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自私、贪婪、愚昧、无知和人善良的本性交织在一起，无知地造就着自己将要承受的一切，正在吞噬着社会。世界上各种社会问题百出，危机四伏，人类不知从自己的本性上找原因，看不到道德的败坏后，可怕的人心才是社会问题的毒根，总是愚蠢地从社会的表现上找出路。这样一来，人怎么也想不到，人给自己制造的一切所谓出路正是人类在封闭自己，由此而更无出路，随之带来的新问题会更糟。这样很难地又找到一点空间，随之采取新的措施，又从新封闭了所剩的这一点空间，久而复始，达到了饱和，再也没有出路，看不到封闭以外的真相了。人开始承受自己所制造的一切。这正是宇宙对生命最终的淘汰方式。 …… ”
一、数字的游戏
在西方有个家喻户晓的笑话：谎言有三种，谎言，该死的谎言，统计。这笑话听到中国人耳朵里，就有点笑不出来的味道了：中国人的数学头脑闻名世界，可是在中国，统计造假也是尽人皆知。
比如中国近年来近双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令世界瞩目。对这些数字，不少爱较真的专家学者表示怀疑，普遍认为官方数字水份偏高。美国兰德公司一篇文章转引数家之言,包括世界银行在内,都认为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高估了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78年前的高估尤为突出，78年后有所好转，但仍有 0.4到3.4个百分点的误差。
以中国人擅长于“模糊数学”而论，这样的帐面误差似乎还“马马虎虎”，“瑕不掩瑜”。在没有大的、实质性的把柄之前，这样的高速增长率仍然是令人眩目的，值得所有国人自豪。
真的吗？
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不可谓不权威了 -- 因为独此一份。然而很多学者却觉得“研究中国统计年鉴时间越长，越觉得不能太把它当真”。首先是统计口径总在变，工业品分类84年变过，94年又有变动，且无对应的先期数据的调整，然后是95年再做调整。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期而言，变化比计划快倒是可以理解，但一些很常识的错误就让人哭笑不得了：比如，1999期：90-98年所有家庭年均消费增长率既超过了同期城市家庭的指标，也高于农村家庭的数字。而我们知道前者为后两者的加权平均，只能是在后两者之间。此为一奇。这还算是统计误差到一定程度，能够被人识别，那么不能识别的还有多少呢？
去年“远东经济评论”上登了一篇题为“中华骗子共和国”的文章，援引官方数字称“中国大型企业中三分之二做假帐”。而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文报导，中国财政部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点七的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虚报盈利。自由亚洲电台评论道：这几年来中国的经济不论国内外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经济增幅)一定同官方一年前的预测差不多，这几年总是“七上八下”，不是保七就是保八。有这样得心应手的调控能力，使人叹为观止。最近中国总理在访问印尼时，谈到美国经济放缓对中国的影响时说，由于出口下降，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降至百分之五。但是他又说，他仍有办法使经济增长百分之七。如果运用经济手段可以使增长率保持百分之七，那么前面说的百分之五是多此一举，因为促使经济增长的不只是出口这一因素。因此中国总理所谓的“有办法”，是不是就是玩数字游戏呢？
国家统计局一位官员曾亲口告诉一位海外研究人员：中国GDP数字是假造的。呜呼！考虑到许多海外研究人员(包括世界银行)、诸大跨国公司得出的结论也多是以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为基础的，那么他们的纯粹技术上的修正数字又有多大意义呢？
在中国历史上不太遥远的时代里，一位农民出身的将军不得不以亲自耕种一分地的实践来验证数字的真伪。那么我们呢，只有来听一听大陆某记者与一位老农的对话吧：
问：你们村子有多大，一共有多少人口？有多少土地（水浇地有多少）？
答：我们村庄不大，有 116口人，平均是1.1亩土地，其中有水浇地40亩。
问：那你家一年收入有多少？能收多少粮食？生产粮食的成本有多少？
答：一亩地里收庄稼，麦子能收四百来斤，玉米能收五百来斤。两项合计在一起能收八九百斤的粮食。一亩地种庄稼的成本需要三百多元，其中包括要买种子，化肥，地膜和浇地的费用。我家有五口人，每年种不到六亩地，一年能收麦子不到二千斤，玉米能收个二千多斤吧，我现在孩子还小，吃的不多基本上粮食还够吃。
问：你们是怎么交公粮的？公粮的任务是多少？
答：现在都不再叫是什么公粮了，现在是交农业税，农村交农业税是按人头来交的，我一家每年的任务是每人34.8元钱的农业税。我这里有农业税交纳通知书，上面已经写的很清楚了。我觉得有一点纳闷：为什么农业税要按人头来交纳，农民的孩子从一生下来，到老了不能动了都要交农业税，这可是太不合理了。
问：那么你们这里的村提留乡统筹的任务重不重？数量是多少？
答：这也不用我回答了，我这里也有一张农民负担监督卡，你们一看就明白了。
问：监督卡上所写的你村人均经济纯收入1335元，能达到这个数字吗？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出来的？
答：这是村干部自己向上面报的数字，我们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报多报少是村干部们自己说了算，这个老百姓是不能过问的。其实，我们这个村的实际人纯收入平均五百元也达不到，象我们家五口人一年总共连一千五百元也达不到，我家去年一共才收入了一千三百多元钱。象我家收入还是比较好的家，其实我们村大部分人家，连人均三百元也达不到。这都是村干部按乡政府的指示和要求才这样干的，说是国家强迫压下来的政治任务，完不成这个政治任务就是对不起我们的党和国家；完不成任务，村干部也没办法向上面交差的。
问：这个现象是光你们村发生的，还是你们整个乡都是这样的？
答：别说是光我们村了，现在我们整个县都是这样做的，不这样做上面也不行呀！
二、增长的实质
再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数字的背后。
按照中国GDP的定义，农村非商业用能源消费，如木材、薪材、天然气等均不记在内。
而这部份消耗，按海外学者测算占总能耗的22%，被称为是“不可忽略”的。
为什么“不可忽略”呢？
大家或许还记忆犹新：1998年夏长达两个月的时间，整个长江流域在持续的特大洪水之中挣扎。水位之高，史所未见；抗洪抢险之酷烈，令人不忍卒看。官方统计，受灾人口近4亿 -- 逾中国人口的1/4，死亡5000，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亿。另据披露，“死亡人数仅长江地区就高达3万”。
然而，中国历史上一直有“有(黄)河患鲜有(长)江患”之说。这场灾难是从何而来呢？痛定思痛，大家得出了共识：主要是人为因素 -- 长江中上游森林受到严重破坏。
在这其中，每年烧掉的木材占多少呢？答案是：“全国范围内，每年当柴烧掉的木材，占森林资源消耗量的1/3”。云南省一年当柴烧掉的森林资源有1700多万立方米，竟高达全省森林年生长量的134%。金沙江南岸，做饭取暖的火塘四季不断，“一年只用一根火柴就够了”。
在此我们无意指责那些砍树烧火的农民。毕竟这些数字是七十年代末的数字 (可叹的是这是我们能找到的“最新”数字)，近二十多年来，他们所占的比例肯定是直线下降的 ---
八十年代中，一位爱林如子的林场场长曾经痛心疾首道：“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是破坏森林资源的罪魁祸首！”为什么呢？-- 国家计委要木头，财政部要利润，木头票子交不上去，一天一个电话的催。要完成指标，就要毁了林子。
八十年代末，有经济学家说：“在我们这个本来树木就不多的国家里，学校每上一堂课的时间：有4000亩森林被毁；每吃一顿饭的工夫，有2000亩森林被砍伐一空；甚至，每眨一下眼睛，有12亩树木从我们的土地上消失……”
难怪有人说改革开放，实际上开放的是人无尽的贪欲。如此的话，要反省的可能还不止国家计委和财政部。
98年八月下旬，四川省省长在举国声讨声中宣布，立即无条件全面停止境内六地市的天然林采伐，关闭木材交易市场，启动四川天然林保护工程。然而遗憾的是，四川阿坝洲林管局局长早在一年前就宣布：四川已经没有可以砍伐的森林了。
能砍的都砍完了，这才宣布“禁止”砍了。
目前，中国的森林资源已濒于枯竭。
这还仅仅是未记入中国GDP统计中的一小部份。
那么录入GDP的部分又如何呢？比如，土地？
您或许会奇怪，为什么森林砍掉、烧掉不入帐，土地倒可以了？原因是GDP是只衡量市场流通价值的。而近年来，中国加大了经济市场化和货币化的力度，将许多过去非货币化的国有资产，如土地、房产等货币化并允许进入市场流通。这就必然导致央行加大货币发行量，同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GDP帐面值虚涨；而真实的国民总财富并没有相应增加，只是财富的归属发生了转移。 难怪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是虚假的繁荣：土地的作价投入可算“罪证”之一。
那么就有必要看看这一块“虚肿”在中国近年来的GDP增幅中占多少比重呢？
这可是个难题。因为连中国的土地管理局都说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家底。例如中国一向号称的“以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22%的人口” 。然而美国卫星图片显示中国耕地面积与美国相当，约19.5亿亩以上。如此而论，这句名言须改写为“占世界10%的耕地 ”云云。一位呕心沥血著述中国生态问题的学者查阅了大量资料，结论是中国土地的统计数字疑点重重，极为混乱，用来作研究，“可以得出任何想要的结论”。
针对这点，连中国的第一大党报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发表了“实事求是摸清家底”，指责说：土地资源长期以来没有准数，至今仍然家底不明。一些上级机关，明知下面土地面积不准，还层层上报。
那么姑且不论中国的耕地面积到底是多少，到底近年来的GDP增幅里有多少是货币化的土地呢？这个答案与近年来的圈地、批地有着诸多关系(当然非新增圈地作价投入也是很可观的)。然而，有趣的是，因种种原因只见耕地不断被鲸吞蚕食，但官方统计上来的耕地面积数字永远都是“约15亿亩”。
1995年8月，中国国家总理在听取土地局官员的“模糊”汇报时，忽然想起自己在飞机上看到大量土地闲置的情形，于是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绕过手下庞大官僚机构的办法：亲自调拨了直升飞机，要求空中调查，并在卫星资料的基础上制作了17城市的土地面积监测图。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图片上显示城市发展盲目而不合理，批建的土地很多处于搁荒状态，许多村庄边沿空地面积超过村庄，空心村大量存在…… 96年2月底，巨幅卫星图片先后4次进入中南海，结果震惊了最高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立即做出决定：用最严厉的措施来保护耕地。
四月，土地局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停止批地；五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即日起，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冻结一年；六月，“违法占地举报电话”向全国公布；七月，土地局通知：非农业建设用地，从严控制15年；百万人城市原则上不予批地。
稍后，国家统计局公布：非农业用途所占用的耕地，是上报数字的2.5倍。
而其中相当可观的部分是圈起来晒太阳的，连是否作价充数GDP都不得而知。
呜呼！如此“大出血”式的经济增长，可以休矣！
而这，还不是中国近年来高增长的全部实质。
三、中国的“ 资本原始积累”
据海外多位专家测算，在中国1960到2000年间的年均9.4%的GDP增长中，资本投入约占4.4%，劳动力投入长约1.3%，TFP，即“全要素生产率”占约3.7%。
其中资本投入可分为政府、个人和外资三类。劳动力投入增加可理解为劳动力从低收益部门向高效益部门的转移，如农村人口流动到城里，或是国企部门到外企。而TFP中，对中国而言，有一大块内容是资源重新配置。以此来看，似乎在一一印证有关人士对经济“虚假”增长的指谪。现引如下：
近几年来，仅管国民总财富并没有增加，但财富的转移速度之快却是前所未有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农村向城市转移。
农村的财富大量向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转移， 以农村的衰败为代价，烘托城市的增长和繁荣。
内地向沿海转移。
内地，尤其是西部地区的财富大量向沿海地区转移，以内地的衰败为代价，烘托沿海的增长和繁荣。
地方向中央转移。
1994年的税制改革后，各级地方政府的收入明显减少，中央政府的收入明显增加。这是造成近几年中共官方所谓“腰杆子硬了”、“敢与西方叫板”、以及大叫要对台动武的直接原因之一。
全国向首都转移。
中央政府的财力增强后，加大向首都投资的力度，1998-1999年为迎建国50周年大庆更甚，使北京的面貌日新月异，给外界更加明显的虚假繁荣景象，50周年大庆时达到巅峰。
企业向政府转移。
近几年，企业的税赋明显提高，效益普遍下滑，亏损剧增；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却大增。当局还采取一些强力措施（如打击走私），使客观上“藏富于民”的现状成为历史。
穷人向富人转移。
近几年，财富从穷人（含平民）向富人（含官员 ）转移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加上当局加大对穷人进城的驱赶力度，以及富人的高消费等都给人以虚假繁荣的感觉。
内部向外部转移。
过去，中国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公众不易看见的工业企业内部。现在这些企业的财富（含折旧）加快向高楼、汽车、场所等公众易见的外部转移；代价当然是这些企业的衰败、破产、工人失业等。
囊中向脸面转移。
近来，为了炫耀政绩，各级政府大搞形象工程，将囊中的所有积蓄都用在“脸面”上，甚至寅吃卯粮。更有甚者，大连市长将老百姓的养命钱 ─ 退休基金也敢挪用，以捞取包多的政绩并讨好中央向上爬；至于后果，则由后任者来承担。
此外，本届政府在寅吃卯粮方面创下了中国历史的新高，成为虚假繁荣的主要动力所在。其形式有：
大发国债
一年发行几千亿国债，而不考虑今后如何偿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中共创下的又一奇迹。真不知下届和下下届政府如何收拾局面。
提前收税
不少地方的税务机关为了完成上级强压的税收任务，向企业征收明后年的税；或以高息（年息20%）为诱饵，地方政府出面，向当地百姓借钱交税；或向当地金融机构施加压力，货款交税。至于今后如何偿还，则不管不顾。这可能成为今后几年地方财政危机和政府与民众冲突的导火索。
大借外债
近几年，当局以虚假繁荣为信誉，大举借外债。迄今，登记外债已达1400多亿美元，还有大量没登记的外债。外债好比兴奋剂，使中国经济的虚假繁荣更甚。至于今后如何偿还，广信事件已有先例，找个理由不还你又怎么样。
哄抬股市
尽管近几年中国多数上市公司的真实业绩差强人意，甚至每况愈下，但股市却一路飙升、红火异常。这在当今世界又是一大奇观。为何能达到如此效果？细究不得不佩服中共官方手法的高明和气魄的宏大。
有关方面不断制造利好消息，诱导大量游资入市，就连穷人的养命钱（如失业下岗人员极其微薄的存款）也鼓励入市。制定各种鼓动入市的优惠政策，比如：不断降息；存款利息征税而股市户头的收入则不征税；同时让保险资金入市；等等。
杜绝其他投资渠道。比如，不允许民间集资、借贷；严格限制企业 发行债券；打压期货交易；严禁外汇买卖；等等。
此外，在对外方面，中国有关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
-- 畸型外贸。为了换取外汇，不惜一切代价，大搞亏损出口、补贴出口，使中国经济大失血。这是大量国企、集企、乡企，乃至私企亏损倒闭的重要原因所在，也是银行呆坏帐的重要原因所在。
-- 畸型外资。一位业内人士曾经对中国加入WTO前后国际社会普遍看好中国前来投资的心态评论道：“大笔大笔的钱流进去了，有谁见流出来的？”“华尔街日报”最近载文(《外资不是中国的万能药》)论述说大量的外资恰恰说明中国内部不经济，如国家银行只去补国企的漏洞，而不支持非国有企业；从而造成后者就是外资主要的流向。如此来看，外资似乎都是在间接地填大陆国企的“黑洞”。还不止是企业的“黑洞”，中共官僚阶层从金融系统内部中饱私囊的成份也不容忽视。比如前不久，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xx证实被撤职并受到调查，据传与中国银行纽约分行高层涉及在美国洗黑钱有关，中行因此而受到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巨额罚款。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这些论述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国有资产通过“权力经济”（很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国所谓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实际是“权力经济”）向私人口袋运动的过程。
中华民族在流血……
肮脏的经济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是全民族范围内道德的沦丧。
(正见网，未完待续)
2002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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