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我叫李建辉，今年49岁，现居挪威博德市。
修炼收益
我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个好人善良的人。我一直在寻找这种做好人、善良人的真理，当我读了《转法轮》这本书后，我终了明白了很多人生的真谛，找到了能使自己做个更好更善良的人的一条道路。从此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在修炼中，我按照法轮大法的法理真、善、忍去修炼，真正的使自己不断根除私心，根除思想中的邪念、恶念，使自己的道德得到了升华，心变善了，变宽了,身体也变好了。修炼至今从未病过。过去做事待人总是为自己着想，现在做事首先想到的就是为别人好，不去伤害别人，无私无我。我感到我自己的生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没有了由于私心所带来的烦恼和痛苦，每天都生活的非常愉快，心里总是充满着善心美好。我的家庭也因此而变的和睦了。正因为大法给我们家带来了美好，我的太太和女儿也一起走上了修炼的道路。
我太太原来有许多疾病，几乎每周都要去看病，我也被此搞得也忧心忡忡。但她修炼后，所有的病不治而愈，身体变好了。女儿通过修炼智慧超人，在学校学习成绩非常优秀。自我们修炼后这9年，我们都没得过病，真正体会到没有病的幸福。
我们家只是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受益无穷的千百万个家庭中的一个。在中国大陆，法轮大法使上亿的修炼者身体健康，思想道德升华了，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都是百利而无一害。这么好的大法却在1999年7月20日遭到了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政府的全面迫害，至今已达七年之久。
遭受迫害
1999年7月20日，中共（前）主席下令对那些自愿做法轮功联系人的学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逮捕。全国的媒体也开始对法轮功进行大肆的污蔑。我不明白，明明是一个好的功法，为什么被说成是坏的。第二天，我到深圳市政府信访办去上访，告诉政府我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健康，道德升华的真相，请政府不要迫害法轮功。
然而，我却因此被警察当场绑架监禁。他们派4个人来监视我，限制我的人身自由，10天后我从他们的监禁中逃了出来。
1999年9月29日，深圳市610办公室（一个中共为镇压法轮功而成立类似盖世太保的组织）和深圳市警察局再次对我進行非法绑架，关押在深圳市福田区看守所。
这个看守所关押近1500人。在关押期间，我们被迫強制作苦劳役，每天从早上7点30分至夜里12:00点或1:00点。每天劳役长达16个小时。我们被逼着缝制出口皮鞋，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晚上睡觉是挤在一块侧身睡，我的脸紧贴别人的脚睡，晚上还要值班1一2小时。
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役，我们手指变型弯曲，不能伸直，谁要不服从，就用钢鞭打。
我们仓里有两个人不服从管教，就被警察在众人面前将他按在地上，用钢鞭狠狠的打屁股。这种钢鞭里面是钢丝，外面套胶管，直径有4cm。打在身体上，表面看着不严重，但里面会伤的很厉害。人被打上5一10鞭后，就爬不起来了。受过这种鞭打的人，屁股变成紫黑色，人不能坐不能躺，2个月都无法痊愈。
我就是在这样的恐怖中，被迫从事苦劳役。有一次，我还被强迫连续干了56个小时（两天半）的活，直到人倒下不能动了。这种劳役的强度是一般人难于想象的。
无处伸冤
2000年2月30日，中共非法强制给我判4年徒刑。我没有做坏事，也没有犯任何罪。检察院一位姓龙的检察官来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个很好的人，你没有犯罪，你是被冤的，但必须判你，这是政治的需要，上面(指中央和广东省)指示一定要判你，我也没办法。
审判前，我的哥哥为我请了一位姓许的律师，我太太也为我请了一位姓曲的律师。这俩位律师答应为我辩护。曲律师为这个案专程到北京邀请司法部和法律界的一些专家、学者开了个研讨会，与会者从宪法和法律上充分论证我没有犯罪，应该无罪释放。曲律师写好了无罪辩护词。
当法院知道两位律师将为我做无罪辩护，立即通过司法局和公安局，通过施压和流氓手段，不让她们为我出庭辩护。也不允许她们再和我见面。深圳市司法局和法院剥夺了我请律师的权力后，法院给我指定他们的律师。开庭时，法院不允许我的家人和律师在场。我只能为自已辩护。
庭审时，我让检察官举证我做了什么犯罪的事实。检察官却跳起来说：“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证据，如果有证据就不是这样了。”由此可见，这种审判是见不得人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从上到下，遍及全国的，完全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我们从来都不讲法律，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中共政权在完全没有任何事实理由，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于2000年2月30日非法判我4年徒刑。
2000年12月8日，我被送到广东省英德监狱。12月23日，又被转到广东四会监狱，然后我被直接送到严管队去迫害。在严管队，我不能和任何人说话。他们在我睡觉的床上面安装了一台摄像机，全天都有人监视我，不允许任何人跟我说话，每天都有专人记下我一天的工作、活动，说了什么话都必须上报。每天从早7:30到晚上12:00我被强制劳动，在工作了15小时后，回来还要写思想认识，甚至有狱警来给我洗脑到天亮，不让我睡觉。他们还经常让我看造谣诬蔑大法的电视。每天我只能睡2、3个小时。长达几个月。这种从精力上的摧残，使人精神恍惚。
除此之外，他们使用多种折磨我的方法。在炎热的夏天，我被强迫在烈日下曝晒操练，从早上7:00到下午6:00。这种操练完全是一种超体能的折磨。有一次，他们强迫我绕圈快跑，一个多小时不让停。最后我感到天旋地转，象虚脱一样，晕倒过去。
有一次要我读诬蔑大法的宣传资料，我不读。4、5个狱警冲上来把我的手架到后背，拿着电棍照我的脑袋打。还有一天晚上，狱政科长(监狱610办主任)张磊光来给我洗脑。理屈时竞暴跳起来，他拿着带尖的雨伞棒来戳我。他发现根本就动摇不了我对法轮大法的坚信，就罚我“单蹲”。单蹲就是只让一只脚的脚尖着地，整个身体的重量都落在这脚尖上。狱警叫一个犯人坐在离我2米的地方监视我。这种酷刑使人蹲半小时就受不了，疼痛难忍。他们强迫我蹲了十几小时，那种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我现在都很谁想象我是怎么挺过来的。
在严管队关押期间，他们派人轮番找我谈话,给我洗脑，让我放弃信仰，天天写认识。有时只让吃2两饭，不让吃饱。上厕所大便只给3分钟，而且还有专人监视着。
我们经常遭到狱警的漫骂、恐吓：“打死你们这些炼法轮功的，就象打死条狗一样不用负任何责任。”
在漫长的牢狱生涯中，我就是在这种肉体和精神的残酷折磨中，在极度的恐怖中度过，生不如死。在严管队里，我还看到一个从河南送来的法轮功学员叫杨春勇，非常坚定，狱警就给他带手铐和脚镣，脚镣重达50-60斤，然后在水泥地板上拖，屁股被磨掉一块肉，后来伤口都化脓长蛆，最后他被送到大西北新疆去了。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在非法刑期的最后100天里，我被送到严管队关禁闭，就是被关在一个很狭小的屋里。小屋黑暗潮湿，充满臭气，睡在很小的冰冷的水泥台上，旁边就是蹲厕，屎尿都拉在这里。几百只蚊子整天叮你。
在这里，我被限制使用任何物品，没有毛巾、牙膏、牙刷、香皂等，每星期只能洗澡一次，整个人都发臭。在地上画了个小圆圈，每天早上5:30开始到晚上12:00，就被迫站在圆圈里，不准动。每天站17个小时，全天24小时都有人监视我。很多受到这种酷刑的人，这样站了一两个星期后，两小腿就会肿胀，发紫，如不及时治疗消肿，肌肉就会坏死、溃烂。就这样他们强迫我站了100天。就连看管我的犯人都说：“共产党用来折磨你的手段，如果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早就垮了，不知你是怎么走过来的。”其实，我就是靠对真理的坚信和对神佛的信仰走过来的，直到刑满释放。
逃离中国
在4年的牢狱中，每天都承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当我从牢狱中出来时，己被迫害成满头白发。
在中共政府对法轮功7年的迫害中，被迫害致死的有近3000人，致残者不计其数，有几十万修炼者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多少家庭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在刑满释放后，警察得知我仍然修炼法轮功，于是准备再次抓我判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些，我与太太逃到了泰国。后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下，辗转来到挪威。
我的呼吁
在此我感谢联合国和挪威政府对我们的帮助。能从魔窑中走出来，并被民主国家所接纳，我们是幸运者。然而此时我想到那些还在魔窟遭受折磨的法轮功学员。我希望国际社会共同谴责中共的暴行，尽快终止这场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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