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英自述在中国遭受的酷刑

【圆明网】我叫戴英，今年四十八岁，在中共政府对法轮功迫害的七年里，我被非法判刑三年劳改，后又被非法劳教二年。在这五年中，我遭到中共恶党警察的酷刑摧残，导致我至今左眼失明，上、下牙齿松脱变形错位。

在这里，我要把中共政府对我的酷刑摧残迫害向国际社会揭露，让国际社会及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共政府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同时认清中共政府邪恶本质的真实面目，不要被中共政府的谎言欺骗，不要对中共恶党抱任何幻想，更不要被中共政府所利用。下面是我所遭受的酷刑迫害经历。

被关押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我们到深圳市政府信访办去上访，当时就遭深圳警察的绑架，我丈夫被警察秘密关押，十天后我丈夫成功的逃出警察的监控。

九月二十九日我丈夫和我又遭深圳警察的绑架并被非法搜家，我们被关押在福田区看守所，在家人的营救下，十五天后我被取保候审，而我丈夫则被继续关押迫害。

由于我先生李建辉坚持信仰“真、善、忍”，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深圳市政府把我先生的名单上报到广东省和中央六一零办公室，迫害在一步步升级，深圳市检察院的检察官告诉我先生：你没有罪，但必须判你，是政治需要，是上面需要判你。

开庭前，我为先生请了深圳市新世纪律师事务所的曲律师，李建辉的哥哥为他请了一名姓许的律师，由她俩共同为我先生辩护，她们阅读完卷宗后，认为我先生并没有犯罪，曲律师又把卷宗拿到北京市邀请法律界权威专家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专家们从宪法到法律全面论证，认为我先生根本就没有犯罪。这样，曲律师和许律师决定为我先生作无罪辩护。可是在开庭前两天深圳市法院知道律师将为我先生作无罪辩护，深圳市政府通过警察局出面阻拦许律师不准她为我先生辩护。再由深圳市司法局出面强迫曲律师与我解除聘约，不准她出庭为我先生辩护，也不准两名律师和我们家属出庭旁听，而是由法院指定的律师为我先生作有罪辩护。

中国宪法规定任何犯罪嫌疑人及家属有权聘请律师为其辩护，而深圳市法院却知法犯法。说白了，它们就是在迫害法轮功，它们对法轮功从来就不讲法律。就这样在二零零零年二月底，我先生被深圳市福田区法院非法强制判刑四年。整个审判过程是违反宪法没有法律依据的。

为此我要到北京国务院上访，为法轮大法和大法修炼者说句公道话（上访也是中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二零零零年三月五日我到北京去上访，被中国警察扣押，送回深圳市，被关押在深圳市福田区看守所。

酷刑迫害

在中国，在中共的统治下，是没有任何人权可言，所以中共领导人在国外公开场合下都说：我们是不讲人权的，我们讲生存权，中国政府给人民的权利只能是动物的生存权，你要不顺从它，生存权都给你剥夺了。法院可以违反宪法、法律，不需要任何依据强制判一个好人有罪，而我想为我先生向政府说句公道话也有罪，被关押等待着判刑。

为了抗议迫害，我只好，也只能，用绝食来抗议。第三天后看守所的警察开始给我强行灌食，灌食已经成为狱警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手段。

他们强行将我架到门外，四、五个人将我按压在地上不能动弹，用很粗的胶管来插鼻孔，插得鼻子直出血，插不进时，他们就用螺丝刀将我的牙撬开，再将一根削尖的大竹筒用力插入我口中，当时我觉得口腔象裂开似的疼痛，接着他们开始强制灌食或浓盐水。当时我感到很憋气，口鼻不断往外喷食和鲜血，喷的满身都是。每次灌完后，人就象死了一次一样。每二、三天灌食一次。

他们灌食的目的不是为了我的生命安全，完全是摧残折磨我。有一次我紧咬牙关就是不松口，看守所警察周医生就用一把大号的镙丝刀使劲撬，结果撬倒了我两个前牙，其它的上下前牙全都松散。

我邻仓有个叫江晓文的法轮功学员也被他们撬掉了两个门牙，我亲眼看见在同仓有个叫薛爱梅的法轮功学员，就被警察野蛮灌辣椒油、辣椒面，每次她回仓时口、鼻、脸都是血迹、身上是辣椒油、食物等。由于我们并没有犯罪，而遭到非法关押，我们大家都拒绝穿看守所的囚服，福田区看守所的恶警李小峥、张管教、盂管教等男女警察来了十几人把我们二十多名女法轮功学员的衣服全扒光，还有一名女法轮功学员被警察扒光衣服推到仓外去给男犯人观看，侮辱她的人格。

除此之外，我们在看守所后每天都被强迫劳役，用手工缝制皮鞋，手指都打出血泡，变形弯曲。产品全部出口到美国、欧洲等。从早上七点半到晚上十二点，甚至到凌晨一点，每天晚上还要再值班一至四小时，周六、周日也从不让休息。三十多平米的监仓内有个蹲厕，还关了三十多人，睡觉要侧身睡还要一个头朝上一个头朝下，交叉睡。吃的是发霉的米饭，在这里从来就不把你当人看。

不久，我被中共恶党非法强制判刑三年牢狱。于二零零一年三月八日，我被转送到韶关监狱（现广东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由于我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不认罪，入监后，每天由姓骆教官、戴主任、队长郑珠娥、队长蔡广平、林干事、杨干事轮番跟我谈话。他们软硬兼施，恐吓、谩骂、强制给我洗脑，经常强制我看污蔑大法，污蔑师父的电视。当我表示不放弃法轮大法时，他们就罚我面壁而站，不让动，不让坐，不让睡，除了谈话，写认识，就是罚站。这样到了第三天，我实在支持不了就倒下去了。她们把我叫起来，再继续站，再倒，再站，再倒……一直到站不起来，她们才让我睡一会。过后，再接着站。长期如此。不让我睡。偶尔，一天只让我睡二、三个小时。即使只允许我睡这二、三小时，也是让两个有传染病的犯人夹着我，睡在地上。她们一个有肺结核病、一个有皮肤病，全身糜烂。以此来折磨和威胁我，让她们把病传染给我。

有一次开大会把我押到台上骆教官当着几百人说，“她是炼法轮功的，谁也不许跟她说话，也不准任何人给她物品用”，也不让我买任何日用品，上厕所只能用水洗。平时由三、四个人夹控我，无论是去吃饭、上厕所、洗澡她们都紧跟着，处处刁难，谩骂污辱，每天二十四小时都记录我的言行汇报给队长。

我不放弃信仰，于是经常被警察用电棍电，还恐吓我说“再不转化，就送到大西北去”，大西北是在中国的西北部，那里荒无人烟，与世隔绝的集中营，关在那里的人很多都消失了。

在短短一个月的折磨下，我得了高血压（以前血压一直都正常）超过二百二十，精神恍惚，血压居高不下。就这样他们还逼着我每天劳役十四小时，完不成任务还不让休息，生产各式皮凉鞋，穿圣诞树上挂的灯珠，在这种高强度的超长时的劳役下，整个人疲惫不堪象散了架一样。

骆教官看我还仍然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有一天她对我说：我对你太客气了。并威胁我说将把我和一个精神病人关在一个禁闭室里，让那个精神病人把屎尿往我身上涂，让我考虑十五分钟。我表示：我不怕！骆教官只好作罢。

眼睛致残

几天后一个晚上大约十点，林干事和三个重刑犯人把我架走，带到一个地下室，三个犯人将我按倒在地上，压住我不让我动，林干事拿着电警棍开始电击我，在我的穴位上或敏感部位电击，如电击我的太阳穴、人中穴、颈椎的中枢神经、多处电击。我发出惨烈的叫声，脑袋被电的象裂开一样，浑身疼痛难忍，站不起来，这次被她们电击长达三十、四十分钟。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眼睛看东西就象在云雾里一样，啥也看不清，这是他们电击我直接导致的结果。在我的强烈要求下，郑队长和杨干事带我到监狱外的黎市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眼底视神经有多处出血点，左眼视力为零。医生说已无法治好，很快会失明，而且还会影响右眼，现在右眼视力为零点一，左眼视力为零。

中共的迫害给我个人和家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使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和丈夫坐牢了，十四岁的女儿无人照顾，我的母亲也在这场迫害打击中去世，去世的消息一直被监狱压着，不让我知道。

在监狱里参与迫害我的犯人刘成还对我说：你还不算惨，宋平被折磨的更惨，你只是她的十分之一，电宋平时往她身上泼水，全身湿透，几支电棍一齐电，人都被电的弹到墙上又被弹到地下来，再电，浑身是伤，很惨，她已被整的不能吃东西了，送去医院了。

我的眼睛都被他们电瞎了，广东女子监狱仍然强迫我每天从事超负荷体力劳动。家里人来监狱看我都由两个狱警押着去，会见室是用玻璃与外界隔开的用电话与外面通话，我的背后还有一名狱警拿着一部份机同时监听，并同时录音，不准将里面遭到的迫害告诉家人，如果说出半句里面的情况，电话立即被切断，以后不准接见，所以一个人关在里面是外面的消息进不去，里面消息出不来。一直到我刑满前两个月，才同意我保外就医，让家里人来接我回家。

回家后两个月刚过，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十点，深圳市六一零的恶警王翔带着二十几个警察闯入我家里，把我和先生又绑架到福田区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认识了王素芹，六十七岁，也是法轮功学员，她告诉我：深圳市六一零的警察提审她时，把她铐在小房里，在很冷的冬天用风扇不停的吹她达两天两夜，不让吃不让睡。她还告诉我：她女儿叫李晓秋，也关押在福田区看守所，女儿也遭到深圳市六一零警察非人的折磨，女儿让人传了个纸条给她说：我不会自杀，如果我死了，就是他们整死的。

在三水妇教所的见证

由于我没有被所谓的转化，刚被释放两个月，又被非法强制我劳教两年，被关押在三水广东省女子劳教所一区第三大队。

在三水劳教所，我被关到一个小房间里进迫害，门窗都用纸糊住不让外面的人看见。受到了谢所长、唐所长、葛科长、陈科长、孙队长、唐大队长、张队长、刘艾等恶警的迫害。

她们不让我给家里人写信，也不给家里人来见我，对我强制洗脑，轮番谈话，天天写认识，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这种在精神上的折磨和洗脑是最痛苦的。我看到有些学员被她们洗脑后，人马上得了重病，有些人连路都走不了，还有三十多个学员被迫害成高血压。我还看到有个女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精神失常，恶管教仍不通知家人；还有的被迫害的骨瘦如柴；有的在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时，就转移到别的地方。每次转移这些学员时，狱警把所有人都赶进房间里关上门，然后由警察和吸毒犯用毛毯裹着生命垂危的学员从楼上抬下来偷偷摸摸送走，送到哪里去没有人知道。她们到底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每天还被迫劳役，分拣垃圾，这些垃圾都是从香港运来的，又脏又臭，让我们从这些垃圾中将塑料、金属分拣出来，这些活在外面是没有人干的，这里却逼着我们干，每人每天还有任务，完不成的就加期延长劳教时间。

二零零四年五月的一天，我们法轮功学员，约一百六十多人，被集中关在一个大会堂，来了很多警察，由佛山市人民医院的医生来给我们打针、体检，当时我还问孙大队长：为什么只给法轮功学员做，而不给吸毒学员和其他在押人员（卖淫、偷盗等）做？她说：“她们想打针都不给打，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心。”这时上来几个警察，押着一个法轮功学员强制打针，这位学员当场就晕倒了。

看到这情景我们大家都抵制不配合，我就没打，但仍有部份学员被打了针，警察看到大家都抵制就只好作罢。

几天后，警察就变换手法，化整为零把几个法轮功学员，几个学员的带到劳教所医务室，仍由佛山市人民医院的医生来体检、抽血、心电图、照X光等。这些设备是由佛山市人民医院带来的有的安装在豪华大巴车上。

医生给我做心电图时，好象发现什么，详细的问我是不是心脏有问题？我说：我被迫害三年，遭受酷刑，心脏经常间歇。在做身体检查时医生还特意在我的肾部位又压又敲，还问我：痛不痛？我还被他们抽了很多血。我问医生为什么抽这么多血？医生说要做很多项目的检查，最后全部法轮功学员都被他们体检、抽血了，连精神失常的学员都不放过。而其他劳教人员（非法轮功学员）却不用做。当时我们就知道，他们的体检并不是为了我们的健康。

体检后，我发现有些学员不见了，我不知道她们去了哪里。狱警说：“如果你们不放弃法轮功，也会把你们转移到别处去。”

那些被转走的学员，我再也没有听到她们的消息。结合最近曝光中共活体摘取盗售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我才知道他们的阴险。

在三水妇教所的长期的迫害下，使我的精神处于崩溃状态，使我的血压高达二百五十，经常晕倒，劳教所知道我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怕承担责任，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她们就让我家人来接我回去，保外就医。

脱离中共魔掌

二零零五年九月七日晚，深圳市六一零的恶警又开始新一轮对我们迫害。在恶警到我家之前，我们得到消息，迅速离家出走。我们前脚刚走，他们后脚就到，扑了个空，然后他们仍不死心在全市大面积，多地点搜捕我们，用电讯跟踪我们，在出入深圳市的路口通道用摄像机跟踪搜捕我们。

我们在外流离失所近两个月后，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了泰国，来到了联合国难民署。我们把法轮功在中国遭到迫害的真相及我们的遭遇告诉他们。在难民署的帮助下，我们终于逃脱了中共魔党的迫害，来到了挪威。

我们在此感谢联合国和挪威政府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同时呼吁世界上一切善良正义的人们、正义的政府共同努力制止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