加拿大、美东、美西发刊，一般人不容易把它和中共的代言人联系起来。但实际上明报长期和中共的关系密切。2004年4月28日，美西《明报》创刊仪式上，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彭克玉还亲自参加并发表贺辞。
《明报》的报导发出后海外马上就有人质疑，孙玉玺是否在暗示，如果中国发生炭疽热准是外来货！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说中国发现了“舶来”炭疽菌，《明报》马上又作了报导。
《明报》在10月18日以“中国发现两封可疑信件”为题报导说：“中国证实，前日发现两封怀疑携带炭疽菌的信件，其中一封是寄给一名在美资公司工作的中国雇员。”但“孙玉玺没有透露这间美资公司的名称或位于哪里，也没有说明信件由哪儿寄出”。
这则新闻不伦不类的消息没头没尾，根本没有基本的新闻要素。据说新闻没头没尾是因为江泽民、曾庆红、罗干等人还在推敲说炭疽菌从哪个国家寄出才不会被人找麻烦，事件发生在哪间驻华美国公司才比较稳妥，具体指定哪个人为收件人才不会被抖露出去。
可是几天过去了，也没公布出来具体情况。
意在法轮功
报导接着说：“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说，寄去美资公司的可疑信件是夹在一本有关法轮功的书本内，中国政府对此非常重视，并已采取措施清理和检疫，而卫生部门并已展开调查。”
这才是这则消息的真正目的。搞一个炭疽病菌恐怖事件，说法轮功从自杀到谋杀，妄图让老百姓不但反感法轮功而且对法轮功宣传品怀有“可能带炭疽病毒”的恐惧而拒绝接受。
可是没有人比江泽民的“智囊”们再蠢的了，海外媒体马上有人撰文揭露，如果炭疽菌真是夹在一本有关法轮功的书本内寄出的，那么更证明是有人栽赃法轮功学员了。哪个人干这种事会把标签贴在自己脸上呢？
补不过来的谎
因为孙玉玺16日的“言”和罗干准备的“行”没有协调好，搞得很狼狈，所以在18日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孙只好被动地表示，“有关部门在十月十六日首次发现两封怀疑含有炭疽菌的信件，其中一封是寄给一名美国公司的雇员的。中国国家邮政局18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近期不得收寄白色粉末状的物品，以防止炭疽菌通过邮政渠道传播。”
这下国内喉舌都赶紧摇旗助威。新华网10月18日报导，题为“严防炭疽传入我国邮政局要求近期不得收寄白色粉末状物品”，“国家邮政局要求近期不得收寄白色粉末状物品”；国内各大报纸也纷纷发表类似文章。孙玉玺表示，“中国政府对此事件高度重视，卫生防疫部门已对接触过可疑物品的人员和区域进行了严格的防疫消毒。”
16日发现了炭疽菌，邮政局竟失职到18日才发出紧急通知，18日外交部发言人才向媒体公布、由海外嫡亲媒体《明报》散风儿，19日很多中文媒体才转载。这种可以引起轰动搞臭对方的消息，这样优哉行事，和中共一贯的风格大为不同。如“自焚”案，几个小时就发消息了。内部消息说，关于炭疽菌栽赃问题，罗干感觉下一步执行计划有具体困难。
假如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炭疽病菌邮件”确有其事的话，马上有人质疑这件事至少存在几个疑点：
1、该恐怖事件应该由公安系统去处理，怎么由邮政局出面？
2、如果信件拆开后真是炭疽病菌，那么不管是谁发现的、拆开的都会被感染。美国发现的病菌都是先有人出现症状后才发现的，而中国并无发病报导，难道美国和中国的炭疽病菌不是一类？
3、感染的人一定会去医院，医院会立即报告公安，怎么只见邮政局出来说话？
4、媒体报导，美国已经发现至少36人感染炭疽菌。世界各国也笼罩在炭疽菌恐怖袭击的阴影下，这么恐怖的传染病，哪个国家发现一例都要立即有相应的紧急措施，而且有相关的报导，怎么中共全然忽略了这个环节呢？
5、为何中共只说“炭疽病菌邮件”是夹在“法轮功真象”的小册子里寄出的，而连从哪个国家寄出，哪个公司、哪个雇员收到的都说不出呢？
狼狈收场
10月23日，公安部被迫声明，两封寄往北京公司的可疑炭疽信件经检查发现并没有炭疽杆菌。
10月24日，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说：“关于可疑信件问题，当时发现可疑信件中含有白色粉末，被怀疑为有可能含有炭疽病毒。现在经过严格检验，证实信件中不含有炭疽病毒。有关公司向我们提出要求，不希望有更多的报导。我们尊重它们的愿望。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境内，没有发现炭疽病毒感染者。”
海外媒体网站纷纷指责中共的卑鄙愚劣行径，利用“炭疽信件”栽赃法轮功。
据内部透露，孙玉玺25日被外交部“及时”予以警告处分，原因是“失言而又未及时补救，造成极其恶劣的外交后果”。后来当战火弥漫的阿富汗没有一块安全之地时，孙玉玺被调到那里去当大使。
4．海外法轮功学员走上天安门
罗干虽然准备得不够充分，造成自焚案的众多破绽，给海外人士抓了不少证据，但是江还算是比较满意。因为对国内而言，弥补破绽，操作起来就容易得多了。老百姓看中央台都看了几十年，早习惯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况且那阵子，中央台特别上了一批很火的“打假”节目，人们难以想像当局会采用这么公开、卑鄙、残忍的手法来栽赃法轮功。一般的百姓在这之前，也难以了解到江泽民对法轮功的不可理喻的“忌恨深仇”。所以当“自焚”案一出来的时候，以一个普通百姓的善良心态，一下看到这么刺激性的惨景，加上电视的有意渲染和评论，政府的声讨仿佛就是老百姓的“发自内心”的声音。整个国家好象都失去了理智，很多人不加思索地认可了江给法轮功扣上的“邪教”帽子，不明真象的人群在情绪的气愤中推波助澜。
但这种状况没有让江得意多久。
2001年11月20日下午2点，犹如从天而降，36个来自15个国家的西方人从天安门广场的四周走来，在国旗南面30米的地方聚拢。他们自动排成两行，静静地盘腿坐好，开始炼习法轮功静功，后面的人拉起了一面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真善忍”三个大字。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这是我一生中所见到过的最伟大、最庄严的场面”，参加者奇普卡激动地说，“我看到的是，三十多个人在努力表达他们的心声。”
另一名参加者森图瑞安后来描述说，“不到一分钟，警车呼啸而至，迅速包围了我们，抗议的学员们被警察殴打、逮捕、强行拖走。”
虽然抗议只有一分钟，但是却震惊了世界。全世界的各大媒体迅速广泛地进行了采访报导。这些被外界称为勇士的36个西方人，来自15个国家，互相之间并不全认识。使他们走到一起来的，就是一个简单约定：“11月20日下午2点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国旗南面打坐抗议，谁想去都可以。”
“我只认识几个人，”参加者拉米甚说，“我们真的不知道到时候会有多少学员来。我们到那儿以后，才开始找人。”“我们想让中国人民知道全世界都有人在炼法轮功，迫害是绝不能接受的。我们想让中国人民知道，世界各地的学员都出来援助了，我们还要告诉他们，中国的江政府在欺骗他们。”他接着说道。
这次西方人的天安门事件给江带来了极大的震动，虽然不能与“四．二五”规模相比，但是15个国家的西方人到中共的心脏地抗议示威，这在中共的统治历史上绝无仅有。这可真是闹大了。
江一直打算把对法轮功的镇压推向世界，1999年的高峰会就亲自送诬陷小册子。“自焚”事件以后，江更是想借打“邪教”的幌子把法轮功在全世界搞臭。
但媒体新闻自由的西方世界和一言堂的中国是两回事，参加天安门事件的西方人立即成为各国新闻的焦点人物。他们要说什么就不再像“自焚”未遂者那样可以轻松操控了。这些人继续呆在中国，国际的焦点就在这里，时间一长，中国的百姓多少会有所听闻，倘若他们有心思考一下，就会使江的辛苦经营的“自焚”效应前功尽弃，甚至彻底翻船。
比如人们会问，政府说法轮功在国外也不受欢迎甚至被禁止，为什么这些西方人“大鼻子”可以炼法轮功？既然政府说法轮功“危害社会”、“危害人类”，难道西方社会就不怕“危害”他们的社会么？法轮功为什么对其他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也有吸引力？
江越想越害怕，于是赶紧打发这些西方人走，一天都不能多呆。当年“四．二五”事件法轮功显示出的高度自律，被江揪住不放硬说成有精密组织计划，这次这些普通的西方人天安门赴约的壮举让国家安全局完全傻眼，同“四．二五”一样没有丝毫的事前情报。可是江这次再也无心追究了。仅经过20多个小时的连夜盘问，这些人就被遣返，宣布5年不许来中国。中共当局发了一条极其低调的报导，说有少数几个西方人在天安门“闹事”，已被及时遣返处理。
这次江的担心倒不是没有根据。围绕这些西方人的举动为新闻事例，西方世界各国掀起一轮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大量采访报导，打碎了江泽民想在全球搞臭法轮功的美梦。
不仅如此，这次西人天安门事件点燃了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关注。畏慑于此，江决定把镇压法轮功的声势从明处逐渐转为暗处，表面的报导逐渐减弱，可是背地里的残酷迫害却是变本加厉，迫害法轮功全面转入地下。
这次西人天安门抗议留下一张经典之照，来自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多尔奈基用一架隐藏式的照相机拍下了这一时刻，之后他设法离开现场，这是他们打起横幅之后在警察到来之前的一张集体合影。
多尔奈基事后说：“这张照片很有意思。我很惊讶地听到一位翻译告诉我，在照片中心，在我们这个由36个出生和居住于不同国家的弟子组成的团体背后，在我们的“真善忍”的旗帜后面，有一条标语写在天安门东面。标语上是，‘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绝非偶然。”
确实决非偶然，许多人都感到全世界人民团结一致起来的反对这场迫害的这一天其实并不遥远，甚至已经在进行之中。
第十八章：寡人好色妻妾成群 小人得志鸡犬升天
2002年，湖南邵东出现了一本奇书《国母宋祖英》，此书引起江泽民的震怒，最终牵连数十人被捕入狱，但江泽民鲜为人知晓的情色生活却由此而更昭显于世。其实在此之前，关于江泽民和情妇们的传闻早已在民间和官场中流传。
1．宋祖英
在江泽民的情妇中，宋祖英是最受关注的一个。
“有事找大哥”
宋祖英本是湘西苗家一个普通贫户女子，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挑选上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又一次偶然的机会，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她怯生生地演唱了一首《小背篓》。歌儿唱得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但化妆后的宋祖英特别抢眼，演唱时已被爷爷辈的江泽民相中。
随后，宋被军委主席江泽民调到了解放军海政歌舞团，成了一名少校文艺官。海军政委司令过去要见江泽民很难，后来发现江经常喜欢到海政看演出，每次一定要特地加上宋祖英的节目。演出后上台握手时江泽民攥着宋祖英的手不愿撒开，两只眼睛直勾勾望着她，好象要把她吞进去似的。渐渐大家琢磨过味来了，每次江来时，都让宋祖英作压台唱，对她的生活和提级格外照顾。
有一次演出完后，江泽民在与宋祖英握手时偷偷递给宋一张小纸条。因为当时人多，宋接过后没敢看，就装进了口袋，回去后打开，看到纸条上写着：“以后有事找大哥，大哥可以帮助你解决任何事情。”这纸条上所说的“大哥”，就是江泽民自己。宋祖英后来春风得意时把纸条上的这段话告诉了别人。
江泽民为了与宋祖英秘密来往不受干扰和外传泄露，就让宋和丈夫离了婚。宋离婚后就住在海政的招待所里。之后江泽民经常在晚上到该招待所与宋聚会，来时相当保密，随从警卫防备很严，不许外人接近。而且每次来的车子都换新的牌照，使人认不出是江的专车。江下车后就径直到宋室。对于江、宋在某处招待所幽会，该所的人只当没看见，内心则大为恶心反感。后来一位有正义感的老干部把江、宋的事情向有关上级领导作了反映，可是反映者却反而受到了监视，电话被监听。
1966年8月1日生于中国湖南省古丈县的宋祖英，比1926年8月26日出生于江苏省扬州的江泽民整整小40岁。按年龄算来，江泽民足可以做宋祖英的爷爷。为了掩盖江宋的淫乱丑事，宋祖英的前夫、“大哥哥”罗浩从此要扮演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有的时候当记者采访宋祖英时，罗浩要提前到场，但宋不许他接受采访，也不许他旁听自己受访。而是把他推到套间里去。有位采访记者认为，宋祖英的这种做法无非是想辩解自己的离婚传闻。
中南海红卡
宋祖英在中央电视台的演出、播出有特权，唱什么歌，一切由她自己决定，中央电视台的任何导演、领导和中宣部等上级部门均不得过问。江泽民还要求央视在转播宋祖英的演唱时，不许中途把镜头扫向台下老干部，以保持这个节目绝对的完整性。
2002年夏天，宋祖英到四川某城市举办专场演出。经中央警卫局局长由喜贵的批准，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现任公安部长）给宋祖英副总理级以上的国家领导人才有资格享受的一级警卫待遇。当然这是江泽民的指示。
这次演唱会，四、五万名观众的体育馆挤得座无虚席，都要来看江泽民的小情妇。宋祖英演唱的歌曲中，有一首湖北民歌《龙船调》，唱词中夹有对白：“小妹子要过河，哪个来背我哟？”结果，她唱着唱着，道出这句问白时，台下几万名观众竟齐声应答：“江爷爷来背你哟！”宋祖英下不来台，但也不能罢演，因为几万名观众是花钱买票来听歌的，只能硬着头皮演唱下去。唱到第二段，又不得不道出一句“小妹子要过河，哪个来背我哟？”台下几万名观众又应声如雷：“江爷爷来背你哟！”气得她当晚回到宾馆哭红了眼睛。第二天，宋祖英就飞回北京向江泽民告状。江很生气，下令四川该市的市委书记彻查此事。可如今的市委书记也学会做官了，不愿为这事得罪老百姓了，拖了几天，给中央有关部门回话说那天晚上演出时，市电视台和公安局都有现场录像，可镜头都是对准台上，没有对准台下，所以无法从几万名观众中找出“滋事分子”……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据知情人透露，宋祖英手里还揣有自由出入中南海的红卡。所谓“中南海红卡”，是进出中南海车辆的通行证。一般只有正部级官员才够资格持有红卡，连中央电视台台长（副部级）都没有。1997年，有一次外团的一位女歌手乘宋祖英的车一同去中央台录音棚录小样，在车上这位女歌手无意中打开工具箱，没想到竟然找出一张中南海红卡。
此事不久就传遍总政歌舞团，以至于解放军系统、广电系统的一些文艺部门多次召开干部、党员、群众会议，要求有关人员“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并将此作为一项政治纪律，要求必须严格遵守。那位女歌手不久即被所在单位辞退，返回原籍天津。尽管如此，宋祖英的红卡到底从何而来，人人都心知肚明。
网上最后通牒
江、宋的故事早在1998年就在北京传得人尽皆知。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经常和客人兴致勃勃地聊起此事，打发路上堵车时的无聊时间。
曾任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主任、多年执导春节联欢晚会的赵安，在2001年的一天邀请一些知名女明星到全家福饭店宴聚，其中有宋祖英。席间宋祖英趁着酒兴兴致勃勃地谈起她与江泽民的风流艳事，被赵安偷偷记录了下来。后来赵的这份手稿被他的合作者、歌词作者张俊以得到，张就以此手稿内容向有关国家机关、司法纪检部门和相关领导等发了200多封匿名举报信，检举揭发赵安和宋祖英“诽谤领导”。然而后来张俊以却反被江泽民亲自下令逮捕，另立名目以涉嫌受贿行贿和赵安一起被判刑。张俊以被判处6年徒刑，赵安被判10年。
后来，江泽民在十六大上搞特别动议，赖在军委主席的位置上不肯下台，激怒平民学者吕加平抖出江宋这段丑闻。江泽民抓人封口，于2004年2月23日把吕加平从家中抓走。
第二天，网上出现最后通牒，警告江泽民，说他和宋祖英的每次幽会都有“专业版”的音像资料为证，如果吕加平第二天不被释放，光碟就要会向全国和全世界公布。在此之前，网上曾流传台湾某局长的情色光碟。此警告显然暗示江泽民有极其隐讳的情色把柄被人抓在手里。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吕加平当天就被释放。光盘事件平息后，江泽民把吕加平抓到湖南，永远消音。
宋祖英依旧呼风唤雨，成为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还成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执委、全国青联委员和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
国家大剧院
为了让宋祖英高兴，江泽民没少花国库的巨款。
宋祖英一句话要到澳大利亚悉尼开个人演唱会，江泽民马上拨款数千万元人民币给海军，让宋祖英在澳大利亚和奥地利扬名。最奇怪的是，宋祖英是民歌手，她所演唱的民歌需要民族乐器伴奏，需要中国人的合唱团伴唱，但她在悉尼演唱会的伴唱都是连中国字都咬不清的外国人，伴奏用的都是西洋乐器。一个民歌演唱会台上只有她一个人是中国人，显得不中不西、不伦不类。2002年韩国世界杯开幕，主办方要求派名家去演唱，结果中国派出的是不够档次的宋祖英。尴尬的是，韩国给所有演唱的名星都付了很高的出场费，唯独没付给宋祖英一分钱。
江泽民还曾经花千万元给宋祖英出首张精选DVD碟，于2002年农历新年前夕在全国上市。
江泽民讨宋祖英欢心的最大一个礼物则是国家大剧院。
2001年12月13日新华社对外宣布，国家大剧院正式开工。国家大剧院位于北京人民大会堂西侧，占地11．8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4．95万平方米。大剧院主体工程总投资26．88亿元，外围工程由北京市投资8亿多元，建设工期4年。建成后正式营业尚需开办费3亿元。整个项目共需资金38亿元，差不多是过去15年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总和的两倍，可以资助500万贫困学生受到教育。
从立项开始，有关国家大剧院的纷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无论从哪个角度，也没有一个专家认为有修建大剧院的必要，他们都强烈反对和抵制。学者质疑在下岗工人和民工的温饱都解决不了的前提下，完全没有必要花费三十多亿人民币修建这么一个浩大的消遣工程。况且担任设计的是法国桥梁工程师安德鲁，他从来没有设计歌剧院的经验，而他主持设计的法国戴高乐机场候机厅在2004年5月23日发生屋顶坍塌事故，造成6人死亡，多人受伤。法国巴黎检控官办公室5月29日表示，负责设计戴高乐机场新翼客运大楼的总建筑师安德鲁涉嫌在赢得中国北京国家大剧院投标过程中舞弊，法国当局2003年7月开始进行初步调查。
建筑专家指出，从文化上考虑，大剧院给人的印象恰如外星人的巨大飞碟，降落在中南海的门口。什么文字也不用写，就能看出这是个天大的错误和笑话，与北京六朝古都的文化传统完全不般配。此外，从实用性考虑更是问题多多。加拿大皇家建筑学会院士Michael Kirkland 称此设计将“建筑语言和基本科学规律都倒到沟里去了”：这是一个功能性非常强的建筑物，但设计人把它当作一个艺术品来做，大错特错，上面加了盖子，房子套房子，是在屋中打伞作茧自缚，结果需要高大空间的舞台上不去，要向地下挖六至八层楼，这是全世界建筑界有史以来最荒谬的大笑话。
国际权威性建筑专业杂志英国 ARCHITECTURE REVIEW 1999年1月号更以社论〈无法无天〉（OUTRAGE）尖锐地批评法国建筑师设计的北京国家大剧院：直斥其为“完美的粪团”，与北京城中心和其他任何现有建筑完全不协调。
对于大剧院的整个造型，有人说，从空中鸟瞰下来，大剧院就像“一口痰”。但江泽民却欢喜得不行。库恩在《江泽民传》中说，“江喜欢站在中南海的南端赏月并观赏南海映月的美景，从这里沿着水面望去，可以看见这座美不胜收的大剧院款款落成。”
大剧院最遭人诟病的是其外表看起来像一个“大坟包”，它的地下入口，就像是一条墓道。安德鲁安排了从水底下走入大剧院的通道（100米），所以观众得先钻下去走过一个水下隧道，再走上去。这又象是在穿过坟墓的积水。
民间有人说，中国的中心是北京，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门广场，广场的中心是个坟包。号称讲究风水的中国人居然在中国最中心的地方造个坟，让故宫和大会堂都是“开门见坟”！还有比这不可思议的事情么？风水专家认为，“大坟堆”毁坏了北京的精妙布局，将先人循五行、五帝、四方四象之方位设计彻底破坏，倒阴为阳，使京城从此为阴尸气所罩。但有人说，这种格局有利于阴类在阳间猖獗。这或许是这个耗费巨资而又丑陋无用的愚蠢工程得到江泽民如此青睐的原因之一。
此外，大剧院面临光污染、维护清洗以及每个月高达400万元的耗电问题等等。而中国现在缺的就是电，有钱也买不到电。国内有140名两院院士及114名知名建筑师、规划师及工程师，曾分别联名上书中央请求撤销法国建筑师安得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方案。
江泽民当然不会管科学家们是怎么说的，宋祖英高不高兴对江来说更加重要，因此这个项目还是执意上马完工，以至于有人戏称这是江安置宋美人的“国家大妓院”。
宋祖英也为维护江泽民的统治使尽浑身解数，她所演唱的都是为中共和江泽民粉饰太平的歌曲，诸如《好日子》、《越来越好》、《继往开来的领路人》、《永远跟你走》之类。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也都清楚讨好宋祖英比江泽民更加有效。海政的将军们对这位小战士呵护备至，唯恐照顾不周。有一次宋祖英随歌舞团到西藏演出慰问当地驻军，一位将军便劝阻道：西藏高原苦寒，小宋要出什么事，我们对不起总书记。
2．李瑞英
和江泽民有暧昧关系的绝非宋祖英一人，只不过宋美人色艺双绝，格外妖艳，因此更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兴趣和联想罢了。民间有顺口溜说江泽民：“家里养着猫头鹰，出国带着李瑞英，听歌要听宋祖英。”说的就是江泽民身边几个有名的女人。
“猫头鹰”指的是江泽民的元配王冶坪，王年长色衰，一身是病。江泽民每次出国带着她不过是为了显示“糟糠之妻不下堂”而已，实则对她十分厌恶。2002年在美国德州农场，小布什夫妇来欢迎江氏夫妇。江一下车就把王冶坪丢在一边，独自走进宴会厅，留下小布什和劳拉安慰遭丈夫冷落的王冶坪。此场景后来被海外记者拍摄下来。中国向来称为礼仪之邦，江泽民此举让世人瞧不起中国人，对炎黄子孙来说，可谓极大的羞辱。
“二英”大战中南海
在江宋苟合之前，江泽民还有个有夫之妇的情人、中央电视台的女主播李瑞英。此女相貌平平，但会故作媚态，每年政协会议都缺不了她。李瑞英有几年是江泽民出访时必带的中央电视台女主播，白天在电视上当传声筒，晚上给江泽民摆脱寂寞。一次在江泽民出访时，李瑞英采访江泽民的画面在中央电视台晚间的新闻联播中播出，李好象不是在采访，倒像是在撒娇。
李瑞英自1986年起在中央电视台当主播。当年“六四”学潮开始时，舆论一面倒地支持学生，李瑞英也显得支持民主，大义凛然。戒严令一颁布，李瑞英马上改换态度，显得对学潮义愤填膺。当时央视主播杜宪和薛飞拒绝与专制合谋屠杀学生，在播音时杜宪泣不成声，后来二人都被停止了主播资格。而李瑞英继续为中共做喉舌，人品实在不值一提。
自从江泽民给宋祖英手里塞了“有事找大哥”的小纸条，宋祖英有了尚方宝剑，就有恃无恐起来。有一次在江泽民出访东南亚前，她和李瑞英在中南海里撞了车，宋以死相逼要江泽民把李瑞英立即赶出去，并且保证永远不来往，就是带李瑞英出国做电视报导都不行。宋祖英说：有她没我，有我没她。据说，争风吃醋中，江泽民不出声，这等于是默许。李瑞英嚎啕大哭败阵而去。从此江泽民出国再也看不见李瑞英随往，央视干脆取消了播音员出镜，只在播放江泽民的新闻片时加旁白。
在2003年重新选举政协领导人时，有一位政协委员投票时将委员宋祖英的名字写入“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另选人名单中，当宣票员读出，“宋祖英（歌星）一票”时，台下爆发出意味深长的哄笑声。有意思的是，紧跟在宋祖英之后念出来的是：“李瑞英一票”，台下的人不由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互相挤眉弄眼使眼色。代表也知道，选谁自己根本做不了主，那就干脆拿江泽民寻开心。
3． 陈至立
在江的情妇里，目前级别最高的陈至立对江泽民是最铁的，她的铁心从上海世界导报对钦本立等的迫害就可以看出，她虽和江保持几十年的交情，可是她的铁心主要不是表现在男欢女爱上，而是与江在政治上的“生死恋”：凡是江泽民要迫害的，陈至立一定变本加厉去镇压；凡是江泽民最爱的，陈至立一定费尽心机去培植。
丑恶的政治组合
陈至立文革结束后在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工作，与江泽民大儿子江绵恒在同一所。江泽民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后，在江绵恒的引见下，陈至立与江泽民一拍即合，相见恨晚。1988年，陈被江委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重任，从此默默无闻的陈至立在上海市委中叫响。市委的人都知道，她的职位是用什么换来的。
《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是上海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的焦点。后来中共八老能够看中江泽民，都是因为他在整肃导报事件中的表演。在整个导报事件中，陈至立的所作所为加剧了事件的严重性。
八九年五月江泽民上京，总书记赵紫阳严厉批评江泽民处理导报事件不当，江泽民感到大祸临头。陈至立即向江表示：中央怪罪下来，我一个人把责任全揽下来就是了。从上海导报事件陈要替江顶罪来看，陈至立对江泽民是死心塌地的。六四镇压后，陈至立下令遣散导报员工，并特别下令禁止导报人再做记者。在导报总编辑钦本立临死之际，陈至立亲自到钦病床前宣布将其开除出党，要这位中共老干部临死都不得安宁。
陈至立与江泽民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当年上海市委里无人不知。从江在电子工业部与黄丽满的丑闻，到往宋祖英手里塞小纸条，还有外国摄影记者抢拍到的那些江见到漂亮女孩失控的表情可以看出，江泽民是个淫荡无耻之徒。江与相貌平庸的陈至立几十年关系“牢不可破”，并不是平常的卿卿我我，而是丑恶的政治组合。
江泽民入中南海后，想把陈至立立即调到北京，委以重任。但在前中央组织部长宋平等元老的反对下，一直未能如愿。97年邓小平病重，江泽民大权独揽，陈至立终于进京，任教委主任。为了急于表白自己和江泽民之间是清白的，陈97年从上海调北京任教委主任，首次召集教委官员开会时，第一句话竟不谈公事，而是谈她家庭婚姻如何幸福，和丈夫乔林感情很好。众官员目瞪口呆，叹曰：“此地无银三百两。”
搞烂中国教育系统
1998年，江泽民任命从未从事过教育工作的陈至立为教育部长，祸乱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在其卸任教育部长后，江泽民把她升为国务委员，统管全国及全军的教育。
近年来，陈至立数度遭弹劾。其中有一次来自八十多间大学的一千二百多名教授联名写信给中央，呼吁改革教育现状迫在眉睫。清华、北大等几十所大学校长给整天出国游山逛水的陈至立起个“欧美巡回大使”的绰号，多次强烈要求陈至立下台。
终于，教育部长陈至立“下台”的消息传来，教育界气还没松一口，又传出惊人消息：江泽民破例提升陈为主管教育的国务委员，依然管教育，只是级别更高了。据悉，在人大三十二个代表团党委讨论中央政治局制定的新届国务院领导班子名单时，有二十七个代表团强烈反对陈至立担任国务委员，近四十所院校持反对态度。但是在江的坚持下，连军队的教育最后也交到了陈的手里，中国教育事业彻底跌入深渊。
教育界应该是培养国家栋梁的净土，但陈至立却推销在中国教育系统建立所谓的“长远经济眼光”，使学校成了肮脏生意的交易场，教育界乱收费愈演愈烈，伪造文凭，花钱买文凭等事情层出不穷，引起社会极大愤怒。中国价格检查监督工作会议一份通报指出，去年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主管部门违法收费金额超过二十一亿元人民币，不少名校被涉及。另据官方统计，中国十年教育乱收费已达二千亿元人民币，教育乱收费连续三年成为全国价格投诉的头号热点。陈至立领导下的教育部成了众矢之的。
教育不仅关乎国计民生，更关乎民族未来。在江泽民卖国行径曝光后，2001年12月，陈至立治下的教育部篡改历史，拟在新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不再称岳飞和文天祥为民族英雄，把卖国贼李鸿章美化成忧国忧民的爱国者，颠倒是非黑白的标准，为“漂白”江泽民的卖国行径做舆论准备，结果招致社会各界的激烈反对，强烈谴责陈至立篡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最可恶的是，陈至立将教育当作是巩固江泽民统治的重要手段，从小学开始对学生进行洗脑。尽管中共导演伪造的“天安门自焚案”已经在海外被揭露，真象广为传播。但陈至立却通过校园百万签名活动，让中小学生签字支持江泽民的迫害政策，在学生心中播种仇恨和谎言。
教育部长陈至立主管教育部七年，不择手段摧毁中共本来已经十分薄弱的教育体系，采用一切手段毒害青少年。教育改革混乱，教学质量倒退，教风学风涣散堕落。全国滥发大学文凭、学位现象普遍。城市适龄青少年有百分之二十以上不能享有法定九年义务教育。大、中学院校风气差，嫖、赌、抄三风充斥校园。
陈至立将教育当作一场大生意，搞“教育产业化”，不但本来普及就很差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名存实亡，更对大学无限度扩招，同时课以巨额学费。不少农家子弟的父母靠卖血供养子女读大学，但是陈对教育投资却很少，鼓励教授搞项目发财，学生素质明显下降。加上全国经济下滑，下岗工人以千万计，工作机会僧多粥少，大学生毕业后求职困难的现象司空见惯。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严重，好不容易上了大学的人付了巨额学费却学不到东西，找不到工作。人们痛恨于教育界的现状，更有网友激呼：“像陈至立这样的女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2003年，江泽民为了进一步抓权，想把江家班人马大批塞进军委领导层，提议陈至立参加国家军委、国防科技、教育有关工作。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时，因分歧大而搁置。交中央政治局讨论时也僵持不下，反对和弃权的有十一票。军队的高级将领都很看不起陈至立，背后给她起的绰号是“婊子陈”。
4． 黄丽满
江泽民最宠爱的女人还有黄丽满。
办公室的鸳鸯会
黄丽满是齐齐哈尔人，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学时成绩平平，但她天生撩人，虽然姿色平平，却非常善于勾引男人。当年同她同班的同学回忆说：东北从初中开始就允许男女学生跳舞，黄从那个时期起就弄得许多男生为她争风吃醋。军工有个老师由于同她系系暧昧，结果被老婆打到系里，最后还因此事受了处分。
八十年代初，命运安排黄丽满同江泽民搭上了钩。那年江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部长，黄恰好在该部办公厅当差。据当时办公厅的同事回忆，黄丽满每天都打扮得花枝招展，脸蛋抹得红一块白一块，高跟鞋响处法国香水味扑鼻而来，把个江部长乐得大嘴一咧、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中共机关有个习惯，每天中午都要午休。每到午休时间，黄丽满就悄悄地钻进了江部长的办公室，同事们只要听隔壁部长室的门锁卡哒一响，大家都神秘地交换眼神不言语了。
一次，中央有紧急文件送给江泽民。送信的知道里边在发生什么事，不敢搅了部长的鸳鸯梦，只好在外边焦急地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待到下午上班铃打过了老半天，黄丽满衣衫不整满脸羞答答地从部长室里溜出来。送信的这才蹑手蹑脚地把中央文件交给了江。在汪道涵的提拔下，江泽民当上了上海市长。临走，江把自己在部里的老情人黄丽满提升当了电子工业部办公厅副厅长。江到上海后，黄家很快就装上了北京上海专线电话。
中国部司局级干部的长途电话费是公家报帐的，但因为黄家的电话帐单太过于吓人了，电子工业部财务部门只好将此事捅了出来。最后经电信局核实，绝大部份电话是打到上海的，而且每个电话差不多都超过两个小时。黄同江泽民的暧昧关系终于在家里捂不住了，黄的丈夫大随为此同她打起了离婚官司。江泽民不得不赶紧跑到北京找黄的丈夫调解，最后把他支到深圳的一家电子集团公司去做生意，而黄则一个人留在北京，供江泽民来京“汇报”工作时尽情受用。
深圳呼风唤雨
“六四”之后，江泽民把黄丽满调到深圳。初去时，深圳大员们谁也没把这个女人放在眼里，再加上组织部门又不好直接了当把江黄的关系点穿，黄丽满被放到了深圳市委副秘书长的虚位上。黄丽满一肚子的苦水倒给了江，无论如何要江泽民替她出这口恶气。无奈江当时地位未稳，而黄的顶头上司又是中共元老任仲夷的大儿子任克雷，一时间难以搬得动，于是劝黄暂且忍气吞声。
93年初邓小平南巡后，江泽民因为反对改革开放，差点儿没丢掉总书记的位子，于是被迫紧跟，立即率队前往深圳。
江泽民一行人马劳顿，好不容易坐下来听市委汇报工作，江泽民就头也没抬、慢条斯理地问到：“怎么丽满同志没到会啊！”这一问可把市委书记厉有为吓得心惊肉跳。厉明白，按规矩副秘书长是没资格参加汇报会的，江泽民摆明是给他递话，要他别慢待了自己的特别情人。熟悉官场运作的厉有为赶紧派小车接黄到会。会后，江泽民轻松地向厉打招呼：“今天胃口好，晚上跟我去小黄家吃饺子。”戏演到这里，厉有为摸了摸脑袋、倒吸了一口凉气：“差一点让这个东北荡妇给摘了乌纱帽！”
接下去，市委领导班子大改组，黄丽满升任市委秘书长兼市委常委，后又升为市委副书记。虽然她只是个副书记，但她家却装有直通中南海的保密电话“红机子”，深圳建市以来所有的头头都不曾享受过这种国家级的高规格待遇。
黄丽满政治上看好，经济上也不落后。这些年她家门庭若市，跑官的要官、逃法的讲情。据公检法的一位朋友说，经黄打招呼无罪释放的大号经济犯就有很多，这些人到黄家哪次也少不了撂下个几大捆美金。
实际上，深圳官场上上下下都看不起黄丽满，他们认为黄的官帽是靠傍江泽民得来的。一名深圳资深干部说，黄丽满要本事没本事，要品德没品德，要政绩没政绩，要民意没民意；唯一有本事的是，对江泽民的内衣裤颜色、质地、品牌如数家珍。
为了减轻戴绿帽的黄丽满丈夫的愤恨，江泽民指示，给黄的丈夫在银湖做的房地产生意大开绿灯。深圳新落成的耗资十亿元以上的联合广场，工程总承包商就是黄的丈夫大随。
黄丽满在深圳呼风唤雨，她的几个妹妹也跟着飞黄腾达。大妹妹黄丽蓉在深圳一家大公司任工会主席，该公司总裁天天向黄氏姐妹表忠心。1997年，该公司股票上市，公司总裁立刻就送了黄五万股原始股。后来深圳合作银行成立，黄丽满将小妹黄丽哲安排到该行当处长。虽然银行近年来银根都很紧，但黄丽哲老公办的私人公司从来没缺过钱。他们家仅仅做贷款生意发的财，就够黄氏家族几代人受用不尽。
后来黄丽满又跃升为广东省委副书记。李长春授命赴广东组织新省委时，江泽民专门叮嘱，凡事要同丽满同志商量。李长春很乖，处处让着黄丽满，所以李在2002年11月当上了中共政治局常委。黄丽满在江有权安排十六大人选的时候挤进中央候补委员，排名倒数第三。
黄丽满的小金库
据透露，中央检查重点省市，发现贪腐及“小金库”情况非常严重。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掌控的小金库无论怎么花销，也总能保持五百个亿。
国家审计署的调查显示，黄丽满每月福利三十万元。调查指出：深圳特区市委、市政府的副省级级别的主要领导人黄丽满等，每人每月的福利、津贴、待遇达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元；仅每月私人宴请开支，每月租用五洲宾馆高级套房，就达十五万至二十万，月赠送礼品五万元。
黄丽满到深圳的四年，在深圳湾、广州、北京、上海，各有一幢豪宅，市值共达一千四百万至一千五百多万。黄在北京、广州、深圳购置的三幢住宅，都有国家津贴，实际上等于馈赠。位于广州白云山风景区的一幢别墅，市值四百万元，但黄仅付了二万五千元人民币的装修费。在该风景区的四十多幢别墅，都是广东省委近届常委的私产。黄丽满在深圳湾的一幢欧式别墅，面积二百八十平方米，附有一百多平方米的花园，市值近五百万，黄仅付了五万元。无论是居住面积，还是国家对干部的住房津贴，黄都属于违规、超标。
黄丽满还被举报以市委的名义，长期包用麒麟山庄、五洲宾馆十六套高级套房（供省部级高干休假时享用），年开支高达二千万元。
黄丽满当政时，深圳平均每天发生的“两抢”刑事案件达到600宗。深圳变成了一个罪犯的乐园。江泽民下台后，黄丽满很快失势，现被调到广东省当没有实权的人大主任。但她在任期间给深圳留下的烂摊子，却不是短时间能被整顿好的。
江泽民到底和多少女人有染，恐怕对江泽民本人来说都是一笔糊涂帐。江泽民在50年代中留学苏联时就勾搭异国情妇克拉娃。江在当电子工业部部长时，第一次出国就在拉斯维加斯嫖妓。事情过去后，那妓女对联邦调查局的警察交待说：那肥佬给的小费还真不少。当然江泽民用的是公款。一位旧金山市的警察向媒体记者透露说，江泽民在访问旧金山的时候甚至找到该警察，要求帮忙找妓女。海外媒体经常披露江泽民色迷迷地在人大政协会议期间盯着漂亮女服务员发呆的照片，好色之心丝毫不加掩饰。
江泽民如此淫乱，甚至到底有几个孩子也很难说清。原配王冶坪给江泽民生了两个儿子，长子江绵恒（原名江民康）、次子江绵康。但是江泽民却有三子，另有一儿子江传康，从来没有出现在合家团圆的照片上。江传康是上海一名中层党政干部，据说是“610”办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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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玩弄女人仅止于两性关系和金钱的交易。大款高官贪色，女人贪财、但决不参政，而且这些女人都是没有丈夫的自由身。但是江泽民搞淫乱不仅全部使用公款，而且公然将情妇提拔到高级领导岗位，而被江提拔成高官的女人又都死心塌地帮助江祸国殃民，甚至在各个领域里帮助江泽民祸害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和道德规范。江泽民的姘妇陈至立败坏教育、黄丽满搞腐败、宋祖英唱赞歌帮着掩盖国家危机、俄国情人克拉娃协助克格勃促成江泽民出卖中国领土。所以，江泽民的淫乱范畴已经远远超出他个人的道德品行，而关乎着国家的兴亡和民族的未来。
5．鸡犬升天
被江泽民玩弄过的女人都随着江泽民鸡犬升天了，同时飞黄腾达的还有江泽民的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亲戚。
“中国第一贪”江绵恒
九十年代中国电信业飞速发展。江绵恒从美国回来寻找投机机会，借着他老子江泽民的势力建立了网通公司，开始瓜分电信市场。江绵恒任董事长，并找到很多香港、台湾的投资商的资助。江泽民接着在香港经济论坛会期间炒作儿子的公司，为其在香港上市作准备。
电信业是专业性非常强的行业。由于江绵恒不懂技术，也不懂经营，上市后公司很快将资产挥霍光了，还有数亿元的亏损，面临破产的窘境。由于怕引起与港台投资者的法律纠纷，并牵扯到自己，江泽民利用国家主席的权利，强行将中国电信分为两半，把北方十个省的原中国电信固定资产划给了江绵恒任董事长的网通公司。江泽民的借口是实现竞争、打破垄断，但实际上江是要借此把国家资产填到江绵恒的公司，帮江绵恒躲过危机。江绵恒后来又将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张春江调到中国网通当总裁，并在北京北郊送他一套豪宅，让张帮助自己实现独霸电信业的野心。
长江以南的部份还叫中国电信，起初周德强任董事长、总裁，现由王晓书任总裁。为控制中国的信息产业，巩固江绵恒的势力，江泽民还学当年毛泽东八大军区对调的做法，在他下台之前，将其它三大运营的总裁调换岗位：让原中国移动总裁王晓书任中国电信总裁；原中国联通总裁王建宇任中国移动总裁；原中国电信副总裁常小兵任中国联通总裁；只有中国网通维持不变。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张春江是原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的人，任办公室主任、副部长。在吴基传离任的欢送晚会上，张春江喝醉了。为表达吴部长的知遇之恩，张春江向吴基传表忠心：吴部长像太阳，照得我们心里亮堂等等。原河北省委书记，江泽民的亲信王旭东当上信息产业部部长后，有人把这件事打了小报告。王旭东受不了：这还了得，他是红太阳，我是什么？结果张春江去日本访问回来，王旭东就把张春江免职了。江绵恒看中张春江的能力，在危难之中给了他一条出路，调他到中国网通当了总裁。
后来江绵恒和台商王永庆的儿子合作搞宏力微电子公司，总投资六十四亿美元，号称合资。实际上后来王文洋透露他一分钱没出，全是江绵恒从银行弄出来的钱。此外，江绵恒以一个留美博士的身份，学术上毫无建树，却被提拔当了中科院副院长，简直是科学界最大的丑闻。
号称上海首富的大地产商周正毅在2003年5月被查扣，他逃税、操纵股票和不法贷款已经导致中银香港分行总裁刘金宝被撤职。此案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诈骗疑案”。调查结果也直指江绵恒，因为当年宏力微电子公司成立时，刘金宝从中银上海批出的十几亿贷款都是违规操作。
《开放》杂志透露，在调查周正毅官商勾结圈地问题时，甚至已查到江泽民两个儿子头上。据说调查人员查到在紧邻静安区的普陀区，发现江泽民长子江绵恒和普陀区政府也以周正毅在静安区的手法圈了一大块地。江绵恒和江绵康在上海圈的地都是批准使用的，但都是免费圈地，不掏一分钱。江绵恒比周正毅还恶，周还要给上海帮进贡，而惹不起的江大公子只需让住户强迁远郊，绝不按照规定给予任何补偿。
在十六大前夕，江绵恒去信息产业部502所，观看第二代高速互联网演示。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测试数据检索速度。汇报人员可能想讨好江绵恒，所以在 Google上检索“江泽民”三字，没想到出现在屏幕上的头10条新闻中就有三条历数江泽民的罪恶，而且“邪恶江泽民”被显示在头条，江绵恒又惊又气。
回去后，江绵恒在封锁互联网的问题上不断加大力度。他所主持的金盾工程前期投资就是八亿美元，为的就是不让大陆网民得到任何有关民主、人权、自由，特别是法轮功的境外网站信息。江绵恒成了江泽民统治之下的电子警察总警监。
“内举不避亲”
江泽民的次子江绵康没有哥哥那么火，但也被江泽民委讬徐才厚塞进了南京军区任组织部部长，军衔为少将。江绵康本来是搞无线电的，历来的工作都与军队毫无关系。江泽民要退休前，觉得把枪杆子交给谁也没有交给自己的儿子放心，就想把江绵康调到总参。不料被迟浩田顶了回去，没办法，江泽民只好把儿子塞到总政组织部任第二局局长，不久升任组织部副部长，再提升为组织部部长。
江上青共有两个女儿，江泽慧和江泽玲。江泽民提拔江上青的女儿江泽慧当上部级干部。江泽慧原不过是安徽农业大学一名普通教师。江泽民升官后，江泽慧连升三级，先升安徽农大林学院院长，随即再升农大校长，然后又任林科院院长。
江泽民有个在安徽蚌埠当了十八年扳道工人的姨外甥吴志明，是江泽民生母吴月卿一支的亲戚。这个吴志明不学无术，直到江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才在1986年3月入了党，提了干，火箭式窜升成副部级干部：现在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武警上海市总队第一政委。
江泽玲的儿子邰展因炒作房地产而亏空1150万元人民币，但由于邰展是江泽民的外甥而在审判时受到层层阻力。邰展因炒卖房地产失败并无力偿还，于是伪造了“扬州港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公章，将某港商的四十五套住房抵押给工商银行。该案被港商告上广陵法院而于2000年3月审理。虽然法院认定“房屋产权迁移证”上的公章是伪造的，但受到当时就任扬州市委书记的吴冬华、市政法书记冀仁贵及扬州中院院长帅小芳等人的施压，而被迫于2000年3月30日宣布中止对该案的调查与审判。该案至此，邰展未受到任何处罚，而港商也未收回住房。
知情人透露，十几年来邰展利用其为江泽民外甥的身份大肆进行买卖房屋、买卖股票及投资娱乐业，他先后任“扬州大厦”总经理、“添展娱乐城”的老板及多家合资公司董事，而邰展也曾利用其江泽民外甥的身份向军方背景的“北方工业集团”借贷一1600万元人民币买卖股票。此后邰展一直活跃在商业火线上。
2003年1月，江泽民把自己的外甥夏德仁调任辽宁省省委常委、大连市市委副书记、大连市市长。从此江泽民到大连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呼风唤雨。
据媒体报道，周永康自称是江泽民夫人的亲侄儿，并时常吹嘘自己是“中央派我来的”、“是江主席身边的人”。周本人的生活作风亦令周围的人不敢恭维。据接近周永康的人士透露，周时常以“忘我工作”为名，住在酒店晚上不回家，实际上暗中召妓嫖宿，并曾多次在实业宾馆奸污内部女工作人员。在镇压法轮功的过程中，周永康是冲在最前列的几个人之一，因血债累累，被江泽民提拔为公安部部长。
此外，江泽民还有多少或明或暗的亲戚在做官，乃至闷声大发财，已经难于统计。上梁不正下梁歪。江泽民公然大搞裙带关系，使得整个国家权力腐败蔓延，更加不可收拾。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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